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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戡与老师郎先锦的一生情缘
所属图书：《阳宝山文化研究》 出版日期：2017-10-01 文章字数：4783字

戴戡与老师郎先锦的一生情缘

郎先锦，贵州省贵定县旧治人，字云程，生于1863年（清同治二），正是贵州各族民众大起义时期。因为战乱波及，家人携其逃难，“襁褓出避，数遭颠险，生死呼吸间” [1] 。随着战事平息，社会秩序逐渐恢复，郎先锦得以入学读书。他“苦志力学”，发挥出聪颖的天赋，“年十八补县学生员，未几以优等食饩” [2] 。

之后，因家计所需，郎先锦回乡中开馆授学，以立生计，赡养家庭，“藉修脯以供菽水”。他学问渊博，教授有道，“主程朱之学，以礼义廉耻为修身之本”，“有古儒者风，而好施乐与尤为本志”，名声很快传遍周边，从学者日众，“平生从门者千人。”郎氏是贵定旧治的世家，郎先锦已是第十五世。郎氏历代不断有获得功名的人才、得到表彰的善士。风气相延，此时郎先锦“人望归之”，就常为倡首，办理地方公益事务。“修理旧治城文昌阁、朝阳阁、玄真观、报恩桥，皆捐资以为之倡。” [3]

1893年（清光绪十九），十三岁的戴戡随父亲由偏僻的猴场堡迁回旧治居住，入郎先锦书塾学习，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缘，也由此改变了一生命运。

戴戡聪颖超乎常人，又懂事有礼，倍得郎先生爱护，视同子侄。旧治地方有一则关于戴戡的故事说：戴戡就学以后，某天听说在城门贴出了县府的公告，就与几位同学一起去观看。看完回到学堂，郎先生向他们一一询问布告所言内容。其他同学都三言两语，说不完整，戴戡却将公文完整地背诵出来。郎先生大为惊奇，亲自去看文核对，发现戴戡确实是记述不差。郎先生因此看重戴戡。后来，得知戴戡家境贫寒，更是让戴戡住到自己家中，与长子郎德馨同吃同住同学，日夜努力学习，如此三年，戴戡考取了秀才的功名 [4] 。随后，戴戡因家事牵累，不得已辍学回家。

几年后，郎先锦得知戴戡家中境况已有改善，便告诉戴戡，郎德馨将到贵阳拜名师徐淑一学习，并劝戴戡同去，以图在学业上深造，继续寻取功名。戴戡和郎德馨到贵阳后，不到一个月就考中了留学日本的资格。消息传回贵定，郎先锦大为欣慰。但他知道戴戡家境清贫，无能力供其出国留学，于是出面邀集乡中人物，为戴戡募集资金。大家膺服郎先生的见识理念，于是同意共同出资，得到一笔资金，使戴戡得以赴日学习。在凌虹所撰写的《戴戡传略》中有如下记述：

郎先生是旧治地区望重乡里的学者，也很重视和懂得人才的培养，他在1904年某日，召集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十多人聚会，建议从庙产中分出部分财产资助戴戡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并自己带头变卖了家产，这样，在光绪三十年（1904）戴戡“以县学附生赴日本”。 [5]

郎德馨则入贵州师范学堂，后又入法政学堂，以最优等第一，升入京师专门法政毕业。 [6]

戴戡深深感念于郎先锦先生的恩情。两年后，他从日本回国，临行前摄影留念，在照片背后纪事说：“戡生于光绪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幼多疾，且僻处，未就学。行年十二即丧母。翌年，家严命至旧县，受业于郎师云程。十六岁粗知文理，旋又遭继母丧。自后坎壈缠身，废学多年。光绪三十年正月，得郎师之助，始偕同郎治香晋省，游徐师淑一之门。治香即郎师长子，与戡同居、同游、同学，朝夕相依，颇相得。甫一月，戡即派至日本留学。” [7]

后人记述郎先锦与戴戡的关系说：“戴自受业至留学东瀛，皆助以资，其得底于成，实公之力也。” [8] 意思是说，从戴戡跟随郎先锦先生学习开始，直到戴戡去日本留学，郎先生都予以资助。戴戡能够有所成就，根本上讲，是郎先生的栽培所致。这一表述是真实不虚的。

