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自述

（注： 2010年5月于贵阳（八十五岁））

古人云“人活七十古来稀”，那是因为医疗条件差，人的寿命短，而今“七十还算小弟弟”。我悠悠已85过矣，实为不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算是我85年来将走完人生道路的记述和总结吧。

我出生在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家庭，1925年（民国14年）生于江苏南京。1937年7月，12岁时我小学刚毕业，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开始侵略中国。父母带着我们子女逃难辗转来到贵阳，我开始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实验中学（简称中大实中），后改名国立第十四中学。经过8年抗战，4年解放战争，新中国诞生。我25岁时在花溪贵州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参加工作，被分配到遵义专署农林科专区农场。1953年初调到贵阳师范学院理化系化学专业教植物学，院系调整转地理系教植物地理学。贵州师范大学开始招研究生后，开始培养自然地理专业生态地植物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直到2001年退休，在贵州师范大学工作近50年。

我幼时体弱多病，身体不好，11岁读小学五年级时，开始体育锻炼，喜好田径、球类，身体渐好。但17岁读高二时，不幸传染患上斑疹伤寒，大病一场，几乎一命呜呼；到37岁时野外调查，体有浮肿，肾脏不好；67岁时又罹肾癌，经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昭典教授高超医术医治，切除左肾救我一命；77岁时得高血压、冠心病，完全性右束支阻滞，几次心衰心梗，数次下病危通知，经省医干医科任雁京书记、焦桂萍主任救治化危为安。

数十年间，我历经1937年日本侵略逃难，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1957年“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1967年被打成台湾派来的特务……可归纳为易经阴阳八卦解释的“逢七不利”，但总起来论则是“患难余生，欣逢盛世”，惟盼能多活几年，是为至幸。

回忆85年来，我的一生约可划分为5个时期，3个阶段来加以叙述。

一、童年时代（1—12岁，1925—1937年）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南京度过的。父亲黄国华小时名清万，字宝初，号公晋，祖籍台湾新竹县关西镇深坑子。少年时代由在日本轮船公司任水手的舅父带到日本读书，在爱知县中学勤工俭学，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蚕桑系，毕业后应聘归国到贵州贵阳高农教书。继而又到法国留学，获硕士、博士学位，于1924年回国。先到南京东南大学（后改中央大学）任农学院教授，蚕桑系主任，是我国蚕桑界的开拓者。后到广州孙逸仙大学（即中山大学）任教。母亲陈怀璧，字锦屏，江西吉安人，出生在贵阳，贵阳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任过小学教员，贵阳十四中学图书管理员。

（注： 1937年6月摄于南京汉口路徐府巷二号家中）

我出生于南京西城区汉西门住宅，1931年搬迁至鼓楼汉口路徐府巷二号，5岁进入大石桥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幼稚园（今称幼儿园）。家在南京的亲戚经常来往的有父亲的弟弟，我们称四叔的黄公华，住玄武路高楼门，任职于陆军辎重兵学校，为上校马术教官，四婶梁志芳，广东人，他们有3个儿子，为黄孟陶（现在台湾）、黄孟超、黄伟湘（现在巴西）；还有一位称五叔的黄国书，也住高楼门，任职于陆军炮兵学校，为炮兵教官，五婶龙凤鸣，南京人；还有妈妈的弟弟，我们称五舅的陈耀光，住城南长乐路，任职于欧亚航空公司，后调任兰州办事处主任，于1937年春因病返回南京逝世，五舅有2个女儿，大女儿陈淑芬（后去台湾，现居澳大利亚），二女儿陈淑芳（新中国成立后参军，现居南京）。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吃饭挑食，又不吃蔬菜，排便困难，妈妈常带我到石婆婆巷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请松崎医生治病，医生开的药形状如金色的老鼠屎，一杯开水喝完了，药还没有吞下去，因而常被姐妹取笑。到了11岁读五年级见到中央大学体育系教授金兆钧，他教我们课间体操，于是我就开始进行体育锻炼，踢小皮球，走浪木，和同学钟树鑫、武冠英、周学贤（女生）等赛跑，和俞扬和跳高，他能跳1.42米，我仅能跳1.2米。有时候到孙国权家打乒乓球，学骑自行车，还和吴作舟、宁李钊等到中大体育场看足球比赛和其他项目的练习。从此身体有所好转，并且爱上体育运动。

（注： 2008年10月，中大实小同学聚会于南京新街口珠江路聚兴楼饭店）

南京有一所著名的中学叫作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设有附小，称中央大学实验小学，简称中大实小。小学部一、二年级为低年级，在杜威院上课，教室有木马、滑梯可活动，课程有语文、算术、音乐等。进入三、四年级称中级部，课程有语文、算术、自然、社会、音乐、体育等。到五、六年级称高级部，课程上主课增加了英文，辅课增加了美术、劳作、家事（女生）。教音乐的老师是陈郇盘，法国留学的，教得很好，考试时学生一个个地唱，当时大家都很喜爱音乐。

1935年我进入高级部，分到士奇级（以级任导师名为称谓）。后来臧士奇老师调到鼓楼小学任校长，接任的是赵东元老师，赵老师是中大实中和实小的元老教师。初中后由李汉澄老师接替，我就是在李老师这个班毕业的。毕业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学校西迁到了贵阳。学校在南京办得很好、很有名气，许多军政要人和达官显贵、科学家、教授的子女都在这所学校上学，一般平民子弟只要考得上也都能进入，学校都一视同仁、不分贵贱。学校还有规定不许坐小汽车来上学，家住得很远的即使坐了车也要在离学校大门100米外下车走路进学校。当时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儿女家住孝陵卫，读初中的汪叔辉，读小学的汪季筠、汪幼刚都下车走路进学校。有的学生家远坐黄包车来上学，学校也是允许的。

说到我就读的班（士奇、东元、汉澄级），我记得的男生有：黄华翰，菲律宾华侨；马祥麟，南京市长马超俊的儿子；俞扬和，兵工署长俞大维的儿子（后来成了蒋经国女婿），长得很英俊，高高的个子，单车骑得特好，母亲是德国人；贺乐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陆军中将贺耀祖的儿子；宁李钊、宁李钧兄弟，陆军大学教官宁墨公的儿子。女生有：姚同玉，绰号花生米；江人生，江西宜春人，父亲是军长，她很能干，小小年纪就会照顾人，爱笑我，圆圆的头、眯眯的眼，有次放学她要我坐她家黄包车到她家玩，我坐到鼓楼便下了车回家，有点儿怕不敢去；周学贤是遗族，有个姐姐周学仪在高中任侠级；欧阳伐苏，海军次长欧阳格的女儿，有个哥哥欧阳熏也读小学；辛若兰，中央大学农学系主任辛树帜的女儿；邵英多，记不起是不是我们班的，中央委员邵元冲和立法委员张默君的女儿，“西安事变”时她袖上戴了黑袖套，才知道她父亲在事变时被打死了。

实小高年级其他班的，即寿斋级、孚九级、箴华级的同学，由于是交叉上课，也会知道一些，如居载春、居伯齐姐弟是司法院长居正家的；陈锟林，绰号“驴头”，是海军部长陈绍宽的儿子；陈雪屏、陈进球姐弟，是航空委员会主任陈庆云家的；钱南芬、钱北三姐弟是中国科学社植物学家钱崇澍家的：竺津、竺梅、竺衡（绰号“大头”），是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儿女；王洪溥，寿斋级，是上海法政学院校长、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员的儿子，现是有名的作家，《战争和人》一书的作者王火就是他；孙国权，孚九级，父亲是南京卫戍司令和警察厅厅长，住在珠江路杨将军巷，六年级上学期时常去他家学骑小自行车和打乒乓球；吴作舟，父亲是中央大学体育系主任吴仲欧，有时中央大学有比赛我就和他及其他同学去观战；袁悟，江西吉安人，父亲在吉兆营开办了一心妇女职业学校，抗战时我们在贵阳同读中大实中人仰级。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已是70多年前的事了，不少同学已离开人世。直到现在还有往来的有：北京的江人生，她是制药专家，北京双桥制药厂副厂长；姚同玉，园艺专家，北京园林局总园艺师，北京的绿化美化有她的功绩；王洪溥，改名王火，著名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多次获国家级文学奖，并获茅盾文学奖，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孙国权，南京财经大学著名的教授，每次去南京他都要组织聚会并宴请；钱北三，改名钱燕文，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所长，著名鸟类专家；辜恩燕，湖南湘雅医学院内科主任教授，援外肿瘤专家，我们在贵阳马鞍山中大实中时同班；此外还有杨时增，江苏省人民银行督察，高级经济师。

