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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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阳宝山佛教文化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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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阳宝山佛教文化旅游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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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阳宝山与贵定文化名人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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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阳宝山文化延伸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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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佛茶文化 [收起]
贵定阳宝山在贵州佛教史上的地位和特点
贵州贵定阳宝山，位于贵定县城北十里，由莲花峰、飞凤山和大青山所组成，主峰莲花山，海拔1586米，面积二十余平方公里，昔有莲花寺、飞凤寺和宫山寺分建三山之上，在明清时期属贵州佛教名山，是享誉西南的佛教圣地。为了深入挖掘阳宝山的佛教历史文化，特撰此文，求证方家。
一、贵州佛教在明季达到鼎盛
阳宝山之所以在明清两代成为贵州佛教名山，与贵州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密切关系。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西与云南接壤，北与四川毗连，东与湖南为邻，南与广西为界，境内山峦重叠，自古以来为“西南之奥区”。春秋战国，其地牂牁、夜郎崛起，秦汉初置郡县，历魏晋隋唐及两宋皆有建置，元代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明永乐十一年（1413），建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始为一省。清康熙、雍正年间，割四川、湖南、广西部分地方来属，贵州全省疆域才自此确定，至今未变。由于立省较晚，开发较迟，又地势险要，山重水复，与中原诸省相比较，佛教传入贵州较晚，在西南三省中佛教发展亦逊于川滇，中原佛教各宗之在贵州未如四川之典型，佛教与民族宗教文化之融合又不及云南之浓郁，总体特征处于川滇之间，既有中原佛教的特征，又有西南地方民族的色彩，呈现出贵州自己独有的特色。
贵州佛教，兴起于唐，传布于宋，发展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明季，衰落于晚清，复兴于民国。究其源流，唐宋元时多得自川滇及中原诸省，明清时期主要受益于西蜀，大乘各宗与时并传，终以禅宗为主流，义解译经偏少，感通神异卓然，台、相、贤、律寥寥，密教兴盛一时，禅、净则遍于境中。
两晋时期，佛教已影响贵州的西部、东部和北部。唐代牛腾在贵州大布佛教，是为佛教传入贵州之始。自此贵州乃有佛寺的兴建、佛像的铸造和僧人的活动。然其时佛教的传布仅限于黔北和黔东两个地区，以中原的大乘佛教为主流，以南诏佛教为支流，其因盖在于黔北、黔东与当时的西蜀、南诏和荆楚水陆相连，受到川滇以及中原佛教的强烈影响，且唐代中央朝廷在贵州设置的经制州多集中于黔北和黔东，中原汉族移民得以不断涌入这些地区，为佛教渗入黔北、黔东地区提供了有力的契机。
