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节 交通与通信
一、交通运输
（一）古代水陆交通
侗族是一个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民族，民间捐资出力整修道路的风习早已形成，修桥补路早已成为人们的优良传统，聚居区内传统的交通要道多为卵石或青石铺成；山道两旁的杂草、荆棘等，每至初冬即会有人清理；山道的岔口处，立有“指路碑”，设有凉亭、水井；跨溪河处架有木桥、石桥、花桥，大渡口上有义渡。
1.驿道和桥梁。自秦汉到隋唐五代一千余年，历代王朝虽然有的在侗族建立了郡县，但多为“入版图者存虑多，充府库者亡（无）实利”之地。到宋代，宋王朝为了加强对侗族地区的统治，境内古道多从统一、平制、反抗的历次战争中逐步开发，元祐（1087）年间，朝廷设诚州为渠阳，并在这一地区“设官屯兵”，“暮役人”开道路直达融州；北宋崇宁四年（1105）初开融州至古州道路。元代为缓和运输紧张状况，开拓由云南曲靖经普安、贵阳、镇远达沅州的驿道。明初，为镇压残存反抗势力，进军云贵的同时，大力整修道路桥梁，增辟州县间的大道。明初洪武三十年（1397），境内昔称古州蛮的林小斯以妖术倡乱，明廷命楚王祯为帅，湖王柏为副，以杨文充总兵官率军30万，由沅州伐山开路二百余里直抵洪州、泊里、永从诸侗寨。平定叛乱时，前后开辟了靖州到古州、镇远至黎平两条驿道。到清代，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进军云贵，消灭残明势力，其后在平定叛乱、改土归流以及振兴农业活动中，大力发展道路交通，建成以驿（大）道为主干，县乡道路为分支联系府、州、县及主要乡、镇的驿传网。对驿政进行改革，废除积弊。同时侗族地区工矿业的开发也进一步促进了驿道交通的建设，其中尤以湘黔滇东西驿站干线的改线、整修为重点，以解决因驿运频繁、道路艰险，站与站之间路程过长，经常发生马匹倒毖，有碍驿运等问题。因这条干线是历代控制西南的主要路线，所以自元初设驿站后，历代地方官吏及朝廷都注意该线的整修及改善。另外，在这一时期，清水江、都柳江及其支流，由于盛产杉木而著称，很多木商慕名而来，两江沿岸许多城镇成为木材销售、转运的集散地，相应的木行、店铺林立，成为商贾辐辏之地，商业贸易日益繁荣，从而刺激了侗族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境内交通设施的建设与改善。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侗民，此时各地对道路的整修，可算是一次自发的热潮，对桥梁的修建与维修和义渡的举办都乐于献工、献料、筹资兴办，如著名的黎平地坪风雨桥，就是这时期兴建的。至清末民初，虽开始兴建公路，开办汽车运输，驿站衰落，但驿道在侗族地区仍发挥其陆道运输作用，即使在今天，有些古道仍在为境内群众的过往和物资运输起重要作用。
2.水路和码头。侗族居住区虽然河流密布，但是却因谷狭水涌，或因礁石挡道，或因礁多水急，或因人为设置的障碍等，通航条件较差。元代经营西南时，由于当时贵州移民人口增加，食盐用量巨大，加上上京朝贡人员众多，使臣往返频繁，由境内驿道运输重物极多，原有驿道及其运输方式已不能适应这时的需要，于是采取新的措施以缓和运输拥挤的矛盾。一是采用牛马以代替部分人力参加驿运；二是开辟水运，办理水陆分运与接运。在侗族地区设镇远为曲靖经贵阳到新晃县的分接运点，由曲靖、贵阳陆运物资到镇远下船水运至晃县，再由晃县运到洪江以远。至明代，粮、盐、木材及矿产的运输进一步促进水运的发展，明代侗族地区输出的物质，首先是土司向皇帝的贡物，有水银、丹砂、黄蜡等；其次是木材，大量木材由清水江筏运到湖南和江浙一带；由都柳江筏运到两广货卖，换回盐、布和百货。另外，由于明初以来，贵州战乱频繁，军需急切，粮盐不能自给，所以粮盐的运量很大，当时粮盐运入贵州的路线有8条，其中经侗族地区的就有3条：第一条由湖广沅辰船行经沅江、抚水至镇远转陆运；第二条由湖广沅州、辰州溯沅江、辰水至铜仁府；第三条由湖广溯沅江、清水江达铜鼓卫仓。又据清《柳州府志卷九·摧税》记载：“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苏朝阳奉文开江。”设怀远为粤盐销黔的集散地，由此都柳江成为粤盐入黔的要道之一。至清代，清王朝为加强对侗族地区的统治，1729年鄂尔泰下有一道“为禁筑梁以通水道以便民出事”的文告，开泰知县苏霖渤转发至境内有关地方，禁止习惯于江中设鱼梁的侗民在江中筑梁。以锦屏河口乡现存碑刻为据，碑中云：“照得清江河道，上通重安江，下达黔阳县，直抵常德，向来梗阻，货物不通……务使母桩利涉，商贾安行，则而苗均享其利。查得沿江一带，设立鱼梁，横截水面，十丈之内，竟有八九。水口既狭，水势亦猛。