沙滩百年树人的教育模式
沙滩文化陈列馆
冯骥才曾说过：“教育好，可以使文化浅的国家很文明；教育不好，却能使文化古老国家的人文明程度很低、素质很差。”
什么教育是好的教育？答案不应只是书本上的应然标准，而应以实然的实践标准来衡量。
贵州古代最好的教育模式在哪里？不在闹市省城，而是在距省城贵阳近200公里、距遵义县城南白镇45公里的一个方圆不过3公里，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沙滩。沙滩教育模式证明，只要具备发展教育的基本条件，不论城乡，都可以办最好的教育。
乾隆三年（1738年）任遵义知府的山东历城人陈玉壂上任后，见遵义山间多槲树，乡民只用来做燃料，而他家乡一带乡民却用这种树的嫩叶放养山蚕，获利极丰。于是，历经5年反复，3次从山东引进柞蚕养殖技术和缫丝织绸技术。经陈玉壂的大力提倡，并由官府为蚕民和丝织工提供资金，使养蚕业和丝织业在遵义城乡逐步发展起来，乾隆八年（1743年）秋天，收茧即达800万斤。遵义蚕丝业的兴起，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不仅本府、本省的商贩往返于各地场镇，还引来了“秦晋之商，闽粤之贾”，商人们把槲茧“捆载以去”，与桑丝混合织成名贵丝织品，遵义丝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这为贫苦的遵义人民开辟了一条通向富裕之路，民间渐趋富裕，为办教育创造了经济条件。清代贵州省辖十二府、一直隶州、三直隶厅，每届乡试举人名额48人，遵义一府每届中举者达十二三名，远胜于其他府、州。
黎氏入黔始祖黎朝邦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举家由龙里县迁至沙滩。黎朝邦为明朝廪膳生，虽然隐而不仕，却开始在家设立塾馆，开创黎氏家学先河。朝邦四子怀智，曾任黄冈知县，明亡后弃官归隐，落发为僧，拜临济正宗破山海明大师的高足丈雪通醉为师，丈雪曾住持成都昭觉寺，在沙滩禹门寺传禅弘法12年，暮鼓晨钟，召来了许多高人雅士。怀智大哥怀仁之子民忻，曾受业于著名学者来知德的高足胡某廪生，精《易》学，曾任广西河池同知，明亡后隐于家，设馆授徒。黎民忻曾口头订下族规：三世不应清朝科举。此后黎氏三代以教书为业，三代人果然未应清代科举。到黎国士（1707—1762年）邑庠生，为黎氏应清科举第一人，曾设馆授徒以资衣食，国士先生治学教规极严。国士之子黎正训（1728—1773年）为县学廪附生，曾在家乡附近的九龙场、黄池、白泡塘、双车坡等地设立塾馆，教育乡邻子弟，后离家入川，在射洪、灌县一带团馆授徒。正训之子黎安理（1751—1819年）自幼随父就读于私塾，得其家传，尤精于《易》学。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中举，曾任山东长山县知县。黎安理虽一度外出做官，但其大半生经历均以团馆授徒为业。在禹门寺清幽的静室中，办起了黎氏家塾，取名为“振宗堂”，意在以教育振兴家风，对儿孙辈课督甚严，其子黎恂、黎恺，其孙兆勋，外孙郑珍等，均亲聆教诲。在黎安理的苦心经营下，黎氏家学日渐显闻，沙滩文化开始孕育而成。在黎氏家学中，黎安理长子黎恂（1785—1863年）是承上启下，为沙滩文化奠定坚实基础的关键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兆勋等均出其门下。以后，绥阳举人杨开秀亦执教于沙滩，培养了黎兆铨、黎庶昌等一大批黔北名士，在清代贵州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篇章。当时沙滩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禹门寺，读书堂，孰为师，黎与杨，六十年，前后光，两夫子，泽孔长。”歌颂黎恂、杨开秀的教育之功。如果从黎朝邦办私塾起，到黎恂、杨开秀，沙滩文化现象是10代教师努力的结果，历经260多年。这是典型的“百年树人”的范例。
自黎安理一面在禹门寺设塾授徒，一面在故居建名为“锄经堂”的藏书楼。他的长子黎恂在浙江桐乡知县任上，因丁忧返里，用薪俸购买几十箱书籍，藏于锄经堂中，让门生及族中子弟取阅。黎庶昌出任驻日本公使时，在日本征得国内早已佚亡的宋、元绝本图书20余种，汇刊为《古逸丛书》200卷带回沙滩。又运回其他古籍数万卷，收藏于拙尊园中。另外，黎、郑、莫三家著述宏富。据著名学者黄万机先生初步统计，截至民国初年，黎氏专著69种（刊行39种，430卷；《华盛顿传》未记卷数）；郑氏专著58种（刊行25种，I44卷）；莫氏著作30种（刊行20种，176卷，其中《遵义府志》48卷，《樗茧谱》注1卷与郑氏合纂合著，《黔诗纪略》及《后编》各33卷与黎氏合纂）。三家合计（除去重复）有各类专著153种，其中刊行80种638卷，大约1200万字。据黎铎考证，清末号称藏书最多的是贵阳学古书院，所藏图书只有数千卷。而到黎恂时，锄经堂藏书已达三万册，七八万卷。到黎庶昌时的拙尊园，藏书已达十几万卷，成为全省藏书最多的图书馆。此外，郑珍的“巢经巢”藏书楼，有古籍五六万卷，其中海内孤本数十种。这些藏书，哺育了沙滩数十位学者文士。
黎氏入黔至今已有17代人，黎朝邦长子怀仁曾立下家训：“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率子弟；在国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僚；在乡党不可一日不以正直化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凡百所为，敬恕而已。”自此，树立了儒家思想治家从教的传统。黎安理时，后任山东布政使的王青莲来馆就学时，带着书童、伙夫十分阔气。黎安理将其拒之门外，不予入学。王父问其故，黎安理说：“我不能接收尔等阔子弟败坏学风，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我的学生是要扫地抹桌，自己料理生活、勤奋上进的）。”王父乃遣回书童、伙夫，愿遵学规就读，才同意其入学。黎恂说：“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我以进士为读书之始。诚得寸禄了三径资，事亲稽古，吾志也。”黎汝琦经常对学生和家人说：“读书须知富贵利达末节，可当修其孝悌而已，读书而不显扬，命也、数也；读书而不知务本，禽也、兽也。”黎迈在其《工隐庐随笔》中有“青年人社会四要”：“一、言谦信、行笃敬，走遍天下无逆境；二、废虚文、求实学，走遍天下有工作；三、善知己、贵知人，走遍天下得同情；四、明权利、识义务，走遍天下立得住。”难能可贵的是，沙滩历代教师，立下的这些家训和教规，并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通过言传身教，并特别重视劳动教育，把学会做人教育落在实处。
这种“事必求是，言必求诚”的教育模式，再加上沙滩家庭即学校，学校即家庭，执教者又都是父兄伯叔，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不存在管教脱节的情况，沙滩子弟受教育的效果就更好了。
就是从今天的眼光看，沙滩教育在面向全体学生，把教育贯穿于子女成长的全过程方面；在以德育为本，把学会做人放在第一位方面，在百年树人方面，都有很成功的实践经验，值得总结，值得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