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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
所属图书：《相宝留云：一名台湾省籍老教授的杂感随忆》 出版日期：2016-07-01 文章字数：4085字

难忘的“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

（注： 1983年8月25日，我与日本参加“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的东京经济大学的代表刘进庆教授（左）摄于北京香山饭店）

今年是贵州省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20周年，在纪念这重大节日之际，不由回忆起由两岸学者（台湾学者是在海外工作的）首次参加的“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的情形。这次讨论会意义深远，回忆甚多，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邓颖超主席和廖承志副委员长两位领导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的发言。他们发起的两岸学者进行面对面接触交流的这种方式，延到今日已被不断发扬光大，为进一步做好“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些方针政策，反映了海峡两岸人民的根本愿望，照顾到台湾岛内各界同胞的根本利益，说明我们党“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诚心诚意的。后来，中共中央又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明确地提出由国共两党谈判解决台湾问题。上述方针政策使台湾当局受到很大震动，在内外压力下，他们日趋被动，内部出现了分歧。岛内有一些专家学者要求当局顺应民意，采取积极态度，响应“九条”方针的建议，他们认为对“谈话”不能置之不理，应提出相对的建议。台湾知识界尤为敏感，思想活跃，他们冲破国民党的清规戒律，利用各种形式，公开议论实现祖国统一的各种有关问题。如《时报杂志》举办了“中国如何统一”的征文活动，《国是评论》杂志召开了座谈会，其他报刊也刊登了许多有关的文章。

在此背景下，1983年初，廖承志副委员长在接见加拿大籍台湾海外学者西蒙·费雷泽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郭焕圭时，提出海峡两岸学者就台湾之前途问题进行学术性接触讨论的建议。于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全国政协决定召开“台湾之前途”学术讨论会，决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具体负责筹备，全国台联负责联络接待，海外及香港参加学者由郭焕圭教授联系，国内参加学者由社会科学院通知。

1983年5月17日，中共贵州省委对台办公室来函通知贵阳师院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电报通知，计划今年8月在北京举行‘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邀请我省台胞黄威廉同志出席，并定于5月24—26日先行在北京召开国内与会学者会议进行准备，23日在北京报到”。师院党委当即同意我赴北京出席会议。

我接到通知后，情绪激动，高兴万分，心潮澎湃，感慨良多。想起以前因为台湾省籍而遭到的种种怀疑和打击，到现在指名要我去北京参加讨论台湾前途的学术会议的情景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不令人兴奋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以及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真是英明伟大。我当即做好必要的准备，按时到北京报到。

中共中央对预备会议非常重视，会议地点安排在中南海紫光阁。预备会议前两天传达并学习了领导对“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议的指示和精神，研究有关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会议将原定的“台湾之前途”正式改为“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并要求大家积极撰写论文。第三天，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除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因身体不适住院，副主席廖承志因有公务未能出席外，其余领导成员杨尚昆、汪锋、童小鹏等均前来参加会议，并都讲了话，从而使我们也提高了对召开“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以及对台湾和平统一之重要意义的认识。同时，领导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思想动员和多方面的鼓励，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对开好这次会议充满了信心。

预备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到会同志，气氛热烈。我的座位正好安排在童小鹏同志身边，他与我谈起长征路过贵州省和在重庆红岩的工作情况，使我受到不少教益。

“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按时于8月9—12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会议前于8月3—5日在京西宾馆又开了国内学者会前预备会，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运中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台工作的有关方针政策，以及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为：“同等对待，友好讨论，各抒己见，求同存异，避免争论。”此外，还动员与会学者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8月8日全体与会人员进住香山饭店，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洪院长为参加讨论会的学者举行欢迎宴会。

这次“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与加拿大西蒙·费雷泽大学、维多利亚大学联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复三教授与西蒙·费雷泽大学郭焕圭教授担任会议联合主席。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加拿大、美国、联邦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和香港的学者10人，大陆学者15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福建、贵州），其中台湾省籍学者5人，共计25人。

开幕式由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名誉所长费孝通教授致开幕辞。他首先谈到自1979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接着指出在这次重要的学术讨论会上，大家应该畅所欲言，不要讲同样的意见，不要谈一样的话，要有历史学家独立的看法和判断，要尊重别人不同的意见和评判。最后他强调说：“这次‘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一定要开成求同存异，能容纳不同意见的会议。”

