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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纪念父亲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所属图书：《相宝留云：一名台湾省籍老教授的杂感随忆》 出版日期：2016-07-01 文章字数：6495字

甲午纪念父亲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注： 黄国华教授1983年像）

黄国华教授，1894年，即清日战争战败割让台湾的甲午年，出生于台湾新竹县关西镇贫苦农民家庭。他曾留学法国、德国获博士学位；是近代最早来大陆最贫穷的贵州省任教的台湾省籍人士；是我国蚕桑界的学术带头人；他投笔从戎，是“一二八”对日战争中参加抗战的老兵；是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同时在贵阳教大学、中学和小学的老教授。他热爱祖国，教书育人，绿化荒山，在贵州师范大学任教40年，工作上曾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及“五讲”“四美”劳动模范，曾受到前贵州省委书记周林的当面表彰。1985年1月病逝于南京，父亲一生为贵州省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割让台湾 苦难童年

（注： 1948年我与父母亲摄于贵阳）

今年正逢甲午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也是父亲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父亲黄国华1894年旧历10月24日生于台湾新竹县关西镇深坑乡，旧名红毛田，祖籍为广东省梅县丙村即叶剑英元帅的家乡。先祖于明末1661年4月参加郑成功队伍抗击荷兰人到台湾，胜利后定居下来，从事垦殖农业生产，在新竹父亲属第十七代。祖父黄锦荣，祖母为杜氏，父亲有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老四，原名清万，由于降生时清朝甲午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帝国，沦为殖民地。从小家境贫寒，自幼一边在关西国民小学读书，一边帮助家庭生产劳动，水田里种植稻谷，山坡丘陵栽培茶叶，从小就养成了爱好劳动的习惯。由于日本占领台湾时的剥削压迫，台湾人民过着清贫苦难的生活。父亲有着十分悲惨的童年，小学毕业后，由于有一个在日本轮船上当水手的舅父帮助设法带他往日本求生，寄人篱下，在爱知县碧海郡安城町大字安城上佃田一番地，帮人劳动打杂，以采摘苹果等为生。经过自学努力考入爱知县中学初中一年级，边读书边打工劳动，勤学奋进，于1914年毕业于爱知中学。随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饲蚕桑专业，经过艰苦奋斗、刻苦学习和劳动打工度过了困苦的四年光阴，取得优异的成绩毕业。由于父亲从初中就在日本读书，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成绩又优异，学校要留他任教，并赠他日本名“三浦坤吉”，但父亲因从小仇恨日本，决不留校，坚决要离开日本返回祖国大陆。

前来大陆 任教贵州

在东京帝国大学蚕桑专业学习时，有一同窗中国人是贵州省著名文学家姚茫父的公子姚天沃，两人在校交情甚笃。正值其时，贵州省财政厅厅长熊铁岩（号述之）到日本考察实业，姚父托其顺道看望在日本读书的儿子。其见到姚天沃时也见到家父，对父亲说：“贵州省地理位置边远，缺乏人才，决定聘请你到贵州工作如何？”父亲当即答复：“不怕任何困难，愿意去贵州省那里，贡献自己的力量。”

家父回台湾省亲后，告别家人，于1918年10月起程来贵州省工作，经福建、广东、湖南，由湘西自治州经清水江乘船入黔，历时1个多月到达贵阳。见到熊厅长后，父亲被安排在贵阳油榨街农业学校任教，并兼任贵州省垦殖局顾问，在此期间除教植物学、农学外，还为贵州省发展蚕桑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并在垦殖局所在的图云关一带山坡地上，带领工友植树，造林绿化美化荒山，现今贵阳图云关森林公园的大部分森林树木都系那时种植的。父亲曾建议贵州省督军刘显世发展交通，修铁路、公路（当时认为破坏风水不予采纳）。不久贵州省政治局势混乱，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从四川率兵发动兵变夺权，俗称“民九事变”，将刘显世督军赶跑，并将介绍父亲来黔工作的财政厅厅长熊铁岩杀死在贵阳顺城街（即今护国路）的家中，人头挂在其庭园的桂花树上，家父担心遭到株连，遂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陈怀壁离开贵阳，逃离了工作2年的贵州。

