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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定县城镇建设与阳宝山佛教文化的发展初探
所属图书：《阳宝山文化研究》 出版日期：2017-10-01 文章字数：5723字

贵定县城镇建设与阳宝山佛教文化的发展初探

在城市的营造之中，佛教文化最为直观的体现就是佛教场所，佛教文化依托于城市之中的寺庙场所，在古代往往还代表着统治阶级的神圣话语。对于一座现代城市而言，其空间之中的佛教场所并不仅仅是一座座普通的建筑，而是城市营造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在城市的文化架构中也有着自己的独特价值。

一、贵定城镇发展与佛教文化的动因

佛教何时传入贵州，各种史料、志书并无明确记载。“早在西晋末期，贵州西部已有中国西行求法的高僧通过，则贵州受佛教影响当属于西晋末年”。 [1] 明清时期，是贵州佛教发展兴盛的一个重要阶段，原因则是贵州从“化外”到纳入中央行政区划的重大变化。600多年的军事移民与经济开发，给贵州带来了城镇的发展和中原文化的“种子”，这其中就包括佛教文化。

1.区域地理位置的便利给贵定带来了佛教文化

佛教的传入与贵州城镇交通的发展关系密切。贵定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交通区位的便利，佛教文化发展迅速。其中阳宝山也成为贵定佛教文化兴盛的典型代表。

贵定县是贵州省内中部地区城市，处于云贵高原东部，苗岭北坡，行政上属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临麻江县，东北连福泉，东南接平塘，西南紧靠惠水，西北相挨龙里，北面相望开阳”。史载贵定于春秋战国时形成、时历代增修、明代扩建加固的滇黔通湖广达京师主驿道的必经地，《明一统志》，记载新添卫治所距南京4730里，距京师8260里。而且，至粤西驿道、古州驿道、定番州驿道等重要驿道也必经贵定，故素有“黔之喉”之称。沿这些古驿道形成的大量军屯、民屯、商屯、历代先后有大批汉人从中原、江南不断移入，加之当时土司流官多崇佛兴寺，士民亦响幕成风。贵定的阳宝山佛教史贵定佛教文化发展的典型代表，阳宝山处于黔中枢纽的交通有利条件，比较丰厚的物质生活基础等诸多因素为佛教渗入贵定地区，引来高僧、兴盛繁衍，并得以广为传播提供了条件，一时众多寺庙，遍及城乡，难得的契机，终使贵定阳宝山成为名闻遐迩的佛教名山。

2.贵州在国家政治版图中的地位转换

在古代，城市建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除城墙、城门、城楼、警辅、敌楼、女墙、水关、护城壕、护城河等军事上的设施外，还要建衙署、寺观、学校、文庙、民宅、会馆等。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格雷格·贝利和阿兰·默巴特在《早期佛教社会学》中曾经对于早期佛教和城市化之间的某种意义深远的亲密关系做了论述，认为佛教的兴起发展和城市生活的本质相关，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的一种新的居住形态和生活方式—城市而产生，早期佛教的诞生标志着印度当时的社会从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向着以城市崛起为标志的城市文明的转换。而始自中国近代的“人间佛教”改革，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大陆的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发起的，而在后来的台湾，这种佛教变革的成效也集中地体现在以城市为中心进而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趋向上。 [2]

1413年，永乐十一年建立贵州布政司，贵州成为明代十三布政司之一，即第十三个行省。贵州成为行省后，正式实行土流官并制，密切了与中原佛教的关系，在明王朝倡教政策的影响下，贵州土司流官多崇佛兴寺，黔中地区的僧徒士民大建佛寺，大辟佛洞，佛教成为一股社会新思潮，迅速在全省传播。

贵州建省，大一统成为贵州发展的契机，大批移民入黔，军屯、民屯、商屯遍布全省，并以不同形式将中原、江淮封建所有制生产关系移植入各地，有力地推动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星罗棋布的屯堡也成为贵州城镇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贵定在元代即为新添葛蛮安抚司，领八州一县一百二十二蛮夷长官司。至明洪武四年改置信添长官司，二十二年增置新添千户所，二十三年改置新添卫，二十九年升为新添军民指挥使司。万历三十六年贵定县属贵阳府辖。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正式建立贵定县。贵定在明朝时期行政的建立，也为阳宝山佛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阳宝山早在明清时期就与四川的峨眉山、云南的鸡足山并称西南三大佛教名山1603年，明万历戊戌科进士丘禾实所著《阳宝前山重修殿宇疏》“每岁自元旦迨浴佛日，朝者接踵，呼佛声相应，泥涂起拜，感动路人。”说明阳宝山的香火兴盛。