进至宋代，佛教逐渐传布贵州各地，一方面在黔北黔东地区，佛教仍以强劲的势头向纵深发展，佛寺遍布其地；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贵州各地传布渗透，贵州土官土酋开始热衷奉佛兴寺，如黔东南的向氏、黔东北的田氏、黔北的杨氏、黔中普宁州的孟氏，皆笃信佛教，大建梵刹，由是佛教影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贵州腹地亦始建有佛寺，住有僧人。这些皆为元明时期贵州佛教的大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至元代，贵州之地分属四川、云南、湖广三省，建立了土司制度，贵州因之一跃而成为西南军事和政治重地，佛教亦随中原文化深入贵州腹地。其时印度指空禅师在黔西弘法，江西人彭如玉于黔中传教，二者异曲同工，注重神通灵异，皆与黔地原始巫风相契，遂使佛教深入黔西苗彝聚居之区和崇山峻岭的黔中腹地，从而大大拓展了佛教在贵州传播的领域。
明王朝统一贵州后，贵州始成一省，贵州佛教开始进入繁荣发展时期。首先，贵州正式成为行省，实行土流并治政策，密切了与中原佛教的关系。在明王朝倡教政策的支持下，贵州土司流官多崇佛兴寺，僧官始持教度僧，黔中僧徒士民乃大建寺庙，高僧大德亦联袂而起，遂使佛教迅速在贵州传播、繁衍。其次，明代通过“调北填南”，特别通过军屯、民屯、商屯，大批汉人移入贵州。这样，一方面将汉族固有的佛教信仰带入贵州，另一方面又为僧人深入黔境游方行化提供了生活、物质基础。于是外来僧尼纷纷活动于穷乡僻壤，士民一时响慕成风。再次，明代贵州建省，乃大修驿道，遍立卫所，佛教在各府治卫所迅速蔚成大观。在贵阳以东，设龙里、新添（今贵定）、平越（今福泉）、清平（今凯里清平）、偏桥（今施秉）、兴隆（今黄平）、镇远、清浪（今镇远清溪）、平溪（今玉屏）、铜鼓（今锦屏）、五开（今黎平）等卫，与湖广相通；在贵阳以西，设龙场九驿和威清（今清镇）、平坝、普定（今安顺）、安庄（今镇宁安庄）、安南（今普安江西坡）、普安（今盘县）、乌撒（今威宁）、毕节、赤水等卫，打通了云贵川通道；又设都匀卫以通广西，这样就把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和贵州连成一体，由此形成了一条以府治卫所为通道的佛教传播路线，横贯东西，纵穿南北，使佛寺遍及各府卫。其中著名者有：贵阳的大兴寺、永祥寺，清平的圣寿寺，镇远的中山寺，麻哈的静晖寺，平越的三教寺，都匀的观音寺，安顺的圆通寺、石佛寺，新城（今兴仁）的护国寺，毕节的普慧寺，赤水的普丰寺等。此外，由于贵州地处云贵高原，石岩洞崖众多，号称“万洞之省”，故明代贵州佛教寺院道场多利用天然洞崖，依山而建，据崖而立，入洞而构，其中以贵阳的麒麟洞、安顺的石佛洞、兴义的大佛洞、湄潭的观音洞、施秉的华严洞、贵定的牟珠洞（阳宝山脚庙）、黄平的飞云洞、镇远的青龙洞等最为著名，以至贵州的佛教洞穴石崖几为西南之冠。
值得注意的是，贵州自汉唐以来就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巫风盛行，因而备受明廷扶持的瑜伽密教一传入贵州，便很快为黔地的官僧士民普遍接受，其密咒之法、祈禳之术，迅速在全省广为流播，盛行一时，故有明一代黔中佛事盛而僧人奇也。
贵州佛教经过元明的发展繁荣，至明季始呈鼎盛之局。万历年间，明神宗及其生母慈圣太后复大倡佛教，全国出现佛教复兴之象，流风所被，远及黔中。明末中原西蜀战乱，天下扰乱而贵州粗安，南明永历帝乃驻跸贵州，贵州遂成为南明永历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于是中原西蜀之禅师纷纷入黔，特别是临济禅宗天童圆悟一系的子孙更是人多势众，人才济济。