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白云区的土改工作
作者于土改时的留影
那是1950年春，我去省委工作团报到，参加贵筑县白云区搞五大任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和土改工作。
白云区原先称沙文区，是贵筑县所辖的第六区，是解放初贵州省委搞农村五大任务的试点区。当时，贵州匪乱严重，白云区的匪情也十分严重。在警卫部队的协同下，工作队员深入全区各个村寨访贫问苦，广泛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开展清匪反霸斗争。形势稳定后，警卫部队撤离，队员们便进驻各个行政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各项工作。
经过一年艰苦斗争，在完成“五大任务”后，白云区又成为省委在农村开展第一批土改运动的试点区。
当时省委书记苏振华和省委副书记徐运北深入到白云区了解土改运动情况，亲自指导我们的工作。下面，特举苏政委教导我们分清地主阶级中不同的情况并分别用不同的政策进行处理的两类事例。
正确对待开明人士
苏振华书记、徐运北副书记在给我们作报告的时候，十分强调充分发动群众，特别要把贫雇农发动起来。要执行好贯彻好党的土改政策，要把开明人士从地主阶级中划分出来，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地主阶级中有恶霸地主、守法地主、开明士绅。即使恶霸地主，也还要大小分清，区别对待，主要打击的是地主阶级的当权派的顽固分子。根据两位首长的报告精神，我所在的麦架桥工作组讨论研究划出了两位人士作为开明士绅。一位是下堰村的李公衍先生。根据是：1947年春，其五弟李侠公（解放后任民革贵州省委主委）为母奔丧，从苏州回到久别的故乡——贵阳市白云区下堰寨（村）。尽孝的李侠公先生时刻没有忘记国家大事，他对其四哥李公衍谈起了国事：“从时局发展来看，国民党腐败透顶，全国老百姓恨之入骨，必然要完蛋的。共产党爱国为民，深得民心，必然胜利。这是大势所趋，我想，你这个贵筑县长不要当了！”
李公衍对五弟的话听得人耳，表示：“立马去辞掉这个县长职务！”但又担心地问：“共产党来了，要打土豪、分田地，究竟是怎么个分法，怎么个打法？”李侠公说：“共产党的作风绝不是国民党的作风，是非分明，只要不依附国民党政府作恶，不鱼肉乡里，在地方上少有仇恨，能为乡邻谅解，对这样的人，共产党都会把他们看作开明士绅，当作团结对象。”李公衍先生对“开明士绅”很上心，忙问：“我够得上开明士绅不？”李侠公回答：“你人虽然是地主，但共产党把地主分为恶霸地主和开明士绅。只要自己不做恶事、坏事，投向人民，就巴不上土豪劣绅，自然就不会遭到打击，如果保守顽固，尽做坏事，自然就会成为土豪劣绅，受到打击。”李公衍听了频频点头，表示认同。李侠公先生向四哥还一再说明，共产党来了，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地契这些东西没有用了，你要带头交出来……此后，直到贵阳解放，李公衍先生自动减租减息，接济生活困难的乡邻，减免借贷。据此，在划阶级成分时，就采取由农民协会代表将其划定为“开明地主”，面告其本人，并问他“有什么意见？”李公衍连说：“要得。”并立即起身将田契房契等契约全部拿出交给农协代表……土改后当贵筑县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李公衍先生当选为县人民代表！
第二位是摆矛村的陈职民先生。他是我们党多年的老朋友，为革命做了有益的贡献。如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全力支持其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的儿子陈明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期间，支持其在杭州浙江大学读书的女儿陈明瑜、儿子陈明达参加革命活动；在贵阳组织商人抗日会，开展抵制日货活动；在黔南事变中，国民党要实行“焦土抗战”，准备火烧贵阳。他当时是省商会理事长，主动去找省参议长平刚等商议，向各方呼吁，制止了国民党军队打算“放弃贵阳”、“火烧贵阳”的惨剧发生，受到了各界的赞扬。贵阳解放前夕，与工商界著名人士张荣熙、冯程南、蔡森久等，积极参加“贵阳临时治安委员会”的活动，为迎接贵阳解放作出了贡献。