清以来，佛教在贵定境内广为流布，信仰广泛，且佛寺庵堂遍布城镇与乡野。明朝万历年间，新添卫辖区内共有佛教寺院庵堂4所。“兴福寺，卫北门外，永乐三年建，景云福寺晨钟即此……金山寺，卫西门外半里。观音阁，卫南门内。宝山寺，卫北十五里高山之上，近有僧白云募建千佛殿于寺后。左一里许，四山环绕盘拱，真一方胜概。” [3] 清代贵定县境内佛教寺院庵堂载之史册者亦有5所。“阳宝山，在贵定县北，前后两寺，为一方胜景。南山寺，在贵定县，明初建。报恩寺，在贵定县城北。兴福寺，在贵定县。” [4] 清代还曾重建牟珠洞、城南南山寺。 [5] 民国时期，贵州有近百所，解放初期，贵定县历史遗留的佛教寺庵24座。 [6] 乾隆及同治年间，阳宝山山寺曾遭毁。光绪年间山僧宗定（即宝华上人）重修莲花寺，然千佛楼巨而巧实难修复。1952年当地群众开始分占寺田庙地，1958年在大跃进的热浪下，寺庙被拆毁，拆下的废料有的被烧掉，石料被搬下山修建中学，的有甚至被当地群众抬去修建猪栏牛圈，如今散布在德新各地。

二、阳宝山佛教文化的发展与贵定县城镇建设

1.佛教文化与城市文化产业

佛教文化具有很强的社会辐射功能，历史上在很多城市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贵定也不例外。

佛学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渗透力和传播力，它的辐射范围广、认知度高、受众度强，因此佛教文化在城市品牌建设中所起到的宣示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贵定是典型的乡村旅游城市，长期以来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等因素的局限，市内的旅游发展和经济建设缺少后劲，城市品牌很难有“蝴蝶效应”。阳宝山佛教文化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贵定的城市形象，壮大了文化产业，助推了旅游城市的建设。佛教盛会的承办和佛事提供的宗教服务，逐步将宗教活动内容有条件、有组织的延伸到社会各阶层，弥补了城市宗教功能的缺陷，完善了城市的服务功能，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同时，阳宝山佛教文化的理性精神与文化内涵对城市的影响深远而广大。佛学文化所倡导的和谐、善良、安宁，在工业文明发达的今天，更能让人找到城市的归属感，这会提高城市的认同度和弘扬城市的内在文化精神和凝聚力。

2.佛教文化与贵定旅游业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有效利用文化遗产资源是城市复兴和崛起的条件之一。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城市文化的传承，而文化遗产则是城市文化最为直观的体现。文化遗产其本质上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与精神财富。宗教文化的继承、保护和传播离不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宗教文化遗产这一宝贵的资源。阳宝山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但是它曾经是贵州地区的佛教中心，具有很高的文物、历史、艺术、审美、科研以及旅游价值。因此，数年前贵定就决心开发和重建阳宝山佛教文化遗址，打造阳宝山佛教文化旅游景区。2015年2月5日，贵定阳宝山文化研究会获批成立，主要负责阳宝山文物和资料的收集汇总，阳宝山相关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召开，以及推动阳宝山的开发工作。2015年2月，贵定县采用“PPP模式”与企业共同合作开发阳宝山，按照“政府项目、基金注资、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核心理念，采取公司制的运作模式，阳宝山遗址公园恢复重建暨旅游度假区项目正式启动。项目总建设期初定为5年，预计投入24亿元，建成集宗教、禅修、养生、度假为一体的佛教文化综合旅游景区。该项目依托阳宝山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将恢复重建和打造完善“阳宝山大佛”、“弥勒大佛”、“佛茶园”、“莲花寺”、“飞凤寺”及游客中心、莲花广场等配套设施，努力打造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佛教名山，重树辉煌。

3.阳宝山佛教文化与贵定城市精神的塑造

文化作为城市的灵魂，对于塑造城市特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速度加快，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被打破了，“千城一面”的城镇席卷全国，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中国才有，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受到了同等的“待遇”，多元文化正趋向于单一化，使得各城市丧失独特魅力，没有特色。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已成为城市复兴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文化是复兴的核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才能形成特有的城市性格，塑造城市特色。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谐性，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建设和谐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可以取其精华。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挖掘优秀佛教文化元素，并在城市建设与社会生活中进行表达，体现城市多元文化的和谐相容，可以传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打造富有文化内涵的特色城市，同时对于佛教文化的弘扬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深刻的意义。

