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八自述

八十八俗称“米寿”，伟衡妹在天津高尔夫球场替我过的寿，来的还有高卉、高伟、小杨、燕南，大家很高兴。

八十五自述之后有些悠然自得，高伟在《台声》登了一篇《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文章，刘玉欣在贵州师范大学校报登了一篇《高原沃土上的跋涉者》，了我最后心愿。我才以李商隐的《无题》自勉：

一、三学校

即：小学，中学，大学。

（一）小学

小学是在南京读的，大石桥中央大学实验小学，俗称大石桥小。小学一、二年级称低年级，在杜威院上课；三、四年级称中级部，在维城院上课，有4个班：杏龄级、钟求级、光宇纵、致中级；到五、六年级在中一院上课，4个班：士奇级、寿齐级、孚九级、箴华级。我读的是士奇级，后来藏士奇老师调走了，改称东元级，东元老师跟班升到初一，来了李汉澄老师，我小学就是在汉澄级毕业的。这所学校是实验小学，和别的小学不一样，到五年级就不分级，以成绩分班，读得好1年半也可小学毕业，读得更好的1年也可毕业，不是非要按步就班地读2年，成绩不好的就留级再读半年，甚至再读1年。

大石桥小学还有许多优点和特点，在我的“八十五自述”里小学部分或“我和我们的学校”有详细记述，这里不再赘述。

（二）中学

我中学读的是贵阳正谊中学、清镇中山中学还有马鞍山中央大学实验中学（中大实中），其中以中大实中最好。初中二年级上学期时转学进入中大实中，一直读到高二下考大学，共4年，在马鞍山下南明河畔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年华。

我读的是人仰级，代班的薛人仰老师，福建福州人，1913年生，中央大学教育系1934年毕业，以全班最优秀的成绩留在中大实中任教。第一班人仰级在长沙毕业，我们这班是第二班。我有2年时间和薛老师相处受到教益，在薛老师的培养下，循循上进，智德双收，体魄健全，受益良多。薛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课程要求理解、背诵，有时还要进行比赛。薛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字，黄庭坚体，排球和网球都打得好。人仰级组有剑锋队，常和高级班比赛，薛老师还教过我和孙济中打网球。薛老师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全校组有口琴队，薛老师每周六下午教，亲自刻写琴谱，字如铅印一样美观。1941年夏中大实中改名国立第十四中学，薛老师不愿留下，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工作，后入台湾班中训团，抗战胜利后到台湾任职。

高中一年级来了一位马来西亚华侨蓝思俊老师当我们班主任，他教英文，一口正宗的英国口音，同学们英语都学得很好，对大家日后工作、学习帮助很大。高二下时，我传染得斑疹伤寒，大病一场，好了以后复习功课，以同等学力投考从而结束中学生活进入大学。

马鞍山学子今天之所以能够在各岗位上做出成绩，主要就是有一种马鞍山精神在长期起作用。它有优良的学习传统，浓厚的学习风气，有“嚼得菜根”、办得大事的奋斗精神，还有艰苦朴素、纪律严格、好学上进、勇于求新，以及热爱劳动、热爱祖国等品格。集中到一点，就是培养了学生好学上进、永不停息、勇于开拓的价值观。

（三）大学

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故而我读了3个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台湾大学，其中最喜欢的是云南大学。

云南大学是1923年成立的，先叫东陆大学，后称省立云南大学，抗日战争开始的1937年改为国立云南大学。位于昆明市区贡院坡上，前临翠湖，左依圆通山，环境优美。办学宗旨：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求专才。校训：汇泽百家，至公天下。

我是1944年12月“黔南事变”后逃难由贵阳转到昆明，先借读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暑期后转学到云南大学农学院，农学院设在呈贡县，直接有滇越铁路火车相通，地址大漆树离车站约1千米。1945年暑期后插班考入森林系二年级。院长先是汤惠荪教授，后是张海秋教授（云南剑川人）。森林系师资力量很强，系主任郑万钧，法国博士，树木学专家；秦仁昌教授，植物分类、蕨类专家；汪厥明教授，生物统计专家；王世中教授，土壤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讲师吴仲伦任林业科学院院长，徐永椿任西南林学院院长。森林系二年级同学仅有3人，李维孝、汪璞、董荣灿。除森林系外，尚有农艺系、蚕桑系和先修班。我要好的同学有农艺系高班的李蜀生、黄楚平，低班的有陈绍奋、李开荣、王育颐。女同学有马丽、寇淑惠、杨培谷、全春吉，还有十四中学的徐尧、虞佩玉、李志坚，在这所学校我读了1年，各方面都得到提高、得到锻炼，很有收获。抗战胜利后便还乡转学，离开昆明。

二、三恩师

（一）薛人仰

人仰老师是我中大实中的班主任，是个很全面、很能干、很负责、很了不起的老师。1934年他于中央大学教育系毕业，因成绩优秀留在中大实中任教，当我们的班主任。在他的教育下，我各方面都得到提高，老师还送我四个字“精思谦和”。1941年暑期，薛老师离校去重庆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工作，抗战胜利后任台湾省台北县民政局长，后任教育厅主任督学。1948年任台南县长，省议会秘书长。1951年任“内政部次长”，此后，任国民党省党部主委。1947年“二二八事变”之后，我去板桥台北县民政局见到老师，请他代找一个工作，于是在民政局社会课任课员4个月。9月接到母亲电报返回南京，与她一起回到贵阳父亲处，于是便和老师天各一方。

1995年大哥生病批准我去台湾探亲，我与人仰级宋晶商量带什么去台湾拜会人仰老师，祝贺他八十大寿，后决定送对联镜屏，宋森在思考后特书：“人杰地灵我坐春风思化雨，仰观俯察公蓄道德著文章”。元月26日我专门送到福州街老师府上，因事先未曾联系，不巧老师与师母赴美休假，未能见到，深以为憾。老师回来见到祝寿镜屏不胜欣慰，来书写到：“这种代表半个世纪思念情怀的结晶品和卓越的书法绝非一般礼物所可并提，我非常感谢你们的感情，也感谢你们从万里带来的辛劳，我已将它挂在客厅以示我的骄傲。五十多年战祸和苦难，织成我们大家的欢聚和离散，所幸都还健在，希望多加保重，时常通信，以图将来的重聚。”

50多年过去了，恩师还这样怀念我们，实在令我们感慨万千，欣慰异常，也诚如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副会长吕呜亚在台北会见薛老师后，老师写赠校友会的对联：“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1993年老师九十诞辰时，我们送去寿联：“人道香山九老曾留千载寿，仰瞻北斗十年再进百年觞”，老师得到欣喜万分，挂在书房以示骄傲。

2006年6月11日，老师不幸因尿毒症去世于洛杉矶，呜呼哀哉！老师安息，我们永远怀念您。

（二）吴征镒

吴院士是我1945年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植物分类的老师，我们学生都称呼他吴先生。他是江苏扬州人，不但自己是中国植物学的研究泰斗，而且是植物学家群体最出色的领导者、组织者。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全国植物学研究的学术带头人。无论《中国植物志》《中国植被》《中国自然保护》《中国植物区系》等专著都少不了他这个总主编。就拿《中国植物志》来说，计有80卷120册，吴先生主审的过程中，每册写少则几千字、多则上万字的审稿意见，在北京植物所档案室里，还珍藏着吴先生为这部书写的几十万字的审稿意见。

中国植物分类新定名的植物中是吴先生先后发表的新属、新种和新变种达1766个，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是很了不起的伟大事业。

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热带作物橡胶做考察时，吴院士常来贵州，特别是在南、北盘江一带，具体指导贵州调查队的工作以及贵州资源植物的调查，也给贵州植物学会会员做学术报告。

