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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重任，不忘故园
所属图书：《相宝留云：一名台湾省籍老教授的杂感随忆》 出版日期：2016-07-01 文章字数：5421字

不负重任，不忘故园

我是台湾省新竹县关西镇人。父亲自幼被在日本船上当工人的舅舅带到日本爱知县，半工半读，求学谋生，1918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即回到祖国大陆。我出生在南京，台湾光复后，于1946年回到家乡，在台湾大学农学院读书。1947年发生“二二八”起义，我回到关西乡下，并于当年9月返回大陆，转学到贵州大学。1950年毕业后参加了工作，1953年调到贵阳师范学院地理系任教，至今已在教学岗位上工作了30年。这30年，党和人民把我从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培养成为具有较深专业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成为地理系的教授。最近，党和人民又交给我新的担子，担任省科委主任，这是党和人民对一个台湾籍教师的信任，也是我对自己提出的更高要求。

做人民的教师

刚调到贵阳师范学院地理系任教，就分配我教三年级的植物学。没有教材，我就自己动手多方收集资料，自编了30万字的讲义；缺乏标本，就自己到野外去采集，并且认真备课，反复练习，终于把教学任务很好地完成了，受到学生们的好评，也给我极大的鼓舞。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我看见一批批青年学生经过学校的短期学习，毕业后相继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成绩，成为我省中学教育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这让我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我带学生到自然界中去识别植物，观察植物与环境的关系，探讨植物在地表的组合状况，要求学生亲自采集标本，制作标本。学生在大自然中观察到了许多课堂上观察不到的东西，不仅激发了学生对专业的兴趣，使他们开始热爱这门课，而且使学生学习知识更生动、扎实。学生们反映我教学深入浅出，生动灵活，有骨有肉，容易接受，便于掌握。在教学工作中，我还十分注意对学生的学习方法、独立工作能力的训练，经常结合课程，给学生们介绍参考资料，让他们自学。对学习较好的同学，还指导他们搞一些实际调查和学习论文写作，提高研究的能力。如63级的一个学生，对校园内的植物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全院学生中第一篇有实际意义的论文，受到了学院院长的表扬。对于学习较差的学生，我则耐心辅导和帮助他们，教给他们学习的方法，使他们尽快赶上去。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勉励他们。

为了适应国家对建设人才的需要，我于1978年，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情况下，主动承担了为国家培养研究生的任务，成为“文化大革命”后学院第一批研究生指导教师之一。

为了保证研究生的质量，我对他们从严要求，认真指导，不但注意加强理论的学习及研究方法的训练，而且还放手让他们参加一些科学考察，放手让他们承担一些全省重点的研究项目，如参加《贵州植物志》《贵州农业区划的植被区划》等编写工作，让他们在实践中去学习和锻炼。第一批研究生在3年的学习时间里，按计划学完了各门课程，在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及科研能力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并顺利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现在他们已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有的已被评为讲师，担任了系的临时负责人；有的已提升为助理研究员；有的在指导学生野外实习中，抢救要滑下山坡的女学生，受到了表扬；有的所写的专题论文在全国学术刊物上发表。

由于我在教学工作中做出了一点成绩，1980年被教育部聘为全国高等院校理科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982年被学校评为“为人师表先进教师”和“优秀共产党员”。

坚持科学研究

我从事的专业——生态植物学，是一门植物学与地理学之间的基础理论科学，所研究的内容是植物的生态环境、植物在地表的组合（植被）及其分布规律，其研究成果是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农、林、牧、副、渔）的重要依据。在我省，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晚，所以研究工作“底子”十分薄弱。认识到生态地植物学的研究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用自己的工作来填补贵州省在这门学科上的空白。