水上与顺至互触，浆断橹折，亦何能免。且江心拦阻，舟必傍岩，水浅石多，唯免撞击……仰黔属沿江一带汉夷人等知悉；现在江心设有之鱼梁，统限示到十日内悉行拆毁，务使渡平岸阔，上下无虞，大舸小舟，往来皆利。”可见当时对疏通河道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在疏通清水江及其支流的同时，于雍正八年（1730）也整治了都柳江。乾隆三年（1738）工部议准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黔有地方镇远以上自昔不通舟楫。查自都匀府起，由旧施并通清水江，至楚属黔阳县直达常德；又由独山州属之三脚屯达来牛、古州、抵粤西属之怀远县直达粤东。乃天地自然之利，请在各处修治河道，凿开绮路，以资挽运而济商民。”题请疏靖都柳江和清水江。乾隆四年（1739），云贵总督鄂尔泰准以古州为总埠，加上古州设治后，清廷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于乾隆五年（1740）疏浚都柳江，这不仅解决了“新疆六厅”和黎平府属的食盐运输困难，同时还解决了民生必需品的运输问题，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都柳江航运逐步频繁，船只来往不绝，大量的粤盐便是以都柳江为主运水道运入贵州。乾隆八年（1743）张广泗又疏称：“古州挽送寨蒿营米，向陆路盘，自寨蒿陆运朗洞米后亦险远难行。今勤古州至寨蒿有盘挨，千到二滩，开修舟运为便利。自寨蒿至郎洞又开出高表一带捷往，亦近至三十余里。”为运送寨蒿营米，又开始疏通都柳江支流寨蒿河。又据嘉庆十六年（1811）立于锦平县铜鼓镇高柳村下寨的《永定江规》碑记：至乾隆九年，前府徐（立御）位内奉宪檄纷迈河民开修河道……竣工之后，河道顺流，遂与上下沿河民分投运客木，以取檄利。江步之所由来也。开修亮江河道，虽主要是为了放运木材，但也利于船只的往来。这一时期位于
3.传统运输工具。陆运工具多为人挑马驮；水运船只则主要分为三大类，即货船（lol houp）、大木船（lol laox）、三板船（lol samp bangh）。货船主要用于载货，一船载重量均达1吨以上，备有篷帆，多见于大江之中；大木船主要用于代步和农业生产上的运输以及短途的客运等，是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广的船类之一，载重量一般在500公斤左右；三板船，多见于小河溪流之中，一船只能载两三人，由于轻巧，便于行驶，因此，多用于下网捕鱼。另外，侗语中尚存“lol benc nguk”一船名。即“猪槽船”之意，侗族猪槽一般均凿木而成，可想这种船可能就是凿木而成的“独木舟”，是侗族最原始的船型在语言中的体现，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早已消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都柳江畔“十里侗寨”几乎户户有船，寨寨均有自己的造船匠。沿江除巨洞村船尾造型别具一格，形如燕尾（俗称“燕尾船”）外，其余造型与清水江、
由于侗族很早就以木船作为传统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与此也生产出许许多多有关的禁忌，至今仍有承袭。例如，在行船前和行船中，不论是船工还是搭客，最忌说带“翻”、“沉”、“漏”、“触”、“断”等不吉利的话，这是其一；其二，在行船前或行船过程中，用餐时，忌喝汤，因汤及水，喝了“水”预示着船要翻，被溺水，忌把筷子搭在碗上，忌把汤匙和碗倒放，因人们把筷视为船篙，把船篙横搭在船上，船容易失衡，又因把碗和汤匙视为船，自然船不能倒立；其三，人们在船上的行为也有很多禁忌，如忌把腿伸往船边，忌在船头玩水，忌在船上吹口哨，认为吹口哨易招风，风吹浪起不便撑船。另外还认为龙在江中，江中打伞易把龙惹怒，龙怒则把行船掀翻，故也忌在船上打伞。除此而外，最忌的莫过于遇孕妇，因为遇孕妇在侗族禁忌中算是最倒霉的一个事项，什么禁忌都少不了忌遇孕妇。因此，人们在出船前特别忌遇孕妇等等。