（注： 1997年11月25日恩师吴征镒院士在台湾林业试验所展览会参观）

《台湾植被》一书完成后，我请吴先生写序言，他欣然慨允并评价：“《台湾植被》印行对海峡两岸和国际植物学界都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因为是国内外极需的基本资料，实已形成迄今为止有关台湾植被最系统、最完整的专著，其学术水平、参考价值绝不亚于先出版的《云南植被》《西藏植被》且后来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作为老师，既像蜡烛，又像人梯，更像铺路石。他用那熊熊燃烧的科学之光，去点燃一个个年轻的灵魂，用智慧之光，照亮一批批学生前进的道路。他用自己的一生，实现了他写在昆明植物园中的“原本山川，极命草木”的毕生衷曲。2013年6月，他与世长辞，享年97岁。吴老师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三）蒋书楠

蒋教授是我1948年读贵州大学时的昆虫学老师。他是江苏苏州人，先在广西大学工作，后来到贵州大学，是研究天牛的专家，课程先开的是昆虫学必修课，课讲得很好，内容丰富，讲解清楚，有说服力。后来开经济昆虫学，我选修了这门课，而且学得很好，也很有兴趣。有次老师讲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盛产柑橘，某年（或为1868年，我记不清了）发生了大虫害，特别是柑橘吹绵蚧壳虫，它有蜡保护层，农药无法将它杀害清除，因而损失极大，差点放火烧光柑橘园。后来昆虫学家从澳大利亚引进天敌大红瓢虫，遂将这大敌吹绵蚧壳虫消灭，取得了胜利，可见经济昆虫的重要作用。从而使我对这门课程更感兴趣，昆虫的拉丁名我都熟记下来。有次老师考试出5个题，其中有一道就是“写出下列10种昆虫的拉丁学名”，我10种全对，这对我以后学植物分类记拉丁名大有帮助。老师改卷后对我笑着说：“你都答对了，但我从没有给哪个100分的，你这次得98分。”

老师喜欢我这个学生，课外活动时我们还打过乒乓球。三年级时要指导我做有关苍蝇的论文准备，让我先做蛆的幼虫研究。不久老师赴美深造，进入艾奥瓦大学留学，专攻天牛分类，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回贵州大学任教授。新中国刚成立时四年级暂时取消了论文，老师还帮我联系工作在农科院病虫害防治室老师的同学饶钦与主任那里，后来统一分配这事作罢。1953年院系调整，贵州大学撤销昆虫学，老师调到重庆西南农学院任教务长、副院长。“文化大革命”串联时，我还到西南农学院去看过老师，他被打成“反革命”在监督劳动，我安慰他振作起来，尽一个学生的遵师之道。

三、三同学

（一）江人生

（注： 南京大石桥中大实小同学江人生，时任北京东郊双桥制药厂副厂长）

她是我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小学（中大实小）东元级的同学，1936年我小学五年级时，她已六年级，两人都同在东元级学习了1年。她较年长，很会照顾人，她看我圆圆的头、眯眯的眼很有味，时常和我亲近。她家住在中央门，离学校较远，坐黄包车来上学，有次放学她约我一起坐她家的车，去她家玩。我坐到鼓楼有些害怕，不敢去了便下车回家。小学生爱取绰号，我叫她啄木鸟，她叫我仙鹤，我叫她长江，她叫我黄河。小学开运动会分甲乙两组，我在乙组参加了50米赛跑和跳高，都得了第一名，得两块三角形的银牌，还吊有皮带，我送了一块给江人生。她虽然没有参加比赛，但感到很高兴。后来她小学毕业，东元老师跟班任初一级导师。她和同班的姚同钰、李君皖都升到东元级读初一。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她回老家江西宜春，后来跟随学校迁安徽屯溪、长沙，最后到达贵阳马鞍山，在贵阳马鞍山读到初中毕业，去重庆读国立药专，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制药专家，在北京双桥制药厂任副厂长。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北京校友会成立后老学长林竞非常认真负责，叫我写南京大石桥小学的材料寄上北京，多写的一份问我如何办，我说送给江人生。她得了材料后回了我一封信，从而隔断了70年的同学又取得了联系。我们先通了信，去北京时我专门去她家里拜访了阔别多年的老朋友，祝她健康长寿。

（二）李蜀生

他是我1945—1946年云南大学农学院的同学。我由西南联合大学转到云南大学农学院，最要好的同学就是李蜀生。他是抗日战争时从上海逃难出来的学生，浙江绍兴人，学过工科专校，在川滇铁路搞过测量，后考入云南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是年龄较大的老大哥，很会照顾人。我们俩组成一队打桥牌，常和病理讲师陆师义和事务员张性荣组成的一队比赛。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暑期他毕业，要回上海工作，我要回南京还乡转学，我们约好一路结伴同行，每人准备了20万元法币的路费。1946年7月初，我们离开昆明，过贵阳时父亲还在贵阳，母亲与妹妹已去南京。我带了两瓶茅台酒回南京，我们一路很艰辛，贵阳到衡阳，到长沙，到汉口，等船到南京，到南京后蜀生搭火车回到上海。

后来我转学去台湾，由上海搭船，住在蜀生在沪西法租界金神父路金谷村的家里。到了台湾基隆港，又是蜀生的哥哥淮生（当时在台湾凤梨公司任会计主任）开车来接我的，并住在台北中山中路他家，真是感谢老同学的帮助，后来我才搬到罗斯福路一个远亲家。

“文化大革命”之后，系上一位参加外调的干部对我说：“你有一位老同学在上海一个水泥厂里工作，叫李蜀生，很想念你。”于是我们隔了30年之后又联系上了，真是不容易。

我妻子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身体经常生病，贵阳看不好，经贵州大学农学院崔祥珑同学介绍到上海他哥哥的中山医院去医治，复珍的内侄女在上海瑞金医院当护士，两次去上海都住在李蜀生建国中路狭小的家里，真是太打扰。他全家都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实在是太感谢了。

（三）魏需逊

他是我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苏联专家植物地理进修班的同学。1956年初教育部在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开办了植物地理进修研究班，培养植物地理课的教师，来自武汉华中师范学院的魏需逊和来自贵阳师范学院的我分在一间宿舍，住上下铺，日后成了莫逆之交。

后来成为北美华侨领袖的魏需逊，在美国白手起家，努力拼搏，赤胆忠心，爱国奉献，坚持接待去美人士，帮助困难群众，团结广大华人，组织进步社团以及在促进中美建交、为祖国争光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长得很英俊，思想进步，办事能干，德智体全面发展。他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把班上的活动开展得很好。进修班结束后，他还到过昆明云南大学进修，路过贵阳时我们还见过面。困难时期他患胃穿孔去香港治病，后来携夫人和财产去了美国。

四、三研究生

（一）杨龙

他原来是地理系63级学生，在班上成绩很好，由于出身不好没有得到重视。1978年贵阳师院开始招自然地理专业研究生，植物地理方向招2名，投考的也只有2人，一名是杨龙，另一名是方嗣昭。一些人不敢报考，考的2人都是地理系63级的，杨龙在班上时学习成绩最好，方嗣昭在学生时还写过论文《贵阳师院校园内草本植物》，受到陈院长的表扬。两人由于出身不好都没有留校，杨龙在贵阳三十中学，方嗣昭在大方第一中学，研究生考试完后2人均被录取。在政审上，贵阳师大组织部认为他们不合格，是“杀、关、管”的子弟，其时已有文件更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我已知晓，所以我坚持非招他2人不可，并报校党委，孟子明书记也赞成。学校又上报省委，省委分管文教的副书记春亭批准后才招他们进来。以后武汉大学又转来一位水生植物专业的，所以本届共有3个研究生。

毕业后杨龙留校，和屠玉麟一起教植物地理和搞本专业的科学研究。他在工作中敬业奋发，无论是教植物地理，指导学生野外实习，分配的科研任务如《贵州植物志》《贵州植被》的编写，还是参加野外考察如“梵净山科学考察”“草海调查”“赤水桫椤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任务”，都完成得很好。科研成果有11项获奖，获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称号并获得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1989年，本人推荐并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姜铭