戴戡留日及回国以后，多年未回家乡，与老师的联络情况如何，因相关史料遗失而难以知晓。但在郎氏家族保存的家谱中收录了少量文字资料，可窥当时一斑。

旧治原有郎氏先人捐资修建的一座报恩桥，四方来往，颇为便利。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大洪水冲毁桥梁，郎先锦随即倡议修复，1913年（民国二）立碑记其事。郎氏家谱便收录了碑上的文字，有戴戡的一篇文章、一份补白，还有郎先生的一段附记。

戴戡的文章《补修报恩桥碑序》说：

戴戡在文章中讲述了自己在外地得知家乡桥梁被洪水冲毁，“接乡书始悉其然”，他知道这座桥对于乡人生活的重要性，遗憾自己不能为恢复重建出力，“为客异乡之故，未得恭与吾乡善士力图补救，良用歉然”。此时，收到了老师的来信，得知老师已会同族人，同心协力，捐募财物，重建桥梁。戴戡为此非常宽慰和兴奋，想到老师的懿言善行，“造福吾乡，不一而足”，非常感动，特意写下文章以作纪念。“欣忭无暨，特作此以记之。”

在补白中，戴戡说明：

郎先生的附记说：

由戴戡的文章可以看出，即便远在外乡，遇到事情，郎先生亦是当他如在身旁，一一告知，只不过言语化为文字，书信代替口谈。戴戡对老师的言谈事为也是勤勤谨谨，郑重以对。譬如《补修报恩桥碑序》正文是戴戡身处河南开封，收老师书信得知其事后写成的，当时并不知道后来老师让他作文记事的意愿。可见其敬爱老师之心，自然而然。由戴戡的补白和郎先生的附记则可知“重建报恩桥碑”立于事过数年后。此时戴戡已在贵阳任职，与郎先生可以常常见面，师生谈述往事，决定树立碑石，记述重建报恩桥之事。但让未曾参与此事的戴戡来撰碑文，“属戡纪之”，则应当是出于郎先生对戴戡的信赖以及戴戡对老师的亲近。

体现郎、戴师生亲密以及义勇担当的事情还有一例。辛亥革命后，贵州政局一时极为混乱，“公口林立，良贱自危”。此时，戴戡正因父丧回乡，所见所闻激发了他的义勇之心，但顾虑应行守制之俗。郎先锦“以古人墨绖从戎，移孝作忠之义” [10] 劝慰他，即是说，当国家有难的时候，哪怕正披麻戴孝，也应当拿起武器，加入众人的行列，一起保卫国家。这才是忠孝的大义。“经君谕勉，戴感而行。” [11] 于是有了后来戴戡赴滇求援，唐继尧领军入黔，改组贵州政治的事件发生。

唐继尧入黔改组政府以后，委任戴戡担任贵州督军府的职务。戴戡常与人说老师郎先生的贤德事迹，因此郎先生之名渐为省府上下所知，任可澄说：“予与戴君循若之左右黔事也时，至戴君所，得闻其师郎君之贤。” [12] 唐继尧听说后，任命郎先锦为独山县知事，“当政者便以职官起用之。”后来，任可澄与郎先锦交往增多，了解日深，对郎先锦就倍加敬重。他记述说“时在省，往往相过从，上下其议论，乃叹郎君古之人……于时，戴君长黔民政，锐意兴革，君则以古谊刚肠扶翼而奔凑之方。谓师若弟，共济艰难，既已效于乡，犹当施于国，与湘中江罗诸氏之烈相去何远？” [13]