他们在黔中创建禅寺，培养弟子，弘教开宗；南明亡后，士大夫又多逃禅出家，他们或著述直指心源，或咏歌超然物外，或祝发出家以全其志节，复大振黔中末世之宗风，遂使贵州禅宗佛教盛极一时，佛教寺院遍布各府州县直至穷乡僻壤，佛教典籍文化灿烂辉煌，明季贵州佛教之鼎盛，在贵州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随着贵州佛教的鼎盛，明末清初，贵州出现了以禹门山的丈雪、西望山的语嵩、黔灵山的赤松、阳宝山的宝华、飞虹山的厂石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佛教思想家，其人品学问、弘法业绩和佛学造诣，不仅彪炳黔省，冠映西南，即与中原诸佛学大师相比，亦不逊色。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佛教僧徒内部，而且与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亦息息相关，其佛教哲学内涵十分丰富，心理分析相当细致，辩证法思想也非常深刻，从而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二、阳宝山在贵州佛教史上的地位
1.阳宝山随着贵州佛教的鼎盛而兴隆
明代，随着贵州佛教的繁荣，特别是明季贵州佛教出现鼎盛，大量寺院遍布黔中，境内佛教名山亦纷纷涌现，随之兴隆繁盛，延至清代而不衰。著名者有：黔北的遵义金鼎山、禹门山，黔东的梵净山、思南中和山、铜仁六龙山、万山中华山，黔中的贵阳东山、相宝山、黔灵山、平坝高峰山、息烽西望山、贵定阳宝山、广顺白云山，黔东南的偏桥云台山、黎平南泉山，黔西南的盘县丹霞山，等等。这些佛教名山，大多派属禅宗，与禅师开建或中兴有绝大关系，如妙玄之与梵净山、白云之与阳宝山、不昧之与丹霞山、自然之与高峰山、梅溪之与东山、赤松之与黔灵山、语嵩之与西望山、丈雪之与禹门山、无相之与六龙山等，都是贵州佛教史上著名史实，名僧与名山可谓共传不朽！
明清贵州佛教名山的寺院，大致分为两种：十方丛林和子孙寺院。所谓十方丛林，即寺院的住持，不是师徒剃度相承的世袭制，而是由十方诸山大德长老推选贤能担任。其中依住持继承制的不同，十方丛林还有选贤丛林与传法丛林之分。如贵阳黔灵山弘福寺的住持，即是依法系相传而又经过十方诸山推选的，称为传法丛林。十方丛林，依照禅宗寺院组织结构，由住持（久住护持佛法之意）或方丈总持全寺事务，是一寺之主；下设东西两序、四大班首和八大执事。西序，由6名擅长学问德行的僧人组任，称为“六头首”：首座、书记、知藏、知客、知浴、知殿。东序，由6名精通人情世故的僧人担任，叫作“六知事”：都寺、监寺、副寺、维那、典座、直岁。四大班首即首座、西堂、后堂、堂主。八大执事为监院、知客、僧值、维那、典座、寮元、衣钵、书记。根据丛林制度，只有十方丛林寺院可以开堂传戒。如黔东的梵净山、贵阳的黔灵山、平坝的高峰山、遵义的禹门山、金鼎山等均多次开堂传戒。所谓子孙寺院，又称子孙传法寺院，则不能开堂传戒，本寺子孙剃度，得向十方丛林请法受戒。住持圆寂，则于剃度受戒僧中（必须是同宗近支的徒辈）遴选贤能者嗣任，十方僧众不得过问。贵定阳宝山自建寺以后很可能发展为子孙寺院，因为据笔者调查显示，莲花寺西建于清代道光五年的若显和尚塔铭为“清传临济本堂十二代掌教沙门上若下显密和尚之塔”，由此可见，阳宝山本堂子孙世代相传至乾隆六十年（1795）已有十二代住持僧人。
贵州明清佛教的观音信仰相当普遍，修建以观音为祀的寺庙就有观音寺、观音庙、观音祠、观音阁、大士阁、大悲阁、大士台、观音院、观音楼、观音殿、观音岩、观音洞、观音山等，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故境内佛教名山一般都建有观音寺，或山寺内大都建有观音殿或观音阁，香火非常旺盛。贵定阳宝山亦不例外，山上建有观音阁，在历史上，每年农历的二月十九（观音诞日）、六月十九（观音成道日）和九月十九（观音出家日）的观音会（观音节），是僧俗信众的盛大节日，阳宝山的朝山活动异常热闹，其庆祝活动之盛大，朝山人数之众多，都远远超过其他佛教节日。