他是在贵州插队劳动的上海知青，后在清镇工厂工作，1979年考入贵阳师范学院地理系学习。该班的植物地理是我教的本科最后一班，姜铭学习还好，工作能力也不错，毕业后分在水城中学教书。他想考生态地植物研究生，我鼓励他必须认真准备功课，他的英文程度还可以，因而很有希望。这是生态地植物第二届招生，投考报名的人较多，有17名，而且成绩好的比较多，如生物系的张朝辉、严重玲以及地理系的田敏等。因此，我多次提出是否能多招1个名额，但回答都是不行，很是可惜。改卷后排出成绩以河北师范大学李素英的成绩最好，姜铭排第二。田敏成绩也不差，就是英语考了35分，我极力争取都不行，后来她考到云南大学去了。

这届研究生录取了2名，李素英与姜铭，两人都学得可以，2年学习后姜铭因有日本的关系到日本留学。有这个机会我认为也不容易，让他走了。李素英后来我推荐她去云南大学跟王焕校教授学环境污染治理。2009年姜铭来贵州威宁出差，到学校来看我，说已经回上海开公司，做出口生意。

（三）罗宜富

他是一个出身比较贫苦的学生，要负担家中的生活，在街上卖水。85级罗宜富大学毕业后，家住在贵州师范大学宿舍内，父亲身体不太好，母亲吃素念佛，身体还好，挺精神的。复珍有时到他家玩，我有时出差就把复珍交给罗宜富帮忙照顾，可以安心些。

第三届研究生考取罗宜富、宋林两人。3年毕业后罗宜富留校，但不是教植物地理，而是中国自然地理，因为植物地理有人教。1992年我检查出左肾有包块，决定去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请浙江医科大学副校长、浙江台联会长、泌尿外科专家陈昭典教授动手术，商量后并征得罗宜富及他爱人小左同意，由小罗陪护去杭州照应。手术做得极好，术后叫我看时包块足有三磅暖水瓶胆那么大，红红的，吓了我一跳。陈教授又叫小罗来看，他也吓了一大跳，确实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第二天我咳得厉害，叫小罗上街买咳嗽药，他买的枇杷露效果很好，我好了一些以后，他回贵阳了，燕南由南京来继续照顾我。小罗最大特点是能做生意，他先在普定县经营煤矿，困难麻烦很多，又改为运输送煤给电厂，运输不好搞了，再租门面，总之他的办法很多。我是支持他搞经营的。

我到老年尤其是耄耋之年，老伴过世，他很关心我，为我过大寿，甚为感激。

（注： 1992年肾癌在杭州手续后留影，研究生罗宜富（左），女儿燕南（右））

五、三教授

（一）梁祖荫

（注： 2008年贵州师范大学原地理系教授梁祖荫（左2）百岁寿庆留影）

1953年院系调整，贵阳师范学院成立地理系，我原在理化系，想调回农学院，去花溪窦家本老师处，他说欢迎，但要问领导。我拜见顾光中院长，他笑着说：“我都要调师范学院去，你就算了吧。”后来地理系梁祖荫主任要熊书益老师和我谈，希望我到地理系教植物地理和土壤地理，我就这样来到地理系工作。

梁祖荫教授、张英骏教授、李良骐教授是地理系3位清华毕业的教授。梁教授是河南宜阳人，清华大学化学系入学，休学一年后转入外语系，毕业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地理，获硕士学位回国，先在西南联合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后在西北大学，1948年到贵阳师院。1949年任史地系主任，1953年院系调整，任第一任地理系主任，是地理系的奠基人。他的英语造诣极高，翻译有专著出版。

梁主任一生为师，高徒盈门，广传芳华，虚怀若谷，谦和严勤，为我国地理学教育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积极进取，努力向上，1956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进修后，顾光中副院长调我到新成立的生物科，生物科主任排斥我，我要求回地理系，梁祖荫主任热情欢迎我并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梁主任健康活到101岁，是地理界的百岁老人，贵州师范大学特别举办盛大仪式为他祝贺。

（二）张英骏

（注： 张英骏教授（右三）八十寿辰留影）

张教授系河南荥阳人，1916年生，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先在桂林师院、昆明东方语专，后来在贵阳师院任教授，成立地理系后任系副主任，教自然地理、地貌学、水文学。张教授是著名的喀斯特地貌和洞穴学专家，对贵州喀斯特地貌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教学深入浅出，内容充实丰富，很受同学们欢迎。院长康健曾亲临听张教授的矿物岩石课，课后评议说：“张教授课讲解得深入浅出，说理清晰，系统性强，联系面广，循循善诱，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自制的直观教具给学生深刻印象。”

1954年，张教授带青年教师刘福昌、熊书益、张荣渥、雷云凡和我去惠水盆地做实习准备工作，老师野外爬山行路，身体极为轻巧，讲解简单清晰，休息时唱一口京剧，大家相处轻松愉快，其乐融融。老师擅长体育运动，尤其是跳高和游泳，姿势优美。

张教授在科学研究上，可谓硕果累累，八十华诞之际出版《教学科研论文选集》，为我国喀斯特学、洞穴学、岩溶学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又培养出一批岩溶地貌硕士，成为该学科的骨干力量。

（三）李良骐

（注： 李良骐教授（左上三）主持科技鉴定会）

李教授1909年出生于贵阳，在其姑祖父梁启超的关心下，去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后进入清华大学地学系气象专业学习。1936年毕业，先在南京工作，后到广西气象站，1937年来贵阳建立贵州气象观测站，后任气象局副局长。1953年暑期后我调地理系，李教授在地理系兼任教授，是我的指导教师。可惜我没有好好跟李老学，我那时急于抓植物，对自然地理和气象知之不多。一年后他调回气象局。1978年我们一起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他主持的“贵州中长期气象预报”获“科学大会奖”。有天出去，他说去北京大学他表妹那里，说他表妹也认识我，一问才知是吴荔明，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植物地理进修班的同学，梁启超的外孙女。改革开放后李教授是省九三学士的领导人之一，他还介绍我这个学生去普定县九三顾问团工作，帮助普定县开展国土整治和小流域治理工作。李老和睦可亲，助人为乐，成为百岁老人。2008年1月，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郑国光在副省长禄智明的陪同下，看望这位生病的百岁老人。

六、三朋友

（一）万德良

（注： 2009年，与老同学、老同事万德良（右）分别50余年后聚会于马家湾遵义农科所）

我与万德良可以说是老战友。我们同在花溪贵州大学读书，他读农经系，比我低一级，他还和我妻汪复珍是遵义省高同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遵义参加工作，被分在建设科。1950年，我毕业后和罗昭荣还有农经系的余启贞、李再文分到遵义专署建设科，故而是战友、同志。同年秋开展五大任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改。我和万德良分在一组，在湄潭永兴镇仁和乡，我在村头一保，他在五保。冬天夜里很冷，带的被子很薄，我便和他合住，暖和一些，这样混过了冬天。翌年春开展大生产，发动种棉花，我和李再文等分在仁怀县茅台镇，在农业厅顾时鸿领导的棉产指导所属下。万德良能力强，单独一人去凤冈县指导工作，我们就分开了。

1952年初重新安排工作，万德良被安排到马家湾专区农场任副场长（无正职），我也在专区农场任技术员，能和万德良再在一起，在他领导下工作我很高兴。我还很佩服老万做的一件事：他一个人去医院割包茎，我去医院看他时还没有拆线，我也有包茎，但我不敢手术。年底我参加足球赛，选到省队，又调到贵阳师院，我和老战友就分开了，到贵阳后这么几十年，我仅去过专区农场一次。我知道老战友经常去海南三亚搞育种，是育种专家，受到过奖励。

