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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看阳宝山佛教文化的开发利用
所属图书：《阳宝山文化研究》 出版日期：2017-10-01 文章字数：4622字

从历史角度看阳宝山佛教文化的开发利用

当前，贵州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为了实现这一贵州发展史上的宏伟目标，全省各界人士积极建言献策，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各地方政府也创新发展理念，积极挖掘本地一切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在此背景下，贵州宗教界进行了关于佛教文化助推贵州发展的思考， [1] 贵定县委、县政府提出了开发阳宝山佛教文化区，“把阳宝山打造成为国际知名的禅修清修养身养心的度假胜地” [2] 的建设性设想。应该承认，这一设想非常富有创新意义，但是时至今日，阳宝山佛教文化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现象，昔日的香火辉煌景象已是过眼云烟，仅剩下些许断垣残壁、塔林坟茔可供今人追思缅怀。那么，要把想法变为现实，我们必须进行更多的理性思考，首先要做的就是对阳宝山佛教文化进行一个准确的历史考察。

一、关于阳宝山佛教发展的历史考察

佛教作为我国流传最广的三大宗教之一，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关于佛教传到贵定地区的准确时间，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进行准确的考证。根据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龙平久先生的考察，这一时间上限大致可以追溯到唐代。 [3]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贵定阳宝山开始有僧人在此建寺弘法（莲花寺），至万历年间，由于高僧白云的努力，阳宝山正式成为贵定乃至整个中国西南地区有影响力的佛教文化名山，有人将其与四川的峨眉山、云南的鸡足山并誉为西南三大佛教圣地。

由于史料的缺失，关于阳宝山佛教的发展历程没有清晰的记载，我们今天只能揣测其基本情况。大致可知其香火最为鼎盛的时期当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据说当时阳宝山上曾经修建了三座佛寺，即前山的莲花寺、后山的飞凤寺以及飞凤山左侧的公山寺，约有僧众两百余人。到了清代中叶以后，贵州佛教开始走向衰落。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贵州爆发了大规模的各族农民大起义，阳宝山上的莲花寺和飞凤寺都被毁于战火，此后虽有重建，但终究无法恢复其昔日盛况。进入20世纪，更是江河日下，最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彻底湮灭。

考察阳宝山佛教发展兴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历史经验值得总结，一是政局的稳定和政府的引导；二是僧徒的自身努力。这两点从主客观原因方面各自展开，应该可以基本予以概括，兹简要阐述如下。从政府引导方面看，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即比较重视佛教对政府治理的辅助作用。如朱元璋在其亲撰的《佛教利济说》所言：释迦之为道也，惟心善世……是说空比假示、有无之训，以导顽恶。斯成道也，今二千余年。虽有慕道众，踵斯道者鲜矣。然而间有空五蕴、寂憎爱、空世之苦厄者有之，此所以佛之妙，或张或敛。斯神也，巨则灵通上下，微则潜匿毫端……且佛之教，务因缘、专果报，度人之速，基于飘风骤雨，急报之而无巳，人莫能知……夫何时人不知修持之道，顽然而为者旷，获宗旨者少，纵得之者甚微。若时人知修持之道，以道佐入主，利济群生，其得也广；若量后世子孙，其福也博。所以者何？盖济众则众报之；其修身者否，济众一身而而已，云何巨福之有哉？ [4]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明朝为了其统治能够长治久安，对于西南边疆的治理教化，采取了以儒学教育为主，辅以佛教和道教的政策，这使得佛教在黔中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在当时贵州众多新建的寺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政府官员所建。 [5]

从僧众的自身努力方面看，阳宝山寺院得以兴建，与大德高僧白云的个人努力密不可分。据《贵州佛教文化史》转引《贵阳府志》记载：僧白云，大理人。戒行精严，杖锡几遍天下。万历八年至新添阳宝山探幽采胜，欲穷接峒壑，山故多虎，主僧止之弗听，裹粮遍历峒壑中，凡八日方出。时方大雪，所止常有鹿卧其地，雪亦弗及，虎亦绝不复来，主僧异焉。誓复来，必为建丛林。十年后果来，建千佛阁，备极精巧，前后楼数十楹，飞甍建瓴，巍然成巨观，为黔中名刹。刹成复去，至今遗像犹存。推官陈衷葵匾其林日“白云常在”。 [6] 这是阳宝山佛教文化兴起的起点。