二、少年时代（13—17岁，1938—1942年）

1937年，当日本军队快要攻下南京前的11月中旬，父亲在母亲的催促下开始准备逃难。由于没有钱［父亲将钱在镇江路长江边买了10多亩（1亩≈0.67公顷）土地］，向房客姜毓荣借了500元作为路费，又有房客徐中狱来商量，可到他的家乡皖西霍邱县暂躲一下再看情况，于是我们全家决定去安徽。

先由芜湖到合肥，到合肥时听到南京危在旦夕，安徽也不太平，又急忙去芜湖乘坐英商怡和洋行的最后一班船到达汉口，在汉口遇到了已先抵达的四叔一家，同住在武昌粮道街。不久四叔家与辎重兵学校先搬至广西全州，后又迁到贵州贵定的沿山镇。父母就带我们子女经长沙、常德、沅陵、晃县入贵州，最后到贵阳。到贵阳时已是1938年初，租住大舅（时任贵州农业改进所蚕桑系主任）家隔壁三民东路齐家湾六号房屋，我们才算定居下来。寒假后我进入正谊中学初中一年级学习，校长陈雅和是大舅的朋友，同学有余平光、黄家祺、宋聚昇等。我常与黄、余等人到南明河杨柳湾游泳。战时苏浙皖一带的教师由教育部组成中山中学班，在贵阳招生，学校在清镇万寿宫，我转入学校的初二上学习，班主任毛国琦教英语，方毅候教中文，程同斋教英文，这些老师后来都到马鞍山中大实中、国立十四中教书，我也插班考入在贵阳马鞍山的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初二上人仰级，级任导师薛人仰是一位既英俊又德才兼备的老师。人仰老师是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1913年生，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1934年的毕业生，他以全班最优秀的成绩留在中央大学实验中学任教，担任我们的级任导师。

（注： 1942年5月在贵阳马鞍山十四中学操场）

薛老师留校任教后担任第一班的导师，由1935年秋初中一年级开始至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西迁安徽屯溪许恪士主任家乡上课。不久战事吃紧，又辗转经祁门、景德镇、南昌到湖南长沙岳麓山复课。1938年夏第一班人仰级在长沙初中毕业。当时的师兄有吴存智、吴越人、龚尧圭（后在贵阳为广学级）、庄鸿斌（后在贵阳为国华级）、陆邦辉（后在贵阳为东元级）等人。由于逃难生活艰苦，薛老师和学生打成一片，爱生如子，情同手足，一路关心爱护备至，照顾周到，最后于1938年秋到达贵阳。许恪士主任先行在贵阳选定南明河畔、马鞍山麓作为中大实中校址，并建成简陋校舍。此时请中央大学代为转运的图书仪器也抵达贵阳，中大实中从而开始招收学生，恢复上课。当时初一的实验班就是薛老师担任班主任的第二个班。

（注： 1992年中大实中、十四中校友庆祝母校九十周年聚会于南师附中

前排左起：钱清明、李振坤、孙伊璘、韩之媛

后排左起：马烨、黄威廉、万先俊、花光昌、周志骞、徐祥运）

我是初二上插班进入人仰级的，到高一下薛老师离校前，有两年半的时间和薛老师朝夕相处，在薛老师的教育培养下，我循循上进、德智双收、体魄健全、受益良多。薛老师系南国人形象，个头不高，长相英俊，衣冠整洁，挺胸快步，活泼开朗，教学灵活生动，对学生要求严格。初二上时教我们英文、国文，所学各课，篇篇要求理解、会背，因而我们每天清晨起床便到大操场角落僻静之处诵读背诵。薛老师有时在课堂上组织进行背诵比赛，手持秒表计时。记得有一次教《桃源行》：“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老师教了10分钟后就停了下来，先叫我们熟读背诵第一段5分钟，然后让我们把书合上，开始背诵比赛，看谁记得最熟最快。记得四五个同学背诵后，以杨小衡正确无误速度最快，老师正要表演杨小衡时，我突然举手，要求我来，结果我比杨小衡快1.5秒。根据在班上的学习、运动中的表现，薛老师送我四个字“精思谦和”。

薛老师排球、网球打得好，在班上组织有“剑锋队”，队服上是一把红宝剑。他经常带我们到操场练球或举办班级比赛。到初二下时，又组成“人仰队”，队服上有CCCP（人仰的英文形象），常和吉贞、东元等高班比赛，使我们球艺提高不少。薛老师还教过我和孙济中打网球。薛老师琴棋书画样样擅长，以人仰级组成的口琴队，每周星期六下午由他教授一次课。他亲自刻印乐谱，字迹清秀漂亮，犹如铅印一般。薛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尤其擅长黄庭坚体，字体漂亮美观，板书犹如龙飞凤舞，实在令学生们羡慕，一些幸运的同学还得到老师写赠的《长恨歌》字帖临摹学习。

中大实中迁到贵阳，而中央大学迁到重庆，两地相隔甚远，大学教育系学生无法进行教育实习。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大实中决定把学校迁到重庆，然而当时的贵州省政府不愿让这个学校迁走，于是教育部另拨款在重庆建中大附中，贵阳的中大实中就更名为国立第十四中学。薛老师自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中大实中与学生朝夕相处，同甘苦，共患难，从南京、屯溪、南昌、长沙辗转到贵阳，一旦校名要改，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在更名后他就转到重庆教育部去任职了。我们敬爱的级任导师虽然离开了，但他也把我们班级教到初中毕业了。第二年来了一位马来西亚华侨兰思俊老师任我们的级任导师，高一上以后就称为思俊级。兰老师英语极好，一口英国口音，我们的英语都学得很好，在后来的学习、工作中受益匪浅。

南明河畔，马鞍山下的中大实中——第十四中学，是一所全国有名的学校，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是在那里度过的。虽然校舍简陋，生活艰苦，但学生在老师的辛勤教导和培养下，刻苦学习，努力奋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后都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当时学校校长称为主任，由杨希震老师担任，教师阵容整齐，教学认真负责，学校管理严格，办学井然有序。校规有条规定：在校学生不准谈恋爱，一经察觉立即开除或勒令退学。

记得是在1942年春夏之交的5月，我读高中一年级下学期时，马鞍山下洋槐白花串串飘香，石榴红花鲜艳夺目，这美好季节让人心旷神怡。美国影片《翠堤春晓》插曲《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正在校园流行。我忽然异想天开，想物色个女同学在那里聊聊天。主意已定，于是物色到低两级季英级的何绍瑶，在某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走进靠南明河边女生宿舍和饭厅之间的单身教职员宿舍，看见电话是固定在最后一间房侧的木板墙上，旁边还挂了一本电话号码簿，我高兴地翻到何辑五（时任贵阳市长）公馆的号码。这时心里很紧张不敢拨打，徘徊许久后才鼓起勇气拨了电话，正巧来接的是何绍瑶本人。我说：“我叫黄伟宁，人仰级的，想找你聊天可不可以？”谁知她很大方地说：“可以。”这时我的紧张感消除了一大半，继续说：“今天是星期天，下午三点钟到你家来行不行？”她回答说：“行，欢迎你来我家玩。”我非常感谢她，把电话挂上后，人好像轻松了一大截。出了老师宿舍我边走边想：是我一个人去好呢，还是约几个同学一道去好？考虑的结果是后者，这样利多弊少，即便被查出来也不会由我一人承担责任。

（注： 1992年5月马鞍中大实中，十四中学校友庆祝求学纪念碑落成典礼）

当日午饭后我约了6个同学，记得有许大良、袁悟、陈汉振、陈汉耀、王启曾，还有一个不记得是谁了。我带他们从西河山庄沿南明河走团坡桥，经大十字、中华北路、广东街到六广门前，左边有一个三层楼的公馆便是何辑五市长的家。走进大门，门房的人出来。我说：“找你家大小姐的。”门房好像已被打过招呼，叫我们进去。走进庭院，但见除花草树木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大铁丝笼子，里面养着一只大丹顶鹤，我们观赏了一会儿才走进房间。何绍瑶笑着迎接我们到客厅坐下，这以后在她家怎么玩、怎么聊、聊些什么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只知道到了4点半钟大家便告辞回校了。回校后没人再提及此事，这事就渐渐被淡忘了。谁知半个月后纰漏就出来了。那时我们班每天下午4点半钟下课后，排球队就到大操场锻炼或比赛。我和袁悟、陈汉振、陈汉耀以及林长荣、孙济中、刘季民等都是排球队的。我们在锻炼中每到号兵吹第三节下课号时，袁悟就请假离开一下。第一、二次我都没在意，第三次时就心想：每到此时他都要离开，到底去干什么？于是偷偷地跟在他后面，看到他下到饭厅的热水房大桶边站在那儿等候，一会儿何绍瑶拿着一个面盆来打水，袁悟迅速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交给她。我这才恍然大悟，是在秘密通信！我不由得暗自心焦，是我引起的麻烦，带袁悟到何家玩才有这个后果。怎么办？报告老师吧，不行！我与袁悟是南京大石桥小的同学，我们很要好，同时担心何绍瑶也要受连累；不报告吧，学校查到要处分，归根到底事情是因我而起，这样下去又不行。无法可想，更怕我父亲知道就麻烦了，最后只好不管了事。后来听说何绍瑶那里的信到底给学校查出来了，初三下期她被除名转到花溪女中就读，袁悟当然被开除了。