侗族地区，有办义渡的传统美德，古曾置有舟渡，且均由民间行善集资创办。虽各古渡多无史料记载，但尚可从诸残碑刻中见到一二。如锦屏河口义渡举办于乾隆五年（1740年），置渡船1只；道光十九年（1839年），当地群众集资白银200两，打渡船4只予以扩大，买田丘、山林、谷米等为开支渡船人报酬及修补船只用。八洞（今八河）地方“古曾置有舟渡”嘉庆四年（1799年）稳洞（稳江）、八洞、龙岩寨首事募化官舟，中林厂、中林、寨稿、曾家屯、大腮（大同）等地106人捐资再次打船举办，同治十二年（1873）水冲粟满岐、满星、满容，杨通发等“问津及此，见人候渡甚众、触目伤心，逐起善念，自愿将先年矿买田地捐此渡上，以供舟子使”。立于嘉庆十九年（1814）关于新寨义渡的残碑载：义渡几位代首体恤“人难涉深渊”而“发心修渡，各捐微钱，以为之始，唯愿后来人，善继善迷，永舟永渡”。由此可见侗族地区，民众举办义渡的积极性与思想性。相对而言，都柳江比清水江开发晚一些，但清政府为加强对侗族南部方言地区的统治，尤其是军事上的镇压和军用物资运输上的需要，在清水江利用侗族传统的民办官助或官办民助的义渡同时，也在都柳江举办义渡。据《黎平府志·卷二下》记载：“道光十三年，坏于水，设船以渡，并置田赡舟子。”“土民输助造渡。”在都柳江设了南路南渡二（五榕山下）；西路都柳江讯渡以及八开、定旦、八孖、平江、下江城南关渡，蜡鹅（现腊俄）、平瑞、丙妹、八乐（现八洛）等几十个义渡口。所有这些主要是为军事上的镇压和经济上的渗透与掠夺提供方便，但客观上也改变了侗族水陆交通的面貌，促进侗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它积极的一面。
（二）近代交通
鸦片战争后，各国列强资本输入中国，畸形的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地处湘黔桂交界的侗族地区，驿道交通和航运交通已不能适应需要。清末，境内驿站撤销，加上更多的运输越来越借助于航道，驿道渐渐失养。1926年7月，成立贵州公路局，开始组织开展筑路工作。1928年开始修筑公路，黔桂线开工建设，至1931年4月建成贵阳至独山段，过麻江境25公里，成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最早建成的一条公路。1928年8月勘测贵东路（湘黔公路），因李燊率军入黔东，战火蔓延而末测定。1928年11月，再次勘测湘黔公路，经过几年的修建，湘黔公路于1936年正式通车，芷江、新晃、玉屏、三穗、镇远等侗乡开始有汽车往来。但车辆极少，甚至有些仅限于军用。1940年3月，桂穗公路开始动工兴建，经过一年多的奋战。1941年7月，桂穗公路由桂林至三穗全线试车，从而改变了天柱、锦屏、靖州、通道等侗乡传统运输方式。1928～1949年的22年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仅有质量低劣、勉强通行汽车的公路548公里，仅凯里、丹寨、麻江、黄平、施秉、镇远、三穗、天柱、锦屏等9个县通公路。这些公路在1949年冬和1950年春，遭国民党溃军和土匪的严重破坏，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交通闭塞状况。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交通
1.铁路。侗族地区铁路交通出现较晚。1959年，黔桂铁路都匀至贵阳段建成通车，经过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34.5公里，设5个车站，境内始有铁路交通，距州府凯里75公里、麻江县境的谷硐站成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西部物资集散地，是自治州西部重要门户。1972年，湘黔铁路建成，横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北部，境内线路长203公里，经过镇远、施秉、黄平、凯里、麻江5个县（市）的8个区（镇）、28个乡、86个村，设车站23个，在州府凯里设有较大的凯里站和物资转运站，客货运输往来频繁，成为自治州物资集散中心。1988年，湘黔铁路黔境段实现电气化。1990年，黔桂铁路和湘黔铁路在州境内的旅客发送量为122.4万人次，货物发送量为158.8万吨。1999年，成都工务大修段对凯里至杨柳塘区间进行线路换轨大修，将原来的每米50公斤轨换成每米60公斤轨。当年全州铁路货物发送量24.48万吨，旅客发送量264.43万人，装车1.41万车，卸车40961车，运输收入15957，8万元。2002年，株六复线开通，提高了运输能力，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经济的振兴创造了重要条件。2004年，货物发送量415.8万吨，旅客发送量269.6万人，运输收入35546.4万元。
至2010年，贵州侗族地区有三条铁路干线跨越境内：一条是“湘黔铁路”，1970年动工新建，1972年建成通车，横穿侗族地区西北部的镇远、玉屏、新晃、芷江等县，最后与京广线连接；另一条是渝怀铁路，经铜仁到怀化等。再一条是“贵广快速铁路”，为贵阳至广州的快速铁路干线，于2010年开始动工，现正在修建之中，过境贵州榕江、黎平、从江三县经广西三江、龙胜两县到达桂林。这几条铁路的建成，为侗族地区经济的腾飞插上了新的翅膀。
