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 耕耘 开拓
1995年8月,反常的夏季使贵阳出现罕见的持续高温。正是这样一天上午,贵州省台联秘书长邱培声先生指引我来到贵州师范大学教职员工宿舍区,来到地理系教授黄威廉先生的家里。
谁知,70岁的黄老先生不在家,说是出去买东西去了。趁此机会,我把摆满房间各个角落和书桌、沙发,甚至是地上的书籍翻了一番,大多是国内、国际的各种文字的学术书籍。
邱先生从这些书海中抽出一本名叫《台湾植被》的厚厚的书,“这就是黄老的著述”,他递给我说:“46万字。可以说这本书享誉全世界。”
对故乡的赤子之心
“黄老在台湾研究了很长时间吧?”我好奇地问。
邱先生笑了。他告诉我:“黄老没在台湾详细考察植被情况——条件不允许呀!但黄老祖上是台湾新竹县关西镇人。他大约是有神灵感应吧!就偏偏写出来了!”不过玩笑归玩笑,他说:“最重要的一点是黄老治学非常严谨。”他突然说:“黄老一身的病,你知道吗?心血管、肺、肝都有病,肾脏更是在早年就已经受到损害。他干起工作来特别地‘拼命三郎’。尤其进行植物资源、植被地理等10多项野外考察科研工作,常常要忍饥挨饿。他带着学生去毒蛇出没的深山老林、去人迹罕至的高原峡谷,你能想象,这有多辛苦。衣裤被挂破事小,没吃没喝可就不得了。黄老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的。于是在考察期间常常饥一顿饱一顿,长此以往,黄老居然养成这样的习惯:很少喝水,将就吃一块面包,就算了结了一顿饭……你想想,一个在衣食住行上如此清心寡欲,而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里去的人,他还有什么科学难题不能攻克?”
从邱培声的介绍中,我了解到,黄老撰写的有关台湾植被的专著和论文,填补了我国在此方面的空白。由于两岸当时的现实状况,极大地阻碍了大陆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实地考察既然无法进行,只好找第一手资料。在第一手资料也无法弄到的情况下,黄老只好通过多年努力,从多种渠道搜集,前后翻译了15余万字的外文有关资料,又搜集到台湾农业图、林业图等20多幅,归纳绘制1∶200万比例的台湾省植被图,再经过反复缜密的多渠道考证,这才编写文字。难以想象的是,这么庞大的工作,竟是在同时承接几项科研任务的情况下完成的。
《台湾植被》的出版,在科学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我国植物学权威吴征镒教授这样评价此书:“对了解台湾省的土地、植被和植被资源……是迄今为止有关台湾植被最系统完整的著作,其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绝不亚于出版的我国南方诸省的同类专著。”“此书的印行海峡两岸学术界早已翘首以待”“对海峡两岸出版界和国际植物学界都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因为它是国内外急需的基本资料之一”。
这本书在台湾的影响,可以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植物研究所所长周昌弘的话中看出:“此书很有参考价值,本人阅后当转赠图书室以供广大参阅。”
完全可以这样说,《台湾植被》的问世,既是一位生态地植物学家在本专业所做的重大贡献,也是一位老台胞对故乡献出的赤子之心。
桃李满天下
黄威廉自1950年大学毕业以后,在贵州师范大学地理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已历45个春秋。他以自己的言行为师表,深受同学和同行的赞誉。学生们评价他说:“黄教授教学有方,内容有骨有肉,语言生动活泼。”
他深知当代科学的发展既需要深厚、渊博、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需要实践的本领。只有这样,特别是在他这个学科的研究生才能有前途。于是,他经常带领他们深入亚热带山区进行植被类型和分布规律的研究,并实地参加有关国家和省区的科研项目,如“中国珍稀濒危植物”“贵州植物志”“贵州植被”等,这种带学生到尖端领域去实践的做法,极大地培养了学生们多方面的才能,特别受到学子们的欢迎。