2009年突然接到参加遵义农科所（专区农场后改农科所）五十周年庆典的邀请，我见到老战友特别高兴。50余年友情难忘，我们还到湄潭永兴仁和乡故地一游。

老战友，老朋友，多多保重，祝你健康长寿。

（二）吴维垣

他是贵州林业勘察设计院（林勘院）的高级工程师，东北人，从北京来的，很直爽。1965年时我参加中科院贵州农林水利综合考察时任组长（当年我是副教授，是全队最高职称），坐大吉普带队上水城玉舍的杨梅山考察，林勘院也由吴高工带队蹲点杨梅山工作，两人在此不期而遇。杨梅山林场工人，不安心在那偏僻的山顶工作，闹情绪，吴高工做了工作，效果不大，因而觉得“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请我帮忙，打着中科院的牌子做做工作。于是我也就权当一回冒牌货，吹了林业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杨梅山有不少珍稀树种，经济价值很大，科学价值也很大，所以北京都要组队来考察，等等，结果冒牌货还成功糊弄了人。吴高工很高兴，一定要把他睡的虎皮褥子给我睡，我哪里敢当，闹了大半夜，只好勉为其难，从而结识成为挚友。以后吴高工推荐我为贵州林勘院顾问，他既是党员又是九三学社的社员，又推荐我参加九三普定县的顾问专家团，因而我与九三学社的老专家（大部分是贵州大学农学院我的老师）王庆延、顾冠群、李良骐、李永康、李家祁等在一起为普定县服务，我主要推广沼气和小流域治理。以后还和吴高工一起参加林业厅老专家组视察黔东南自治州各县林业基层情况，一起赴天津参加中国林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

（注： 1986年与省林勘院高工吴维垣（右）在农业区划会上）

1993年6月，《台湾植被》召开成果鉴定会，我特请吴高工为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完成《台湾植被》的最后工作。

（三）吴荫生

（注： 1985年7月与省农业区划办公室主任吴荫生（左）在香港湾仔）

他是省计划委员会（计委）下属农业区划办的主任，是参加西进的老干部，江苏宜兴人，办事很大胆，很有魄力。

我接受考察台湾植被任务后，有三大困难：一是无法进行调查（这是摆明办不到的）；二是没有任何资料；三是没有经费（中央下达任务时仅有一小点经费，几百元）。前两个困难，只要有经费都可以解决，于是我主要是解决经费问题。一次参加省农业区划会议时结识吴荫生，我请求其帮助解决《台湾植被》经费问题，他满口答应，问6万元够不够，我说不要那么多，3万元足够了，从而达成口头协议，帮助我解决了大问题。

接着我在省计委申请2000美元外汇购资料。老吴想去香港，这太好了，两个人一道有伴。申请批准后在香港购得一些台湾植物资料，但还差得很远，可香港也没有多少书籍可购。老吴有一个大舅子在香港，大家见了面喝了茶，我才知道他是贵州著名教授花来峰的女婿。从香港回来后要报销，外汇没有用到多少太可惜，之后我去美国购到一点台湾资料以作补充。

《台湾植被》完成后，因吴荫生有功劳，我请他参加鉴定会。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不久听说他在家午睡之后突然去世，呜呼哀哉，老朋友就这么走了。

七、三女孩

（一）王维新

她是贵州大学法商学院工商管理系三年级的同学，贵州平越（福泉）人，我从南京回贵州读书时，妹妹伟强托我带一封信给她的老同学王维新，信里放有一把梳子给她。我去女生园见到她，把信交给她，见面后也没有谈什么，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女生。

之后我想，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一个女朋友。因为读的中学管得很严，我和女同学都没有讲过话，以前读的几个大学也没有交过女朋友，所以这方面特别幼稚，不知怎么进行，如同白板一块。有天我知道她家住在贵阳护国路，靠近大南门的一个院落中，便去约她看了一场电影。还有一次我们星期六从花溪回了家，星期一早上我约她一起回花溪，从次南门坐马车回学校上课，别的什么也没说，自感没趣，也察觉到她对我没有什么兴趣。此外我发现她鼻梁中间有一道明显的横杠，好像是个不祥印记，我就迅速逃跑撤退了。后来我知道她和工学院土木系一位高高大大、穿着很讲究的叫葵良标的要好，后来又知道他们在昆明结婚。王维新因难产而死，和我妹妹一样的遭遇，很可怜。

（二）叶应俊

她是我马鞍山国立十四中学的同学，和我见面时读贵州大学法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四年级，贵州息烽人，家在苏州。我转回贵大后，1948年5月的一天，我走在校园的道路上遇见她，觉得都是认识的，相互看看点了头。后来我知道她们班上一个姓顾的很喜欢她，追了她几年，但只是一厢情愿，她还在留恋着十四中的相好严于准，当时严在读浙江大学，后来到台湾去了。叶应俊走路的姿势很好看，我有些喜欢。过了半个月她要毕业了，我去她寝室约她去公园玩玩，照张相片。我们在花溪公园坝上桥等玩了一会，拍了照便回校了。等我取底片一看，照片给照相店冲坏了，只好拿了纪念册请叶应俊题字留念。

暑期开始，有一天下午1点多钟，我走在大南门附近，一驾马车忽然在后面停下，我一看是叶应俊，她说现在正要去机场，准备回苏州老家。我看马车上有顾同学送她，就祝她一路顺风平安，她从包里摸出一张学士帽毕业照片送我，我一看上面名字都是写好的，真是太巧了。后来我毕业时拿着写好她名字的学士照，却不知道往哪里送，当时忘记问地址了。1956年我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进修学习，暑假回贵阳看望复珍，她身体恢复得很好，我非常开心，离开贵阳到桂林伟衡妹处玩几天，又到南京伟惠姐处玩几天，到8月31日暑假最后一天才回上海。在南京下关火车站，一进去就看见叶应俊在站台边，与送她回苏州的江苏农科院工作的严于准的爸爸在谈话，又真是太巧了。连老同学辜恩燕都说她经常出差，但不会这么巧，遇见过老同学。到苏州了她约我下车去她那里玩，由于第二天开学，我不敢多停留，就说明年4月初放春假时一定来看她，谁知到春假前我写了一封信去，始终没有得到回信，就没有去苏州，从此音信就断了。1998年金鉴级校友蒋振良向我打听叶应俊的地址，蒋写信去问苏州第一丝厂，回信得知叶应俊退休后，于1993年6月患高血压病去世，她家因拆迁地址不明。后打听到其丈夫在丝绸学院教物理，姓张，有两个子女，其余不详。呜呼哀哉，老同学安息吧。

（三）汪复珍

（注： 1952年7月12日与汪复珍结婚照）

她原在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解放军要打过长江前，转学到花溪贵州大学读政治经济系经济组二年级下学期，我知道她时已是1949年的下学期开学后，我已四年级。我看到一个以前未见过的女同学，高高的个儿，走路挺胸很精神，也长得挺好的，我看上她了。

一天下午，我和农学院同学云昌华到女生园，约她来操场打网球，就这样和她开始接触了。到中秋节那天晚餐后，我约她出来散步，走在校园的小道上，月光分外明亮，交谈中，知道她家是安徽滁县，就在长江北，和南京靠近，抗日战争时也逃难到贵州，胜利后转学回到家乡，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我们经历相同，慢慢谈得很投机，互相都有好感了。到11月15日贵阳解放，我们感情也与日俱增，常到花溪河上游散步。后来我吻了她，我们成了一对情侣。转眼1950年下学期，我大学毕业，工作分配到遵义专署农林科，她还在读四年级，等待来年毕业。1951年5月我去花溪一趟，和她商量两人的终身大事，她决定做出牺牲留在贵州，不回上海，毕业后填表分在贵州合作事业管理处推销科。1952年7月2日，我们结为连理，在贵阳“狗不理”请了一桌亲友，算是完成终身大事。

（注： 1995年与妻复珍摄于花溪贵州农学院校园）

她性格直爽，办事认真负责，领导很器重她，培养她入党，她总觉得条件不够，应慢慢努力。谁知领导换人，政策又推行“极左”，加上家庭出身不好，因而“大跃进”时被下放工厂，在拉丝厂，后又调到药材公司。“文化大革命”时因拖地板把鞋弄湿，挂在墙边上，旁边有毛主席头像，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乱批乱打，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从此病倒一蹶不振。之后我借贷在身，上海、广州、北京、杭州，各处托人，想方设法求医看病，总算有一些起色好转，多延长了10年生命。还要感谢王三运副书记在医药费用上批了10万元，统战部伍席源部长帮助，将医药费由人保部转拨到省台联，这样才好报销使用。