解放后，陈职民先生受到了苏振华书记和省市领导的接见。此后，他积极动员、组织工商界人士学习《共同纲领》和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沟通和促进了工商界与党和政府的关系，主动靠拢党和政府，为恢复生产、繁荣经济、保障供给，做了许多工作。先后被选为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担任市工商联主委、省工商联主委、全国工商联常委、省和全国人民代表、民建贵阳市委主委、民建中央委员。
土改时，农民要求“把陈职民抓下乡斗争，算剥削账”，并派出民兵代表到贵阳抓人，秦天真市长（党内是省委委员、市委书记，兼城乡联络处主任）告诉农协代表和土改工作团的同志：你们告诉白肖凯（工作团团长）同志，就说是我说的：陈职民先生现在在市政府开会，他是人民政府的副市长，工作忙，不能下乡……陈职民先生当即拿出了事前准备的500万元（按当时的物价，80万元可买一头顶好大水牯牛）来抵剥削账，并表示：“如果农民兄弟还有意见，我再筹措补交……”土改划成分时，对陈职民先生在摆矛寨老家居住的低智商儿子，按“开明士绅”亲属对待。
坚决打击地主阶级顽固分子
白云区最大最有势力的地主是沙子哨的杨安华、杨恩华兄弟。省委工作团的领导，仍然对其采取争取的政策，对其进行《约法八章》和前途教育。而杨安华、杨恩华却耍两面派手段，背地里组织土匪计划在1950年春攻打省委工作团，妄图杀害工作团全体人员，以占领贵阳的北大门。恰巧在当天的午后，从遵义方向开来几百名部队战士在沙子哨宿营。土匪得此情况后，转而攻打白云鸡场、区人民政府。我全体同志虽经英勇抗击，终因寡不敌众，造成我12名同志壮烈牺牲！
经剿匪斗争将这股土匪消灭后，并在很短时间内将杨安华、杨恩华等匪首一一捉拿归案。在沙子哨街中大场坝上召开公审大会，苏振华等省领导亲自到会指导。为了将二杨的罪行公之于众，白团长要我用毛笔正楷书写“布告”。布告稿上修改处有几种墨色和笔迹，其中有一个字我认不准，即问白团长，白团长用手指指大厅旁的一间房子，我说：问哪个？你问伍同志。我进屋：“伍同志，有个字我认不准，白团长要我请示你。”伍同志接过稿子：“愤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愤字。”并把稿子退给我（伍即伍嘉谟，时任省委副秘书长）。
我用一张约二尺宽、近三尺长的大纸，经计算后，约半小时，写成第一张“布告”，拿给白团长审定。白团长又要我拿给伍同志审定。伍秘书长说：“这是你写的？”我点点头。“你抓紧时间，赶快再写一张。一张贴在公审大会台旁的墙上，让参加会的人都可以看到，一张贴到街头，让路过沙子哨的人都知道杨安华、杨恩华当匪首作恶多端的可耻下场！”
公审大会后，二杨被押赴沙子哨西边街后山下的旱田里执行枪决，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我写完布告后，和群众一起，向刑场跑去。随着两声枪响，群众发出了一片欢呼声：“好啊！这下好了！工作团为我们干人搬掉了压在头上的大石头！只有共产党真心实意为我们干人着想，敢把杨家这样有钱有势的恶人镇压！……”随后，我在看布告的群众中还听到：“共产党真是仁至义尽！连杨安华、杨恩华这样的土豪劣绅、匪首恶霸，还劝他们改恶从善，他们却阴谋杀害工作团，攻打人民政府，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真是自不量力，自绝于人民，自寻死路，罪有应得，该杀。杀了杨安华、杨恩华，方圆几十里的人家都可以安身过日子了！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为民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