黄老还竭尽全力地培养青年教师,在教学上认真地指导他们。一有全国性的专业学术会议及有关的活动,他总是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地让他们参加。在他培养的青年学子中,有两位年轻教师已经成为本学科较为著名的教授、系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他是硕士生导师,但又不遗余力地做博士生的工作,兼任西南师大客座教授。此外,黄老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博士生的生态地植物教学、博士后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博士后进站的研究评审等;就连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威克勒教授带他的博士生汉斯来贵州省茂兰进行喀斯特植被考察实习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地理研究所博士生汉斯莱专程到梵净山实地考察,都专聘黄威廉教授进行学术指导;德国汉堡大学亨利鲍格教授请他撰写有关地理学方面的评论文章;澳大利亚著名的悉尼大学地理系成立70周年纪念,特请他对该系进行评议,并对地理系更名为地球科学系征求他的意见。由于表现优异,黄老被国家教委两次聘任最高学术职务——理科地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如今,黄老的弟子可谓遍布寰宇。且不说海外的弟子,单说他在中、晚年带的五期9位研究生,就已有5人成为教授、2人成为副教授、1人担任科研所副所长、4人获博士学位。
牢记“三不”,拼命贡献
黄老对任何事情,只要是自己认为必须干的,总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干,而一旦开始干,就一定要干好。
他说之所以这样,主要是自己有个“三不”的座右铭:一是不忘自己是台胞,要用知识为国家、为台胞争光;二是不以台胞自居向国家伸手要求照顾;三是不忘记祖国还没统一,要为统一大业添砖加瓦。
1982年初,黄威廉作为省台联筹备领导小组组长,与几位老台胞一起积极奔走,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1月对外宣布贵州省台联正式成立。从台联成立至今,德高望重的黄老已是连任四届的会长。
邱培声说:“黄老关心我们,可就是不关心他自己!搞得我们好有意见!”(这时黄老已回来了,原来知道我要来,特意跑出去给我们买饮料!)在当会长期间,黄威廉先生一共发表了8篇有关祖国统一的论文,其中《对中国和平统一有关问题的几点看法》获省社会科学进步三等奖。
除此,黄教授的社会工作也非常多,比如教材的审编、论文的审定、科研成果的评议、学位职称评定、兼职科研、科协学会工作、农业技术咨询……这些工作多半是义务性的。他的妻子和独生女长期多病,家庭内外全靠他独立支撑,却从没听他叫过一声苦。有一次他真的病倒了,台联的人员去看他,刚刚输完液的黄老正在病床上看资料,大家责备他太不顾惜自己。他却说:“在这里没有家务和其他活动的纷扰,正是专心研究的好时候!”
1992年5月,黄威廉教授经CT检查出已患肾癌,而且到了三期。他的病引起了大陆台胞的广泛关注。浙江省台联会长、泌尿外科专家陈昭典教授得知后,立即着手安排手术主刀,为他切除了病侧肾。
手术后的黄威廉教授依然保持乐观进取的精神,始终忘我地工作。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尚未痊愈的黄教授,在原来带的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情况下,又带了1名!而且是土地利用与环境生态专业的。这就需要重新花费精力去研究。
病魔并没有使他停止什么,相反,做出了更多的成绩。除了去年出版的专著《台湾植被》,他还发表各类论文14篇,如《梵净山冷杉林及群落特征》在英国参加的生态学术会上发表。而我采访他的8月,恰是他刚从美国犹他州参加完国际草场会议归来。在此次会议上,他宣读了《贵州牧地资源及评价》的论文……
黄教授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多次把节约的外汇交回国家。由于他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表现出色,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11次来函,要刊录他的名字和成就,并且,给的荣誉一次比一次高,其主编梯莫斯又几次来信,以“优先刊登”“用羊皮证书”……直到“坐第一排现场颁发”等动员其允许介绍。但黄威廉先生考虑到这要花费国家不少外汇,况且,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觉得要那虚名没什么用处,所以屡屡拒绝了对方的请求。从这件事上,也很能看出黄先生的高尚品格。
接受我采访的黄威廉先生一直坐在我的身旁,他总是谦逊地微笑着简短地谈一谈我所问的问题,倒是邱先生讲得更详细些。看着70高龄的黄老,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生,有些人追逐名利,无孔不入,其实这些人往往浅薄得很,究其一生,并无什么令人钦佩之处。而眼前这位老人,他人生旅途的每一步,都在闪烁夺目的光彩,让人感动,催人奋发!
(原文刊载于1995年第11期《台声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