勤工俭学 赴法攻读

（注： 家父大儿金其（中），三儿金学（左）小儿威廉1995年摄于新竹县新浦乡金其家）

1920年10月，父亲离开贵州，辗转到达广州，经中山大学农学院邓植仪院长介绍，到广东高等农林学校任教。不久国家在各地招收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于是父亲决定投考，经考试后录取，于1921年9月离开广州，从香港搭乘法国邮轮“阿芒伯西”号经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伊斯梅利亚地峡，进入地中海，到达法国马赛港登陆。先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法文，当时里昂已有不少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其中包括后来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王若飞、蔡和森、聂荣臻、李维汉、邓希贤（小平）、陈毅、李富春、何长工等人，后来国民党的要人李石曾（系国民党元老）、诸明谊（后任行政院秘书长）、曾仲鸣（后任交通部部长，跟随汪精卫叛逃，在越南河内被刺杀）、张继（后任司法院副院长）、张静江（著名实业家）、王世杰（后任教育部部长、驻法大使），还有后来成为科学家的钱三强、何泽慧（女）、严济慈、熊庆来（云南大学校长）、林镕（植物分类学家），以及音乐家冼星海、美术家徐悲鸿等，还有后来贵阳师范学院教授刘方岳等。家父出身贫苦，只想埋头用功读书。由于台湾被日本侵占，填写的籍贯是广东梅县，国民党的一些领导多半是广东人，所以希望家父参加国民党，并要委以他重任。父亲对政治不感兴趣，一心认定“科学救国”。为选好的专业，后来转学到地中海附近的蒙彼利埃大学蚕桑专业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法国蚕桑权威让·郎贝尔（Prof.K.Lembert）教授，硕士论文为《蚕体幼虫早期识别及其对丝业的影响》。毕业后，又赴德国柏林中央研究院攻读森林博士，于1925年暑期毕业后，返回祖国。受东南大学农学院院长邹秉文之聘，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农学院蚕桑系教授兼系主任，是我国蚕桑学界的学术带头人。助教为顾莹，抗日战争时期在贵州省湄潭任浙江大学学农学院蚕桑系主任；学生有陆星垣等人，抗日战争时期在云南大学农学院任蚕桑专修科主任。不久又转聘任到中山大学农学院蚕桑系教授兼系主任，曾在中山大学《农声》杂志上发表有论文《台湾甘蔗糖业发展刍议》《广东蚕桑事业发展推广的我见》等。国民党建都南京后东南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父亲又受聘回中央大学任蚕桑系教授。

（注： 父亲两岸儿孙辈第一次在南京见面，1992年摄于南京珠江路饭店）

（注： 1996年父亲的孙儿与孙媳来贵阳探亲，贵州师范大学校长何才华（右）设宴招待）

（注： 父亲在大陆的部分后辈，1982年于北京小女儿伟衡（右5）家后勤学院大院）

投笔从戎 学习工兵

在教书岁月中，父亲感到“科学救国”只是句口号，不能为国民做点实事，国家仍受到日本的侵略。此时，父亲台湾的五弟黄公华及一同乡来到南京，父亲遂与他们商量去日本学军事，回来好报效祖国。于是呈请江苏督军齐燮元派赴日本学习军事。父亲改名黄启华，入日本工兵专门学校学工程兵，黄公华入日本士官学校学辎重兵，姓叶的同乡改名黄国书入日本士官学校学炮兵。历时2年，于1930年学成后回国，父亲被安排在南京光华门外陆军工兵学校任中校筑城教官，每月工资130元，比教授是少了许多，但为了报国，父亲干得很卖力。黄公华被安排在中华门外板桥陆军辎重兵学校任中校马术教官，黄国书被安排在南京汤山陆军炮兵学校任中校炮兵教官，共同为培养军事人才服务。

参加抗日 为国效劳

在工兵学校工作1年多后，1932年初，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从上海登陆，“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等将领奋起抗战，以及张治中将军率第五军也加入抗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防止日军由长江水路攻击首都南京，军事委员会成立四路要塞司令部，以杨杰为司令，在上海、江阴、镇江、南京四城市布防。父亲得知情况后要求参加抗战为国效力，申请书呈报陆军工兵学校校长林伯森批准后，调任四路要塞司令部任上校工兵大队长驻守在南京，扼守江门外狮子山筑要塞炮台以及镇江、江阴、上海吴淞口筑城加固防守。与父亲同时调往四路要塞司令部的还有工兵学校中校教官郁仁治，江苏海门人，也曾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工兵专业回国，调四路要塞司令部不久，又派至上海十九路军翁照垣旅任上校参谋，“一·二八”停战后，工兵学校校长林伯森调其至江西省南城县某部任工兵营上校营长。淞沪众将士对日奋勇抵抗，日军不能得逞，战事遂告停止。

