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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阳宝山佛教文化与茶文化的互促作用
所属图书：《阳宝山文化研究》 出版日期：2017-10-01 文章字数：5983字

论阳宝山佛教文化与茶文化的互促作用

一、阳宝山简介

阳宝山位于贵州省贵定县城北十里，海拔1566米，面积数千亩，建筑面积6000余平方米，包括前山和后山，前山曰莲花山，后山曰飞凤山，前后山形相连，遥相呼应，人称飞凤踩莲，意境深远，形象逼真。明《黔记》、《贵州名胜志》、清乾隆《黔南识略》和《贵州通志》等典籍均有记载。《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阳宝山在贵定县北十里。高千余尺，树木森密，殿阁崔巍，群峰环向此山，称黔东之胜。”明万历二十四年（1594）山僧白云到此，见此山奇胜，遂建千佛塔。明嘉靖年间又在主峰莲花山顶建有著名的莲花寺，莲花寺香火鼎盛时，僧众达200余人。

莲花寺坐落于莲花山顶峰，莲花寺山门右侧，原有脱衣亭，数十级青石阶直达山门。山门前有台基，宽约5米，全部用不规则的块石砌筑，上面立有1米见方的石碑四块，碑上阴刻“千岩万壑”四字，字体浑厚圆润，雄健潇洒。据传为明万历进士丘禾实手书。后“千岩”二字被捣毁，民国初年，贵定宣竹轩到贵阳重金请书法家严寅亮书“千岩”二字，带回贵定请高手精心镌刻，但无法运往阳宝山。由于历年军阀混战，此二字刻石下落不明，只有“万壑”二字，尚幸存至今。山门旁有一块清嘉庆年间立的石碑，高2米，宽1米，记述了维修莲花寺的情况，因年久风化剥落，全文已模糊不清。山门有石联一副：“义薄云天垂千古；忠昭日月著千秋”，横额“绝类轶伦”。静室有石联：“月明午夜书声逸；露冷三宵佛号岩”，横匾：“黔山独秀”，字大如斗，笔力苍劲，为清末贵定书法家喻鸣桥所书。莲花寺大殿内原有天然莲花石座，上铸铜佛一尊，高1米有余，其他百余铜铸罗汉、佛像均高60厘米左右，分列正殿两旁。莲花寺东南为贵定县城，西面为洛北河景区，东为德新镇。徐霞客、王士性、张澍、赵翼、檀萃、林则徐等名人曾到此游览，并留下一批宝贵的文学遗产和艺术精品。丘禾实与其弟邱禾嘉攻书于此，赋诗“晚宿芙蓉第一峰，醒来寒气动雾容，自有野猿能献果，虚谷犹传子夜钟”。莲花寺遗址左侧是著名的阳宝山石刻塔院。在数万平方米的斜坡上，有灵塔124座，和尚墓71座，和尚坟100余所。由于年代久远，墓碑上的文字已很模糊，但石刻塔院浮塔造型还清晰可辨，有圆形、方形、宝塔形、六角形、八角形等，浮塔上的图案有花、草、鱼、虫、兽、人物等。整个塔林占地10多万平方米，其年代自明崇祯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最高石塔逾4米。由于阳宝山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早在明清时即与四川峨眉山、云南鸡足山并称为西南三大佛教名山。

二、阳宝山的茶文化

中国西南是茶的原产地，而贵州位于茶原产地的核心区域，其种质资源丰富。贵州两大名茶就处在1200—1400米的高山，纬度低，约北纬26.2°，日照少，处于地质环境优良的大环境中。以贵定雪芽茶为例，它主产区在云雾湖周围山地，从地质环境来说属硅酸盐岩碎屑岩组，由于硅酸盐岩区有效态矿物元素持续释放力强，茶叶中矿物吸收量明显大于碳酸盐岩区，茶叶中吸收矿物元素多，茶叶品质就好，风格独特。贵定县民间传颂着一个名偈：“白云已化白云去，一茗香芽留此峰。”“此峰”就是阳宝山；“白云”就是阳宝山的开山祖师——白云长老。据说，白云长老在开山建刹之初，用随身带着的茶种培育出了“白云茶”，属鸟王茶种。现在贵定人又根据鸟王茶种培育了“雪芽茶”，当年赵朴老将“雪芽茶”沏泡五六分钟后，揭开茶杯盖时，见林中漫漫冒出的雾气久久环绕不散，最后变化成一尊似佛像的雾团向上缓缓升起，然后又化成一股白雾在空中缭绕。赵朴老见状大悦，便取来纸墨，即兴挥毫写下“佛茶”两个大字。