尤可注意者，明清以来，贵州宗教信仰已形成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格局，此种现象在贵州佛教名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明清时期，贵州大小佛教名山的形成，一方面维系了贵州佛教的繁荣，并对佛教在贵州民间社会的展开、佛教民俗化的推广，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具有贵州佛教逐渐走向衰落的象征意义，并在事实上导致贵州佛教陷入难以逆转的困境。也就是说，贵州大小佛教名山的崛起，在贵州使佛教取得民间化、民俗化方面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使佛教蒙受了在教义推广、思想展开方面的重大损失，使贵州佛教日益以急功近利取代崇高理想，以极端崇信取代深刻理念，以香火道场的热闹取代冷峻严肃的思想。因此在境内佛教名山上，僧人住持道观、兴建宫阁，道士修建佛寺、供奉如来，屡见不鲜；佛仙神鬼合祀一寺一庙，习以为常；佛道儒巫并存一山一洞，竟成惯例，这是明清以来贵州佛教的基本特征。故而贵定阳宝山虽属黔中佛教名山，但山中却建有属于道教的关帝宫、真武庙、玉皇阁等宫阁，这就不足为奇了。
2.阳宝山设有僧纲司
明初，中央朝廷为实现“化愚民，弭边患”的政治目的，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僧官制度，与学官、道官制度相辅而行。中国汉地佛教僧官制度的建立，始于东晋十六国的姚秦时代。秦主姚兴（393—416年在位）始设僧正、僧录等僧官主持佛门。北魏文成帝拓跋浚（452—465年在位）进而建立一元化的僧官制，以统御僧团。以后各代亦相沿袭，仅僧官名称不同而已。明洪武元年在京师立善世院，十五年设僧录司，掌管全国僧教。在地方，各府设僧纲司，置都纲一员，从九品，副都纲一员，持掌一府僧教。各州设僧正司，置僧正一员司掌本州僧教事。各县设僧会司，置僧会一员司掌本县僧教事。僧纲、僧正、僧会等司，均设在当地大寺中，不另立司署。 [1] 僧官之职由礼部授予，所授之僧必须有功于佛门，或是精通佛典者。《明史·职官三》：“僧道录司，掌天下僧道；在外府州县，有僧纲、道纪司分掌其事。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其职责为“在京、在外僧道衙门，专一简束僧道，务要恪守戒律，阐扬教法，如有违犯清规，不守规律及自相争讼者，听从究治，有司不许干预。” [2] 唐宋元以来，贵州佛教寺院几乎遍及全省，但独不见有住持僧人的记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唐宋元时皆未在贵州实行官度僧人和僧官制度，其寺院大多由土官土司迎请僧人住持或由土人自行管理。明代，首次在贵州设置僧纲司管理机构，给予僧人相当于士大夫一样的品位，规定他们习仪的场所、管理寺院的范围以及度僧的数量。贵州建立僧纲司的时间比他省稍晚，大抵始自建文、永乐年间。建文四年（1402），四川播州宣慰司率先请设僧纲司。 [3] 永乐四年（1406）设立四川乌撤军民府僧纲司， [4] 五年（1407）设立四川播州宣慰司僧纲司， [5] 八年（1410）设立贵州宣慰司僧纲司。 [6] 从以上史实看，在今贵州境内最先建立僧纲司的，是当时四川布政司所辖的播州、乌撒和贵州宣慰司。贵州布政司所辖各府的僧纲司，当是建省以后才设立起来。如正统十四年（1449），设贵州毕节卫僧纲司， [7] 其后，又在安顺、思南、黎平、铜仁等府设立僧纲司。明代贵州的僧纲司寺有贵阳的大兴寺、安顺的圆通寺、遵义的大士阁、务川的东泉寺、乌撒（今威宁）的能仁寺、毕节的善慧寺等。
明代贵州僧纲司的僧官除负有“辅佐王道，化导边民”的责任外，还负责处理诸如建寺、度僧、诵经、僧籍、戒律、僧事纠纷以及组织和举办各种祝祈法会（为圣祝寿，为国庆典）等佛门事务，其中除“事涉军民送有司究治外”，余皆“由僧官衙门究治”。明代对僧人的管理和度化有严格规定，洪武二十四年（1391），颁布了《申明佛教榜册》，对寺院、度牒、戒律、诵经方式乃至施主布施金额等，都逐条加以规范，违者重惩，并“限僧三年一度给牒”，对各地僧人皆有一定限额，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洪武二十八年（1395），令天下僧人赴京考试，合格者给予度牒，不通经典者不能为僧。正统十一年（1446），再次颁发度牒，赐给贵州会诵《心经》、《法华经》以及能作瑜伽法事的土僧童四十九名度牒。 [8] 成化二十一年（1485），礼部请行给僧、道度牒七万人，但普查的结果，僧人多而道士少，于是决定将道士不足之数以僧人补足，令云南补两千，贵州补一千。 [9] 从这里可以看出，此时贵州的佛教远比道教发达，仅补差额的即达千人，尚不包括以往已给度牒的僧人在内。景泰以后，度牒制度日渐废弛，允许僧人“鬻牒”，即捐钱粮以授度牒。在贵州财政困难的情况下，鬻牒之事，屡见不鲜，如景泰二年（1452），贵州饥荒，诏令僧人，有愿赴贵州“纳米五石者”，即“给予度牒” [10] ，自此以后，内地流入贵州的僧人与日俱增。然从明初至万历以前，贵州僧人基本上是以土僧为主。至万历以后，则汉僧多于土僧，明代著名的贵州土僧有真贤、慧智、镜文、罗汉和尚和思南苗僧等。
而贵定阳宝山亦建有僧纲司，此一史实非常特殊。根据笔者调研，在阳宝山一百二十余座灵塔中有两座僧纲司灵塔。一座是雍正十一年（1733）孟秋月吉旦建立的法顺僧纲司塔，法顺和尚葬于清乾隆元年（1736）。另一座造型相似的僧纲司和尚塔的主人葬于乾隆十八年（1753），亦是在雍正十一年孟秋月吉旦建立，塔铭有“贵定县前任僧纲司”的字样。由此两座僧纲司和尚塔，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点信息：
第一，阳宝山至少在清代前期已是僧纲司署所在地，根据僧纲司必设在当地名山大寺的原则，阳宝山在明清时期无疑为佛教名山大寺，或许早至明代即有僧纲司，清代只是承前朝惯例而已。
第二，阳宝山设立的僧纲司毫无疑问应是掌教一府的僧纲司，而不可能是一县的僧纲司，而为何有“贵定县前任僧纲司”的称谓？据史载，贵定在元代即为新添葛蛮安抚司，领八州一县一百二十二蛮夷长官司，至明洪武四年改置新添长官司。据《明史》卷三百一十六之《贵州土司》记载，“新添卫，麦新故地也。宋时克麦新地，乃改为新添，元置新添葛蛮安抚司，明洪武四年置长官司，二十三年改为新添卫，二十九年置军民使司，领长官司。”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始设贵定县，属贵阳府所辖，清代仍之。故以理推之，贵定阳宝山理应为贵阳府之僧纲司署所在地，而“贵定县前任僧纲司”即可解释为“贵阳府贵定县阳宝山前任僧纲司”，而这一塔主应是法顺和尚之前任僧纲司和尚。
第三，两位僧纲司和尚灵塔均是先行建造在先，而其示寂在后，而后寂者反倒是先寂者的前任，证明后寂者住世年龄长于先寂者法顺和尚。
贵定阳宝山在清代前期已设有掌教贵阳一府之佛教事务的僧纲司，说明阳宝山在明清时期的贵州佛教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阳宝山佛教文化的特点
1.瑜伽密教
阳宝山在贵定城西北十里（今德新乡境内），分前山和后山，前山曰莲花山，后山曰飞凤山。阳宝山佛教寺院究竟始建于何时，于今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而言大致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是唐代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有一蜀僧至此山（苗岭南主峰为云雾山、北主峰金鼎山，即今阳宝山）草创“伽蓝庐”于金鼎山莲花峰。 [11]
第二种是宋代说。宋代规州（今贵州）经略使宋永高其子宋胜奏准，将麦溪土城改建石城称“麦新城”，于嘉定二年（1209）因“苗蛮之请”建黑神庙于皇龙山，由民众在阳宝山捐资正式建寺。
第三种是元代说。元朝至元年间（1338年前后）云南鸡足山本源禅师令其徒长在和尚、徒孙无穷和尚到阳宝山建寺，长在和尚将山取名“阳宝山”。
第四种是明代说。明代说中又有不同的三种：一曰明代永乐年间，建文帝号白云，避难此山，开建阳宝山，最后圆寂于此山。二曰明代隆庆二年（1568）蜀僧无量师徒数人开建阳宝山，是阳宝山“殿阁崔嵬，独秀黔山”的制造者。三曰明代万历年间，云南大理僧人白云大师辟建。为谨慎起见，笔者今仅取明万历年间白云大师辟建说。
