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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所属图书：《贵州彝学》 出版日期：2004-07-01

三

古夜郎的时间定位，其上限至迟可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 1年)，周襄王与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会盟诸侯时提到了南方的吴、越、牂牁等到西汉成帝和平二年(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及妻父翁指止，前后计三百余年。

可乐遗址墓葬的空间、时间基本上与夜郎国的兴亡同步。距今已二千多年，它的族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古今民族的称谓时有变化，居住地时有迁徙，它的族属产生多种说法也是顺理成章的。毫无疑问，夜郎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政体，它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据文献记载，古代参与创造夜郎文明的先后有古老的濮人，僰人、越人、羌人、楚人等。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夜郎民族系“椎结、耕田、有邑聚”的民族。可乐墓葬中出土的生产工具锄、锸、凿、镰、斧等，生活用具鼓、釜、壶、罐、钫、碗、豆、洗等，战斗兵器戈、矛、刀、剑、弩机、箭镞等，装饰品镯、铃、项链、耳环、发钗、带钩以及农作物稻谷、大豆、核桃等果实植物和鸡、狗、猪、牛、马、羊等动物，说明了夜郎民族是一个定居的且生活方式不同于迁徙的游牧民族。

《魏书·僚传》和《北史·僚传》记：“僚者，盖南蛮之别种……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日‘干栏’。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死者竖棺而埋之。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日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煮食。”僚人的生活习俗，可乐墓葬中多有反映。如M15号墓中的水塘稻田模型，其中有水稻、鱼、田螺等形态，M24号墓出土的“干栏”式陶屋模型，M153号墓出土的铜鼓，M273号墓出土的辫索纹四耳大铜釜和其他同类墓中出土的鼓形釜，鼓改装的釜等以及大量的兵器戈、矛、剑、刀等，印证了夜郎民族“僚人”、“耕田有邑聚”、“依树积木，以居其上”，“铸铜为器”、“群聚鼓之，鼓舞祀之”、“好相杀害，不敢远行”等等史实。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武帝“闼斩竹王(夜郎)置群舸郡……后夷濮阻城，求立后嗣。”《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在描述这一事件时说：“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立为后。”尽管迷离，但这里首先说明了“夷濮”变成了“夷僚”，也证明了司马迁记载的“濮人”后来变称为“僚人”的史实。而僚人的“椎结左衽”，“耕田，有邑聚”种植水稻等生活习俗与传说，在墓葬出土物中得到佐证，近似于现在史学界、考古界、民族学界较为公认的仡佬族是古夜郎的主体民族之一。

可乐古墓，当地老年人传称为“徭人洞”或“徭人坟”，“徭”在彝语里读“濮”，即应称为“濮人坟(洞)”。彝族文献《西南彝志》载，可乐彝语古称“柯倮洛姆” ①意为“中心大城”，于秦汉时期曾与大理、昆明、成都并称的西南四大都市之一。文献记，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彝族迁居到可乐后，曾与濮人相居，不时发生矛盾。至西汉成帝时期，夜郎王兴与近邻鉤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举兵相攻，汉太守大夫蜀郡张匡受令前往劝其和解，夜郎王兴不听调解，反而“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最后被牂牁太守吴霸诛杀，彝族乘机参与争夺天下，最后“赶走濮君，杀牛聚会，创基立业”。这段历史在彝族有关文献中均有佐证。《西南彝志》卷九在追述彝族默部20世纪勿阿纳时说：“德施家传了七代 ②，在姆戛纳地方称王，举行奠祭，赶走了濮君，得到了迭洪冬底的卧雅额鲁来的帮助，在濮地创基立业”。德施家第7代即彝族默部19世比额勿，他“赶走濮君，创基立业”的濮人地在何处?《西南彝志》卷八上说得明白，此卷在叙述比额勿的三个儿子时说：“长子勿阿娄，迁居于妥体(地名)，是孟卧然(今郎岱)的君主，次子勿阿克，承袭东川的君主，幼子勿阿纳住在洛纳俄戛(今赫章可乐)的古勿额。”以上记载首先说明了“濮地”(夜郎国地)在今黔西北，滇东北一代无疑。《西南彝志》卷九还记载了“幼子勿阿纳，住可乐大城，他的儿子纳阿宗、孙子宗雅补三代都住在这里。”可乐宏史，说明可乐大城是勿阿纳的孙子宗雅补的创业为君之地。也可以看出勿阿纳三代创业为君的“可乐大城”原属夜郎“濮人”的重要“邑聚”。彝族默部“赶走濮君”之后，这里便成了彝族的重要聚居地。墓葬中出土的饰品如铜铃、铜镯、耳环较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彝族的习俗，流传至今用于祭祀的铃铛舞可以佐证。《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夷人……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与今之彝族男子喜戴大耳环，头上用黑(青)布裹成“冲天结”(又称英雄结)呈角状装饰极相近似。《太平寰宇记》载：“夷死，积薪烧之，烟正则大杀牛羊相贺，若遇风，烟旁散，乃大悲哭。”《蛮书》记：“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说明彝族古属火葬，至明清革除。赫章威宁一带“向天墓”可佐证，但火葬起于何时?就难以知晓了。

可乐遗址墓葬及出土物与滇文化，巴蜀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性质较为接近，除属毗邻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它们同系“椎结，耕田，有邑聚”的民族。笔者认为，古代的濮人、焚人、越人、羌人演变至今的仡佬族、彝族、布依族等，是西南地区历史悠久，分布较广的民族。从春秋战国至秦汉，相继在西南出现的吴、越、夜郎、邛都等奴隶制王国，其主体民族都应属这一系统。

在贵州古代史上，夜郎已成为一大历史悬案，自明清以来，研究者不乏其人，除史籍与方志外，论著有《牂牁考》、《牂牁江考》、《夜郎考》、《夜郎文化寻踪》、《灵魂安息的地方——贵州墓葬文化》等等，但因史料缺乏，且分歧颇大，尚无定论。赫章可乐遗址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夜郎问题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文粗浅的叙论与探讨，其结论能否成理，只待进一步发掘研究，才能证实。

注释：

①彝语称“大城”为“洛姆”。《西南彝志》上记能称“洛姆”的在西南地区古代只有今成都(勒始洛姆)、重庆(储奇洛姆)、昆明(勒波洛姆)、大理(选指洛姆)、可乐(柯倮洛姆)。

②《贵州通志·土司志》卷二附《大定府志安氏谱》记：12世得阿舍即德施，因此，德施应为贵州彝族默部第12世。

参考书目：

《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赫章可乐发掘报告》。

《考古)2002年第7期：《贵州赫章可乐夜郎时期墓葬》。

《贵州考古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宋世坤。

《夜郎文化寻踪》，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唐文元。

《夜郎史探》，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文物天地》，2002年第4期：《还原夜郎》。梁太鹤、文物报社。

《灵魂安息的地方——贵州墓葬文化》，席克定，贵州人民出版社。

《夜郎考》，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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