2.公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首先组织力量修复和改善原有公路及桥梁，采取“民工建勤”、“民办公助”等方法，大力发展交通事业。1953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原有的548公里公路全部恢复通车，新建47公里。1956年，公路建设不断发展，相继建成炉雷、锦黎榕、镇台剑3条干线公路。当年，全州通车里程达1008公里，比1949年增长84%，有15个县、27个区（镇）通了公路。1956年7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后，国家先后拨出专款，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建设公路。1958年，雷榕公路修通，使全州东南西北公路连通，形成一个闭合的公路圈。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全州掀起群众性的筑路热潮，支线公路有了很大发展。1964年，随着黎从公路建成通车，实现了县县通公路。1966年，修通展架至台烈的断头公路，谷三线全线贯通，自治州中部与西部和东北部的公路实现实现连接。“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治州各族人民仍然继续发扬修桥补路的优良传统，新修县、乡公路共2114公里，新增通公路的乡32个。截至1979年，全州公路里程为1437公里。
1982年，榕江至从江公路通车，使凯里至从江比原绕道黎平的里程缩短125公里。1984年后，国家动用库存粮、棉、布和中低档工业品，采取“以工代赈”办法修建公路，公路建设出现质量好、速度快的新局面。到1990年年底，全州共有公路196条（段），公路里程达4859.7公里，为1949年的8.9倍，1956年的4.8倍。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16公里，为1949年的1.8倍。全州有72%的乡（镇）通了公路，公路网的骨架初步形成，与毗邻的主要干道基本贯通。1994年以后，开始了以工代赈扶贫公路建设项目。到1999年，全州公路通车里程达到5290公里，其中，国道410公里，省道734公里，县道2332公里，乡道745公里，全州206个乡镇中有194个通了公路，3545个行政村中有2116个通公路，公路通村率为60%。2000年西部大开以后，黔东南公路建设取得了较大突破。2001年，凯麻高速公路建成通车，2006年10月，玉凯高速公路全线贯通，从凯里到湖南，仅需两个小时。
2002年启动县县通油路建设计划，2003年实现了县县通油路目标，凯里到各县的主要干线公路全面油路化。2003年启动了通村公路建设计划，每年按1000～1500公里的速度推进，当年沟通了137个村，2004年沟通140个村，同时启动通乡油路建设，年底沟通5个乡镇，实现县际之间有一条以上的油路连接，与周边省、区及地州市连接的主要公路得到了较好的改造，实现了县际公路的全面升等镶边改造。截至2005年底，黔东南州公路通车里程达6766.1公里，是建州时的近7倍，其中，高速路50.9公里，一级路27.2公里，二级路170公里，三级855.5公里，四级3742.59公里，等外1919.91公里。通村公路里程达到1919.6l公里。至此，交通“瓶颈”制约得到基本解决。加上玉凯（玉屏到凯里）、厦蓉高速公路的相继建成通车，到2010年，黔东南州公路里程达25352公里，其中等级公路8012公里，高速公路305公里，使侗乡与外界的联系更为便捷，如过去从省城贵阳到黎平、从江、榕江要两天的车程，当贵新、凯麻高速公路修通后，缩短为4小时左右；而今厦蓉高速公路修通后，贵阳到榕江只需2小时，到从江只需3小时。
玉屏侗族自治县截至2010年公路线路里程达200公里，已实现村村通油路。
当前黎平到洛香、三穗到思南、黎平途经锦屏、天柱到三穗的高速公路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侗族地区县县通高速公路的梦想指日可待。
3.航空。20世纪40年代，侗族地区曾建有黄平旧州、施秉、三穗、天柱、榕江等5个机场，但这些机场中，除旧州军用机场能升降B-24、B-25等军用飞机外。其余机场由于缺乏设施或未完工而无法使用。抗日战争结束后，其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除保留黄平旧州、天柱两机场主跑道外，其余机场均复垦为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州、天柱两机场作为农用飞机临时升降之用。
