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沃土上的跋涉者
黄威廉,男,汉族,中共党员。原省科委主任,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原地理系)教授,植被、生态硕士生导师;西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植物生态博士生兼职导师。国际生态学会、国际植被学会会员;曾任中国植物学会、生态学会、森林学会、草地学会、生态经济学会理事;贵州植物学会第二届理事长,省政府环境委员会顾问。现任省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省科技创新联合会副理事长,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名誉会长。国家教委两次(1985—1995年)聘其为全国高等院校理科地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师范大学曾宪梓教育奖励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研究学科及研究方向以自然科学生态地植物学为主。曾10次参加国家或省组织的大型科学考察。出版专著5本,主编、副主编书籍6本,社会科学方面主要论文26篇,研究成果获奖励22次。1985—1995年,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2次,均有论文宣读,其中2次参加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举行的亚洲台湾学术讨论会,发表台湾和平统一方面的论文,获得好评,纽约《华侨日报》有评论。曾两次被(中国植物学会,贵州省)推荐为中科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或院士有效候选人,1990年国家科委、国家教委授予其全国高等院校先进科技工作者(金马奖),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中国植物学会授予从事植物学工作五十年的科学家奖。
黄威廉老师近影
他是一位勤恳的探险者,跋山涉水,贵州行路几十载,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是一位严谨的学者,著书立论,将实践化为理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他是一位进取的老人,耄耋之年,病魔缠身,仍坚持读书作述,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
“老师半个多世纪登临过无数嵬崖高峰,峥嵘山崖,跋涉过数千里大自然塑造的山山水水,亦跨越过欧、美、澳大利亚几大洲的崇山峻岭,得到了大自然的启示,写下了累累大作。由此了解老师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老师是一个真正的求知者,是贵州师范大学传承爱国、奉献、敬业、自强的杰出代表,是为人和为学的光辉楷模”。老校长何才华在其《敝帚集》序上如是说。
在这片高原沃土之上,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退休教授黄威廉演绎着跋涉者一生的执着与追求。
(注: 1980年7月,黄威廉教授(右)在野外指导研究生)
困境求知,逆流而上
黄威廉,1925年出生于江苏南京,台湾新竹县人。父亲是大学教授,良好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求知若渴的性情。1944—1950年期间,他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台湾大学和贵州大学,专业涉及植物学、林学、农学。我国植物学权威吴征镒、树木学权威郑万钧、蕨类权威秦仁昌都是他的老师。名师的教学和专才熏陶着他,多学科的广泛涉猎使他在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953年,刚调入贵阳师范学院理化系的助教黄威廉由于院系调整调到地理系担任植物地理教师。当时没有教材,他就自编教材、讲义和实习实验指导。课下,他备课特别认真,抓紧各种时间;课堂上,他讲解内容重点突出、由浅入深、举一反三、精益求精;课后还带领学生利用显微镜进行微观实验、到黔灵山采集植物标本、观察植物群落扩大宏观知识,理论联系实际。由于植物地理是苏联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在我国从未开设过,因而也没有可借鉴的书籍和研究成果,师资也十分缺乏,亟待培养。1956年2月,教育部在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设立植物地理进修研究班,请苏联专家莎芭琳娜为导师来培养人才。