1943年我改名黄威廉，参加大学统考，被录取到贵州大学农林系。不久袁悟也来读电机系，改名为袁英鹏。记得在1944年冬“黔南事变”日军进犯到独山时，袁悟找到我，约我同去花溪女中找何绍瑶。我本不想去，他再三动员我只好同意，到了石头村花溪女中竟也找到了她。袁悟极力表白劝说要与她相好，但是遭到何绍瑶的严词拒绝，只好从此作罢了。1996年十四中同学马鞍山聚会，由台湾来的朱国森是海军退役的，他说袁英鹏也从海军退役到美国定居了。何绍瑶去台湾后居台北，是军界一位司令的夫人。后来安娥告诉我，改革开放后何绍瑶来过贵阳2次，前些年患癌症去世。张辉跃来贵阳聚会时说袁英鹏退役后去巴西做生意，居然遭人杀害，呜呼哀哉！

三、青年时代（18—25岁，1943—1950年）

到1943年进高二时，我罹病传染到斑疹伤寒，住南京迁来的中央医院医治，医生虽好，但当时没有“盘尼西林”（青霉素），所以发高烧41度达3个月无法医治。父亲当时除在十四中教书外还受聘到贵阳师范学院教生物，遂请留学日本的校医孙绍宽给我打强心针。母亲和三表姐在医院里陪伴照顾我非常辛苦，身上穿的皮袍时值寒冬被火烤坏，我发誓工作以后一定要孝敬她老人家，但由于自己能力不足，从大学毕业工作直到她老人家去世都未能办到，令我遗憾终生。

斑疹伤寒痊愈幸存以后，我一身皮包骨连路也走不动，在家休养1个多月才渐渐恢复健康。想到因病耽误了半年学业要留级与妹妹伟强同班，我有点儿不情愿、不开心，遂努力复习功课，以同等学力于1943年秋考上贵州大学农林系，开始进入青年时代艰苦的大学生活。当时一起考入贵州大学的人仰级、思俊级同学有林长荣（改名林恒）、刘季民（改名刘瑛）和我一个系，还有袁悟（改名袁英鹏）读电机系。我们都是十四中人仰级、思俊级的排球好手，所以进校后和其他同学组成了新生队，比赛经常获胜。农林系一年级有18个同学，后来林恒考取炮兵、刘瑛考取空军走了。我与班上陈达志很要好，他是广东普宁人，柬埔寨华侨，他教我唱的一首柬埔寨民歌，我至今还能记得。还有郭振中、崔祥龙以后结为夫妇留校任教。1944年“黔南事变”，日军打到独山县，母亲安排我与伟强妹跟伟惠姐和姐夫去昆明。姐夫潘培德，苏州人，时任军事委员会工程处驻昆办主任，该处工作当时是在云南罗平县修建机场，供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原飞虎队）用于对日作战。我到昆明后在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生物系借读，由于昆明学校民主空气很浓，我也不自觉地跟着同学参加一些活动。暑期后转到云南大学农学院森林系，那时农学院已由昆明迁至呈贡县大柒树，森林系二年级仅有4个同学，李维孝、董荣灿、汪璞和我，他们3个皆是云南人。高班同学有赵儒林（号子孝，后在南京大学生物系任副教授，曾参加贵州综合考察，为植被组组长）、郑琨，还有汤弘光（已离校参加革命工作，后任驻越参赞、贵州农学院院长）。在呈贡读书的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与其他班级农艺系、先修班的同学常在一起，有李蜀生、李开荣、陈绍奋、王育颐、马丽、寇淑蕙、全春吉等，还有马鞍山十四中的徐壵（音zhuàng）、虞佩玉、李志坚等。我常由呈贡乘火车去昆明，到西南联大找人仰级的吴达志、谢汉生，高年级国华级读历史系的排球高手林文彪。还有四婶的妹妹梁志英（我称她姑姑），读经济系三年级，看得出她是共产党，思想很进步。受她影响有时我也参加活动，如“一二·一事件”时在联大参加保卫学校大门，阻止关麟征的军队进入。当时有人扔石头砸在吴达志的头上，我立即扶他去医务室包扎，我还看到保卫大门的有我们十四中的同学彭珮云。后来吴达志约我参加在路南石林举办的“火把节”活动，回来经宜良时遇见姑姑，她和老教授们在一起，介绍我认识了曾昭抡（著名化学家）等人。记得在农学院蚕桑科的教室里，马丽约我谈心一直到深夜，她劝我参加党的外围活动，我因没觉悟始终未表态。云南大学七十周年校庆时见到她，她已是文山水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在农学院我担任排球队队长时带队去校部比赛，经常和女排队长切磋。我也喜爱网球和摄影。有时星期六晚上和李蜀生结对与单身教职工病理老师陆师义还有事务科科长张性荣打桥牌，最有趣的是过牌，我们突然叫无主打成。体育老师钟玉麟喜欢教我打拳击。杨式珍的父亲家在海源寺有别墅，有次她约了10多个同学去那里搞野营活动，有陈绍奋、李开荣、王育颐、陈贵培、黄礎平、赵玉珍、寇淑慧、曹惠媛、全春吉、余正苑和她表妹小惠等，大家边放唱片边唱歌跳舞，还到野外郊游，玩得非常开心，气氛其乐融融。

春节时陈绍奋（我们称他大哥）在原来的工作银行开派对，请熟悉的同学参加，还特别关照我“要带一个舞伴哟”。我没法只好去邀请求实中学高一的杨慧萍（我当她的家庭教师教英文，是学长林文彪介绍的，他在求实中学兼课），结果杨非常乐意。但后来我没有和她继续接触下去，因她家是回族，信教，礼数很多。由于常和总务科科长张性荣打桥牌，他很相信我，将学院的小卖部交给我勤工俭学管理，每当上午两节课课间休息和下午晚饭前30分钟，小卖部就开门服务，有时去昆明进些食品（主要是桃酥），这份工作我干了一个学期。同班李维孝兼任农民子弟小学校长，聘我任六年级的算术老师（义务的），利用早晨6～8点教室空间上课。清早6点起床敲钟，前年我的那本《拂晓钟声》取名就是回忆当时的情景而定的。我很爱看二战时期的好莱坞电影，有时星期天就和妹妹伟强到晓东街南屏电影院看便宜的2毛钱早场，什么《翠堤春晓》《魂断蓝桥》《乱世佳人》《北非谍影》《战地钟声》，我都记忆犹新。我还爱唱影片中的那些歌曲，什么《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Moonlight on the Colorado》《As time goes by》《My old Kentuky home》。我还崇拜明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粉丝，什么英格丽·褒曼、泰伦·鲍华、罗伯·泰勒、贾利·古柏、卡莱格·伦特，还有土耳其明星特汉贝，我很佩服他们的演技。

（注： 1946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南京）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能在云南大学农学院呈贡大柒树的校园里读书学习，大家团结友爱，拥有以和为贵的风气，实属难能可贵。这一段真是我一生都感到快慰和难忘的岁月，正如我十四中和贵州大学的同学叶应俊说的“憧憬在你前面的多幸福”。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十四中和云南大学农学院同学虞佩玉却说：“不要说我怪，怪人也常能说出好话，你就是不应该来云大读书的。”我想也是，云南农学院有不少名师，树木学权威郑万均教授，蕨类学权威秦仁昌教授，生物统计权威汪蕨明教授，还有很多。我都没有坐下来好好学习，认真读书，浪费了宝贵的光阴。现在想起真是后悔莫及，但世间没有后悔药吃，无法弥补。1945年秋，8年的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逃难到西南、西北的学生可以还乡转学，西南联大同学都随校迁往北平，我也决定还乡去南京读书。同学李蜀生准备回上海老家工作，于是我们结伴同行。1946年7月中旬我回到离别已久的南京，当时见到妈妈和妹妹们，一家团聚感到非常高兴。我与李开荣想学航海，遂往上海投考吴淞商船专修学校，后来又去镇江投考海军，由于我系绿色盲又没有复习功课，均未被录取。