1999年1月，省政府做出修建黎平旅游支线机场的决策，2000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黎平机场立项建设，2000年12月28日，黎平机场开工建设，2005年11月18日竣工通航。
黎平机场位于黎平县高屯镇境内，地处湘、黔、桂三省（区）的交界，坐落在世界最长的天生桥、风景秀丽的八舟风景名胜区，距离黎平县城直线距离9公里，公路距离18公里，按4C级运行标准建设而成，为民用支线机场，可起降波音737等大型客机。黎平机场与铜仁、兴义、荔波机场一道组成贵州航空网络，并与桂林、张家界互为犄角，是湖南、广西进入贵州东线旅游的最便捷的空中走廊。
铜仁机场为4C级民用机场，已开通至贵阳、广州、桂林、北京等地的航班。
4.内河运输。侗族地区有终年不冻，水量充沛的清水江、都柳江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玉屏侗族自治县输出的桐油、菜油、粮食、生猪、药材等土特产品和输入的食盐、布匹、日杂百货等，主要靠水路运输。民国2年（1913），船运出境的桐油、菜油达10万公斤，民国29年（1940）田赋征实后平均每年船运军粮180万公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运业曾一度发展兴盛，20世纪50年代，平均年货运量8595.57吨，年周转量2659630吨公里；1960年平均年货运量为11290吨，年周转量1384992吨公里。1972年平均年货运量11522吨，年周转量97003吨公里。之后，因湘黔铁路通车，汽车运输业兴起，加之在通航河道上多处筑坝建水电站，航道阻断，水运始逐渐衰退。1980年货运量仅276吨，1981年后，长途水运终止。至2005年，仅有少量的农副业产品途经运输和渡运。
二、通信与邮政
（一）传统通信
侗族传统的通信手段，一是以鼓（liungc）和堂炮（peenp dangc）来传声；二是以“木刻”（magl）来邮传结合使用，构成了侗族传统的通信手段。
在传统的声传通信手段中，使用最频繁的莫过于鼓，侗族的鼓楼与鼓是分不开的。鼓楼除作为侗寨的标志和侗族人民休息的场所外，又是侗族接待客人、集会议事的地方，同时也是侗族传递信息或报警的平台。鼓楼顶层，均悬挂一个长形大鼓。遇有重大事件，则登楼击鼓召唤，众人闻声而至。清李宗昉《黔记》描述到：“诸寨共于高坦处建一楼，高数层。用以木杆长数丈，空其中，以悬于顶，名‘长鼓’。凡有不平之事，即登楼击之，各寨相闻，俱带长镖利刃，齐到楼下，叫寨长别之，有事之家，备牛彼之。如无事而击鼓及有事击鼓不到者罚牛一只，以充公用。”反映了当时侗族建楼悬鼓作为声传的通信手段及特点。击鼓报信有报警和报喜之分，村民从鼓声中就可知是警是喜，一般发生山火寨火等火警时，击九声；遇外族入侵或兵匪骚乱劫掠时，击鼓三声；分客、报喜时，鼓声不限，只要击者有力击，击得越久越欢喜就行。除此而外，有的地方还有所不同，如从江增冲村，对鼓声的规定与其他侗寨没有什么差别，但在报警与报喜所击鼓面时却有所区分。报喜时击鼓一面；报警却击鼓的另一面，虽同一鼓，但两面发出的声音不同，这除与制鼓的技术有关外，也与多击一面和少击一面鼓所产生的声音不同有关。
堂炮的设置，往往与“联款”有关，“联款”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外族的入侵与盗匪的掳掠而组成的一个防范网，款内各寨都设有堂炮。堂炮一般设在本寨附近较高的山上，并搭有木棚，安放铁炮。有专人或轮流派人日夜守望，若发现外族入侵或盗匪掳掠立即鸣炮传讯，在全款方圆内，以炮为号处处相传，各寨款脚听到炮声，立即登上鼓楼击鼓传讯召集，全寨青年闻到鼓声，即持武器到山坳口和要道守卫，并派精壮人员直奔求援村寨，如果某寨听到堂炮声而不燃炮响应，或不动声色，不堵隘口，不派人去援助求援村寨，轻则受罚，杀猪宰牛向款内各寨认错；重则被取消款成员资格，让其孤立，逢难无人支援。除此之外，在防范过程中，为避免入犯者发觉。通信手段往往采取“木刻”的方式来传递，火速之信，即用一块木牌系以鸡毛、火炭、辣椒或烧去一角，迅速派人向邻寨传递报警，木牌系以鸡毛等东西（俗称“鸡毛信”—Senk bav aiv），表示事急如失火，须飞快支援。邻寨获此信息，一面击鼓召集适龄壮丁带武器直奔求援地点和把守要隘，拦截路口；一面派人将此木牌火速传送其他相邻村寨，否则，要受到处罚。