2005年10月，复珍不小心跌了一跤，胫骨骨折，在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治了2个月，已经快要好了，忽然心肺衰竭抢救无效而去世。相濡以沫58年又85天，呜呼哀哉，复珍，你安息吧。

八、三助手

我在省科委工作，得力于三个处长，正好他们都姓杨，所以我叫他们“三杨”。

（一）杨晓镇

她是政治处的干部，转业军人。省科委各处室处长、副处长研究定下上报后，我有一次到政治处听他们处里开会，讲到一件事，就是一位老王（政治处有三位干部姓王）家住处有一流氓捣乱，他有些怕想搬家。杨晓镇听后就讲：“坏人捣乱怕他干什么？”老王说：“此人高大粗鲁得很，惹不起。”小杨说这事让她去办。我听了没作声，心想高高大大的老王都怕，而小女子竟泰然处之，自告奋勇去解决，看她打算怎么办。过了一周，我问刘锋纲处长这事如何了，刘说小杨去解决了，没事了，老王也不搬家了。我心想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能干的干部，以后就是提拔的对象。

省科委两个老干部有心思，不想要退下了还是个处级。刘锋纲原是地化所办公室主任，想回地化所任新成立的监委副主任（副厅级）。同他谈心后我说：“没问题，北京那边都替你安排妥当了你还怕什么？”他说：“怕你不同意。”我说：“哪有这种领导。”不久北京科学院人事处来电话，我说：“没问题，好事情全同意。”刘听了非常高兴，谢谢我。我说：“这还用谢，应该是我谢你。”他说：“以前就是没有你这样好办事的人，好多好事都砸了。”我心知肚明。接着办公室主任、老干部宋汪川，他原先是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现在想去省政协的干部学校任副校长（副厅级），已经同省政协领导谈过，还没消息。我听后即去省政协副主席宋树功处。宋主席问我：“怎么样？”我说：“过去汪在市委宣传部挨整，叫他甩手派，其实他是能干的。”不久汪调民主干校任副院长。

政治处刘处长调走了，副处长升正，自然杨晓镇是副处长人选。党组讨论时有人反对，说太年轻，会后还说专选年轻女的提，其中有什么关系？我听了很生气，说：“谁还敢乱放谣言我追查到底！”因为前次讨论处级干部时亦有类似情况，我发了脾气情况才好些。小杨提为副处长后，政治处工作很有起色，大家这才清楚没选错人。接着又安排她兼党组秘书，成为很得力的助手。她的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好，后来担任政治处处长。离开省科委后，她提拔为省科技厅副厅长，而后退休。

（二）杨玄龄

他是昆明工学院毕业的，原在一个被服厂工作，实在是屈才。宋汪川帮助他调到科委来，他在办公室，工作能力和表现都好，提为办公室副主任。后调到外事处任副处长，外事科技工作等各方面工作开展得很好，对外交流、科技接待都处理得很好。中英、中美梵净山科学考察，有许多新的复杂的事情要办，如考察费用要由英美方出，中方每人多少？外方又多少？车费多少？采标本每树多少？每份多少？在山上开伙食多少？如此等等，都是麻烦事情，都要由老杨来处理，够他忙一阵的。然而他处理得很好，各方皆满意。还有我与吴荫生去香港购买《台湾植被》书籍的事，也是贵州科研领域新鲜的事情，要拟好多请示报告、外汇申请等事项，他都办得很好，是个很好的得力助手。

（三）杨仙楹

他是贵州农学院毕业的，分在植物园，1963年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简焯坡教授带队考察梵净山时，我们都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中他是“造反派”，队伍站得对，调到科技革命小组，后来的科学技术委员会，一直在业务处。由于业务处的干部力量很强，因而还轮不到杨仙楹提升，为此他还有意见。做了工作以后思想通了，工作也很有干劲。以后秘书长提副主任，业务处长提为秘书长，业务副处长转正，杨仙楹提为副处长，从此农业科技项目的科研费用大大增加，农业项目研究如虎添翼，在生产上起了大作用，在基本理论方面也大有提升，最明显的事例就是《贵州植物志》《贵州动物志》。就以《贵州植物志》来说，先后拨款100多万，参加单位有：贵州生物研究所，贵州农学院的林学系、植物教研组，贵阳师范大学的地理系生态地植物组、生物系植物组，贵阳医学院，贵阳中医学院。投入的大量经费使这些单位参加人员业务水平提高，标本室充实提高，植物标本鉴定正确，还得到了专家的指导，使得植物志书籍得以快速出版。吴征镒院士、王文采院士评定贵州是各省最先完成任务的，为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起到重要作用，评为“贵州科技进步一等奖”。参加者有30多人评为教授（原来仅有3人是教授），都得益于这个项目。此外，他对《台湾植被》也给予很大支持，也是很得力的助手。

九、三个哥

我有3个哥哥，是1946年回到台湾老家才认识的，或是才知道的。他们是在台湾老家的大妈刘凤妹的儿子。我的大妈长得非常美，是童养媳，她们一家很悲苦，是我父亲太对不起他们，把他们抛弃了。

（一）大哥

大哥黄金其，我回台湾时只知道他的情况，未见到人。那时他流浪在外，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只听到三伯家的金汉哥说起过。1992年大哥，二哥的3个儿子、1个女儿，还有三哥的1个儿子来大陆探亲，我们才在南京见了面，他们决定把大陆父母的骨灰带回台湾，并供奉在祠堂里。1995年回台湾探亲，我在大哥家住了2天，才知道他的情况。日占时期跑出去又没有钱，只有流浪，不然被拉兵就死路一条。他有一儿一女，儿子40多岁，搞农业，嘴巴能说，能滔滔不绝和我说几个钟头，说得很对，是爷爷丢下了他们。女儿60多岁住高雄，比较有钱，有一座佛堂专门念经。大哥1913年11月12日生，2000年8月去世，去世前还能骑摩托车到处跑。

（注： 1992年1月拜望在台湾的大哥黄金其（中）及三哥金学（左）于新竹县新埔乡大哥住宅门前）

（二）二哥

1946年我回台湾老家时，在关西老家认识了二哥金焕，他那时被日本拉兵，在太平洋瓜达康乃尔岛战败后，回到台湾在关西内湾开了一家小碾米厂谋生。二哥对我很好，我每次回关西他都骑辆破单车来接我，他福气很好，有四儿四女，大女儿在石冈务农，二女儿在竹北开木材厂，三女儿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开餐馆，四女儿在医院做义工总管；大儿务农，二儿与三儿在台中港工作（已退休），四儿在高雄经营消防器材。可惜1995年我回台湾探亲时，二哥他已逝世了。说也奇怪，其儿女对我也很好，特别是二儿、四儿两家，常来贵阳探亲，平时经常电话问候，我最高兴的是去台湾时老二开车带着我在山里转，各种植被类型都观察到了。

（注： 台湾二哥金焕已去世，其二子国勇夫妇（左）、四子国照夫妇（右）来贵州师范大学探亲，何才华校长（右一）设宴招待）

（三）三哥

我第一次回台湾时最先见到的就是三哥金学，他家住在关西老家的祠堂边，那时他被日本拉兵去海南岛，战败后回到关西务农。他有三儿二女，大儿务农，二儿做汽车生意，三儿教书，只有三儿知书识礼一些，两个女儿不错，可惜我没有见着。

十、三个妹

（一）二妹

我上边有大姐，故我们都叫大妹伟强二妹，读中大实中，十四中高中祖愈级毕业，后读中法大学外语系，抗战胜利回到南京，进入金陵女大社会系。新中国成立前去台湾1个月，回来后南京解放，后来她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分配到外交部礼宾司，后与苏联东欧司张敦厚结婚，不久一起调到保加利亚大使馆，1956年底在索菲亚因难产时心脏病发不幸死于医院。

