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兵临贵阳过龙里
当年红军在龙里县洗马镇粑粑街刷写的标语“组织抗日救国联军”
1935年3月底，中央红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南渡乌江执行新的机动作战指示，除红九军团在黔北牵制敌人外，全部南渡乌江。中央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基本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把敌人的主力都甩在乌江以北地区。这对红军实现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进入四川的战略意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要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当时的主要障碍是据守在云南、贵州边境一带的云南军阀部队。所以在遵义会议后取得红军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说：“只要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中央军委决定采取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策略，以便完全摆脱敌人的包围圈。于是，红军兵分两路，派出一支部队东渡清水江，向平越（今福泉）方向活动，装作东进湖南，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另一路经息烽、扎佐，集结于（贵阳）乌当白泥（百宜），开阳的羊场、高寨一带呈威逼贵阳之势。
这时，由重庆飞往贵阳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在与他的幕僚端纳、顾祝同、陈诚研究后认为，红军这一行动，一是乘虚袭击贵阳，二是仍图东进湖南与湘西红军汇合，以后者的可能性大，但这二者都威胁贵阳的安全，应确保贵阳安全为主。当时，国民党的大部队都被红军吸引到乌江以北，贵阳城里只有包括宪兵在内的2个团驻守，战斗力不太强的中央第九十九师郭思演部四个团，而且兵力大多散布在外围防守，正是空城一座的贵阳城，使敌人大大恐慌起来，把城内的蒋介石搞得手忙脚乱，他既怕红军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合，于3月31日，发出“世辰侍参筑电”的手令，要担任“剿匪军”第一路总司令何键“就近速派兵力六个以上之师，于佳（9）日前赶到贵阳待命。如能调来十团更好。”何健接到手令后，不敢怠慢：“当即转饬刘总指挥刘建绪督率二十三及六十三两师，不待接防部队，克日出发，兼程前往贵阳，听候调遣！”又于4月3日—4月5日发出“江午急电”、“歌酉筑电”“微巳电支午常参机电”；急调湖南何健部李云杰、王东原、陈光中等师开赴石阡、江口、余庆等地阻止红军东进，又令桂军廖磊部在平越（福泉）、牛场东线堵截，布置实施国民党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为防止红军攻下贵阳，又急令云南孙渡部队从黔西、金沙、大定（方）昼夜兼程赶来贵阳保驾。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准备实施以贵阳为中心的所谓“中心开花”战术，来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4月7日，滇军孙渡纵队赶到贵阳。焦急万分的蒋介石分外高兴，当即赏给滇军孙渡4万现大洋。
当各路国民党军队增援贵阳，特别是滇军孙渡纵队开往贵阳以东后，云南境内的军队主力大部分被调动，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料的“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有利局面。中央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向云南进军。
同日，军委决定示形于东、意在西进的战略主导方针，中央决定红军一部由羊场、高寨与白泥等地，兵分数路由南明河下游的宋家渡、姜家渡、脚渡河、顺岩河乘船和搭浮桥进入龙里的牛场坝、洗马河、老巴江一带。同日，红军另一部由老巴江进入贵定的半坡、新巴江等地佯作东进，红军主力集结待命。
中央红军决定兵分三路迂回前进，红一军团由贵定县新巴乡高坪后，折回进入龙里县三元桥、平地堡，由哨官田跨越龙（里）筑（贵阳）公路走和尚土到王关。并派部队迅速控制贵阳、龙里间公路的黄泥哨至观音山段，第五团佯攻龙里县的簸箕堡，掩护红军主力向南转移。
三军团前锋部队从洗马河出发，过罗堡、喇旁、高堡，由凉水井横跨龙（里）（贵）筑公路，经和尚土走小路到王关。
红五军团从牛场坝向西翻越太子山，经大谷龙、高吏木、猫场、元宝、旧司，由大坡穿越龙（里）（贵）筑公路到王关；另有一部从倪儿关过干沟河、铜鼓井、巫山、画眉寨到王关。
中央红军在龙里县境的几天时间里，（国民党）敌机一天几次飞来飞去，盘旋侦察，并随时丢下炸弹，轰炸红军。
倪儿关形势险要，龙（里）（贵）筑公路劈山而过，历为兵家必争之地。
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的一连，由正在西山坡烧杠炭的王树先，带领红军走谷远、巫山、铜鼓井、干沟河直插倪儿关。先头部队在进军倪儿关的途中至大坡时，正遇奉命率部经大定（方）、黔西、清镇前来驰援贵阳的孙渡乘的汽车相遇，红军立即给予截击，慌乱之中，孙渡令司机加大油门冲出火网，逃至十余里外的沙子岗，后又遇红军侦察员伏击，其卫兵一死三伤，孙渡的坐车被打得七孔八疮，汽车轮胎也被打爆，只好拼命冲出红军的火网，逃至观音山，因汽车毁坏，才弃车逃入龙里县城。红军乘胜追击一段，这一次小伏击仗，除了缴获一些军用品外，最重要的是打乱了蒋介石准备在贵阳围堵红军的计划。
红一军团一部占领观音山阵地后，立即切断公路交通，凭险阻击贵阳之敌，掩护主力南下。
红一军团第五团佯攻龙里县的簸箕堡，并击退敌人多次反扑，敌军退守簸箕桥南岸，龙里城敌守军怕红军攻城，不敢派兵增援。三军团前锋部队在倪儿关多次与滇军鲁道源旅发生激烈战斗，枪声整日不断，由于不知红军的虚实，逃回龙里的孙渡接蒋介石命令，滇军十八团奉命前往观音山，企图打通龙筑公路，阻断红军南下。下午，红五军团后继部队与滇军十八团在观音山西的哨官田相遇，红军迅速占领南面的长冲大坡，猛烈回击滇军。由于红军弹药奇缺，多次发生肉搏战，战斗异常激烈。在三军团随后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和一军团通过后，再由五军团留下掩护三军团通过，相互策应，战斗异常激烈，因五军团弹药缺少，双方来来回回地打了几个拉锯战后，部队就迅速撤往王关，但有部分后继部队被敌人冲散，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才陆续到达王关。
红军大队在两翼的掩护下，连夜由谷脚、凉水井等地跨越龙（里）（贵）筑公路，汇合在王关一带。当时的王关大庙就是一个临时指挥部，一军团、三军团司令部都曾在那里指挥红军战斗。红军行军速度很快，纪律严明，并未损坏寨子的东西，除王关大庙有很多红军指挥员在休息外，村民王树国、王树奎家的房子也住有红军指挥员，王关当时是一个只有廿余户的村子，大多数人家都住过红军。
其实，中央红军既不占领贵阳，也不东进去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是在敌人混乱中与围追敌军背道而驰，实施毛泽东提出的“调虎离山”战略。直到4月10日后，敌“勤王”的各路人马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抵达贵阳附近时，红军越过定番（惠水），攻下广顺后。蒋介石这才恍然大悟，发出了自我安慰的“灰（10日）午筑电”：“残匪余部向定番以西溃窜，以后当不敢再向东窜。”
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前敌总指挥薛岳慨叹：“贵阳一役，为‘共匪西窜’最紧凑之一幕。”
这时才醒悟可惜已经迟了，被甩在后面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除了捡得几双红军的烂草鞋，也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红军远远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