这种传统的通信手段与军事防御和武装保卫族内的利益密切相关，对维护社会秩序，抵御外部入侵等均起到重要的作用。因而，统治侗族地区的历代官府，往往利用侗族这一原有的社会组织和传统的通信手段来为官府服务，如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地处湘、黔、桂交界的侗族地区，反清力量十分活跃，黎平知府于道光二十九年（1839）发布的《府正堂示》，以民众议款的形式，通告全府各地“捕盗”。文告中写道：“见盗入境即发木通知别寨，如有停留此时，罚款五十二千文；别寨接到木刻，不肯齐心追捉者，罚款五十二千文；追盗之时，各寨预备枪炮、火药、告石、刀棍器械以备不虞，如不备办者，罚钱十二千文；追盗之时，落寨备办棉被二床以搪炮，如不备办者，罚钱十二千文……”文中提到各例，均结合侗族传统的社会组织和通信手段而定，是封建统治者偷梁换柱的做法。
侗族的堂炮传声和木刻邮递属于远距离的通信手段。为使堂炮声不与喜炮、礼炮、丧炮声相混淆，传统规定是，堂炮只放一个；丧炮，即老人去世报丧时只能放两个，村上或邻寨闻到两声急促的铁炮声，便知是丧炮；喜炮和礼炮指的是建房、婚嫁或送礼、迎送客人时所放的铁炮，一般放三个，众闻到三声急促的铁炮声，便知是喜炮，用不着心慌警惕。同样，作为邮传的木牌也有告急木牌和非告急木牌之分。告急木牌须系以鸡毛、火炭、辣椒或烧去一角等标志，且仅限于防范过程中的通讯；而非告急木牌无须标上任何标志，一般只使用于斗牛的娱乐活动用，即定在某月某日斗牛前，先由组织这次斗牛活动的村寨发出斗牛请柬—“传牌”（侗语称为Songk magl），此后各寨相传，接到传牌的村寨，到斗牛之亥日，一般均前来参加，风雨无阻。有关吃相思和演侗戏的请帖，则另有书信的传递方式相通，双方取得联系，届时即可前往。
（二）古驿站设置与邮政机构
侗族地区设有驿站始于明洪武年间，时设镇远、偏桥（施秉）、玉屏、芷江等驿站。清沿明制，驿站继有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清末，在侗乡所设邮铺竟达200余个。以古州厅和下江厅为例，古州厅除城铺铺兵6名，其余均为4名；共计30铺，铺兵122名。下江厅设城铺、蜡蛾铺（现腊俄）、巨侗铺（现巨洞）、柄妹铺（现丙妹）、孖温铺、平江铺、冬辣铺（现东孖）、停侗铺（现停洞）、传侗铺（现传洞）等13铺，铺兵39名。但所有邮铺都为官邮，只传送官府文书，也护送官员过境，或为边防军事需要和传递军情任务而设。
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资本的渗透和西方科学技术的相继引进，中国开办电讯设施，继办邮政。地处湘黔桂交界的侗族地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很多城铺纷纷改为代办所或邮局。辛亥革命后，民国的建立，给境内的邮电事业带来新的变化，境内榕江、黎平、锦屏等各商贸集镇、水陆码头普遍设立邮政机构，开设邮递、邮报等业务，但邮运工具很落后，邮车极少，甚至几乎处于零，根据不完全统计，境内95%的邮运靠的是步班或马班传递，且马运仅用于干线来往于通公路的县城，步班邮政工作人员则肩挑背驮着沉重的邮包，在深山老林间的小路上穿行，还要手提大锣，鸣锣开道，以吓走老虎，邮政人员传递信件十分艰难。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政通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侗族地区人民邮电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业务不断扩大，通信设备不断更新。邮政电讯从1951年起，邮政和电信业务合并，统一领导。1980年后，中央对邮电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邮电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对省、地、县三级邮电实行双重领导，以部（局）为主；县以下分支机构，由县邮电局直接领导。自1980年起，国家先后拨给侗族地区“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建设资金和少数民族地区邮电基建补助资金”累计达千万元，农村邮电通讯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县、乡（镇）一段和主要集镇均设有邮电局、所；邮电（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翻了几番，其中汽车邮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增加几十倍；长途通话线路也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增加几倍；农村电话线路从无到有。部分县邮电局装备上了载波机、电传打字机、会议电话汇接台、会议电话终端机以及无线电收发讯机等等比较先进的通信设备。