进修教师与研究生从各高校生物系中选调,而地理系的进修教师需从综合性大学中选调,当时的贵阳师范学院没有成立生物系,也不属于综合性大学。于是,学校人事处王存真科长立即向领导汇报具体情况,上报教育部请示争取进修名额。教育部收到函件后通知华东师范大学,该校生物系专门出了五道考题,我校的教师需通过考试才能进入研修班学习。由于黄威廉拥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教授过普通植物学课程,又讲授过植物地理学,做起那五道考题来驾轻就熟、如鱼得水。试卷寄回华东师范大学后,经过专业教师的仔细阅卷,每题全答正确,考试优等,于是通知黄威廉去报到。由于来回波折,当他抵达上海时,进修班已经上课了半个月。凭着是进修班中唯一教过植物地理学这门课程的优势,他将课堂上的知识联系教学实际,大量汲取知识,各方面表现突出,被系班领导重视,并选为课代表。1957年进修班结业,他各门功课和野外实习全是优秀。加之政治上表现很好,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党总支特别表扬,并通报贵阳师范学院,学校领导登校报表彰并发奖金25元。
1958年,教育革命成果在北京举行展览会,学校派遣黄威廉赴北京工作。不久苏联专家在北京大学讲学,他听取了分类学权威塔赫他间、草原权威拉弗连柯、植物形态权威巴拉诺夫的讲学,对植物地理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1960年,教育部选派一名植物地理教师前往苏联留学培养,师从莫斯科大学地理系植物地理教研室主任、世界植物地理权威阿略兴教授,在全国各高等院校中唯一选上黄威廉。学院通知后,他积极做准备,报送各种材料。此时国家风云突变,政治形势突转,作为台湾籍教师的黄威廉,送苏联留学成为泡影。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黄威廉仍坚持教学、做好科研。此外,他还自学由山西大学傅子桢副教授翻译的阿略兴教授的植物地理课本。“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黄威廉丢掉包袱,焕发青春,更努力地向植物地理方向前进。
居高远望,七上梵净
1966年以前,贵阳师范学院不提倡搞开发自然之类的科学研究,只限于做关于教材教学之类的科研。时任地理系科研秘书的黄威廉认为地理学习的实际“是要走到大自然中去探索才能有所收获”。时值中国科学院到贵州省进行亚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和农林水利考察,黄威廉主动联系,申请参加考察研究。后经他的多次申请,地理、生物两系越来越多的教师参与到贵州省资源考察活动中,促进了我校教学科研发展,让更多的领导认识到我校在贵州省的科学研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做好科研工作,黄威廉还曾积极申请成立我校地理研究所,当时却以师范院校水平不够为由未能批准。“文化大革命”后,黄威廉参加省教育科学会议,再次向省领导进一步提出成立贵州省科学院、理化测试中心及山地资源研究所等,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马力听后非常赞成,3个月便完成了筹备工作。
1964年,黄威廉发表的《贵州喀斯特植被》是我国最早提出亚热带岩溶植被的分类系统;1966年提交的“贵州几个天然林的保护与利用问题”是较早提出在我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以后在贵州省陆续实现了,其中梵净山还被定位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贵州山地草场分类与等级评价”是较早在我国南方利用破坏次生植被发展畜牧业的科学依据,被农业部办南方草场培训班作为部分教材,贵州农业厅畜牧局专门委托其主持办培训班培训草地利用、畜牧人才。
早在1956年,黄威廉在植物地理进修班学习时,曾想以梵净山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导师告知他,梵净山的研究相当困难,虽放弃了论题,但这却激发了他对梵净山的向往。从1963—1985年,他先后带领地理系学生实习及参与北京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英国皇家邱植物园、美国哈佛大学及加利福尼亚州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贵州环保局等考察队的考察工作,7次爬上梵净山,引来无数专家学者的关注。