阳宝山为白云大师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辟建。白云先建刹于莲花山，曰莲花寺。寺由山门、关帝宫、真武庙、观音阁、玉皇阁、千佛阁等组成，总面积千余平方米。千佛阁中塑有高约3.3米的铜佛一尊，另有形态各异的五百罗汉，均为高约0.6米的青铜造像。白云续在飞凤山上建有大佛殿和云池殿。大佛殿中塑有木雕释迦全身像，高约6米。阳宝山在明季成为贵州佛教名山，曾有佛徒两百余人。邑中丘氏子弟多读书于山中。明刘文征《滇志·方外志》载，白云，云南大理人，戒行精严，杖锡遍天下，万历八年（1580）至贵定阳宝山，始住山数年，誓云：“去来必建丛林！”去十年果来建千佛阁。凡百工之技，皆自为之，复遣徒至滇铸丈六金佛供阁中。阁备极精巧，前后楼数十楹，金碧辉煌，巍然巨观，为黔中名刹。寺成抵平坝示寂。
在明代，僧分三类：“不立文字，必见性者”为“禅僧”；讲解“诸经旨义”的为“讲僧”；而能作瑜伽法事，“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的则为“教僧”。 [12] 对此三类僧人，明太相朱元璋对“教僧”尤为重视，认为其更能化导边民、“阴翊王度”，故对其尤加扶持，广为推行。洪武二十四年特颁布《申明佛教榜册》云：“其禅者，务遵本宗公案，观心目形以证善果。讲者，务遵释迦四十九秋妙音之演，以导愚昧。若瑜伽者，亦于见佛刹处，率众熟演显密之教应供，是方足孝子顺孙报祖父母劬劳之恩。以世俗之说，斯教可以训世；以天下之说，其佛之教，阴翊王度也。” [13] 所谓瑜伽，即瑜伽密教，又称密宗或真言宗，因其修习“三密”瑜伽而获得成就，故名。此宗在唐代由印度传入中土。在其流传过程中，形成重术数而轻法理的特点，僧人多以神异之功，以咒术、礼仪广行祈福禳灾之法。贵州自汉唐以来就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文化落后，巫风盛行，故在明朝廷的大力扶持推行下，此种密教一传入贵州，便很快为黔地的官僧士民普遍接受，迅速在全省广为流播，盛行一时，故有明一代黔中佛事盛而僧人奇也。据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方外》和其他有关方志所载，其时黔中神异僧人，有能降龙伏虎者，能呼风唤雨者，能祈祷必应者，能退贼辟盗者等等。贵定阳宝山开山和尚白云师徒开山行迹便反映了这一佛教文化特点。
白云，大理人，戒行精严，杖锡遍天下。万历八年至阳宝山，探幽采胜，直穷薮泽。山故多虎，主僧止之，弗听。裹粮坐泽中，凡八日，时方大雪，僧所止常有鹿卧其地，雪亦弗及，其虎亦绝，主僧异焉。曾先后开建贵定阳宝山佛教丛林、安顺天台山寺、仁怀鹿鸣山寺（在城西四十里）。
寂明，白云弟子，戒行不减于师，天启间安贼叛围新添城（今贵定），徒众逃散，寂明不去，贼入阳宝山寺，寂明喻以大义，贼众俯首，不敢加害，年七十无疾而终。
2.临济禅宗
阳宝山在佛教系统中派属禅宗，属临济正宗，禅宗佛教自唐宋时就应已传入黔中，唐代黔僧通慧，史志载曰“禅师”而不称“法师”，证明当时已有禅僧在境内活动。宋代绥阳的辰山寺，本名普福禅寺，亦当属禅宗寺院无疑。然通慧派属禅宗何脉，普福禅寺又属禅宗何宗道场，史料阙如，无可稽考。
元代指空入黔，肇兴禅宗，其禅学虽近于中土的原始禅宗，然则仅是派属印度禅宗（禅学）系统，与中土禅宗有同源关系。中原临济禅宗传入黔中，赣人彭如玉当有开启之功。 [14]
明代，随着黔中土司流官崇佛兴寺，不少禅僧涌入境中，大开禅宗道场，如贵阳大兴寺的南宗、安顺圆通寺的悦禅等，他们究竟属于禅宗何派何脉？以意度之，宋明时期，禅宗的流行格局是“临天下，曹一角”，故他们理应属临济禅宗，然而史志均未见记载，无从详考。明万历以前，黔中临济禅宗仍零星散布，其法统湮没不彰，故少闻焉。万历以来，即使如著名的梵净山佛教，派属临济，其承恩寺妙玄和尚亦系临济传人，然其灯系因史缺记载，亦仅可略考。明季中原西蜀临济禅宗名僧大德纷纷涌入黔中，在黔中建寺庙，开道场，继法脉，由此而使黔中临济禅宗呈鼎盛之局。特别是临济禅宗天童圆悟门下四川破山一系，因地缘规律之故，入黔弘教者更是人多势众，一时如疾焰过风、群狮出窟，其十三子在黔中南北分化，各为一方宗主，大建禅寺，培养弟子，开宗弘教，接引信徒，士民一时望风景从，遂使破山一系临济禅宗独盛黔中 [15] ，梵净山、黔灵山等佛教名山受破山临济禅宗的影响便是典型例证。
根据笔者的调研，在一百二十余座和尚塔墓中，碑文上多刻有“临济正宗”字样，故当属临济禅脉应无疑义。然而其分支到底属于何派，却有待考证。今唯一可考者的资料只有一条与破山系有关。即今塔林中之“清传临济正宗本堂第十二代掌教沙门上若下显密和尚之塔”，为“临济正宗黔灵第五代沙门法弟盛光显撰并书”。由此资料可显示三条信息：