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身边，非常严肃郑重地告诉我，我们过去填报的籍贯广东省梅县是不对的，我们真正的家乡是台湾省新竹县关西镇深坑子，由于过去台湾被日本侵占，所以我们只好用客家祖地梅县替代祖籍，父亲并将我在台湾的堂哥黄金汉写来的信念给我听。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自己是台湾人。为了弥补对家乡欠缺的了解和认识，我决定返乡读书，转学到当时的台北台湾大学。1946年10月，我带着堂哥给父亲的信到上海，找到设在延安东路的上海台湾同乡会，与负责人徐盟山说明情况，得到同乡会开具的证明信，购买了一张台湾轮船公司的船票，于10月15日乘坐中兴号客轮前往光复1年后的祖国宝岛，踏上了首次返乡的旅程。轮船抵达基隆港，接船的是同学李蜀生的哥哥李淮生，他当时在台湾凤梨公司任会计主任。第一次踏上故乡土地的我既新鲜又兴奋，忍不住对着大海高声呼喊：“故乡，我回来了！”

由于耽误了时间，开学报到时间已过，我只好拿着转学证明书求父亲在日本读士官学校时的挚友，我叫他五叔的黄国书。黄国书时任台湾警备司令部高级参谋，住在圆山，在台湾有些地位，他找到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庄长恭，说明情况，使我进了农学院森林系。当时的森林系实力很强，系主任是著名林学家梁希，教授中也是名家荟萃，包括汤惠荪、李惠林、康瀚、林渭访等，还有一些留在台湾尚未回国的日本学者，如田中长三郎、正宗严敬、细川隆英等。在学校，我还遇到在云南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叶树藩，久别重逢，格外亲切。

过完寒假，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台湾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我当时住在台北中山北路李淮生大哥的家里，记得出门后看到满街都是人，场面喧闹，我跑到富田町学校，在实验场地见到叶树藩老师。他告诉我：“形势很乱，学校已经停课，你不用去了，以免发生意外。”我在动荡的台北市熬了1个多星期，后来，国民党当局调来军队镇压台湾民众的起义，一时间黑云压顶，血雨腥风。我逃离台北，回到新竹关西镇住在三伯父处，暂时安顿下来后，堂兄黄金汉带着我走访亲友，算是初步熟悉了我在台湾的亲戚。我有3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大哥黄金其长期漂泊在外；二哥黄金焕被日本人抓到太平洋瓜达康纳尔岛海军陆战队当兵，幸存了下来，日本投降后回到新竹，在内湾开了一个小碾米坊勉强维生，二哥对我最好，我回关西他常骑单车来接我；三哥黄金学被抓到海南岛当兵，回来后在家务农。

令我难忘的是，在台湾我第一次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她叫郭育英。郭家在关西城开了一个医院，郭医生是父亲儿时的同学，大女儿叫郭淑英，在关西镇公所当秘书，我在去拜会镇长罗享锦时还和她打过乒乓球；二女儿就是郭育英，是护士，长得很清秀，我去他们家的医院，所以与她渐渐熟识起来，虽然心里喜欢，但始终不好意思说出来。她讲一口客家话，也会讲日语，我只能用普通话和英语，我们交流起来颇为困难，为此我很着急。后来回到大陆，我终于鼓足勇气写了一封信给她，信封上把名字写错了，写成“郭淑育”，两姐妹也不知道我要写给谁，闹了个大笑话。时隔半个世纪，我再次回到家乡时，侄儿们还拿这件趣事和我开玩笑。

我在关西住了2个月，没有书读，没有事做，觉得好无聊，我想起在贵阳读中学的老师薛人仰（他后来曾担任“总统府资政”），当时在板桥台北县政府任民政局局长，托他的关系我在民政局的社会课当了一名课员，负责处理台北的台风暴雨引发的灾害救助工作。我在民政局工作了4个月。其间，我到嘉义阿里山游玩了一次，但见山上遮天蔽日的红桧大森林非常壮观，每棵树的直径都在2～3米，让我大开眼界，叹为观止，也为我后来承担国家课题《台湾植被》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1947年8月底，我忽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报要我回南京同她一道到父亲那里，我于是辞去工作，告别家乡，于9月1日返回南京。没想到海天遥遥，这一去就是半个世纪。父亲在抗战胜利后仍留在贵州工作，我和母亲回到贵阳后，就决定留在贵阳继续读书，转入贵州大学农艺系（因贵州大学无森林系），农艺系的课程我最喜欢的是蒋书楠教授教的昆虫学和经济昆虫学，他教课条理清晰，引人入胜，我学得很好，连昆虫的拉丁名我都记得。有次考试，有一题就是标注10个昆虫的拉丁名，我全答对，受到老师的夸奖。

（注： 1950年花溪贵州大学农艺系毕业同学）

农艺系二年级有同学14人，我与陈兴儒相处得很好。他是山东人，大个儿，在校篮球队打后卫。还遇到十四中的同学叶应俊，清镇中山中学的暴祥麟。三年级时我成绩第一，得奖学金50元，训导长非要我分一半给同班的武震，说他经济困难，我说这又不是救济金，但“胳膊拧不过大腿”，不给他我连这一半也休想。此时上海光华大学转来一位女生，她叫汪复珍，我一眼看中她，很喜欢她。中秋那天月光分外明，我约她出来散步，走在校园乡村小路上。说来也巧，她也是因为抗日战争与哥哥逃难来贵阳，抗战胜利后回老家安徽，后考上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解放军要过长江，所以才转到她哥哥所在的贵阳读贵州大学。我们谈得来，互相有吸引力和缘分，以后常在花溪河上游散步，成为知心的密友。

（注： 1948年5月贵州大学农艺系学生欢送蒋书楠教授赴承相聚于花溪公园）

1949年11月贵阳解放，学校来了军代表陈大禹，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家跳秧歌舞，我与汪复珍偷闲去散步，被军代表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寒假后农学院被土匪攻占，只有军代表一挺机枪守着，学生一起被土匪拐去惠水。当日我正好与易雨徕帮食堂做菜，免遭一劫。后来政府号召有家的回家，各学院同学集中住松林坡工学院，我与汪复珍为了便于亲近，便没有回去，与大家筑碉堡防土匪，受到军代表的表扬，说是“同甘苦，有立场”。

转眼间1950年暑假已到，我终于大学毕业，戴上方帽子照了相。汪复珍继续读政治经济系四年级待来年毕业。

（注： 1949年2月汪复珍（右）从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转贵州大学攻读，（左）刘凯君）

四、工作时期（25—75岁，1950—2000年）

初期

（一）遵义阶段（1950—1952年）

（注： 1951年5月我与万德良（右）在仁怀茅台镇赤水河畔）

1950年我于贵州大学农艺系毕业，先期解放的东北地区来贵州招工农大学毕业生，我报名应聘后又想参军抗美援朝，但都未能实现。当时农学院院长罗登义教授被任命为贵州省农业厅厅长，遂将农学院农艺、农化、农经3个系的男女毕业生全部留在贵州，并分到8个专区农林科。只有服从分配才有前途。8月，我与罗昭荣，农经系的李在文、余启桢分遵义专区，另有农校毕业生施继全、姚士雄共6人，由专区农林科李科长来贵阳接收。由于土匪猖獗，要组织车队由解放军护送，当天住乌江，次日才到达。报到后我被任命为科员，供给制待遇。开始工作时由专员李苏波带队去附近的高桥乡查黑田，专员平易近人，有领导风格，我对他很佩服。继而与万德良（贵州大学农经系低班，家在遵义，于当年2月参加工作）派到湄潭县永兴区仁和乡搞五大任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改），安排我在一保，万在五保（该乡共有10保），住乡公所，早去晚回，晚饭后汇报各保工作，也还紧张有序。当时农村物价非常便宜，鸡蛋2分钱1个，肉4角1斤（1斤=500克），规定每月伙食费6元，工作队与乡干部共计15人，有时王区长也常来，还有一个伙夫，差不多共有100元的伙食费，待遇太好。然而乡里办伙食的干部能力极差，搞得太让人不满意，我自告奋勇既负责一保工作，又来办伙食，大家鼓掌赞成，我接手之后伙食大有改善，大家天天有肉吃。三天之后大伙很满意我的工作，我也心安理得。