梵净山科学综合考察完成后,成果得到英、美、德、荷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专家的重视和好评。生态学家、环境科学家曲仲湘等50位专家评审《梵净山科学考察集》为“自然保护区的创先本底调查,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作为生长在北半球、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珍贵植物——冷杉,按照植物地理的分布规律,本应连片生长,在贵州省高原却出现了间断。1979年在讨论“贵州森林”的会议上,黄威廉却坚定地说:“周围邻省都有冷杉分布,特别是近年来湖南和广西都发现了冷杉,贵州也一定有。如果没有发现,那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估计将来不是在西部的盘县八大山,就是在东部梵净山,一定能发现冷杉。”
于是,他带领考察队跋涉于盘县八大山、赫章韭菜坪、大方九龙山等地,仍未找到冷杉的踪迹。在1981年梵净山的综合科学考察中,终于在海拔2100~2300米的烂茶顶发现了上百亩的冷杉林。这令他喜出望外,于是撰写论文,定名为《梵净山冷杉Abies fanjingshanensis W.L.Huang.Y.L.TU et S.Z.Fang》,发表于《植物分类学报》(1984)22卷2期,这是目前为止全球最晚发现的北半球冷杉属新种。梵净山冷杉林的发现对植物地理学、植物分类学、古气候学、冰川学、森林分布学、森林遗传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也为亚热带地区能够完整保存古冰川时代的植物提供了科学依据。
十载含辛,开渠引流
《中国植被》是20世纪70年代末由中国科学院下达的国家级大型重点科研项目,当时除台湾省外各省植被撰写工作基本安排到位。时任华南植物所生态地植物研究室主任何绍颐提议由黄威廉担任组长,杭州植物园、云南林学院曾到台湾采集过植物标本的教授共同参与《台湾植被》的撰写工作。由于任务艰巨,研究人员相继退出,只剩下黄威廉这个光杆组长,他一心认为:“台湾是我国的领土,如果我不完成,台湾植被一片空白,这可不行。”于是,他硬着头皮承担起《贵州植被》和《台湾植被》分卷两个省的撰写任务,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黄威廉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是巨大的,特别是当时两岸尚处于隔绝状态,不仅不可能到台湾进行野外调查,就连相关资料也非常稀缺,仅有的也是过去日本学者撰写的论文,此外,工作还面临经费紧缺,特别是外汇紧缺,无法购买国外资料的难题。为了国家的利益,黄威廉多方奔走呼吁,得到贵州省政府和农业区划办的重视和支持,特批他到香港用当时紧缺的外汇购买有关书籍,同时还得到台湾亲属和国外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地理系主任道摩特(George Dormott)和哈佛大学波夫(David E Boufford)等专家教授的协助,获得了一些宝贵的台湾地理和植物植被的资料。
经过10年的努力,《台湾植被》终于完成,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填补了台湾植被学领域的空白。此书在大陆出版后,台湾方面希望岛内出繁体字版。黄威廉又进行了字体转换,增加各类植物群落照片等后续工作。最终,繁体字版于1999年在岛内出版发行。《台湾植被》被两岸植物学界权威专家吴征镒誉为“是对海峡两岸和国际植物界都相当重要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有关台湾植被最系统、最完整的专著”,而这部著作对于台湾的植物学研究和教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台湾东海大学景观系主任赖明洲评价:“大陆黄教授呕心沥血之作《台湾植被》深入探讨了台湾地区的植被与植物群落,令人钦佩,影响深远。”
在《台湾植被》完成后,黄威廉又承担了国务院环境委员会、中国科学学院北京植物所等单位委托的关于台湾珍稀植物及自然保护等课题的研究项目。先后完成《台湾植被图及说明书》《台湾植被区划图》《台湾珍稀濒危植物》《中国植物红皮书》台湾部分、《中国自然保护图集》台湾部分等国家重点项目。一人完成六个涉及台湾植物及植被的国家重点课题,实为壮举。中国亚太经济发展中心授予他“亚太行业荣誉博士”。
后记
时值我校建校七十周年,已是八旬老人的黄威廉教授希望为校庆出一份力,以报答学校多年的恩情。他将多年从事的、现已在全国大专院校具有领先地位的植物地理一一介绍,以此献礼。老人常怀感恩之心,令我等后生由衷钦佩。我校退休教授东丰曾在《令人敬重的老教授》一文中,将老人虚怀若谷的情操刻画得淋漓尽致。老人还告诉记者,打算写本自述,就连住院期间,仍坚持笔耕。老人的一生和对学校的贡献,三五千字的描述确实有些单薄,愿老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幸福、安康地度完这一生辉煌的跋涉之旅。
(注: 1978年6月,黄威廉教授(左3)在师大地理系、生物系教室完成《贵州植物志》(第6卷)的编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