会议按国际会议惯例，规定每人20分钟的发言时间，15分钟宣读论文，5分钟讨论和提问。会议共宣读论文19篇，海外及香港学者10篇全部宣读，大陆学者仅宣读9篇（有1篇两人合作），因大陆学者的论文有4篇与主题稍有偏离未宣读，另一篇我的论文《台湾和平统一有关问题的几点看法》也未宣读，原因是我初次写这方面的论文，自认为内容尚不够完善，主动要求不宣读，只将主要观点在讨论会上表达。2天的论文宣读如期完成。从对论文的讨论中，明显地可以看出海外及香港学者与大陆学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他们中有6人持台湾“自决”或“台独”观点，有1人主张维持现状，另2人赞成和平统一，还有1人观点不明确。大陆学者全部都持和平统一的观点，正如会议参加者邱垂亮副教授的文章《记香山台湾前途会议》上所说的：“大陆学者，从头到尾，认为台湾自古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唯一可行的前途是和中国大陆和平统一，在整个会议中，不断整齐一致地出现，不管谈到什么论点，什么论题，转来转去，都很快地就转回到这条论线上。”

一天晚上，郭焕圭教授提出召开出席会议的台胞座谈会，意图是想通过同乡的关系来了解一下真实情况。参加座谈会的有国内台胞朱天顺、郭昭烈、郑励志、周青和我5人，香港及海外学者5人，共10人参加。会上大家谈得很融洽，郭焕圭教授等问及大陆学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否受到很大冲击，我们如实做了回答，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都陆续落实了政策，特别是中共中央发布的（81）38号文件之后，进一步落实了台胞的各项政策，包括政治待遇、工资、住房，直到子女升学工作都得到周全的照顾。香港及海外同胞问及怎么大陆学者包括你们台胞都整齐划一地持和平统一的观点，是不是上面的安排和定的调子。我们都详细地谈了我们自己的看法，认为台湾必须和平统一才是唯一的前途，没有什么人“搞统战”、定调子，而是真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也和你们海外学者一样。郭教授等听后，感到我们讲的是真心话，心悦诚服，并且认为中共中央是有诚意的，是为台湾的将来听取意见的，他们感到满意，认为不虚此行。

第三天会议安排代表参观八达岭长城，从而缓解了两天来不同观点的对立情绪。离开会场来到大自然的怀抱，尤其是登上象征伟大祖国的长城，的确使人感到心旷神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显得更愉快和友好。联邦德国经济研究所的张宗鼎研究员和我这个生态教授谈得很投机，他虽然是经济学家，但对植物地理以及环境生态也很在行，正好和我的专业对口，两人指着森林、看着花草谈个没完，更增加了相互的友谊，并在长城上合影留念。

第四天上午进行与会者专题讨论会，举手发言，限定每人发言5分钟，补充发言1分钟，主要围绕“台湾之将来”这个主题展开讨论，大家各抒己见，踊跃发言，就各种观点进行了热烈讨论，针对性很强。

8月12日下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政协礼堂举行招待茶话会，她在讲话中特别指出：“中共中央会考虑台湾人民的意愿问题，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就是这个意思。”并表示统一和谈一旦开始，台湾人民会有充分的机会表达他们的意愿。海外来的学者都一一发了言，他们的家属代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肖欣义教授的夫人也发了言。邓颖超主席接着说：“请我们的黄威廉代表发言，他来得远，是贵州来的。”因为事先我不知道，没有一点准备，忽然点到我的名，心里十分紧张，一下子跑到邓颖超主席面前与她握手。全国台联会会长林丽韫同志立即过来把我向邓大姐做了介绍。我镇静了一会，忽然想到会议中有三点感想，于是就作为发言内容，其大意是：这次会议开得很及时很成功，表达了两岸学者对台湾将来的看法；讨论会上观点虽不同，但都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求同存异，心平气和，开了个好头，为今后讨论会树立了榜样；海外学者对台湾情况熟悉了解，研究也较深入，值得我们学习。

茶话会结束，邓颖超主席与大家合影留念。晚上，林丽韫会长为庆祝“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成功举办，特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闭幕宴会。她说：“学术讨论会经过诸位专家学者及有关同志、朋友的努力，圆满闭幕的时候，我十分高兴，表示热烈祝贺和感谢！振兴中华，统一祖国是每个爱国的中国人共同的心声，这次参加‘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的海内外学者们，就关系1800万台湾人民命运前途的大事，交流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学者们这种爱国的热忱是可敬可佩的。我们祝愿这次讨论会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促进祖国大陆和台湾的早日统一。”

经过4天的议程，会议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大家感到十分愉快。连思想比较顽固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邱垂亮副教授在其发表的文章中也特别写道：“经过四天严谨深入、广泛激烈的研讨辩论以后，我感到非常欣慰，并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成功的学术会议。中共中央召开这个学术会议确有诚意，并充分尊重我们学者的意见和尊严。”

（原载于贵州省政协1989年《风雨同舟四十年》）

相宝留云：一名台湾省籍老教授的杂感随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