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酸甜苦辣
他是植物地理学家,与植物打交道几十年,连说话也爱用植物打比喻。他把自己的科研成就说成树木结束了一个生长周期,开始结果。
是的,黄威廉教授在贵州师范大学执教30年来,撰写或参加写作的近70篇专著、论文和报告中,《贵州草场分类和等级评价》被收入第十五届国际草地学术会议论文集;他参加编写的《中国植被》一书,受到第十三届国际植物学术会议好评,荣获了1981年国家科技成果奖;《贵州薯蓣资源考察》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梵净山科学考察集》获国务院环保办和国家城乡建设环保部的奖励;《贵州岩溶植被》《贵州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与管理问题》等20多篇,被中央级报刊和各种学术刊物刊用;至于在省内获奖的、发表在省级报刊和各种学术刊物上的,就更多了。这些专著、论文和报告,作为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学术理论,有不少已被国家各有关部门采纳和运用。如他在1964年初首先提出在贵州省梵净山、雷公山和宽阔水山建立三个自然保护区的理论,如今已变成现实。
黄教授太爱好自己的植物专业了。1952年,从贵州大学农艺系毕业仅2年,在遵义专区农场工作的他,以搞水稻“正条小蔸密植法”和“浅水耕作灌溉法”,使得水稻小面积丰产,专区农场荣获贵州“爱国丰产奖”。在30多个春秋里,当人们在假日游玩、夜晚安眠之时,他不是在实验室搞试验,便是在查资料、搞笔耕;在不少中秋佳节、甚至除夕之夜,当普天之下的家庭团圆欢聚之时,他或者在异乡别土参加科学论证,或者跋山涉水进行科学考察。1960年,他参加亚热带生物资源考察,那时,每人每天仅有400克大米,吃不饱,没有能量支撑他的身体攀越红水河两岸的崇山峻岭,他和同伴们饿得四肢无力,不得不拣来地中的烂红薯烧了吃,以增加热量。1964年,他带领考察小组爬雷公山,考察秃杉和植被。为了抢时间,他们赶夜路,被毒蛇、野兽惊吓不说,单说那满山的竹桩,把他和同伴们的裤子刺破了,双脚鲜血淋漓,疼痛难忍。这些,比起他洗“冷水澡”的事,却又稍逊一筹。1969年,他参加薯蓣调查,在爬盘县八大山时,他失足从一丈多高的岩畔上摔进河里,同伴们着急得不得了,七手八脚把他拉上岸,他抹把脸,却硬憋出笑脸:“没啥,洗了个冷水澡!”就这样,在贵州17万平方千米大地上的80个县(区,市),他都走遍了。乌江、赤水河、南盘江、北盘江、清水江、阳河等川流,有他洒下的汗水;梵净山、月亮山、天台山、大娄山、西凉山、龙头大山等有名贵州的高山上,留下了他的足迹。在一万二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他跋山涉水总共走了多少路?别人说不清,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只记得,在年轻时,几乎每年有半年多时间在外边,双脚底下磨起了大鸡眼。
苦是值得的,他用辛苦的汗水,换来了前人书上所没有的宝贵资料,变成了总数达200多万字的一篇篇专著、论文。一个字,不知需要他走多少步路啊!
“如果说,我的科研有点成绩的话,其中有部分应归功于我的老伴。”这是黄教授发自内心的话。他的老伴与他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按说,他老伴是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的。然而,她为了他的事业,在年轻时默默地操持家务,抚育孩子,做出了女人所能做的最大牺牲,加上“文化大革命”中被无故揪斗和殴打,以致酿成一身疾病。1977年,黄教授接受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交给的一项硬任务编写《台湾植被》。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到台湾省考察和搜集资料,要完成这个任务太困难。恰巧,这时他老伴的心脏病、高血压、胃溃疡、胆囊炎交叉发病,他们唯一的女儿又在上大学,老伴不得不含泪向他恳求:“老黄,过去我从没拖过你的后腿。这次,算是例外,你要求上级另外换人去写吧!”黄教授与老伴相依为命几十年,的确不忍心让老伴吃苦受累加重疾病,他犹豫了。然而,在最后一刻,在家庭与科研上,他终于选择了后者。他对老伴说:“我要完成的不是一般任务,这是在做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事哇!再说,在编写这本书的人员中,对台湾省情况还了解一些的只有我。难为你,就再吃点苦吧!”于是,他请来安徽一个亲戚照料家里,在老伴的眼泪中,一去,又是半年。而那40万字的《台湾植被》初稿,却顺利问世了。
黄教授说:“甜、酸、苦、辣、辛,这是人间五味。如果把成就比喻为甜蜜的果实,那么,我的科研之果,却是长在酸、苦、辣、辛的土壤上。”
(原载于1986年3月26日《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