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信息交流日趋频繁，邮电通信部门根据需要，在调整原有部分业务的同时，先后开办了报刊发行，特种挂号信函、快递小包、航空包裹、会议电话、设备出租、零售报刊、集邮、邮车附搭客货等业务项目，业务量逐年扩大。1978年，黔东南州邮电营业总量为236.1万元，比1965年增长55.26%，比1957年增长2.9倍。1979年以后，为适应改革开放，满足经济和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邮电部门不断更新设备，扩大网点，增加经营项目，提高服务质量。先后增加开办保价邮件，代发广告，商品包裹、贺年片、邮政储蓄等业务，1990年，全州有邮电局（所）149个，营业总量814.3万元，比1978年增长245%，其主要业务量为：函件606万件，包裹6.7万件，分别比1978年增长80.36%和3.8%；报刊2023万份，汇票33.5万张，分别比1978年下降16.9%和增长86.1%；电报38.7万份，长途电话75.9万张，分别比1978年增长61.2和123.2%。1990年，拥有市内电话用户585l户，农村电话用户2398户。从江县，2008年全县固定电话安装户达23768户，其中农村为14325户，电话普及率为160部/千人，县城为430部/千人，农村为88部/千人。从江县下江镇平江侗寨，全寨120余户，1998年安有固定电话的农户就达106余户，现随着手机用户的增多，为节省开支，有的家庭又将固定电话报停，现仍有70余部固定电话。
1996年，国家光缆干线通过黔东南，开创了黔东南电信的新纪元，到2005年底，全州固定电话装机34万部，移动电话26万部，邮电业务总量完成1.89亿元，为建州时的100多倍。2010年，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45.97亿元，其中邮政业务总量1.53亿元，电信业务总量44.44亿元。
1.邮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侗族地区仅有炉山至三穗一条汽车邮路外，其余全是马步班，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无多大变化，直到1952年，贵阳至铜仁自办汽车邮路开通后，沿途侗族地区城镇的马班才被邮车代替。同时其他邮运干线全部改用马运。1955年2月农村邮政由各基层供销社代办事务。1956年以后，邮电部门逐渐在区乡和主要集镇自办局所，代替代办所。另外，邮路打破了区乡界线，去掉重复路线，并增辟新邮路，从而扩大了投递面。1958年以后，再增辟自办汽车邮路，各县全部实现汽车邮运，并在邮运中，推行了日夜兼程接力跑班，加快了邮件运递速度。邮电系统职工队伍不断壮大，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1950年全州邮电系统有少数民族职工11人，1987年增至841人，占职工总数的39.4%；担任州局领导职务的苗族1人，侗族2人；在各类工程技术人员中，少数民族工程技术人员占工程技术人员总数的42.3%。这支队伍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被誉为“苗岭鸿雁”的天柱县邮电局侗族乡邮员周佳文，工作几十年间跑遍了苗乡侗寨，全部行程达24万公里，投递书信、传运包裹邮件达100多万件，做到无积压、无丢失、无损坏。
1999年，邮政和电信分营。分营后，邮政局以经营为中心，以服务为宗旨，以扭亏为盈为重点，以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主攻目标，保证了邮政事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当年该局以能力建设为基础，加快科技兴邮步伐，解决了计算机“千年虫”问题，确保了全州邮政计算机系统的平稳过渡。当年7月，建成并开通凯里“绿卡”远程终端，实现了储户“一卡在手，走遍神州”的夙愿，随后，又加紧了全州各县“绿卡”远程终端的建设同时，开展邮件特快专递等新业务，邮政发展呈现良好势头。到2010年，全州邮政业务收入完成4954万元，到2010年，全州邮政业务总量1.53亿元，主营业务收入1.15亿元。