护国战争胜利后，戴戡因功受任川职，不幸卷入乱局之中，遇败而死。郎先生之子郎德馨也在戴戡军中，“在督幕从焉”，郎先生听说川乱，既忧长子，又忧爱徒。郎德馨幸免于难，而戴戡遇伏身亡，郎先生既庆幸长子脱险，却又痛心于戴戡的殒亡。兼以士大夫家国情怀，感愤于世事纷乱，不久伤感而逝。姚华对此记说：“既德馨出险，心稍定。及闻戴君凶问，伤痛欲绝。曰：‘戡也不免正义亡矣，吾匪为私恩，而甚国家之乱也。’郁郁卒。” [14] 任可澄则写道：“不数年而戴君殉难于蜀，君亦感逝怆怀，伤吾道穷而抑郁死矣。”“戴君罹非常之变，而君以师生之谊、家国之感，一腔热血，无处挥洒，临没犹念念不忘川中之敌，其志亦可悲已。” [15] 伤逝之情，敬爱之心，跃然纸上。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后汉书·仲长统传》则说：“以才智用者谓之士。”章征科先生指出：士明道而公，所以他们在古代社会的政治、道德、文化、社会等四个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封建社会政治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政治理想的构建者；政治原则、政治伦理、政治策略的设计者、维护者和实践者。是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是社会整合模式的探索者；是社会整合的践行者……其活动空间主要在庙堂和乡村。 [16] 钱穆先生说：“（宋代）以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 [17]

郎先锦早年以卓优才智中秀才、“食廪饩”，具备了“士”的基本素质。其后开办乡塾，“主程朱之学，以礼义廉耻为修身之本。”正是“退而为师”。兼以领袖宗族乡民，办理地方公益，用心维护社会秩序，享有贤德之名，乃至在学生从政期间，机缘凑合，于是出仕为官等，也都符合“士”在政治、道德、文化、社会方面的角色特点。亦由此，任可澄先生才会叹其为“古之人”，以称颂其为贤士。

而戴戡生当剧变时代，接受了传统教育考中秀才，又进入变革思潮最烈的留日学生行列。知识结构改变了，士人的德行却未抛却，无论是老师郎先锦，或其同志好友如熊范舆、任可澄、蹇念益等，他们的习性都没有脱离传统士的规范。他们身上体现的士人情怀因为乱世反而更加浓烈。梁漱溟先生亦曾说“吾曹不出苍生何”，激励士人“投袂而起，誓为天下生灵拔济此厄”。梁启超则解说其率门人弟子发动护国运动的行为动机：“曾文正亦有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则魂魄犹有余羞……当冰山骤倾鼎沸方始之际，终不可无人周旋其间，谋减杀其危乱程度。” [18]

郎先锦与戴戡初结缘于学问相授，继而同心协力于在乡间“非仅为复先人之事功，并谋以利今人之远往”，于乱局中“墨绖从戎，移孝作忠”，多年间“共济艰难，既效于乡，犹施于国”。身处“冰山骤倾鼎沸方始之际”，也未曾置身事外。尽管戴戡积极投身政局，其间功过是非尚有争论；虽然郎先生“如古人”来入世，在政治方面已不合时宜。但这对师徒体现出来的士人的责任、仁义、爱国、利民的传统风骨，以及他们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仍然值得尊敬。

[1] 姚华：《分发广东县知事贵定郎君墓志铭》，《郎氏家谱》。

[2] 姚华：《分发广东县知事贵定郎君墓志铭》，《郎氏家谱》。

[3] 《郎氏家谱·郎先锦条》。

[4] 据作者调查所得。

[5] 凌虹：《戴戡传略》，《贵定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6] 《郎氏族谱·郎德馨条》。

[7] 戴戡：《在照片上的自题文》，《贵定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8] 《郎氏家谱·郎先锦条》。

[9] 以上三文均载于《郎氏家谱》。

[10] 任可澄：《五等嘉禾章独山州知州郎君云程墓表》，载于《郎氏家谱》。

[11] 姚华：《分发广东县知事贵定郎君墓志铭》，载于《郎氏家谱》。

[12] 任可澄：《五等嘉禾章独山州知州郎君云程墓表》，载于《郎氏家谱》。

[13] 任可澄：《五等嘉禾章独山州知州郎君云程墓表》，载于《郎氏家谱》。

[14] 姚华：《分发广东县知事贵定郎君墓志铭》，载于《郎氏家谱》。

[15] 任可澄：《五等嘉禾章独山州知州郎君云程墓表》，载于《郎氏家谱》。

[16] 章征科：《士的角色定位及其影响探析》，《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1期。

[17] 章征科：《士的角色定位及其影响探析》，《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1期。

[18] 梁启超：《致蔡松坡第五书》，《盾鼻集》。

阳宝山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