绿化园林 美化公园

“一·二八”战事暂告停止后，四路要塞司令部撤销，父亲被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南京园林管理处处长葛晓东聘任到五洲公园（即今玄武湖公园）任技正，当时公园里五大块地也称亚洲、欧洲、美洲、非洲、澳大利亚，故名五洲公园。父亲担任公园绿化美化工作，带领工作人员章自新等植树造林、种植花木、设计布景、人工造型以及在玄武湖中种植荷花、菱角等水生植物，还有划船游湖等，现在美丽的玄武湖公园就是当时奠定的基础。公园里种了许多樱桃，每年春夏之初，可用2角钱购买公园里的一个小篮子装的樱桃，红红的很可爱，也很好吃；此外，还去澳大利亚引进两只袋鼠供人参观。父亲在五洲公园一直工作到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之时。

教授工资 修建房屋

父亲在东南大学（或中央大学）和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并兼系主任，当时工资待遇很高，教授每月300银圆，兼系主任有60银圆（银圆当时俗称“袁大头”，银圆正面有袁世凯的头像），当时生活便宜，开销极少。父亲将钱积累起来，在南京汉口路徐府巷购置土地建造房屋，前后共建了5栋小洋楼。其中有一栋徐府巷二号是借用金陵大学教授戴芳澜（湖北人，早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是我国真菌学权威）在平仓巷的房屋图样修建的。一栋三层楼较大较好，自己居住，其余的出租收取租金，每月租金55元。附1号租给行政院副院长彭学沛（江西人）住，后为金陵大学教授康瀚（福建人）住；附2号租给黄埔一期任旅长的徐中岳（安徽霍邱人）住；附3号租给一个无线电台用，后为姜毓管（四川简阳人）租用，他在南京太平门外开农场种草莓；徐府巷二号是租给军统局的一个办事组用。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房屋因靠近金陵大学（院系调整改为南京大学），被南京大学征用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家父因租房屋给军统局，在四路要塞司令部任国民党上校反动军官，又系台湾人，所以遭到了狠狠批斗，拨乱反正后落实了政策，这是后话。

逃难贵州 二次来黔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又从上海攻占南京。1937年11月，父母带着全家七口离开南京，逃难辗转经芜湖、汉口、长沙，于翌年第二次来到贵州。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也搬迁来到贵阳。校长杨希震在招生口试时，问到我们子弟：父亲是谁？答曰：黄国华。任什么工作？答：逃难来贵阳还没工作。杨校长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后又留学日本，知道父亲没有工作，遂聘请其来到中央大学实验中学任生物学教师并担任班级导师。后中央大学实验中学改名为国立第十四中学，父亲一直在这所学校教书8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由于抗战8年生活艰苦，加上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银圆券大大贬值，我们无法维持生活，父亲便兼职他校以增加收入。抗日战争中贵州省办了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市私人又办了西南中学、伯群中学、南明中学、豫章中学，还有远征军的青年中学等。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贵阳师范学院院长王克仁均系中央大学历史教育系毕业的学生，认识家父，家父又担任过中央大学教授，因此聘任他任生物学教授；有关中学慕名请他担任生物学教师；国立十四中学的附属小学南明小学缺人教自然课，也请父亲去上课，父亲也乐于帮助，所有学校都承担应聘。因此有学生戏称：“（父亲为）同时教大、中、小学的老教授，恐怕中国还是第一人。”

由于父亲对在贵州师范大学教书这所学校有感情，抗战胜利后，他没有返回南京，中山大学的张维校长请他去中山大学任教，他也没有去，贵州农学院院长张丕介（山东人）聘他续任贵州农学院院长他也极力推辞，后校长张廷休聘请浙江大学农化系教授罗登义（贵州遵义人）来担任校长职位才解决问题。父亲一直坚持在贵州师范大学任教，教书40年；在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国立十四中学）教书8年，直到抗战胜利该校迁回南京。家父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并按学校提倡的“神圣劳动”，带领学生在学校荒山植树造林，深受学生爱戴。