第一，毫无疑问，贵定阳宝山和贵阳黔灵山法派都属于临济禅宗，盛光禅师既然自称为“法弟”，其“法兄”若显禅师必然与破山一派有关联。
第二，若显禅师葬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而相隔三十年至清道光五年（1825）才专建灵塔并刻其法弟盛光禅师题写的碑记，其《若显大师行铭碑记》云：
由此碑文可知，若显禅师乃贵阳府贵定县巴乡之砂锅寨人，住持阳宝山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寂于乾隆六十年（1795），掌教阳宝山达十五年。至示寂之乾隆六十年，临济正宗已在阳宝山传承了十二代，而黔灵山则仅传了五代，由此可知阳宝山的临济宗比黔灵山早得多，似可追溯至明代，但到底属于临济宗的何派分支不得而知。
第三，阳宝山临济宗与黔灵山破山系临济宗有关联。今仅将黔灵山弘福寺盛光禅师的破山系考列如下，或有助于破解阳宝山临济宗分支所属。
黔灵山临济禅宗法脉正宗，源远流长：释迦拈花，迦叶破颜，迦叶乃成禅门初祖，经二十八代至菩提达摩。达摩东来，遂成东土初祖，以后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衣钵代代相传。再后六祖传南岳怀让，怀让传马祖道一，道一传百丈怀海，怀海传黄檗希运，希运传临济义玄（？—867）。义玄乃临济禅宗的开创者，为第一世，其传承为：兴化存奖——南院慧颙——风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阳善昭——石霜楚圆。石霜楚圆门下分化出二派：黄龙派和杨岐派。黄龙慧南在隆兴黄龙山称宗，成黄龙派，不数传而绝。杨岐方会（992—1049）在袁州杨岐山称宗，后又恢复临济旧称，弘盛天下。杨岐方会为临济第八世，其后经过二十三代传承至破山，其传承系统如下：
破山海明再下传敏树如相为临济三十二世，敏树传赤松道领为临济三十三世，赤松道领为黔灵第一代开山，传瞿脉净和为黔灵第二代，参之德广为第三代，惺慧圆奇为第四代，大彻普闻为第五代。
为阳宝山若显禅师作碑记的盛光禅师自称为黔灵第五代沙门，必然与黔灵第五代住持大彻普闻同一时代，同一传承。黔灵第五代传临济三十七世大彻世普闻（1746—1824），贵州龙场（今修文）曾氏子，自幼喜出世法，乾隆二十六年父母送其入黔灵山出家。其后云游至施秉西华山，重修西华殿宇，四十年回黔灵圆戒。四十二年住持贵阳雪涯洞，培修皇经阁。五十七年住持贵阳万兴山，重修殿宇。嘉庆五年任贵阳府僧纲司都纲，掌教贵阳府十年，其后回山主席黔灵，几度开堂传戒，度脱千余人，传法者不可胜数，宗风极一时之盛。
由此可知，盛光必是大彻的师弟无疑，而盛光所做的碑记必在清嘉庆年间或道光初年，然后至道光五年，阳宝山僧为若显禅师建塔，而将此碑记刻铭。
3.禅隐胜地
阳宝山成为黔中佛教名山后，便成为当地名士文人禅悦隐居的胜地。丘禾实（1570—1614），字登之，新添卫（今贵定）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阅十年迁左庶子，旋告归，四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岁，葬于故里宣家坪。著有《循陔园文集》八卷、《诗集》四卷，今佚。《黔诗纪略》卷十一有禾实《登阳宝山僧舍》二首，其一云：“晚宿芙蓉第一峰，醒来寒色动尘容。天门早射扶桑影，虚谷犹传午夜钟。自有野猿能献果，携将筇竹恐成龙。前生知否浮丘是，已觉无生分外浓。”其二云：“缥缈危峰碧落齐，攀跻竟日有招提。云生户外诸天近，月桂松梢万象低。玄岳何年归玉笈，清谈中夜共阇黎。一声唤醒浮生梦，不是灵鸡不敢啼。”禾实登山之时，恰逢白云和尚开山之后，故诗中所云共与阇黎“清谈中夜”之人，必然是白云和尚。又莫友芝同卷按云：“旧有寺宇。万历中僧白云更建于绝顶，夜光时起，殿中若长虹，烈风碎瓦，乃易以铁。山顶茶茁云雾中，为贵州冠。今犹以充贡，岁出常不足。”可知当时名士登山禅，品茗山茶，为一时文人气象也。
