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考略
贵州政要在省府梅园合影
2011年，是贵州辛亥革命100周年。100年前，贵州民主革命先行者张百麟、周素园、黄泽霖等领导的贵州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贵州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地方政权，唤醒了被压迫的贵州各民族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雄心壮志，作为中国辛亥革命的一部分，贵州辛亥革命在西南地区乃至全中国都留下了较为厚重的一笔。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未及一个月，即11月3日，地处偏僻远疆的贵州，继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之后，打响了推翻清王朝在贵州统治的第一枪，并随即趁势建立了代表民主共和的新型政府——大汉贵州军政府，在贵州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
贵州辛亥革命，虽然建立政权不到5个月，最终因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入黔扩张而导致失败。但贵州辛亥革命加快了贵州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激励了贵州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平等和翻身解放，实现贵州富强而更加勇敢奋斗。
贵州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贵州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是1911年11月3日晚，贵州民主革命先行者张百麟、周素园、黄泽霖等率领以贵州自治学社为代表的革命团体，联合贵州陆军小学、新军、卫队等军事力量，在贵阳首先树起旗帜打响的。清王朝贵州巡抚沈瑜庆，在起义部队向城内开进，无力抗击的万般无奈之下，向起义部队交出政权，承认贵州独立。11月4日早上，起义部队占领各官署，贵州宣告独立，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发布了具有民主共和性质的公订约法，取消了两千多年来封建政权对贵州人民的残酷压迫。如：见官者一律下跪磕头；一人犯事，株连九族；当权民族天生为优等民族等封建腐朽制度，使民主共和理念逐步深入贵州各民族之中，为贵州各民族的民主政治进步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贵州辛亥革命后经济发展状况。贵州辛亥革命，由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统治贵州的封建地方政权，冲击了清王朝及其地方政权闭关自守的藩篱，贵州经济得以扩大发展。如《开阳县志稿·工业》记载，双流镇农民伍芬照，每年能生产洋芋10万斤左右，县中称为“洋芋大王”，其丰收经验是选用良种，收获季节适宜。他还将洋芋加工成粉，每500斤洋芋，可提取干粉100斤，初值洋钱8元，后涨至25元，当地洋芋百斤3元，利益较厚，粉渣还能喂猪，产品远销贵阳、安顺、独山、广西等地。双流镇附近10里以内之地，经营此业的农民较多，故开阳县每年输出洋芋粉约40万斤以上。又如，由于外国油漆以桐油作主要原料，辛亥革命后，贵州的桐油销路日渐扩大。当时，美国和欧洲各国对桐油的需求量剧增，价格高涨，每百斤可卖50银元，这就刺激了贵州各族农民生产桐油的积极性。贵州辛亥革命后至今，贵州86个县均种有桐子树，并且贵州桐油年产量均保持全国前五位。
贵州辛亥革命对思想文化的影响。由于贵州人民长期受封建思想的束缚，贵州辛亥革命的成功，打开了贵州民主共和思想和新文化生活的闸门，如男子剪辫浪潮。满清军攻入关后，强令关中男子的头发要梳成长辫，垂于脑后，违抗者，轻则打，重则罚。贵州辛亥革命先驱者之一的平刚，因为把辫子剪掉，就受到满清政府贵州地方当局凶狠责打手心四十的惩罚。贵州辛亥革命成功，大汉贵州军政府选派人员到各县接收满清政权后，按照大汉贵州军政府公约之男子一律剪发的规定，未及2个月，省内男子均自愿把长辫剪掉，促进了既方便又卫生的现代男人头饰的推广和流行。
妇女放足风波。贵州辛亥革命前，在男人娶媳妇，首先要看是否是小脚才予顺利迎娶的陈观陋习的影响下，广大妇女被迫包缠小脚。贵州辛亥革命过程中，贵州辛亥革命先驱之一的贵州光懿女学的校长白铁肩（女），首先倡议组织“天足会”推动天足运动，当时的达德、复旦、贞静、蕴贞、育英、崇德等贵阳女校的师生都纷纷迫不及待迅速响应，各县的女学生也迅速起来带头响应，从而带动了贵州广大妇女冲破了陈旧的缠足陋习，使妇女的生产、生活得到了宽松解放，贵州妇女缠足现象一去永不复返。