玉屏侗族自治县1949年11月重改邮政局，1958年各区邮电所相继建立。1962年调整后，有玉屏邮电局以及大龙、田坪、万山3个邮电支局。1987年下辖田坪、大龙2个支局以及6个邮电所3个邮政代办所；职工44人，邮路17条，里程786公里。1999年邮政、电信分设。至2005年县邮政局有职工31人，农村邮路17条、814公里，投递深度达84个行政村、156个县城内单位、居民800户。邮政业务除信函邮寄外，还开展出售邮票、商品包裹收寄业务。自1977年起，函件业务量快速增长。1987年信函为851249件，包裹交换量为13.359件。1990年出函件226524件、快件47443件，进出包件16709件。2005年，收寄信函：326178件，其中快件59679件，收寄包件8179件。
汇兑业务分信汇、电汇两种，由于社会安定，货币稳定汇兑量逐年增长。
2.电信。在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同时，侗族地区开展了电信业务。50年代初，就建成了镇远至岑巩、三穗至天柱、天柱至锦屏、榕江至从江、黎平等1000多公里的长途路架设工程。尔后，在发展农村电话网的过程中，采取了汇接辐射制，对原有线路进行改造，故农村电话线路的建设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在建设过程中，为提高线路的利用率，还推广利用了换线作极路，并开展同文极路。
1999年分营后，电信部门加大投入，负债经营，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总投资1.6亿元，新增本地局用交换机3万门，总容量达到20万门。新建镇远—岑巩、丹寨—麻江、黎平—从江等三条州内光缆，二干光缆总长度达820多公里，新增农话光缆793公里，总长度达1500多公里；建成凯里信息港，推动互联网业务，同时，加大数据业务、ISDN（综合业务数字网）及来电显示新业务。当年，建成“电话村”50多个，实现乡乡通电话工程。2004年，完成电信业务总量1.87亿元，完成电信业务收入2.12亿元，完成电话放号8.5万户，其中农话放号1.1万户，用户总数于12月中旬突破20万户，全州固定电话普及率达到3.22部/百人，全州共有各种寻呼基站、集群基站、微波台站、广播电台等台站2190个，全州有固定用户34万户，移动电话用户26万户，宽带网用户21000多户。
侗族地区移动通讯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2004年，黔东南分公司紧紧围绕“服务与业务领先”的发展战略，以市场为导向，加大业务经营深度。新建传输光缆、管道、汇聚层传输设备，启动“村村通”移动电话工程至2006年底，全州村通械盖率可达到100%。到2005年底，全州重要建筑全部实现室内系统覆盖。中国联通凯里分公司成立于2000年。完成1350公里本地网传输光缆工程建设任务，全州境内光缆达3480公里，完成县城以上城市、重点城镇、国道、主要景点、重点工程地区等地的G、C两网优工作。铁通公司，2004年1月20日起，铁通公司划交国资委，更名为“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现已建成凯里市、镇远县、岑巩县、施秉县、麻江县等交换网，开通凯里宽带城域网。2010年，电信业务总量44.44亿元，主营业务收入12.25亿元；固定电话用户39.53万户，农村电话用户24.21万户，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64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31.81部/百人。互联网户数103.73万户，其中计算机网络户12.82万户。
玉屏侗族自治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途直达电话有玉屏至铜仁、晃县、镇远3条线路。至1965年，县区各局、各区、公社、大队都通电活。1965～1979年，县内市话杆路39公里，明线92公里。1990年，市话杆路仅有1公里。1994年，埋设光纤电缆，实施程控电话工程。至2005年止，全县共安装程控电话l8700部，通话率达100%，40%的行政村通了电话，形成了县城乡电信网络。
1993年，玉屏邮电局汉字寻呼台开通，无线寻呼实现了汉字与数字的兼容。1994年，在玉屏、大龙、田坪3个邮电支局建成3座无线寻呼基站，使无线传呼信号覆盖全县。1995年玉屏无线寻呼合并入铜仁无线传呼网。至2001年年底，BP机共销售1900部；1995年年底，移动电话模拟基站开通，1996年6月，玉屏大龙移动电话模拟基站扩容工程完工，分别由原来的2个频点和16个频点增容至4个和2个频点，两地基站信道分别增至32和16个，可分别满足256和128个移动电话用户同时通话。1996年年底，全县共有移动电话500部。2005年，全县共有移动电话28149部（包括联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