在工作中我与万德良结成亲密战友（他与我妻汪复珍又是贵州省立遵义高级中学同班同学）。1951年春，土改后发展大生产，我与李再文、姚士雄同被派到仁怀茅台镇指导棉花生产，归属农林厅派出的顾时鸿负责的棉产指导所，我被分到二合乡、合马乡，此时开始写农业新闻报道。工作中顾时鸿认为我开会和讨论研究业务时，既不发言又不表态，布置的工作经检查却都完成，据他说“这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还以为我对他有成见。其实他不了解我心里想着心爱的汪复珍暑期要毕业分配了，该怎么办呢？我实在思念她，可乡下既不通邮，又不通电话，怎不着急。9月仁怀棉花大丰收，我们也完成任务要回遵义。谁知我赶场买了一升李子吃（当时乡下为了方便不称斤），俗话说“桃饱杏伤人，李子吃死人”，忽得大病倒床不起，幸潘县长十分重视，将判刑犯人中一个很有本事的老中医叫出来看病，开了一副有石斛等10味中药的方子，三天之后病好如初。我请县农林科科长刘绍疆代为感谢县长，随即忙碌上路走了三天赶回遵义。农林科调来一个副科长是东北起义的师长朱振民，他是遵义人，不知为什么对我有意见，常给我穿“小脚鞋”。幸而周礼明科长知人善任，调我去专区农场，知道我学过森林学科，以后还想派我去木材公司。农场在龙坑场（即现马家湾），任命万德良为副场长，我为技术员（称技佐），又能与万德良在一起工作，我十分高兴。1952年7月12日经组织批准，在贵阳我与汪复珍结为连理，请了一桌亲友共同欢庆。

10月毛主席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各地区都开展排球、足球比赛，我都为遵义代表，但排球不让我参加，足球比赛后我被选为贵州省代表，赴西南区重庆大田湾比赛，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接见全体球员，受到款待令大家十分兴奋，这是我受到的初誉。比赛回贵阳后，本来要组建专业队，1953年元月省体育委通知，不组足球专业队，于是大家散伙。由于足球指导晏正鸰副教授是贵阳师范学院的老师、体育系副主任，总务长毛国琦教授是我中学的老师，我父亲也在学院，我被调入学院理化系任助教，教植物学。

（二）师院阶段（1953—1965年）

理化系副主任、化学组谭勤余教授安排我教三年级普通植物学。这是我开始在大学教书，因为不是一年级而是三年级，我很心虚，用心备课，学习从前的老师薛人仰、郑万钧、蒋书楠等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得到全班好评。班长曹碧华把情况反映给谭主任，谭主任又问了其他同学，于是暑假后将我派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1953年暑假全国院系大调整，师院理化系一分为二，史地系一分为二，我被调到地理系任助教，教植物地理，北师大进修事遂作罢。

此时师院照壁山新校址粗具规模，全院由雪涯路搬迁过来。院长康健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很有水平和能力。他决定成立绿化委员会，将新校舍绿化美化。绿化委员会由外语系主任、总务长毛国琦任主任，黄国华为副主任并具体指导绿化事宜。他带领全校师生员工绿化种树，我任绿化委员会委员指导庭园种花，与花工谭祥云设计操作。我在院办公大楼右侧种了一株云南樟，其后路边种了一株蓝桉，均长成大树，可惜蓝桉在20世纪70年代冬季大凝冻死了。一年以后师院校园绿化美化粗具规模，校园倍受称赞，父亲黄国华教授受到省委书记周林表扬，其后还担任贵州大学、贵州工学院的绿化指导工作。

（注： 1956年7月华东师范大学植物地理进修研究班，广东论文组在徐详浩教授（二排左三）带领下，赴广东英德滑水山调查采集

左起：一排 贾朝锋

二排 工友 梁书生 钟章成 王灵昭 吴荔明

三排 黄威廉 陈世杰 徐祥浩 黎敏萍

四排 洪淑惠 李业华）

1954年我开始教地理系由四川招生的本科二年级第一班“植物地理”课，全面负责课堂教学、辅导、实习、实验。由于本课系学习苏联教学计划，没有教材、教学大纲及课本，过去大学未开过这门课，完全是按苏联学过来，所以我感到十分困难。当时贵阳师院在全国也是最先开这门课的，没有参照。经过一年的教课，我圆满完成教学任务，得到这个班学生的肯定，也奠定了我教学的基础。由于这门课程缺乏师资，1956年初教育部在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设立植物地理进修研究班，聘请苏联专家莎芭琳娜来讲课，另请了5位教授、副教授组成教师组，协助班主任陈彦卓教授。进修研究班分进修生与研究生两类，进修生调全国师范大学生物系教师，综合大学调地理系教师共23人，研究生抽调4所师范大学生物系四年级的学生13人，组成进修研究班，以同一标准培养学习进修。我因不是师范生物系，又不是综合大学地理系的教师，而是师范地理系教师，但又教过植物地理这门课。经学院人事科报教育部，通过华东师范大学的考试，最后通知我到进修班进修学习，在班上我与华中师院生物系魏需逊分在一室，睡上下铺，相处最好。他是团支部书记，学习运动皆好，进修学习中对我的帮助很大，日后我俩成为亲密好友。20世纪60年代末他去美国，经过一番奋斗成为美国西部爱国侨领、中华全国华侨联合会顾问，可惜2010年4月27日突发脑溢血去世，呜呼哀哉。一年半的进修学习中，我的成绩很好，庐山、广东的野外实习我均积极为全班服务，得到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党总支的肯定，贵阳师院得知后奖励我25元钱并在校报表扬鼓励。进修结束，我向学校提出去黄山采集植物标本，蒙顾光中副院长批准，并通知我调到新成立的生物科工作。到黄山下车就遇见一个小姑娘单人前来，她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一年级的谢又予，我们结伴在山中调查后各自回校，她毕业后分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很有成就。1957年暑假后我到生物科报到，新上任的科主任是中学调来的，对我不“感冒”，工作也不安排我，我心知肚明，教了一学期二年级的植物分类，要求回地理系。此时“反右”运动大张旗鼓，在地理、生物、体育三个系一个总支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开展。1958年“大跃进”建设阿哈水库劳动，我向总支书记朱义甫提出申请入党。地理系安排四个秘书协助水库建设的工作，何才华为行政秘书，熊书益为教学秘书，本人为科研秘书，郑训忠为劳动秘书，协助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1958年8月，在北京举行教育革命展览，学校派我随陈若夫院长去参加并收集资料，后政教系方铁政也到来。11月苏联植物、植被专家苏卡切夫、拉甫连科、巴拉诺夫在北京大学举办为期1个月的讲座。此时全国教育展览工作即将结束，学校通知我去听讲，也听了中国专家胡先、秦仁昌、侯学煜、钟补求等的报告，同专业西南师范学院钟章成、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何绍颐等一起学习。

1959年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来贵州考察橡胶宜林地及生物资源，经联系派我和姜守忠参加，在罗甸、望谟、兴义等县以及南北盘江、红水河一带考察。11月急通知我速回校，支部讨论通过入党，时间为1959年11月10日，后举行入党宣誓，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1960年教育部要在全国选1名植物地理教师去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大学师从著名专家阿略兴教授，通知下来令我十分高兴，填表各种手续办好只等前往，谁知此时苏联背信弃义撤退专家，中苏交恶，又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派特务捣乱。我由于系台湾籍，因此不但留学不成，区域地理教研主任一职也被撤销，合并自然地理研究室。有次我在安龙野外工作，我和何才华、熊书益、邓少宣4人因带有照相机、罗盘、地质锤、标本夹等，民兵误以为是台湾空投特务，被抓去关了半天。

从1963年开始，植物地理课改为只上半年，植物学基础与植物地理合并讲授，徐钟瑛、张琪钟班，朱兴明、潘孟坚班还有扬龙、方祠昭班，田应君、谢晓玲班课我都教得很认真，学生满意评价为：“课教得生动活泼，内容有骨有肉。”我半年无课因而参加科学研究和野外调查时间增多，于1963年起先后参加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贵州省农业水利综合考察和南京大学赵儒林（原云南大学森林系学长）负责的植物植被组，3年将8个地区植被全部查完。1963年参加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组织的梵净山植物地理调查，在简焯坡研究员指导下开展工作，与北京植物所应俊生、李雅茹等相识。同年中秋节母亲突患病去世，我即请假赴南京奔丧。1966年，3年综合考察在北京总结成果，李队长提出除完成总结报告外，要“下毛毛雨”，即写点生产建议专题文章，我于是提出“贵州几个天然林的保护利用问题”。以后被贵州省政府先后落实，梵净山还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6年5月，我被通知去西北大学参加评议综合大学地理系教材《植物学基础与植物地理学》，与上海进修的覃朝锋、郎惠卿相会。回北京时发生邢台大地震，北京亦有余震。

中期

（一）“十年动乱”（1966—1976年）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地理与生物两系合为一组闹革命，父亲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洋奴才”，我也被视为从台湾派来的特务，不断地让我交代问题，所幸抓不到材料，没有进“牛棚”，只是天天游行开会，十分烦人。我妻汪复珍在药材公司，因拖地板把湿鞋挂在窗边，墙上有毛主席语录和头像，被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批斗打伤后，才通知我背她回家，其行为十分可恶，却又无可奈何。