（注： 2008年10月，70年后兄弟姐妹再聚会于南京汉中路大姐家

左起：陈开惠、黄伟衡、黄伟惠、黄伟宁）

（二）三妹

三妹伟辉比伟强小2岁，小时5岁得白喉病不幸夭折。

（三）四妹

四妹伟衡1932年2月出生，是我家最小的一个妹妹。抗战胜利后她就读于贵阳十四中初一，新中国成立后参军入十七军军大，后调昆明。1956年转业到桂林。1958年随夫高太生调北京，在文物出版社办公室工作，直到退休，现居住在北京。

（注： 2007年9月，小妹伟衡来贵阳十七军大校友聚会，摄于宝福山灵园。）

十一、三大球

（一）排球

我在中大实中十四中学时就爱打排球，那时是9人排球，位置固定，我打的位置是二排左杀球手，以后在贵州大学、云南大学农学院都是排球队长，是扣球手。

1952年，毛主席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我在遵义地区被选为排球队代表，可惜没有批准我参加。我调到贵阳师院后，参加教工排球队，这时打的是6人排球，师院队和贵医、贵农这3支队打得都差不多，经常有比赛，困难时期便停止了。

以后看国家队比赛很过瘾，特别是汪家伟、袁伟民和魏纪中（他是南京大学法语系的学生），他们高高的个头，技术很全面，的确打得很好。后来袁伟民担任国家女排教练，把女排训练成世界一流的队伍，获得世界冠军，三连冠，太了不起了，所以我很喜欢排球。

（二）足球

我小学开始踢小皮球，中大实中、十四中时踢足球，但那时没有球场，要到团坡桥跑马场踢，故机会少，打排球多。1952年底参加工作开展体育运动，遵义专区足球队中只有我一人被选上省队，赴西南大区重庆比赛，在重庆大田湾和西南军区、重庆、四川、云南4支队比赛，贵州得第四名。回来后踢过几场比赛，国家队来指导，和国家队踢成17∶1才知道国家队的厉害，特别是直线短传，你还未跟上，前锋上前一脚球就进了，开座谈会时，后卫老王，东北人，大个儿，教我怎样用正脚背踢球。国家队主要是东北队和上海队的队员多，方忸秋、陈成达是上海的；史万春是天津南开大学的，个儿小，很灵活，踢中锋，比赛时我防守他，把他撞了一跤；守门员鄂伯尔是重庆队的，还有年维泗，队长老王是东北队的，其他的我记不起了。八一足球队也来贵阳比赛过，技术不如国家队。

我曾记得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从前的国家队从香港来过贵阳比赛，是体育老师章祖愈带我到南厂兵营去看的，他任巡边裁判，当时的国家队出席过1936年的奥运会。队长李惠堂，高高黑黑的，很英俊，球踢得干净利落，40米外一脚“百步穿杨”球快速进门，漂亮极了；守门员包家平绰号“钢门”；后卫侯榕生是混血大高个儿，称“铁头”，一球能顶出去30米；还有右前锋李天生能踢“S”线球，球都块到边线了，一脚勾射弯曲进门，绝不是虚。中国队那时有华南华队和华南南队，就是踢得那么好，令人钦佩。那时还有上海八大学联合队，我看的就是国家队和他们的比赛，这已是70多年前的事了。贵州足球队没有组建专业队，我调到贵阳师范学院工作，参加省级机关足球队任队长，也是贵阳师院足球队员，星期天经常在六广门参加足球比赛，因而足球技术有所提高，1958年又被选为省代表，不过没有出席参加比赛。后来，各大学由工会组织一支代表队，以贵阳医学院耳鼻喉科张玉麟主任前锋踢得好，还有师院学生的足球队，我也参加踢了几年，到1964年参加野外调查就没有踢足球了。2005年省体育局还组织一次老年足球运动员联欢，我因妻生病住院，没有去参加。

（三）网球

网球最先是在中大实中时薛人仰老师教的，那时条件差，没有专门场地，拿排球网放下来用，仅学会一点皮毛而已。

到云南大学农学院学习后，农学院男生宿舍区内设有一个网球场，四边有围墙围着，拾球很方便，就是没有老师教，自己学着打。我在十四中的同学谢汉生，就常来农学院约我打网球。转学到贵州大学后，体育老师许老师是四川人，教我打网球，特别是反手，我才算学会。许老师还教我穿网球拍，我还有这门技术。

到贵阳师院后，前几年老师们还喜欢在排球场有看台的球场打网球，那时的教职工还爱打。我与体育系的晏正翎老师还组队出去比赛过，结果输给了贵阳医学院队，从此便没有摸网球了。

十二、三赴美国

（一）第一次

应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帕兹分校亚洲研究会主席克勒普教授邀请，经省府外出办字第70号文件批准，于1986年10月l5日搭乘民航CA981次航班，第一次赴美参加会议，会上被分配在第一组第二小组宣读论文。为慎重起见，我特到纽约总领事馆将论文《中国统一问题的几点看法》请领事馆审查，王铁良领事接待了我，同意了我的论文，并亲切地对我说：“贵州出国一次不容易，你仅有六天时间，来回路上要四天，开会两天，来一次不容易，你没有一点机动时间，探亲、访友、参观、学习都不行，我知道贵州有困难，特批准你在美增加一周时间，手续领事馆会办并通知贵州。”我非常感谢王领事的英明决定。

在小组我是第二个宣读论文的，主持人范光焕教授介绍情况后，因为小组仅有这一篇涉及台湾的内容，记者们很感兴趣。《纽约时报》记者郑依德说：“西点军校现在热门话题之一就是中国统一问题，然而在这个讨论会上，仅有贵州师范大学教授黄威廉的论文，涉及中国统一问题。”我说，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企图，并说美国政府因对抗苏联，是不敢扭转中美关系的。会后和贵工老师毛健全受范教授的热情邀请，先参观纽约大学克特兰分校地理系，系主任道摩特教授（George Dormott）会见并送我1∶500000的台湾地形图，还说能接受一名贵州师大教师来短期进修制图技术。中午受到克垃克校长（Clack Stokwell）的宴请，实在不敢当，又没有准备礼品，太不懂礼貌，实在对不起。下午又参观康奈尔大学，这是一所有名的农业大学，此行我收获很大。后应董叙霖、杨贵平夫妇邀请参观联合国并和兹根基金座谈会。

20日离开纽约到旧金山和老同学、老朋友魏需逊伉俪见面，26年未见，再次相见真是说不出的高兴。魏需逊已是美西华侨领袖，做了很多重要工作，还参观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植物系。10月30日塔乘CA982号航班回国。

（二）第二次

1993年10月，应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波拉兹分校邀请，我与统战部副部长奚虎一前往参加亚洲学术讨论会，宣读论文《汪辜会谈后两岸形势的新发展》。10月17日由上海出发，乘CA981号航班到旧金山转纽约，到达肯尼迪机场已是晚8点。几个黑人大汉站在旁边我心里也有点害怕，心想刚带奚部长出来，他的姊弟都还未见到就出事那可麻烦了，于是赶快打电话请董叙霖来接，幸好电话及时打通，半小时后老董来接，一块石头落心，并且还接我们到他家住。杨贵平到贵阳时统战部请她吃过饭，因而大家都认识，一见如故。此次会议由玛伧教授（历史）、罗拉教授（地理）主持，会议也是2天，我们的论文已事先录好音，由光盘磁带宣读完事，这次亚洲学术会开得较成功。中国的论文多，不过不相关的也有，如《宋朝的中国》《中国的前途》等。

这次出访时间较充裕，我们做了不少交流：①与滋根基金会讨论了支援贵州小型图书馆、小水电等事宜；②旧金山湾区华人协会已决定筹备国庆大联欢之事；③宝谦昌花旗参董事座谈会，钟北谦先生准备投资贵阳农发大厦；④与旅美华人刘德庄夫妇及其女儿、贵阳医学院教师、九三学社秘书长刘明义等会见；⑤南师附中校友聚会，有杨建华、余永芳夫妇、刘湘英等；⑥会见台湾海军医院原副院长苏景旧夫妇及商人苏灵芝等。此外，还见到贵阳水电厅高工王志光及水利学校教师廉月芬夫妇，他们已决定回贵阳定居，反映贵阳的住房问题待解决，还在旧金山、纽约会见奚部长的姐姐一家及旧金山弟弟，还在我的老朋友魏需逊家住了2天，聚会3次，大家很开心。