二、阳宝山佛教发展对贵定的历史影响

本文的立意角度是为了探讨今天贵定开发利用阳宝山佛教文化遗产的现实可能，并非是为了就其佛教历史进行探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阳宝山佛教发展对贵定的主要历史影响有以下三点：一是成就了阳宝山的显著名声；二是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和艺术精品；三是初步促进了贵定县的对外交流。

贵定县隶属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的黔中山原中部，境内可谓群山环绕，不可胜数，比较著名的就有海拔最高的云雾山、风景秀丽的黄龙山、斗篷山以及阳宝山、牟珠山、九龙山、金星山、银盘山、象鼻山、天梯山、白马山、将军山等大小二十余座。在这种周边环境下，位于贵定县城北部约十里左右的阳宝山无论从海拔高度还是风物景色来看，都没有出类拔萃的存在感。于是，尽管从阳宝山顶展望四周，“一览群山，悉如蚁蛭，有登泰小鲁之慨”，但是仍然难免“山在前代不甚知名”。 [7]

毫无疑问，阳宝山的声名鹊起与佛教文化的兴起息息相关。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没有名士高人的文化底蕴彰显，无论多么美好的自然风景也只能是“长在深闺无人识”。而普普通通的一句“天下名山僧占多”则道尽了人与自然交相辉映的其中奥妙。一些原来声名不显的山峰，因为有了高僧大德，才有信徒慕名而来，最后变成人们向往的“名山”。阳宝山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名刹古寺多半出于深山自有其道理。人们虽然在通衢闹市中也经常可见香火缭绕的寺庙，但真正的佛教文化真谛则常须自深山古寺中访寻。根据有关学者的解释，从释迦立教的本意上讲，佛教是一门修身养性的学问，其最高境界的特点是清净、虚寂。为了便于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僧人往往希望远离红尘喧嚣，寻求可以寄身托志之所。自然界中之山，得阳光雨露的化育，受风霜寒热之洗礼，饱含天地之灵气。在幽美寂静之地建立栖身修道的寺院，有利于止息俗念妄想，专注于参禅打坐，习静修行，与世无染。另一方面，当佛教信徒们入寺烧香拜佛，虔诚礼供时，游人们入寺观光时，置身于青山白云、清水流泉、景色幽雅的佛寺梵宫中，寺塔的建筑、雕塑、壁画、诗文等丰富的佛教文化，可以对人们行着不言之教。而经声梵叹，晨钟暮鼓，则潜移默化地使在红尘浊世中习染已久的人们身心清凉净化，感受到佛门的清净美好，从而进一步领悟生命的真谛。正如当代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的解读：“人们皈依宗教，祈求心灵的寄托，而宗教需皈依大自然的独特环境气氛。” [8]

理解了僧人与名山的关系之后，我们再去搜寻有关史料中关于阳宝山的记载，那就不难看出，原本不甚知名的阳宝山在莲花寺、飞凤寺等佛教建筑兴起以后，开始屡屡见诸各种资料典籍之中，最终被誉为西南佛教圣地之一。这正是佛教发展留给阳宝山的最大财富。

阳宝山佛教文化的发展还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除了今天几乎消失的三寺建筑遗址和独具特色的僧众塔林坟茔之外，最为重要的是为数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遗墨。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庞大的文人官僚士子是文化创造的最大主体，尽管这些饱受儒家影响的读书人大都身怀家国天下，因此不可能如僧道一样出家避世，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公务闲暇之余或者某种失意之后借游览名山大川以排忧遣愤，舒缓心情，这样一来，藏身于秀美山川之中的佛寺也成了他们的必去场所。优美的自然环境陶冶了他们的情操，而其回馈则往往是流传千古的诗文名篇。这种心情的表达以唐代诗人李涉的《题鹤林寺僧舍》最为直白：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一作偷）得浮生半日闲。而诸如诗人常建《游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馨音”之类的名篇也不绝于书。