1974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贯彻“调整、整顿”方针，各方面工作皆有起色，春夏之交贵阳医学院中药系书记贺志光先后10次来师院，到领导关海亭处要我参加中草药调查，“十顾茅庐”后才被领导同意，我听说后十分感动。因为心怀感激，我每天去医学院认真工作，整理鉴定标本，完成《贵州中草药名录》，受到贺书记表扬，号召大家向我学习，埋头工作。后我又参加“糖料作物调查”“农业地理调查”“薯蓣资源调查”“贵州省植物志”科研项目。1976年2月，我在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十分悲痛；9月毛主席逝世，在春雷广场举行盛大追悼会。由于不断在贵州省各县忙碌奔波，特别是“薯蓣资源调查”，由赫章赴恒底乡来回180千米，因为无车，无人愿去。我与贵阳中医学院青年教师张盛全为了完成任务来回走了一星期，该地资源丰富种类多样，我收获很大但身体受到影响。

（注： “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家赴北京小妹伟衡（左3）妹婿太生（左2）家拜访）

林彪叛逃事件，党员集中传达学习，事先不知情况，气氛十分紧张。1976年10月待到了粉碎“江青集团”的好消息传达下来，大家欣喜若狂，从此结束了“十年动乱”的可怕时期。其中我50岁生日是做“薯蓣资源调查”时在清镇度过的，买到1斤花生，分队长张怡帮忙剥壳，回家炸好，叫女儿燕南送点给张怡（她丈夫系贵州大学中文系寸镇东老师，为缅甸华侨），50岁生日就这样过了。

后期

（一）师院阶段（1977—1982年）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全部人精神为之一振。1977年初，省外事办抽调我去省军区四十四医院参加由日本岛津医药工业公司主导的安装CT扫描仪工作，北京三○一总医院派来罗明英指导并翻译，我负责接待日本工程师，接着受省军区委托翻译外文资料及赤天化翻译工厂线路图。10月贵阳师范学院孟子明书记带领王德茂教授与本人参加贵州省科技教育工作会议，会上我发言建议贵州省要加快恢复发展科技事业，建立贵州科学院和理化分析中心，新建山地资源研究所，研究开发贵州山地资源，省委书记马力听后十分赞成，3个月后就着手筹备。张明正书记还要我帮助草拟山地资源所的建所方案。1978年3月“科学的春天”到来，我被选为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出席北京的大会，项目“贵州薯蓣资源调查”获奖。

（注： 1990年自然地理生态地植物方向硕士研究生答辩会

前排左起：农学院某老师、熊书益、黄威廉、张英骏、叶能干、姜守忠、陈永孝教授。）

10月贵州省召开科学大会，《贵州植被》获大会奖。1978年师大地理系开始招自然地理专业生态地植物方向的研究生，考取杨龙、方嗣昭2名，由于政审问题已有文件规定，但人事处一直定为不合格，经报党委书记孟子明批报，省委分管文教的苗春亭书记批准才录取。武汉大学生物系水生植物专业的李久林（贵阳人）因转专业被破格接收，第一届共培养3人。从此结束本科植物地理的教学（到79级为止），专门从事培养研究生工作。1981年底，请西南师范大学的钟章成教授任研究生毕业答辩委员会主任，我所教学生全部通过论文答辩。5月环保局自然保护处杨继盛来洽谈组织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事宜，我当即同意承担办理，组成由大专院校科研单位40多人参加的综合考察队以及主持完成总结报告。考察中植被组在烂茶顶首次发现贵州省冷杉属新种及冷杉林存在，请教裸子植物专家付立国后得到肯定，定名为梵净山冷杉（Abies fanjingshanensis W.L Huang Y.L.Tu.et.S.E.Fang）。我参加编写的《中国植被》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得皮包一个。1982年在金桥饭店召开的《梵净山科学考察综合报告》鉴定会，《中国植被》被曲仲湘、吴征镒等50位专家评为“我国第一部自然保护区的本底调查”，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得到英、美、德等8个国家的重视和好评，纷纷要求共同考察梵净山植物。

1980年7月9日，经过师院15选区选举，我与周春元两人当选贵阳市云岩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本人同时还被选为贵州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7年8月，南方片植被会议在桂林召开，我被安排承担贵州植被及台湾植被两项任务。1979年12月，我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草原学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理事。1980年8月，我出席在天津召开的第八届中国林学会，并被选为理事。1980年10月任副主编的《贵州省植物志》第一卷出版发行。

（二）科委阶段（1983—1985年）

1983年4月下旬，我在贵阳参加贵州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分在一组。代表中认识的有贵阳医学院院长张美祥、贵阳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廖润泉、贵州工学院矿冶系支部书记李恕和等。会议刚开完，妻复珍泌尿感染去贵阳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请廖润泉教授看病。廖院长不知在哪得来的信息，他对我说：“你要当科委主任了，并且还是党组书记。”我听后大吃一惊，仅说了“不会吧”，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心想廖院长不会乱说，消息总有来头，如果真是如此，那不得了。我从来没有做过行政工作，“大跃进”时任过地理系四个秘书之一的科研秘书而已，因而这事放在心里很害怕。过了不久科委秘书长徐用武带了两人来我家找过3次，我因外出开环保和植被志会议都没有遇见他们，更感到紧张恐慌，也证明了这事确实是真的，又不知该怎么办，就一直拖着，想不到犯了大错误。5月15日省人大常委会吴实主任下达了任命书，省委副书记朱厚泽，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党组书记张玉环，分管科技教育的副省长徐采栋约我去省委谈话。我战战兢兢地进了省委小会议室，与3位领导见过面。首先张副省长既严肃又亲切地说开了，其实是重重地批评，他说：“你是共产党员，无组织，无纪律，科委几次去找你，你都不闻不问。省委经过认真考察最后才决定你的。你要认清这是干部任命，党的工作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谈。”这严厉而中肯的批评，又包含关心与爱护，我这时头脑才开始清醒，顿时眼泪夺眶而出，热血涌上心头。我擦干了眼泪振作地说：“各位领导，我认识到犯的错误了，省委的任命，我的确是诚惶诚恐，紧张万分，没有干过领导工作，不知所措。对领导的批评，我坚决改正，科委的工作，责任重大，我明天就去报到，一定全力以赴做好工作，感谢领导的关心。”张副省长接着说；“这个态度才正确，师院的工作你还兼着，可把你女儿调到师院去工作。”朱厚泽副书记也谈了很多有教益的话，我听后十分感动，佩服领导的能干和魄力，这件事就这么圆满地解决了。

省委、省政府谈话之后，我心境也立即开朗起来。接着，5月17日有一个大好的消息传来。省委对台办通知贵阳师院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电报通知，邀请我省台胞黄威廉同志出席8月在北京召开的‘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得到通知后我心潮澎湃，感慨良多：想起以前台湾籍贯遭到不少冲击，而今指名参加中央组织的有关台湾会议，怎能不激动呢？这是后话。

5月初，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冀峰宣布任命，安排科委的交接工作，老主任朱煜如做工作移交事宜，全体新班子成员李恕和、安迪伟、徐用武、刘峰钢、宋汪川等都参加了会议，徐采栋副省长也安排布置了工作，从此我就在科委上任了。起初我骑单车上班，许多人不理解。我要管车的李腾，把车安排去水利厅旁科委宿舍，接送5个年纪较大的同志和女同志上下班，李十分为难说这不好办。我说：“你叫司机同志把车开去不就行了？”他笑笑无从作答。有一天他实在为难地对我说：“按制度只能接送主任和副主任，其他人不能坐呀！两个副主任住蔡家关工学院，他们都坐了，你不坐我失职要受处分的呀！”2个月后我听从了他的安排，才开始每天坐小车上班，这是什么政策规定我也闹不懂。

6月初，科委召开党组第一次会议。科委有54人，领工资56人，2人离休。机关处室办公室、综合处、科技处、业务处、条件处以及电影放映队等在会上汇报了情况。接着党组工作会议传达中央（83）17号文件精神，大家共同讨论学习，研究科委机构改革及二级班子的组建，以及下属机构地震局、科技情报所、科学仪器公司、外文书店的整顿；学习、讨论国家科技“七五”攻关规划，科技条例的清理重建。接着，省委组织工作会议规定机构改革、人事安排等事项在8月底上报。7月下旬，昆明植物所、云南科委副主任吴征镒学部委员（院士）来贵阳做植物资源利用学术报告以及茅台酒异地试验评估，并召开科委会议。10月底，我与巫恕安赴成都参加西南科委协作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接到全国侨联电话，谓：“美国侨领、全国侨联顾问魏需逊夫妇已来成都参观，住锦江宾馆，请速与他联系。”我听了非常高兴，当即前往会见，大家欢聚一堂，畅叙友情。接着我与邹发欣、潘启中等5人赴北京参加全国台联举办的“台胞为祖国做贡献经验交流大会”。