10天后搭乘CA982号航班返回贵阳，此行我增长不少见识。贵州驻上海办事处的一位同志代我们购机票（原来我都是自己购买），从中搞了我们一笔钱（因为民航出国机票暗中有折扣），打电话到上海他不承认，后来还是财政厅的一位女同志（出国报销审查）帮了大忙，不然这笔外汇我还赔不起。

（三）第三次

接“第五届国际牧地生态会议”邀请，省府（95）89号文件批准，我于1995年7月21日经香港搭乘新加坡航班在樟宜机场休息后，飞旧金山转犹他州盐湖城出席会议，31日回国。

“第五届国际牧地生态会议”由犹他州立大学主办。会议内容包括开幕式、全体大会、分组会议、闭幕式、宴会、展览等，内容丰富多彩。开幕式在犹他州市政厅召开，由大会主席哈罗德主持，上届主席法国孟伯里埃大学教授丹尼斯卡尔致辞，接着由主席宣读美国副总统格雷的欢迎辞。然后进行大会报告，共有四篇：①美国农业部代表，牧业支持农村经济发展；②美国内政部代表，环境改造牧地管理；③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教授奥托，加拿大的牧地管理；④墨西哥土保局环保处主任冈萨罗、卡佩垃，墨西哥自然资源。下午6点在盐湖城红狮饭店二楼宴会厅举行招待会。学术小组分11组，我被安排在3组（生态恢复）。未宣读论文，是壁报形式互相交流，会议于26日起组织野外考察，我参加了第1组，主要参观犹他大学、农业试验站、大盐湖、安特洛普岛等地。

这次会议规模为中型，约800人，我国25人参加，团长为内蒙古大学自然资源所所长李博院士，副团长为四川农学院周寿荣教授，秘书长为黑龙江农业委员会韩贵清。在犹他大学见到地理系主任陈永孝的女儿，她请我吃一餐，我帮她带些衣物回来。

十三、三去日本

（一）第一次

放革开放，对外交流，这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

1985年，经东北师范大学草地研究所所长祝庭成教授推荐，国际第十五届草地会议主席仁木教授邀请，中共贵州省委批准我赴日本参加此次会议。8月24日8点20分搭乘CA917号航班赴日本东京，再转乘大巴到京都参加会议。会议的日程是：8月24日报到；25日开幕式，大会学术报告，分组学术报告，招待会；8月26—30日分组学术报告，壁报，农民会议，宴会。大会报告分四个部分：①亚洲草地畜牧业有关问题研究；②饲料作物新品种生产管理的多学科研究；③理论实践建立管理和应用的生态系统；④饲料保存的高效方法和动物生产集约应用。

小组宣读分16组，我的论文《贵州草场分类与等级评价》安排在第16组（亚洲季风区草地生产组），时间为8月31日上午9点45分，第3位宣读。宣读后日本、荷兰等国学者非常感兴趣，一是对贵州知之甚少，二是对南方山坡放牧知之甚少，提出的问题有优良牧草是什么种类、产量多少、载畜量等，我回答后他们意犹未尽，但时间已到，下来再讨论。

中国代表团由49人组成，团长为北京农业大学贾慎修教授，副团长为东北师范大学祝庭成教授和甘肃草原所任继周教授。贵州有两位代表，贵州农学院朱邦长教授与贵州师范大学的我。

9月1日野外考察分4组，我参加第4组九州组，国内有4人在这一组，都较熟悉。第1日从京都坐高铁（日本称新干线）到下关转乘大巴至九州，至福冈参观日本天草南方牧场，再到熊本（熊本是日本三大古都之一）参观畜牧研究所，改良的品种黑色肉牛很好；第2日到著名的火山阿苏山，中岳火山口南北1000米，东西400米，很壮观；第3日到别府，这里是日本著名温泉所在地，有名的滨胁温泉、铁轮温泉、明矾温泉、柴石温泉、龟川温泉等，还有温度高达90多度的温泉，日本称为地狱，如龙卷地狱达100度，血池地狱94度，海地狱93度；第4日到鹿儿岛，地处南亚热带，生长有很多椰子类植物，参观宫崎大学农学院，下午到达雾岛火山，有浓烟徐徐喷出，在这里我和澳大利亚专家夫妇摄影留念；第5日搭机返回大阪京都，结束考察日程。9月5日乘CA918号航班回到北京。

（二）第二次

1990年，去日本参加第五届国际生态会议。由会议主席阪月邀请，中国生态学会特别推荐，省政府批准，各项工作都做好充分准备后，只等启程参加会议。谁知事情节外生枝，外事办的护照手续老也等不下来，有点奇怪去询问，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外事办陈主任回答说：“据贵州农学院一位副教授揭发，你是科委开后门的，没有日本会议的论文宣读，他才有，并有日本提供的2万日元支持，所以我们批准了他，没有批准你。”我一听外事办陈主任这么一说，真是哭笑不得，我说：“我不但有论文，安排了宣读的时间，还有中国生态学会推荐信，这些硬件他都没有，日本的常规，安排论文宣读就有2万日元的支持（合人民币200元），这没有什么特殊，人人都有。”第二天我把这些材料一起拿给陈主任过目，陈主任才恍然大悟说赶快办你这事。拿到护照要1周时间，我心想贵州农学院竟然还有这种副教授，太损人利己，太缺德了。等我拿到护照到北京签证又要1周时间，我本来想直接去日本大使馆，又想托曾任驻日使馆的蔡子民领事，后来心里实在气愤，放弃了，打道回府。

（三）第三次

2010年10月，我带燕南到日本观光，办好一切手续等待通知。16日电话告知17日早晨7点在禄口机场集合，我们赶到后组队计23人，领队王铮，中午由南京飞名古屋，住爱知县常滑市；第2天过大阪游神户六甲山，住华盛顿旅店；第3天游京都，坐大巴先参观西阵织和服会馆看和服表演，到京都岚山逛京都小铺古街，住爱知县蒲郡市宾馆；笫4天游箱根富士山，大巴弯转直上五合目海拔2305米的富士山山顶，山顶仍积雪，甚为壮观，接着前往箱根国家公园，有河口湖、和平公园，接着又拉去购物，我购了一血压计，晚住新宿利德迪尔旅店；笫5天到东京游浅草观音寺，皇居二重桥还有最热闹的银座，接着又是购物，招待日本式的一顿晚餐，夜宿成田机场好景酒店；第6天乘机由东京飞回南京。此次旅游我把存了50年的一瓶茅台酒卖得1万元，交旅游费也是1万元了事。

（注： 与女儿在日本神户县）

日本可以玩玩，风景好，人也很有礼貌，就是旅行社组织得太差，为了捞钱，变成少游多购，以买东西为重，差劲矣。

十四、三桶金

（一）一桶金

1991年系上让我填一张表，主要是做些什么工作、有哪些成绩等，我一般填写就交了。年底前科干局的一位同志到我家说，你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一些成绩，怎么没填上，我来帮你填，是他帮助我填好交上的。1992年春节后贵州省人事厅召开会议，会上宣布省政府文件，发给有特殊贡献的49名人员政府津贴每月100元，终身享受。贵州师大有杨明德、庞之垣、吴雁南和我，共计4名，是全省各单位中最多的。到2010年政府特殊津贴又增加为每月600元，全国现在有20万人享受政府津贴。

（二）二桶金

1995年1月25日，我收到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陈亚林编辑的信，说《台湾植被》的稿费已算好，现在把发票寄给你，钱已寄出，到后签单寄回即可。稿费8488.80元，其中扣除1697.76元不纳税，税率20%，应税收入6791.04元，应纳税950.75元，文字稿费实得7538.05元，配图照片600元扣除邮寄费88.05元，《台湾植被》稿费实收入8050元。