开展这项工作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要在野外的调查工作中付出辛勤的劳动，有时还得忍饥挨饿，甚至受到毒蛇、猛兽的威胁。例如，为发展橡胶事业，在进行贵州南部生物资源综合考察时，正遇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每天爬山越岭地工作，粮食定量，时时感到饥饿。一次在罗甸，我带了一个小组在红水河边考察，周围荒无人烟，我们在荒野中过了一夜，没有吃饭，爬不动山，走不远就要休息一下。由于野外生活艰苦，营养差，最后我得了浮肿病和严重的肾炎，尿血。因任务较紧，西南三省要进行资料汇总，还要和华南三省全面汇总，我坚持工作，保证了任务的完成。因为克服困难任务完成情况较好，总结时我被评为考察队红旗手。在雷公山进行农业水利综合考察时，我是植被组组长和自然地理大组的副组长，一次带领同志们到深山老林去做植被样方调查，由于调查内容多，又要采集标本，工作没能按时结束，最后只得打电筒、点火把照明进行，直到深夜10点钟才走到一个少数民族村寨。每当7月夏天，山野里毒蛇很多，当地的剧毒蛇——棋盘蛇及旱蚂蟥等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虽然没有被蛇咬，但小组同志的衣裤全被灌木、刺竹刮破了，脚也走跛了，最后，终于圆满完成了雷公山的考察任务。

“文化大革命”时期，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在那些日子里，科研与生产、理论与实践等问题的关系都被他们搞乱了，但是当我学习到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处提的教导时，心里豁然开朗。我把总理的教导作为自己工作上的强大动力，坚定了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的决心。我大胆地为有关单位和科研部门翻译外文资料、文献，以供生产和科研应用。如为有关部门翻译日文、英文等几万字的资料7本，为广东植物研究所翻译《台湾的雨绿林》《海南岛植被概况》；为省军区医院翻译岛津X光机扫描、维修、保养电路图；为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翻译工程图纸等。在这段时间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困难一个接着一个。例如我参加《贵州植物志》的编写，以前采集贮存的标本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被损坏了，不少标本弄得凌乱不堪。我便和青年教师把这些零乱的标本分门别类整理排放。当时正值严冬，天寒地冻，手脚都冻僵了，就找了一点碎炭烧起来烤烤手又继续干。就这样连续工作了1个月，装订、整理了2000多份标本，为《贵州植物志》的编写提供了一批基础资料。

到野外去搞调查，常常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困难。一次，我们到了贵州高原的赫章县，需要到一个最边远的山区——恒底去进行调查，那里不通汽车，路上又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同志都不愿意去。我就挺身而出，和两个青年同志凭两只脚走，来回花了1个星期，爬山越岭走了450千米完成了调查任务。在盘县八大山调查时，由于路滑难走，我一不小心掉到水流湍急的河里，幸亏会游泳，爬了上来，但照相机损坏了，自己花了20元钱才修好。我凭借着为祖国、为人民做好工作的决心，坚持着科学研究的工作。

30年来，我主要进行了十项野外考察科学研究工作。如“贵州南部生物资源及橡胶宜林地综合考察”“中国科学院西南地区农业水利综合考察”“薯蓣资源调查”“贵州制糖基地调查”“贵州战备中草药调查”“贵州农业地理调查”“贵州植被资源调查”“贵州植物志调查”“草海生态调查”“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等。在这些科学考察及研究中，完成的考察报告、专题报告及学术论文共60余篇，许多论文已在全国和省内刊物或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发表，受到同行的赞扬，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例如，进行贵州综合考察后，我注意到贵州省的自然环境不断受到人为活动的干扰破坏，觉得再不注意保护，将来必将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因此，就贵州省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问题写了专题报告，首次提出了在梵净山、雷公山、宽阔水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这是我省第一个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专题报告，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对我省自然保护区的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先后撰写了《贵州的植被》《贵州南部的热带性植被》《贵州喀斯特植被》《贵州南部的森林》《毕节地区草场资源利用评价及畜牧业的发展》《兴义甘蔗栽培的自然条件及宜蔗地选择报告》《贵州岩溶植被》《梵净山冷杉林的发现及群落学特征的初步研究》等论文，都在学术界引起了重视，成为我省地植物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多年的科学研究中，在各项考察活动中，我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嘉奖。我所参与完成的“贵州薯蓣资源调查”得到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78年《贵州植被》获贵州科学大会奖；“贵州山地草场分类与等级评价”获1981年贵州科技成果四等奖；我协同组织的贵州梵净山综合考察及其考察报告——《梵净山科学考察集》得到了全国有关专家的一致肯定和好评，认为其能代表目前国内自然保护区研究的先进水平，已被列为全国环境科学的重大科研成果。

为祖国的统一做贡献

为了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热情地向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介绍大陆的情况以及祖国和平统一的有关政策。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写信给台湾的亲友。几年来，写了8篇论统一方面的文章。