（注： 1991年《贵州植物志》3-9卷鉴定会，获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自左至右：谢德文、黄威廉、向应海、姚良珍、刘光前）

组建好二级领导班子后，尚差专职党委副书记，我提出由师大地理系主任陈永孝担任并与师大党委副书记周佑琼商量。她一口否决，说：“你已经被调走了，不能再调师大的人了。”还有科技情报所缺书记，我拟由师大统战部部长李颖意担任，我上报组织部，部长不同意。想调的两人一个都未调成。

1984年我参加省政府整党，特提出：“文化大革命”中科技部门很多单位的政策尚未落实，特别是011军工系统分散在各地，问题很多，有部分同志想调离，也即社会流传的“孔雀东南飞”的问题。民经委熊主任也提出少数民族中的不少问题，老领导徐扼江同志听我们的发言后很赞同，接着又提出知识分子待遇低，望能给予补助，请省委考虑。后池必卿、朱厚泽书记等省委领导研究后，决定分四档给予知识分子补助（40元、30元、25元、15元），贵州省此举让广大知识分子皆大欢喜。

4月，国家科委攻关局副局长奚惠达、科管局副局长王明书、干部申茂向来科委检查工作，我们在花溪做了专门工作汇报。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李文华（后为院士）来检查《贵州国土资源》专著事宜，由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邓传英汇报：“《贵州国土资源》撰写组由副省长徐采栋任组长，黄威廉、邓传英任副组长，专著已基本完成，申报成果后获贵州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6月，科委建立了计算机研究中心，召开科委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李恕和介绍委员会的职能职务，参加者有：欧阳自远（后为院士）、李祥（院士候选人）、邓传英、刘振业、熊镇彦、朱安国、胡国根、章德华、田麟生、李楚柱、张美祥、邓时恩、刘盛洲、张鹏明等。会上邓传英谈了国土整治，刘振业谈了生物工程问题等。7月，科委请中科院原子能所分析茅台酒所含微量元素成分，结果是含36种微量元素，其中有31种对人体有利。随后组织部召开会议建立科技干部局，由科委领导任命刘继成（来自063军工机构）为局长暨科委副主任。月底赴浙江宁波参加山地植被开发利用会议，为对外交流做准备，复旦大学胡嘉琪教授在会议上用英语进行了学术发言。8月，接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来函［（84）国环字第004号文件］，关于编撰《中国自然保护地图集》的通知，邀请我参加编撰《台湾自然保护地图》。10月，国家专利局局长黄坤益做专利工作报告，建立贵州专利办，调科委办公室副主任陈光胜为主任，开展专利工作。贵州师范大学地理系植物地理专业小组出版《生态地植物学译文集》。10月底赴上海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地理教材编审委员会会议，在上海友谊商店定制一套出国西服，以备参加翌年8月在日本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11月，国家科委科技业务局林爽爽处长来贵州，我与其同赴黔东铜仁地区调研。

1985年初，省科委向黔西南自治州科委提出关于山区开发利用，农村智力开发，兴义柑橘“大红袍”的恢复发展，“贵州醇”酒业的开发等意见。科技情报所汇报领导班子不团结，情报管理混乱以及专利文件利用等问题。省科委党组工作会议研究召开地区科委主任会议，交代新建机构的人事安排、本年度经费的计划分配、科技改革的进程，罗甸、玉屏、晴隆山区开发的试点工作等。接着办公会议研究省科协表彰会及地方科技志编写等事宜。中科院植物所邀请我参加《中国珍稀濒危植物》台湾部分、《中国植物红皮书》台湾部分及《台湾植被区划》《台湾植物图》的编撰工作。6月底，北京植物所生态地植物研究室副主任王献溥研究员来筑谈植物科技对外活动，一是日本横滨大学参加梵净山山地常绿阔叶林的定位研究工作；二是荷兰乌德勒支大学拟进行森林气候的长期合作研究；三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米勒教授（美国人）提出三年梵净山联合调查研究工作；四是英国皇家植物园将于今年秋来梵净山进行植物地理调查；五是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波夫教授及加利福尼亚州科学院将于1986年来华进行植物调查。至此我才知道，1982年由我主编的《梵净山科学考察集》出版之后，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和关注。6月，农业部（85）农牧字第247号文件通知我参加南方草地资源第二批成果验收。8月初，我参加省政府工作会议，朝文省长谈贵州经济发展和持续发展势头，玉环副省长谈全省69.8万干部的工资改革问题。8月我第一次出国参加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国际第15届草地会议，在小组会议上宣读《贵州山地草场资源及利用评价》论文，受到荷兰、日本学者的重视。会后与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祝廷成、兰州大学教授陈庆诚、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濂以及外国学者考察南九州日本草地畜牧事业。9月，招收罗宜富、宋林两位研究生。10月中旬，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罗塞尔博士、西蒙斯博士、佛列格勒博士来梵净山进行植物地理考察，对师大地理、生物系师生做了学术报告。

（注： 1985年8月参加日本第15届国际草地会议，摄于九州樱草山）

11月10日，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戴副部长与我谈话，让我结束省科委工作回到师大继续任教，与政治处董朝发同志一同回地理系。省科委党组对我任省科委主任期间工作的鉴定意见为：“该同志有较强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能团结同志，民主作风良好，知识面广，开展调查研究能充分发挥各方面干部的作用推动工作的开展，对全省科技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该同志作风正派，坚持原则，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俭朴，出国余款交公，受到好评。作为党的领导干部，该同志各方面都做出了表率，得到了广大的知识分子的尊重和爱戴。”

1986年初，父亲不幸生病住进南京鼓楼医院，因不堪医院中的环境，执意返回家中，不久安详去世，享年91岁。我因女儿急病，无法脱身，未能赶往南京奔丧，是为终生遗憾。

（三）师大阶段（1986—1995年）

（注： 贵州植物学会代表出席中国植物学会“第55届山西太原年会”）

改革开放后，贵阳师范学院正式扩大改名为贵州师范大学，学校大有发展，我的工作在这一阶段也是卓有成效的10年。继续带研究生姜铭（后去日本）、李素英（转云南大学后去加拿大），继而招收罗宜富、宋林，翌年被西南师范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后又培养土地利用方面的赵翠薇（后读南京大学土地管理博士），关门弟子是常进雄（后读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经济学博士）。直至1995年，前后15年共培养5届9名研究生。

在我们国家进入科技创新时代之时，我要利用好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我们所学的植物地理专业研究中，有所作为，多出成果。我先后发表论文《贵州非豆科固氮树木资源》《贵州省山地草场区划》《台湾岛附属岛屿植被》《梵净山植被》《梵净山冷衫的发现及群落学特征》《贵州森林植被的生态平衡问题》《贵州珍稀涉危植物的保护和管理》《贵州省山地草场及利用分析》《澳大利亚桉树林及温带雨林》《贵州牧草植物及营养分析》《台湾自然保护与自然保护区》《水青冈群落生态地理》《台湾植被区划》《北美阿巴契山地的青水冈林》《黄果树生态旅游资源及评价》等20篇。

在此期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四等奖3项。此外，《贵州省余甘子资源及果实营养分析研究》入选《世界优秀专利精选（中国卷）》。担任科学顾问的录像片《中国桫椤》获国家录像一等奖。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台湾植被》《贵州植被》以及主编的《梵净山科学考察集》《赤水桫椤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等，为国家和贵州省开发植物资源，次生植被利用以及大自然生态保护，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台湾植被》被吴征镒院士等评为“对海峡两岸及国际植物学界而言相当重要的研究，实是迄今为止有关台湾植被最系统最完整的专著”，台湾方面又专门出了繁体字版，以供参考应用。台湾东海大学景观系赖明洲教授称：“贵州师范大学黄威廉教授呕心沥血之作《台湾植被》，深入探讨了台湾地区植被与植群，令后学的我钦佩万分。”台湾植被研究任务完成后，国务院环境委员会、中科院北京植物园又下达与植被有关的台湾珍稀植物及自然保护等科研课题。经过3年的努力，我完成了《台湾植被图及说明》《台湾植被区划图》《中国珍稀濒危植物》的台湾珍稀濒危植物，《中国植物红皮书》（台湾部分）及《中国大自然保护图集》（台湾自然保护图及说明），并受到了奖励，中国亚太经济发展中心以（2006）3号文件授予我“荣誉博士”称号。

