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爱的班主任——薛人仰老师
薛人仰老师是福建闽侯人(今福州市),1913年生,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学习。1934年毕业时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留在中央大学实验中学任教,担任我们人仰级的级任导师。
南京贵阳 两班导师
(注: 薛人仰老师全家1985年摄于台北)
薛老师留校任教后担任第一班的人仰级导师,由1935年秋初中一年级开始至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西迁安徽屯溪许恪士主任家乡上课。不久战事吃紧,又辗转经祁门、景德镇、南昌到湖南长沙岳麓山复课。1938年夏第一班人仰级在长沙初中毕业。当时的师兄有吴存智、吴越人、龚尧圭(后在贵阳为学广级)、庄鸿斌(后在贵阳为国华级)、陆邦辉(后在贵阳为东无级)等人。虽然逃难的生活艰苦,但薛老师和学生打成一片,爱生如子,情同手足,一路对学生关心爱护备至,照顾周到,最后于1938年秋到达贵阳。许恪士主任先行在贵阳选定南明河畔、马鞍山麓作为中大实中校址,并建成简陋校园,此时中央大学代为转运的图书仪器也抵达贵阳,学校从而开始招收学生,恢复上课。当时初一的实验班就是老师担任班主任的第二班人仰级。
英俊倜傥 多才多艺
我是初二上插班进入仰级的,到1941年8月老师离校,有3年多时间和老师朝夕相处。在老师的教育培养下,我循循上进,德智双收,体魄健全,受益良多。老师系南国人形象,个头不高,长相英俊,衣冠整洁,挺胸快步,活泼开朝,教学灵活生动,对学生要求严格。初二上时教我们英文、国文和其他各课,篇篇要求理解、会背,因而我们每天清晨起床便到大操场角落僻静之处诵读记忆。老师有时在课堂上进行背诵比赛,手持秒表计时,记得有一次教《桃源行》:“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老师教了10分钟后就停了下来,叫我们熟读背诵第一段5分钟,然后叫我们把书合上,开始背诵比赛,看谁记得最熟最快。记得四五个同学背诵后,以杨小衡正确无误且速度最快,老师正要表扬杨小衡时,我突然举手,要求我来,结果比杨小衡快1.5秒,以后老师送我四个字“精思谦和”。
薛老师排球、网球打得好,在班上组织有“剑峰队”,队服上是一把红宝剑。他还经常带我们到操场练球或举行班级比赛。到初三时,又组成人仰队,队服上有CCCP(人仰的英文形象),常和吉贞、东元等高班比赛,使我们的球技提高不少。薛老师还教过我和孙济中等打网球,以后在台北我和他还打过一次网球。薛老师琴棋书画样样擅长,在人仰级组成有口琴队,每周星期六下午教授一次,并亲自刻印乐谱,字迹清秀漂亮,有如铅印一样。
薛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尤其擅长黄庭坚体,字体漂亮美观,板书犹如龙飞凤舞,实在令学生们羡慕,一些幸运的同学还得到老师写赠的《长恨歌》字帖临慕学习。
校名交换 遗恨多年
中大实中迁到贵阳,而中央大学迁到重庆,两地相隔甚远,大学教育系学生无法进行教育实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大决定把学校迁到重庆,然而当时的贵州省政府不愿让这个好学校迁走,于是教育部另拨款在重庆建中大附中,贵阳的中大实中就更名为国立第十四中学。薛老师在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中大实中与学生朝夕相处,同甘苦,共患难,从南京、屯溪、南昌、长沙而辗转到贵阳,一旦校名要改,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在更名后就转到重庆教育部去任职了。我们敬爱的级任导师离开了,第二年来了一位马来西亚华侨教英语的兰思俊老师任我们的级任导师,高一下以后就称为思俊级。
台湾相遇 拜见师母
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怀抱,薛老师于1945年秋赴台湾任台北县政府民政局局长,我于1946年秋转学到台湾大学森林系。1947年春台湾同胞反对国民党的专制腐败,爆发了“二二八”事件。由于国民党军队到处抓人,我回到新竹县关西老家住了1个月后,去板桥台北县政府民政局找到薛老师。师生异地相见分外高兴,我托薛老师帮忙在民政局找个工作暂时混混,他立即答应安排在社会课任课员,报到后课长张春龄分配我搞收发。民政局还有一位老人仰级的师兄王国伟,我将分配工作的情况和他交谈后,他说派你搞收发是雇员的工作,课员是办文的,这是小看薛老师,你要去反映。我将情况告诉老师后,第二天张课长就改派我任课员的工作,分工台风暴雨受灾情况的调查等。月底我第一次领到工资38元,心里非常感谢老师的帮助,便去老师府上道谢,见到了新婚不久的师母,年轻漂亮的周淑瑗女士。我深深一鞠躬,感谢老师、师母并祝他俩永远幸福。
飞黄腾达 青云直上
大约在1947年7月,原中大实中主任许恪士先生调台湾任教育厅厅长,薛老师被调去担任教育厅秘书长,兼主任督学,师兄王国伟跟随老师一道过去。9月初我辞去民政局工作,准备返校读书,忽然接到家中电报,来不及与老师道别,离开台湾返回南京,从此与老师失去了联系。40年后从《参考消息》和《台情通报》上见到老师的情况,以老师办事的能力和才干已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成为台湾的显要人物。
再次关怀 未见为憾
1991年通过杨建华校友来参加马鞍山求学纪念碑典礼,我和谢汉生等又与薛老师取得了联系。1993年薛老师从台湾我侄儿处知道我要回台湾探亲,并要将家父的骨灰送回老家安放,特来信约见,并帮助解决骨灰运回台湾的问题。可是台湾当局未能批准,事与愿违,未能去成。1995年元月我再次申请获准赴台,临行前与宋森等级友商议,人仰老师80大寿,我们送何寿礼?左思右想,决定送副对联镜屏以谢老师多年培育之恩,宋森篆体书曰:
(注: 人仰老师九十大寿摄于美国洛杉矶家中)
元月20日我专门送到台北福州街薛老师府上。因事先未有联系,不巧薛老师与师母赴美休假,未能见到,深以为憾,兹后安排我侄待薛老师返回后专程送上。薛老师见到祝寿镜屏不胜欣慰,来书写到:“这种代表半个世纪思念情怀的结晶和宋森卓越的书法绝非一般礼物所可并提,我非常感谢你们的感情,也感谢您从万里外带来的辛劳,我已将它挂在客厅以示我的骄傲……五十多年的战祸和苦难,织成我们大家的欢聚和离散,所幸都还健在,希望多加保重,时常通讯,以图将来的重聚。”这是多么诚挚的感情,太感人了,遗憾也随之化为无限的安慰。
50多年过去了,恩师还这样怀念我们人仰级学生,实在令我们感慨万千,欣慰异常,也诚如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友会副会长吕鸣亚在台湾见到薛老师后,刊于校友通讯上的“薛人仰先生在母校最困难的时候教书育人,业绩累累,薛老师写赠校友会的对联: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这两句话是他对后学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祝薛老师健康长存、全家欢乐、万事如意,并为祖国早日和平统一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