我是搞业务工作的，我平时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在专业方面为祖国的统一、为台湾的回归做出贡献。1976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一次植被会议上，提出要完成《台湾植被》及《台湾植被图》的编写任务。当时的我已承担了4项科研任务，其中1项是国家任务，2项是省的重点项目，任务较重，时间也很紧，如果再加上这项就是第五项了。而且，由于不能取得第一手资料，过去的图书资料也很少，因此要完成任务困难一定很大。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主动提出承担这一任务，决心在《中国植被》这部专著中，填补台湾省植被的空白。

台湾是祖国的宝岛，植物种类丰富，植被类型复杂、多样，要在短期内完成《台湾植被》及《台湾植被图》的编写，是有很大困难的，其主要有四道难关。首先，必须闯过“资料关”，由于台湾现在的状况，不能获得第一手材料。台湾植被方面的资料，无论日据时期，还是光复以后，连一本都没有，怎么办呢？我决定立即着手去省内外寻找，查阅了大量期刊，后来又到广州植物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大学等单位，前后翻阅了200多种3000多本图书杂志，共收集到有关台湾的自然地理、植物、植被、农业、林业文献100余篇。其次是“外文关”，查阅到的资料、文献，大部分是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调查、研究发表的文章，其中以日文为多，也有少数英文及拉丁文的，需要翻译后才能直接运用，请人帮助翻译，时间来不及，怎么办呢？我决心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我在广州植物研究所图书资料室里边查文献边翻译，白天时间不够，晚上继续查翻，每天从早到晚，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在20多天里，突击翻译了40余篇，12万多字的文献资料，再加上南京、贵州的资料，共草译了50多篇，15万字的材料，从而又攻克了“外文关”。第三是“地图关”，要把具体的植被内容落实到地图上，这是最困难的，因为要进行编图工作，首先得有不同比例尺的台湾省地图，而且还需要地形图、林业图、农业图以及各种植物群落的图幅资料，这些图都要一一去搜集。我先翻出自己手头的有关图幅，又通过各种渠道查找，借阅、翻拍了有关图幅，从各处搜集到大小图幅20余幅，根据这些图幅及有关文字资料，初步编绘了一比二百万的台湾省植被图，顺利闯过了第三关。第四关是“编写关”，有了上述资料、图幅，还要选取材料，分章编写，特别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加上还有《贵州植被》的任务要同时完成，一道送交全国汇总，缺一不可。这时期又正逢妻子心脏病复发住院，我既要照顾病人，又要完成任务。后来妻子决定将安徽的侄女接来帮忙，才解决了问题。由于扫清了这些障碍，40多万字的《台湾省植物名录》《台湾植被》及《台湾植被图》很快完成，并提交给全国汇编统稿。在汇总统编的会上，又决定由我负责南方13个省的植被资料，包括台湾省植被的汇总、统编任务。这时，时间更紧、任务更急，要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任务，还要油印成册送交北京。我和另一位负责同志宋永昌教授组织好各省力量，分篇分章，连夜奋战，最后终于完成了南方亚热带地区50万字的统编任务。从而为《中国植被》一书增添了台湾省的丰富内容，填补了这一空白，受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好评。

（注： 贵州省台联会第七届理事会赴湖南学习，摄于湖南韶山毛主席纪念广场（我在二排左六））

（注： 1982年11月贵州省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全体理事会成员摄影于办公室前

前排左起：林福元、潘启中、黄威廉、陈朝基、吴新德

二排左起：陈佑喜、钟山录、周先欣、肖锦恒、陈贵彩、陈玉满）

此外，在《中国红皮书》（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中，我承担了台湾省12种珍稀植物的编写工作。我还向贵州省政协委员做了《台湾的地理环境及风光》《台湾的历史及光荣传统》等报告。为了把我省各条战线上的台胞紧密团结起来，为祖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的统一做贡献，我和省里一些台胞们积极地、热心地进行了我省台联会成立的筹备工作，在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商议会议的有关事宜之后，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贵州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终于1982年11月正式成立了。同年，我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由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与加拿大两所大学举办的“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使政府关于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为海外更多的人所了解。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台湾同胞应该做的，更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我应该把这些作为一个起点，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的“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我的职责。

相宝留云：一名台湾省籍老教授的杂感随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