（三）三桶金

1995年4月，省科委业务处杨仙楹副处长批给《台湾植被》4万元，《台湾植被》准备充分，经费充足，内容充实，1995年经专家评审，作者答辩，获贵州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96年起提升工资一级。

十五、三荣誉

（一）足球比赛

1952年12月，我代表贵州足球队，赴西南区重庆大田湾参加大区足球比赛，参赛的5个队分别是重庆队、西南军区队、四川队、贵州队、云南队，比赛结果重庆队夺冠，西南军区队亚军，云南队第三，贵州队第四，四川队第五。比赛完后在西南军区举行招待晚会，司令员贺龙同志亲自出席，并接见所有球员，新中国成立初期能见着这样大的领导，真是一件荣幸的大事。

（二）“台湾之将来”讨论会

1983年8月在北京香山召开“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加拿大、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10名教授参与此次大会，国内北京9名、上海3名、福建2名及贵州1名共15名教授参加。会议结束后，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在政协礼堂举行座谈会，国外学者都发完言后，邓主席说请我们的黄威廉同志发言，他是贵州来的，比较远。我以为国内的代表是北京的发言，没有想到会点到我。林丽韫把我介绍给邓大姐，我跑到邓主席那里和她握了手，可谓莫大的荣誉。

（三）全国科学大会

1978年3月粉碎“四人帮”后，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我是贵州省98个代表之一，有幸参加实为不易。大会之隆重，礼遇之高，盛况空前。例如：派专机来接贵州代表（每机能坐100多人），住在以前是苏联和外国专家住的友谊宾馆，还有医生背有药箱跟在后面保健服务。特别是大会聆听邓副主席的报告，大家兴奋异常，科学的春天来到。这是我的第三次荣誉。

十六、三住宅

（一）南京徐府巷

1926—1930年，父亲在东南大学农学院任蚕桑系主任兼农场长，职称是教授，在南京盖有5栋房。抗日战争胜利后，还都南京。1946年南京房子大涨价，商人、大贾、高官出高价购买父亲的房屋土地，特别是英商洽和洋行看中长江边镇江路的11亩（1亩≈0.067公顷）土地，要建面粉厂。徐府巷一号陈中凡住宅卖给了何应钦，这边二号、三号更值钱了，英商出价6两黄金1方丈（约11.11平方米）土地，天天上门来讨价，共出价300斤黄金。我力劝父亲卖掉一半，回台湾老家购产以便今后持家养老，然而父亲坚决不干。新中国成立后不但麻烦来了，而且还要缴地价税，真是人财两全空。

（二）贵阳翠微路

1941年父亲在贵阳中大实中教书，许多中学慕名纷纷请他教课，西南中学、豫章中学、伯群中学、青年中学、贵阳师范学院及贵州大学都请他教书，因此钱多了一点，便在贵阳翠微路荒坡上买了8亩土地，盖了2间住房、4间简易的下房自己居住。1956年公私合营对私改造，送给了南明区托儿所。

（三）南京上海路

1934年，南京那时经济较好，父亲在上海路买了2亩土地，盖了2层5间房屋租给房客住，地点是上海路189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给伟惠姊居住，1983年江苏省燃料公司要建宿舍，用了那块土地，合同是给3套房居住。1985年父亲去世，父亲的那套应是我和伟衡妹的，结果给后姐夫的女儿拿去了。姐姐把她住的那套给我们，但户主是她儿子的名字，结果她儿子把房卖了，钱拿跑了。我们是一场空，一样都没有。

十七、三大病

（一）斑疹伤寒

1942年早春2月，我在贵阳国立十四中学读书时传染得了斑疹伤寒。这病很厉害，高烧3个月没药可治。那时还没有发明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在中央医院的医治下，在2位湘雅实习医生的关心下（一位是我姐中学同学熊婉若，一位是打排球的好手湘雅老大哥），在2位护士的护理下（其中一位是中山中学同学，湖南人；一位是张姐，湖北人），在母亲和三表姐的精心照顾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瘦成一身皮包骨，休养了2个月才算有点人样。

（二）肾癌

1991年夏，我在贵州省人民医院照B超，发现左肾有一包块，以后去贵阳医学院照CT，也是左肾有一包块，都没有引起注意。1991年冬，全国台联十周年纪念会，遇见浙江台联会长陈昭典，他说你要抓紧来治。1992年5月到杭州，请陈主任一看CT片，他说CT值都31，赶快住院开刀。结果是左肾腺癌，拿出一大个肿瘤，足有三磅温瓶胆那么大，真有点吓人。

（三）高血压冠心病

1995年开始有高血压，血压值为180/100千帕，此后，开始天天吃药，血压最高时达到238/110千帕，医生测量后马上安排住院。以后又有了冠心病、心电图异常、房颤、ST波有问题等，最后心肌梗死、脑梗死的问题都来了，常入院治疗。

十八、三医生

复珍病重以后，需要到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等地治疗，大城市不好办事，有时连挂号都成问题，更需要医生的帮助了。

（一）张友会

他是我中大实中、十四中同学，比我低一班，和我妹妹伟强一班，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肿瘤医院、肿瘤研究院院长，是我国内科权威湘雅医学院院长张孝蹇的二公子。复珍肾盂肾炎久治不好，需要去北京协和医院治疗才行，于是专门请张友会帮忙，经他介绍协和医院泌尿科主任看后住院治疗，这样才把好多年都治不好的病解决了。去到晨光街府上谢他时，到他家门口把我吓一跳，有卫兵把守，我一问很客气，说请进去。以后燕南到安定医院看专家门诊，还有我肾癌在肿瘤医院复查，都是张友会和他夫人谭友健帮的忙。

（二）陈昭典

具体介绍参见前文。

（三）程明亮

他是贵阳医学院77届的高材生，毕业后留院肝脏科工作，后来因成绩突出提升为副院长。复珍生病住院经常要请他帮忙才能有床位住进去，每次他都尽力帮助解决。还有复珍要经常化验矽细菌感染，经魏赞道教授介绍，认识细菌教研室主任王和教授，有了他又快又准的化验结果才能更好地对症下药。

十九、三倒霉

倒霉是南京话，意思是吃了大亏、上了大当还不知道，霉上加霉。

（一）色诱

抗日战争我们家逃难出来后，南京的5栋房屋被日本的一家自动车公司占用，日本投降后全被查封。我在南京小学的一个女同学叫陈兰玉，她也住在汉口路，南京沦陷后她家未离开，抗战胜利后日本投降，她不晓得怎么知道我在昆明读书，一周一封信差不多写了3个月，其中不乏挑逗之意，我不知其中阴谋是什么。我母亲和小妹先回到南京才收现5栋房子内的财产全被陈兰玉拐跑了，等我回到南京，她改名陈帷敏做了交际花，和空军的人跑台湾去了。

（二）偷窃

2010年冬天，我和燕南去三亚避寒，谁知小偷从厨房旁的护栏剪开一个口子，进家开锁一间间房间地翻，偷个彻底。值钱的东西，现金、美钞、大洋、金银玉器我也不多，但一样有一点，是台湾亲属送的，全被一扫而光。

（三）诈谝

2011年11月，我刚从北京伟衡妹处玩回不久，有天忽接到2个电话，不知他们是否串通好的。一个电话说是北京公安部郭志安警官电话：13420976045；一个是上海公安局陈浩警官，警号168555，电话：62311010。两人都说我参加诈谝集团，有268万元在江西“头头”家查到，现在就来抓你，要冻结资金。结果，我50年的辛苦钱533199元被诈骗犯完全骗光，真是大傻种。

二十、三授奖

（一）先进科技工作者

1990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对高等学校教师科研工作做出突出成绩的人员进行了表彰，全国共571名，贵州4个大学各1名，我被授予先进科技工作者奖。

（二）植物学工作五十年科学家奖

1999年底，中国植物学会召开年会，贵州植物学会秘书长陈训出席会议，会后带回中国植物学会授予我植物学工作五十年科学家奖。

（三）荣誉博士

2006年，中国亚太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授予我“中国亚太行业荣誉博士”称号。

文章写完，感慨往事，特录文天祥的诗《金陵驿》作为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