阳宝山成为黔中佛教名山后，便成为当地名士文人禅悦隐居的胜地。丘家，新添卫名门望族。丘禾实之祖丘瑚，字廷器，号两河，屡试提学，为王阳明弟子徐波石、蒋道林所激赏，以岁贡授四川长宁训导，后改云南府训导，佐其父丘子润（字天泽，号西桥）用兵，征都匀、铜仁，其父丘子润因之晋官贵州都指挥使。其后，丘瑚，自以为学职不授卫官，以其子丘东鲁袭贵州都指挥一职。其后丘家又袭其职三世而明乃亡。丘禾实之父丘东昌，字泗源，号应台，新添卫指挥丘东鲁之弟。举隆庆元年（1567）乡试，万历间授四川营山县教谕。历知北直河间阜城县、大名开州、四川泸州，告归，在家乡建书堂曰“虚白”，因自号虚白道人。杜门著述凡若干种，有《千顷堂书目》载《法喜随笔》五卷中。教子禾实、禾栗、禾嘉，皆以文章、官迹显。
丘禾栗，禾实之二弟，字有获，号莱峰，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官至太平知县。
邱禾嘉，字献之，禾实之三弟也。举万历四十年（1612）乡试，因军功选祁门教谕，迁翰林待诏。崇祯元年（1628）授兵部职方主事。因在辽东抗清有功，晋官右佥都御史，巡抚宁远山海关诸处，有开平力战、松山死守抗清之绩。著有《蔬水堂诗稿》一卷。
自丘禾实后，丘家子弟多有上阳宝山禅悦隐居者。
崇祯初，僧宝华又构佛庐和静室于山，佛法颇盛，禾实子懋朴与之为方外交。《黔诗纪略》卷二十二有丘懋朴《送宝化游鸡足山诗序》云：
丘懋朴，字若木，左庶子丘禾实长子，崇祯六年（1633）举人，历官广东徐闻县知县，湖广上荆南道佥事。顺治六年（1649）清兵入楚，屡招不应，城陷死之。康熙六年（1667），其子将其柩归葬故里之小峰塘。其诗序撰于崇祯八年，崇祯三年他即入阳宝山中读书，并与宝华上人为方外交。宝华上人，史志缺载，观丘氏诗序，不仅可知宝华行实及中兴阳宝山之事迹，而且可知丘氏之禅悦思想，其之出处大节，盖早养于阳宝山中矣。其禅悦思想亦可从《送宝华上人游鸡足山》诗五首可见之：
丘禾实之侄丘懋宏，字若谷，明末荫官贵州指挥使。《黔诗纪略》卷二十四亦有其《送宝华上人游鸡足山》诗二首：“出定扶筇不掩关，清风明月一开颜。空门受用当如此，何必鸡山胜宝山。”“离俗何缘被俗封，解粘释缚且从容。禅师底脚从来阔，不为探奇访胜峰。”
阳宝山历经宝华禅师修静、名士文人禅隐之后，从明季直到清末都被士人视为禅隐胜地，今阳宝山莲花寺后殿存有“月明午夜书声逸，露冷三霄佛号严”的门联可为之证。在黔山独秀之地的阳宝山禅隐修静，实是自古文人名士所向往的。
[1] 参见《明史·职官四》。
[2] 参见《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
[3]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十二。
[4]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四十五。
[5]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四十八。
[6] 《明实录·永乐实录》卷六十九。
[7] 《明实录·正统实录》卷一百七十五。
[8] 《明实录·正统实录》卷一百四十二。
[9] 《明实录·成化实录》卷二百六十九。
[10] 《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二百零九景泰附录二十四。
[11] 参见徐兴业：《中国古代史》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
[12] 参见《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
[13] 参见《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
[14] 参见拙著《贵州佛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7页。
[15] 参见拙著《贵州佛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125页。
[16] 《黔诗纪略》卷二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