贵定地区的茶文化有着辉煌灿烂的悠久历史。《辞源》上讲，云雾山是苗岭的主峰，是长江流域乌江水系、沅江水系和珠江流域红水河水系的分水岭，在这里盛产的贵定云雾茶不但是贵州名茶，还是中国历史名茶，世代沿袭至今不衰。生活在云雾山区的贵定先民即云雾山苗族，是世界上较早发现茶树，利用茶叶和栽培茶树的祖先之一，早在很多年前，从原生高树茶到茶树的人工栽培就已开始，至唐经过几十代人的辛勤培植采制，终于在黔中海拔1000米以上自然环境独特、云雾缭绕、日光充足的贵定云雾山区、阳宝山区创出了“鸟王茶”、“东苗茶”、“鱼钩茶”、“白云茶”等早期云雾系列名茶，这些茶的品质皆可与四川蒙顶山、武夷、龙井、碧螺一类的名茶媲美。

贵定云雾茶的贡茶历史从明清到民国的贵州多种史志上均有记载，最早记载已见到的为元朝泰定二年向泰定皇帝进贡茶；明洪武五年为皇宫贡品；清《康熙贵州通志》载：“黔省各属皆产茶，贵定云雾山最有名”，乾隆时立的贵定云雾贡茶碑更是历史证。由于贵州于明永乐年间才开始行省设置，再加上贵定苗、布依等少数民族没有记事的文字，所以古代很多有关栽培茶树的史料难于保存下来。但在《中国文艺集成志书·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间故事卷》中收集发表的民间故事传说和黔南文学艺术研究所编辑出版的《金腰带上的明珠——贵州南下通道风物传说》中，都相传贵定云雾茶盛唐时就列为贡茶，到清初时评为全国八大名茶之一。在这些民间故事和风物传说中描绘冲泡贵定云雾茶时，“杯盖子一揭，只见杯子里冒出一股白气，先像一把伞，后像一朵云，慢慢升上天空，就这样一出气一朵云，所以叫云雾茶。”这些优美动听的民间故事风物传说，集中表现了贵定云雾茶的神秘奇幻，是中国茶的形象代表之一。关于贵定云雾茶，地方史志上也有记载。例如《续遵义府志》就曾引《纯斋偶记》云：“阳宝山在贵定县北十里，绝高耸，山顶产茶，茁云雾中，谓之云雾茶，为贵州之冠，岁以充贡”。我国著名学者、中国茶学大师陈椽教授直接写诗赞美贵定云雾茶：“贵哉定钩，清茗贡修。云海雾都，质量兼优”。现今仍在贵定云雾山上保存完好的立于清乾隆五十五年的云雾贡茶碑就是历史见证，该碑文228字，字迹清晰完好，真实地记载了乾隆盛世时清政府对地处西南边远的以“贡茶”代交“皇粮”的云雾山区苗民，实行“怀柔”政策，暂时“准行停止”贡茶，减轻负担，让苗民休养生息，并规定不准地方官府差人加码敲诈扰民，允许苗胞举报违规加码摊派者，还拨银420两发交当地殷实之户，支持苗民发展“贡茶”生产，以利再年购办云雾贡茶，因而深得苗民欢迎，遂将官府文告刻石勒碑并在碑眉刻上了“万古流芳”四个大字。

关于阳宝山的佛茶，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明代建文帝时期，燕王朱棣起兵后，建文帝神秘失踪，从皇宫暗道安全逃出后，曾先后到过云南、四川和贵州镇宁、朱昌等地，最后到贵定隐身在飞凤寺后的仙人洞，品茶养生修善。据《贵定县志稿》记载，此地成为白云大师藏身修炼之所，今有丹灶遗迹。如此高贵的血统，使得阳宝山的茶叶频频见诸各种历史文献。《贵州古代史》载：“栽培茶树……贵定阳宝山、翁栗坡、五柯树、摆耳等地出产，特别是贵定阳宝山的云雾茶最著名，色清味香。”清《黔南识略》载：“山顶茶茁云雾中，为贵州冠。今犹充贡，岁出常不足。”佛门与茶有不解之缘，无庙不种茶，无僧不嗜茶。康熙《贵州通志》载：“屡著灵异，来朝者众，遂为名山，山产茶，制之如法，可供清缀。”阳宝山所产茶叶，因产自莲花寺开山鼻祖白云大师亲植茶园，当地人也称白云茶，可见阳宝山的茶文化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