植树造林 建设校园

父亲最后在德国学的森林学，因此也特别热爱这一行，每到一地都要带领工友、学生或同事，在空闲时上山植树造林，这也形成了一种习惯，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特别是第二次来到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国立十四中学）时，教生物课的同时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在马鞍山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学生们的印象十分深刻，在《马鞍山通讯》中有很多回忆文章，例如在蒋经国身边工作过、后来在中大实中读书的干部方庆延在《回忆中大实中二三事》一文中写道：“在教学之中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深深关切之情，四十年来坎坷的生活也不能使我遗忘，黄国华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黄老师教我们生物学，为了免遭日军的铁蹄，他携老扶幼，辗转来到贵阳中大实中，他先后到过不少国家留学，他热心教育，平易近人，关心青年成长，对教学十分认真，尤其重实践。我一回首往事，黄老师诚挚感人的身影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注： 2000年台湾新竹江夏堂黄氏家族祭祖摄于关西深坑）

新中国成立后家父在贵阳师范学院除教学外，还担任学校的绿化工作。特别是1953年贵阳师范学院搬到照壁山下的新校址，急需绿化美化校园，院长康健十分重视绿化美化工作，成立了校绿化委员会，由总务长毛国琦教授任绿化委员会主任，父亲为副主任，专门负责绿化的具体工作。他起早贪黑带领全校师生员工种植花草树木绿化校园，经过5年的时间，贵阳师范学院的校园大改面貌，成了一座美丽的花园。贵阳师范学院的校园在贵阳成了出了名的风景优美的地方，市民都喜欢进来散步游玩。省委书记周林同志因此还特别召见了父亲，表彰他对师院绿化的功绩！贵州大学及贵阳工学院还聘请父亲作顾问，指导两校的绿化工作，可惜“文化大革命”时绿化遭到了不少破坏。对于绿化美化校园的事迹，师大毕业生、民进委员邱漱茵在政协报上发表有一篇文章《乘凉，不忘栽树人——忆黄国华教授》，文中写道：“进入贵州师大校园时，映入我眼帘的是一排排、一片片的绿树，有侧柏、香樟、梓木、梧桐等，每到春季桃花、李花、樱花、玉兰红白相间，姹紫嫣红，使人赏心悦目；冬季青梅、蜡梅、红梅傲霜斗雪，美景动人。人们看到这样优美的环境，无不想起曾为师大美化绿化做过重大贡献的黄国华教授。开始我们以为他是绿化工人，觉得他勤劳踏实又和蔼可亲，可在交谈中发现他不仅经验丰富，还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不像是普通工人。后来才了解到他就是鼎鼎大名的生物系黄国华教授，是台湾新竹人，留学日本、法国和德国的博士和老教授，这样朴素勤劳，令我们惊叹不已。他理论结合实际，身教胜于言教；他踏踏实实带头苦干，坚持不懈，乐于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动和教育着我们；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耕耘，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子，为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可谓桃李满天下。黄国华教授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这的确能代表家父一生的写照。

未回家乡 遗憾终身

家父自1918年秋离开台湾回到祖国大陆工作，就一直没有回去过。抗日战争胜利他留在了贵州省，1946年暑期回到南京，本来是想处理南京的房产，当时抗日战争胜利，首都由陪都重庆搬回南京，南京的房屋急速增值变得很值钱，父亲原来在南京汉口路徐府巷建的房屋，地理位置很好，处于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之间，在有名的宁海路后面一条街上，不少商家都争相购买。我曾劝他卖掉一部分把资金带回老家台湾去置产，但终未能说服他出卖。他本想回台湾去，到了上海因病未能前往。因而回到了贵阳，新中国成立后两岸隔绝，更谈不上回老家台湾之事了。

（注： 1992年5月两岸亲人在南京相聚

一排左起：小妹伟衡，大哥金其，大姐伟惠，二哥大儿国忠

二排左起：女儿燕南，二哥三女春梅，二哥二儿国勇，二哥三儿国城，三哥大儿国瑞）

1985年1月30日，父亲在南京的家中心脏停止了跳动，临终前他脑子已有些糊涂，但他念念不忘的是台湾。他吞吞吐吐地留下最后遗言：“这一生遗憾的是离开台湾后……就没有回去过，看不到台湾的现状，更无从看到两岸和平统一的实现，我盼望祖国的统一。”

家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教育战线上奋斗了60余年。安息吧，亲爱的父亲，你一路走好！

最后想以文天祥的诗《金陵驿》用作结语：

相宝留云：一名台湾省籍老教授的杂感随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