破除迷信现象。贵州辛亥革命胜利之前，各地方进步人士为了开通民智，兴办学校。没有校址，无奈只能寻找寺庙祠堂作为校址，而社会上迷信之风盛行，会首和住持都不愿让祠堂作为校址，往往涉讼，影响教育事业。辛亥革命后，这类官司基本上是学校取得胜利，使各地兴办学校、教化智灵得到了广泛推进。
女子教育得到发展。贵州辛亥革命前重男轻女，女子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由于贵州革命党人提倡男女平权，重视女子教育，当时贵州妇女界以白铁肩、黄烈诚、谭弗侠等为首的妇女精英，怀着“从教育入手、争取妇女解放，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志，不仅倡导了“天足”运动，带头破除迷信等，还捐资筹款兴办贵州女子学校。1906年，白、黄、谭创办的第一个贵州女子学校——贵州光懿女子小学开学，截至1910年，这所小学的学生发展至上百余人，这在保守落后的贵州犹如晴天起惊雷，六月降霜雪。贵州辛亥革命胜利后，女子读书识字逐渐成为社会上普通的现象。
贵州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众多的，不胜枚举的。但从其建立政权后，不足5月便遭致失败，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反思。
一是贵州革命党人未能真正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虽大汉贵州军政府建立后，派选人员到各县接收了政权，但所选派人员绝大多数都未能真正代表当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在上，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选派人员接管各县满清政权，也只是换汤不换药，从根本上不能求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政权更替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
二是在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后的联合内阁制中，贵州革命党人采取了与政敌任可澄（普定县人，出生封建望族家庭，19岁中秀才，25岁中举人，后又考取内阁中书，在北京官场里混迹一年多，自认未发迹，回贵阳待机发展）、刘显世（兴义地方团练势力头目）、郭重光（贵州耆老会会首）等凶恶政敌携手合作的政策。使任可澄同掌握一定武装的刘显世、善搞政治阴谋的耆老会郭重光等人进一步联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一股实力较强的顽固势力，成了颠覆贵州辛亥革命的基本力量。
三是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入黔扩张。云南军阀在清朝末年把四川、贵州等西南地区作为其势力范围。贵州发生了辛亥革命，并建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阻碍了其入黔扩张剥削贵州人民的狼子野心，于是他们在任可澄、刘显世、郭重光等贵州封建顽固势力的秘密邀请下，不顾贵州革命党人的极力反对，公然以“贵州帮会林立，扰乱社会地方治安，无力维持”为由，在1912年2月29日，滇军参谋长唐继尧率军进驻贵阳，3月2日，唐派军占领大汉贵州军政府各机关，大肆屠杀大汉贵州军政府革命力量，造成贵州一片白色恐怖，少数得以逃生的贵州革命党人和在外黔籍志士，纷纷向中央政府和各省都督呼吁请愿，痛述滇军暴行。云南军阀唐继尧与此同时在贵州封建顽固势力人物任可澄、刘显世、郭重光等人的拥戴下，成立了以唐继尧滇军为首，贵州任、刘、郭等封建顽固势力辅佐的贵州临时都督府。唐继尧主政贵州不到两年，对贵州人民进行了强取豪夺。一是强行在贵州发行纸币150万元，设局加收盐厘，勤借商款60余万，致使贵州在1913年就出现了大量通货膨胀，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二是开放鸦片烟禁令，增加其扩军筹饷渠道，使深受鸦片烟害的贵州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直至1913年8月云南督军蔡锷召回唐继尧后，唐在贵州的封建军阀以统治才得以宽松，但其临走又保举了依附滇军的贵州封建势力代表人物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以此加深云南军阀对贵州的进一步影响。
四是贵州革命党人没有深刻认识到，反对云南军阀唐继尧和贵州封建官僚的联合政权，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继续，因此与全国的情况一样，提不出反封建、反军阀的政治纲领，更不能提出反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这是贵州辛亥革命也是中国辛亥革命必然失败的最深刻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