三、阳宝山佛教文化与茶文化的相互促进

“天下名山僧占遍，自古高僧爱斗茶”，茶文化与佛教文化源远流长，二者相互交融，相互促进。茶最初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品，而僧人也促进了茶叶的生产技术的进步。据《中国风俗通志·秦汉卷》的考证：“关于茶叶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中期王褒《僮约》，王褒规定僮的两个任务是‘烹茶尽具，武都买茶’”。 [1] 从中可以看出，在西汉时茶叶已经为当时的一种饮料。佛教徒饮茶的最早记载在晋朝，敦煌人单道开在邺城昭德寺修行时，在室内打坐，不畏寒暑，昼夜不眠，“日服镇守药效数丸……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疗母疾，就疗者颇验。” [2] 而晋朝正是茶文化现象开始出现的时期。由于茶适应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清谈之风著称的玄学思潮的需要，饮茶顿时成风， [3] 佛教初传时期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吸引更多的信众，许多僧人也开始饮茶，佛教与中国茶文化在此时就有了最初的碰撞，成了独特的佛教茶文化，这也是世俗社会与佛教之间关于饮茶的第一次互动。佛教的发展在唐朝达到鼎盛状态，中国茶文化也在唐朝风靡一时，这与佛教徒饮茶的盛行及佛教徒种茶、制茶有紧密联系，可以说佛教与茶文化真正的融合开始于唐朝。在唐代，茶叶因其特殊的提神、去毒等药用价值有利于禅僧的修行而先被南方禅僧接受，之后又在陆羽《茶经》的推动作用下，饮茶成为唐代举国上下共行的风气，朱自振先生在其《茶史初探》一书中考察了唐代兴起饮茶之风的原因，并引用了《封氏见闻录》“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抉，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开店邑。城市多铺，煎茶卖之”的材料，他论证了唐代兴起的饮茶之风与禅师的提倡有关，并得出唐代茶业的显著发展是与开元后北方禅宗兴盛和禅宗倡导饮茶相联系的结论。唐朝之后，茶在佛教之中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佛教徒甚至把饮茶与悟道融合为一体，因而出现了“茶禅一味”或“茶禅一体”的说法。正是由于佛教文化和茶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二者相互成全、互相促进，阳宝山佛教文化与茶文化的融合正体现了这一点：

1.阳宝山茶文化满足了佛教的需求

自释迦牟尼以来，坐禅就是佛教修行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坐禅却是一份苦力活。坐禅不仅对姿势要求严格，而且必须做到心无杂念，万物皆空，因此需要跏趺而坐，头正背直，静心顺气，不能卧床而眠，以九十天为期。还规定过了正午不能食饭，不能饮酒。这个过程十分容易导致身心疲惫，即便是高僧大德们往往也难以忍受，因而需要一种物质来缓解疲劳，同时起到提神的作用。而茶正好满足了这个需求，茶叶不仅便宜易得、效果良好，最重要的是它符合佛教戒律。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讲到茶可以祛痰热、止渴、提神，能让人充满活力。陆羽《茶经》也提到茶属凉性，可以降火，适合饮用。如果出现口渴、发烧、头痛、胸闷、四肢乏力等现象，喝茶能达到和醍醐、甘露一样的效果。 [4] 而明朝顾元庆的《茶谱》也指出，茶不仅能止渴、除痰、提神，更能消食、利水道、除烦恼。从这些医书及茶经记载中能够看出，茶在提神、止渴、助消化等方面确实具有重要功效，而这恰好成了佛教徒饮茶的重要缘由。这样一种独特的茶文化也促使了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对于茶叶的需求使得饮茶已经成了佛教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饮茶与禅的融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唐宋的名刹古寺一般设有“茶寮”“茶堂”，禅僧们经常在这里招待宾客，饮茶论道，探讨佛理禅道。法堂的左上角悬挂着“茶鼓”，按时击鼓召集众僧饮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仪轨。 [5] 由此而产生的斗茶活动及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在社会上十分流行。这种佛教茶道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风俗。《都城纪胜》记载：“又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此时的茶不仅仅是茶，更是一种连接社会文化的重要纽带。由此可见，佛教不仅与士大夫有联系，在与平民的交流中也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效用，而茶文化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这种双向的交流，使得中国茶文化得以不断地传播和发展，社会上饮茶、斗茶成风，以盈利为目的的茶肆也出现，茶文化得到了弘扬。