4.阳宝山佛教文化与贵定的城市规划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一座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体现。一座城市的文化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决定了城市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文化的趋同性越来越强，导致了“千城一面”，城市风格雷同的现象，丧失地方特色。因此保持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对于塑造城市特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是创建和谐城市的先决条件。近些年许多城市为了塑造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形象，在挖掘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积极引入新文化元素，但是在城市规划与建设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城市新旧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协调关系，使得城市不仅没有特色，反而杂乱无章。

首先，应该避免抵制外来文化，体现文化的平等地位，客观地对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其次，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建立和谐对话关系，促进它们之间的交流，在对话的同时相互吸取对方的精华，从而达到传承文化的同时，引进新文化元素，求同存异，构建城市多元和谐文化体系。第三，城市发展中注重和谐文化建设，彰显城市性格，提升城市形象。总之，从文化融合的角度深刻体会佛教文化的和谐观，对于贵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中也得到了新的启迪。

三、阳宝山佛教文化与贵定城市发展建设的建议

贵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发展佛教文化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目前贵定佛教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却是低影响、低层次、低水平、低收益：（1）贵定作为中国佛教圣地的社会影响小。贵定尚未将阳宝山佛教文化作为宣传、了解、体验贵定城市古典文化品格的主要切入点。（2）佛教文化产业的开发方式单一。人们仍然仅通过法物流通、素食斋、观光等途径与佛教结缘。接触佛教的文化有限，经济社会和宗教效益有限。以贵定县佛教旅游发展为例来看，旅游活动项目单一，对佛教文化内涵的挖掘深度不够。基本上是以烧香拜佛、求愿、销售纪念品和一些观光为目的活动为主，而了解佛教文化、参观佛教仪式、开展佛教活动等“参与式旅游”、“体验式旅游”极少，这远远不能满足今天旅行者的需要。（3）某些盲目的文化产业开发因缺乏统一合理的管理，一定程度上对佛教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1.加强阳宝山佛教文化产业与贵定城市品牌建设的创新性

城市与佛教文化还有着显而易见的互动性，佛教文化的形态，生活模式及其在城市实践的运作中，往往是以城市为平台弘传、发展、壮大的。佛教文化一直提倡“如理如法”和“契时契机”，即一方面要求符合佛法和真理，一方面又要求契合时代特点和传教对象的具体条件，这对于城市建设者来说，就要求创新城市品牌要坚持客观规律，要立足实际，不能急于求成。同时，佛教文化是“开放的动态体系，它能够有助于排除城市发展中的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积弊”，有助于改良、完善和丰富城市内涵，提高城市品位。阳宝山在贵定的城市品牌的宣传中，立足本土，服务全局，通过阳宝山的窗口效应，增进外交往和文化交流，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了贵定。

2.加强佛教文化产业建设与贵定历史文化积淀的研究

不同城市的文化依托于不同的历史土壤，每一个城市都在发展中根据自身的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经济程度、文化传承等来塑造自己的文化特质，这是不可复制的。文化虽然不能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所有问题，但对城市营造一定会起到重要的作用。阳宝山佛教文化的发展与贵定许多名人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例如丘禾实、邱禾嘉兄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必是有许多历史人物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对贵定相关历史人物的研究，会促进阳宝山佛教文化的宣传的名人效应，同时也带给与阳宝山发展的人文特征，为贵定城市的文化产业建设带来灵魂。

3.制定阳宝山佛教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拓展其生存空间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规划是先导。城市产生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形成了特定的空间格局，合理有序的城市空间形态，是城市保持竞争力的基础。将阳宝山佛教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镇发展长远规划，城镇规划的方向与佛教文化遗产保护方向应在融合中相互促进，能有效突出城镇个性，打造多元化的文化特色，同时可以拓展佛教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这对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开发过程中应充分挖掘佛教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旅游产品，突出地区特色。

4.营造阳宝山佛教文化元素在贵定城市中的新表达

佛教文化的流传与发展早已与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个整体，从文化层面的角度看，发掘并保护性开发佛教文化，对其进行再创作，帮助城市营造体树立城市自身的文化品牌，为城市的文化多元化、文化和谐化提供动力。阳宝山佛教文化发展至今，不仅给贵定城市之中的文化架构起到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佛教优秀的教义理论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城市之中佛教文化元素在城市营造的过程中积极融入现代民众的生活生产中，为民众创造更好的生活空间。

[1] 林建增、王路平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云贵川地区传播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2] 张文彪：《社会剧变与台湾佛教转型》，《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11期。

[3] （明）王耒贤、许一德：《贵州通志·新添卫·寺观》卷十二，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1991年版，第258页。

[4] （清）鄂尔泰修、靖道谟：《贵州通志·寺观》卷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宗教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6] 贵州省贵定县史志编纂委员会：《贵定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阳宝山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