这一时期有关专业会议和科研项目的评审鉴定不断增加。1986年，省九三学社林勘院吴维垣总工程师推荐我担任普定县经济发展顾问团顾问；与杨龙赴新疆参加高师植物地理教学研究讨论会，与农业区划办吴荫生主任赴香港购置台湾植被有关图书资料，参加省教委高校教授职称评定委员会，与黄润荣教授（贵州大学）任地理、物理评审小组正、副组长；省农业区划办在贵阳召开农业生态对策研究会，会后，委托我主编《贵州农业生态论文集》。198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邀请我参加大明山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成果鉴定会；水利水电部中南勘察设计院邀请我参加龙滩水电站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同年，参加中国植物学会第55周年年会第十届理事会。1990年，农业部（牧科）字100号文件邀请我参加“南方草山草坡人工草地畜牧实业验收会议”，并验收威宁草坡；中国科学院（90）科发字1048号邀请我参加“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对策研究”工作会议。

1991年，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邀请我参加“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研究”鉴定会；国家教委召开的“地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及专业教材组会议”。1993年，国家教委邀请我参加“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专家评审会议”；参加昆明云南大学70周年校庆活动。1994年，海南大学林英校长希望我去海南大学任教，并兼吊罗山生态站工作；12月，参加广东梅州世界客属第九次大会。1995年，参加大马士革芳香玫瑰油鉴定会、台湾植被鉴定会、薯蓣等资源开发鉴定会。

1995年初，大哥金其生病，我终于获准赴台探亲，为进一步充实完善《台湾植被》，侄儿国勇及东华大学教授徐国士专门两次开车带我考察了全岛生态保护区，直达阿里山及海拔3500米的合欢山。我详细对照了常绿叶林、寒温性叶林、亚高山草地及石灰岩植被，基本上与我书中所述吻合，仅有少数植被遭到破坏已不复存在，特别是阿里山红桧林中直径1～3米的大树已经从地球上消失，我深感震惊、惋惜。

1991年12月，全国台联10周年纪念大会，我与浙江省台联会长、浙江医科大学副校长、泌尿外科主任陈昭典教授相遇，向他请教肾肿有关问题，他让我抓紧到浙江医科大学做全面检查。直到1992年5月，大哥金其等由台湾来南京探亲，接待以后我才去杭州，陈教授当即做初步检查，看到CT片，确诊为左肾腺癌，立即安排住院手术。陈教授的医术精湛，2个小时切除了肿瘤，叫我看时我不禁大吃一惊，红紫色的肿瘤有小保温瓶那么大，伤口缝合精密如一条线。出院后遵陈教授医嘱不用放化疗，吃黄体胴并注射头孢氨汴，用100万单位干扰素1年，时至今日身体尚健康，真可谓奇迹。陈教授救我一命，大恩大德也。

1988年受国际第28届地理大会邀请，国家教委批准我赴澳大利亚参会，共15天，结识David教授，得到不少帮助，由其带队去新南威尔士州自然保护区考察。第二年受邀考察新南威尔士州，研究自然保护区半年，因教学科研任务而未能前往。1986年10月，我受邀赴美国纽约参加亚洲学术讨论会，宣读论文《对中国和平统一的几点看法》，受到了重视，《纽约时报》载有评论，会前曾赴纽约总领事馆请教，得到王铁良领事指点并延长在美逗留的时间，共有14天，有机会多做交流和各地访问。范光焕教授带我与毛健全（贵州工学院副教授）参观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康奈尔大学，收获颇丰，特别是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地理系主任道摩特教授赠我1∶500000的台湾地形图，这对我完成《台湾植被》大有帮助，内心十分感谢。校长还高规格地请我吃饭，由于我没有经验，连一点小礼品也没有准备，想想真有些遗憾。

接下来的几年，我又赴法国、美国出席牧地会议，去英国、瑞士、日本出席生态会议，在北京出席国际山地植被及植物保护会议，并与台湾的学者进行交流，打开了对台湾交流的窗口，在两岸尚未开放时，尽自己所能开展对台交流、交往工作。

末期

（一）延聘续用（1996—2001年）

本该是退休了，贵州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原地理系）扩大为环境科学学院后，书记董朝发、院长安俗伦特别安排我返聘回院，我也力争为学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示报答。

这期间贵州省台湾同胞联谊会改选，我本也该退了，但1995年9月理事会改选，统战部仍安排我担任会长。直到2000年12月第五届改选时退下来，担任名誉会长，算起来，在贵州省台联担任兼职会长整整18年之久。

1997年，我参加了全国台联10周年纪念大会，台胞党员代表会议，贵州糖料作物生产布局研讨会，贵州科委科技项目评审会。1998年，我参加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会议，中共贵州省第八次党员代表会议。

2001年7月16日，我参加在贵阳举行的“亚欧森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议”，提交论文《纪念梵净山冷杉林发现二十周年》，并与早就相识的袁道先、蒋有绪、冯宗伟、李文华等院士一同担任学术委员会成员。会议发表《贵阳宣言》，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发来贺电，这是最后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以后还陆续接到一些国际会议的邀请，如在法国阿尔卑斯山chenberysavoi召开的世界山地会议学术会议，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国际生态会议，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草地会议等，均婉谢未参加，从而结束对外学术交流的历史任务。

（注： 2007年5月贵州大学农学院校友相聚于花溪公园

左起：汪汾、易家玲、黄威廉、朱邦长教授）

（二）退休时期（2002—2012年）

2001年底，学院和学校通知我退休，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退休证2001字251号，光荣地完成了自己长达50年的教师生涯。

（注： 2002年7月12日，金婚摄于贵州师范大学科技招待所）

退休后，又陆续参加了杨龙教授研究生答辩、草海保护区治理规划会议、植物园建园40周年庆典等活动，参加了贵州药用植物鉴定会、2002年薯蓣植物鉴定会、世界自然遗产“锥状峰林”评定会、科学技术联谊会成立大会、贵州灵芝大型真菌鉴定会、贵州省抗癌协会癌症康复协会会议、华东师范大学植物地理进修班毕业50周年聚会活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05周年校庆活动、贵州省科学院桑科植物成果鉴定会、遵义农科所建所50周年纪念活动、贵州大学纪念毛国琦教授100周年诞辰活动，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台联七届一次会议和全国台联成立25周年庆祝大会。最后以参加贵州省台联理事会组织的赴湖南、湖北参观学习活动而结束了所有公务行程。

（注： 与女儿旅游于奥地利皇宫前）

退休后我有两个爱好：写作和旅行。

2005年初夏满80岁寿辰之际，出了一本《拂晓钟声》，内容涉及10个方面，归结为：农业生产、科技发展、学会鳞瓜、尊师重道、奋力拼搏、对台宣传、旅游散记、出国汇报和专著序言共80篇文章。2008年冬又出了一本《敝帚集》，内容涉及论文选录、生态会议、台湾植被、邀请鉴定、科普宣传、诗词书信、钟声回音、鼓励鞭策8个部分，请老校长、老同事何才华教授作了序言，中国语言学院三年级学生肖键写了一篇《不用扬鞭自奋蹄》的采访文章附在后面。

（注： 2005年10月15日于宝福灵园公墓复珍长眠之地）

仲夏，老伴复珍不小心从床上跌下，胫骨骨折，内侄汪元文开车，朱兴明老师帮助送往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经2个多月治疗即将痊愈之际，突然心肺衰竭，于2005年10月5日下午2点38分离开人世。我悲痛万分，相濡以沫53年又86天，呜呼哀哉。1周后，骨灰由省台联邱培声、周飞月、钟鼎魁、陈建强，贵州师范大学老师杨龙、罗宜富，侄儿汪元正夫妇、汪元文夫妇、汪元明夫妇等护送至宝福山陵园福安园1-13-4墓地安葬，从此长眠于斯。

2006年春我与女儿等开始国内旅行，大理、丽江、上海、苏州、镇江、杭州、大连、青岛、厦门、三亚、台湾，后又出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西欧等地，从而使女儿与我身心得到健康疗养，以弥补所受到的创伤。

2007年突接3个紧急电话，广西林业厅请我一定参加并主持“秃杉引种栽培技术研究”鉴定会，来回飞机票已帮助订妥。广西林业厅如此看重，确实让我受宠若惊，当即应允前往。此是退休后的最后一次活动，亦令我十分欣慰。

平生我以“三不”作为座右铭：即“不忘自己是台湾同胞，不忘祖国和台湾尚未统一，不以台胞向组织、国家伸手”。做人做事，以此为纲，牢证自己，认真履行。

老同学宋森撰写下一首《金缕曲》送给我。

词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