根据有关学者的考证，比较知名的文人达官徐霞客、王士性、张澍、赵翼、檀萃、林则徐、汪柱元等名人都曾经在阳宝山游览观光。贵定土生土长的明末进士丘禾实与其弟邱禾嘉早年曾读书于此，并赋诗“晚宿芙蓉第一峰，醒来寒气动雾容，自有野猿能献果，虚谷犹传子夜钟”。阳宝山莲花寺保存至今的静室对联“月明午夜书声逸，露冷三宵佛号岩”就是明证，这些都已成为阳宝山宝贵的文学遗产和艺术精品。

阳宝山佛教的发展还初步促进了贵定县的对外交流。从贵定开发的历史来看，其最初设治时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辖区不仅人口稀少，而且主要是少数民族，在外人眼里完全是一块尚未开发的蛮夷之地，文明开化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原各地。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的传入从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对外交流的作用。有道是“外来和尚会念经”，那些将佛教文化带至本地的僧众不仅具有远超当地平均水准的文化修养，而且他们从其他相对开发的地区而来，还具备了本地人没有的眼界和见识，他们在宣传弘扬教义的同时，除了与本地社会精英进行文化交流互动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普通民众的知识水平。在阳宝山成为显赫一时的佛教名山之后，肯定还有相当数量慕名而来的外地信徒，不难想见，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在客观上初步促进了贵定县的对外交流。

三、历史智慧对开发阳宝山佛教文化区的启示

历史的作用在于为后世提供借鉴。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仅基本了解了阳宝山佛教发展的兴衰过程，而且对其历史影响进行了简单阐述，这种背景知识对于我们今天探讨如何开发利用阳宝山佛教文化具有明显的启示作用。

首先，阳宝山佛教文化确实是一笔可供挖掘的宝贵历史财富。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经对佛教有一个精辟的比喻，他说：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俱全，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李四龙指出：佛教，过去是、将来还会是中国文化的润滑剂。 [9] 贵定阳宝山作为历史上声名卓著的佛教名山，集“三宝”之灵、山川之秀、文学艺术遗产于一身，如果可以重现昔日辉煌，的确可以一方面满足善男信女的朝圣心愿，一方面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

其次，阳宝山佛寺的兴起和重建都离不开大德高僧的艰辛努力和广大信徒的各种支持。千佛阁的修建耗费了白云僧十年心血，后来莲花寺的重建则主要是因为信徒的支持。这种支持的获得是高僧德行感召和佛寺社会功能的共同作用。在历史上，我国佛寺一直承担着部分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功能。广大僧众一方面依靠信徒供奉和寺庙产业开展各种宗教活动，另一方面也在必要的情况下给予地方上贫困信徒、群众可能的救济和帮助。

最后，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阳宝山佛教名山声誉的获得绝非一日之功，它不仅仅只是因为有秀丽山水、庄严寺庙，更重要的还是依靠历代僧众持戒精严、德行广被。因此，要想再现昔日名山风貌尚需长远规划，全面统筹。当然，如果站在发展旅游业的角度，探讨将阳宝山佛教文化如何与当地其他优质旅游资源结合，那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1] 龙德芳：《关于佛教文化助推贵州发展的几点思考》，《贵州政协报》2015年11月5日。

[2] 姚远：《打造生态经济升级版——访贵定县委书记莫春开》，《当代贵州》2016年第17期。

[3] 龙平久：《略输贵定阳宝山佛教文化遗址的现状》，《时代报告》2014年第9期。

[4] 吴道军、纳光舜、马虹：《贵州佛教文化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5] 王威：《明清时期贵州佛教寺院初探》，《文学界（理论版）》2012年第2期。

[6] 吴道军、纳光舜、马虹：《贵州佛教文化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页。

[7] 贵定县采访处：《贵定县志稿》，民国八年抄呈本。

[8] 方华：《天下名山僧占多》，《地图》2002年第3期。

[9] 李四龙：《佛教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中国宗教》2016年第1期。

阳宝山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