2.佛教对阳宝山茶文化的推动

从汉代开始，佛教在中国开始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及唐朝以后。由于佛教的发展，寺院经济非常发达，出现了很多的寺庙，而这些寺庙往往处于名山之中，环境特别适合茶树的生长，湿度大，土壤酸碱度适宜，阳宝山也不例外。作为云贵地区有名的茗茶产地，为茶叶的种植栽培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白云大师开始，就有大量的僧人在寺院进行广泛的茶叶种植，他们种茶、制茶，使得中国的茶文化不断地发展，并形成了一股饮茶之风。阳宝山开山白云祖师、宝华上人、然蒲大师、法顺大师、若显大师等历代高僧不但爱茶并亲手培植创制名茶。阳宝山的茶艺也由白云僧和丘禾实共同研制，又分白云茶、白鹤茶等系列，并一直由山僧掌控着该技术。可见，阳宝山的佛教文化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

历朝历代，有不少僧人具有相当的才华，他们往往与文人有着密切交往，品茶之时，往往诗兴大发，留下了一些与茶有关的诗作，比如好茶者皎然和尚就留下了一大批诗作，这些直接成了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鼎山云雾茶歌》载：“黔中茶品阳宝绝，贡茶不盈常外传。”明清两代，贵州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有自己的地位和地方特色，阳宝山以其丰厚的文化底蕴成其代表杰作之一。临山寺而观，夜闻钟鸣，晨观日出，寺隐雾中，紫气氤氲；前后两峰连接，“千里云山，一望无际”，呈“云联一片寺前寺；露拥千层山外山”之景象，被古人喻为“小泰山”。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旅行考察经新添卫时，曾住宿于阳宝山，历代各方文人墨客、善男信女常上山赋诗作文，昕经礼忏。民国年间，灵法和尚住持之时，阳宝山直辖脚庙有南山寺、牟珠洞、高贞观、城隍庙、金山寺等，各寺庙香火很盛。明代名儒、翰林丘禾实和官至辽东巡抚的邱禾嘉均在阳宝山读过书。明朝翰林丘禾实，正在朗诵其脍炙人口的名诗《冬日登临阳宝山假宿僧舍二律》：“晚宿芙蓉第一峰，醒来寒色动尘第。天门早射扶桑影，虚谷犹传午夜钟。自有野猿能献果，携将筇竹恐成龙。前生知否浮丘是，已觉无生分外浓。”一代文豪苏轼曾挥毫写出“试作小诗君莫笑，从来佳茗似佳人”的诗句，正是这些文人墨客、高僧大德们的写茶诗、吟茶词或者与文人的茶事，或发生在高僧身上的相关故事等，这些都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使得饮茶坐禅更添一丝高雅之气，使得茶佛合一、茶禅一体、茶禅一味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也让阳宝山的佛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阳宝山的茶文化之所以能够受到佛教的青睐，首先与茶自身的“清净”本质及药用功效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佛教与茶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出现了“禅茶一味”的独特文化。阳宝山佛教文化通过茶事活动来使僧人修身养性、大彻大悟，茶叶的栽培、加工以及茶叶文化在寺院和僧人的精心研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对弘扬中华茶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推进精神和物质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佛教在推动阳宝山茶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更是功不可没：一方面，有关茶文化的经典创作丰富了阳宝山茶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佛教在把阳宝山茶文化推向社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1] 彭卫：《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41—42页。

[2] （唐）房玄龄：《晋书》，卷九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

[3] 关剑平：《茶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37—139页。

[4] （唐）陆羽：《茶经》，中华书局2010年版。

[5] 张利平：《琐谈茶与禅》，《池州师专学报》2003年。

阳宝山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