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登录

目录

清代贵定知县群体论述
所属图书：《阳宝山文化研究》 出版日期：2017-10-01 文章字数：8934字

清代贵定知县群体论述

自秦朝以来，县级机构是国家机关的基层，代表中央对地方的治理，是皇权向下延伸的远端，县级机构的长官知县是辖区内最高首脑，是“亲民之官”。知县官阶属于正七品，是正印官，在正印官负责制的当时，知县工作的内容繁杂，责任重大，既要负责代表国家征收赋税，又要对地方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纠纷予以审判，既要在所辖区域宣传教化，又要赈灾抚恤，既要劝农耕种，又要剿匪，知县已成为百科全书式管理者。知县的管理才能对地方经济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影响极大，因此，“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知县是朝廷委任命官，县署机关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到县长手中，所有事物都有知县具体负责。

知县出身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科举考试，来自于科举考试的知县人数最多，其身份一般有进士、举人、贡生、监生等经过吏部铨选后进入宦途，其中举人出身的知县较多，这类读书人被授予知县官职，谓之“正途”。二是推荐，在相应机构有才能而且成绩卓越的吏员，经过推荐和严格考核后成为知县，谓之“供事议叙”。三是购买，有钱人家，无法获取功名，直接用大量的金钱和粮谷购买知县官位，谓之“捐纳”。据瞿同祖对乾隆十年（1745）和道光三十年（1850）《缙绅全书》的考察发现，知县出身“正途”者，1745年的比例为74.4%，其中进士占44.6%，举人占22.3%；1850年的比例为69.5%，其中进士占34.7%，举人占26.2%；而1745年和1850年这两年通过议叙、捐纳等“异途”为知县者的比例仅分别为16.5%和19.4%。 [1]

历史上，实行回避制度是我国任官制度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在官员的任命上采用有距离的异地为官制度，其目的就是防止官员与自己的亲属、师生相互勾结，为害一方，同时也是对血缘关系的人事制度一种自我否定。如果应回避而隐瞒，被发现后将被严厉处分。回避制度在清朝得到强化，清朝的回避制度主要内容有：一是亲属回避，官员任职范围内，自己的亲属、师生不够再同县为官，如果同时出现，官阶低者或后到者回避，五服内亲属不能够迁移到官员为官范围为属下百姓；二是地理回避，即本省人不能够在本省做官，康熙年间，又规定官员不能够在自己籍贯的之地的五百里内州县为官。官员回避制度，从根本上遏制了中国传统社会各种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有利益知县在异地独立施政，减少因亲缘和地缘等关系带来相互勾结的风险。

知县责任重大，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人。贵定建县以来，在贵州属于底蕴深厚，文化繁荣的县，贵定历史上知县群体做出一定贡献，收集贵定历史上各位知县治理史料，整理其任职期间对贵定的治理概况，对贵定知县这一群体进行考述，总结其治理得与失，为今天贵定各位官员从这些先贤的事功中找到可以借鉴的文化资源，为贵定县全力打赢扶贫攻坚之战提供参考。

贵定地处黔中，其得名颇有文化色彩，“隆庆初，始立贵阳府，继又立新贵县，至万历己酉，复改土司设一县，同新贵属府，抚按为请名于朝。时福清相公当国，居常谓吾闽号福建福州府福清县（福清市），上三字俱同，普天无两。至是黔疏适至，乃议命县名日贵定，得旨如所拟，遂与闽成确对。” [2] 当时，叶福唐当国，“谓其原籍福建福州府福清县，三福相连，暨舆图中未有偶者，因请额疏至，票拟为贵州贵阳府贵定县以配之，遂蒙钦定如拟行” [3] 。万历三十六年（1608），析新贵县的平伐司、定番州的丹平司、龙里卫的把平司及大平伐司等设置新县，县名取新贵县的“贵”、定番州的“定”，合称贵定县。县治在今贵定旧治。贵定县与新添卫两个行政区并存，辖地各有所属。 [4] 贵定县比较完整的区划始于康熙年间，康熙二十六年（1687）裁去新添卫，将其地并入贵定县，县治移入新添卫城，原贵定县城则称“归治”，新添卫所属的甲伐、大平伐、小平伐、新添等长官司划归贵定县。 [5] 本研究主要考察新添卫并入贵定以来贵定知县群体，考察这些知县的籍贯、出身、事功等方面的内容。

清代贵定县知县情况简表

（注： 姓名出身籍贯时间备注缪昌绪贡生德化人康熙朝刘尔怡举人中部人康熙朝沈一成举人海澄人康熙朝徐庆元进士四川人康熙朝蒋玟监生镶白旗人康熙朝董绍谟不详镶白旗人康熙朝王克昌进士临淄人康熙朝耿垂光监生辽阳人康熙朝李从纲举人昆阳人康熙朝荆龙章举人丹阳人康熙朝骆光震进士南昌人雍正朝何天峻举人建水人雍正朝陈以明生员天长人雍正朝）

（注： 谢仁骅举人福清人雍正朝鲁朝聘贡生新城人雍正朝李若海举人沔阳州人乾隆朝元年陈岐举人富顺人乾隆三年徐文英举人镶黄旗人乾隆七年署祁烺举人仁和人乾隆十年杨起业监生荆门州人乾隆十四年署钱为光进士奉天人乾隆十七年黄大鹏监生如皋人乾隆二十一年署高伟拔贡顺天人乾隆二十四年署黄瑞鼎举人贵县人乾隆二十七年杨焯拔贡顺天人乾隆三十一年署魏锡瓒监生汉阳人乾隆三四十年署梁廷献不详济南人署丁正已拔贡泽州人乾隆三十六年署周品金举人侯官人乾隆三十七年甘立言进士奉新人乾隆四十一年署史起鸣举人溧阳人乾隆四十二年署沈棠业孝廉方正绛州人乾隆四十三年署于焘监生度州人乾隆四十五年张五诰贡生泾阳人乾隆四十七年署孙咸举人阳湖人乾隆四十八年陈熙藩议叙德清人乾隆五十年署程正坤举人垫江人乾隆五十四年代理支敏学贡生顺天人乾隆五十五年署广兴议叙满洲人乾隆五十六年署郑坤监生宝庆人乾隆五十九年代理孙咸举人阳湖人乾隆六十年回任刘永安举人三河人嘉庆元年沈培元举人钱塘人嘉庆二年署陈振兴议叙顺天人嘉庆三年署梁钟英举人绛州人嘉庆四年署邹贤曹举人奉新人嘉庆六年署）

（注： 李秉葵监生翼城人嘉靖七年署金淳议叙顺天人嘉靖八年署刘绳爵举人益阳人嘉靖十二年王志敬举人宁远州人嘉靖十三年署徐奕韩拔贡松江人嘉靖十四年署刘绳爵举人益阳人嘉靖十五年六月回任朱奕昭举人辉县人嘉靖十五年八月署邵孟峻拔贡都昌人嘉靖十五年三月署田愿举人遂宁人嘉靖十六年十一月邵孟峻拔贡都昌人嘉靖十七年回任司河进士昆明人嘉靖十八年施学澍举人宝山人嘉靖二十年二月署李师元监生奉天人嘉靖二十年四月署穆克登荫生蒙克人嘉靖二十一年署富勒民安笔帖式蒙古人嘉靖二十二年署宋子鲁监生介休人嘉靖二十四年署顾大勋监生罗山人道光二年署朱鲁拔贡满洲人道光四年署王存成优贡辽阳州人道光五年署许枝举人汉阳人道光七年署文如筠贡生涪州人道光八年缪玉成孝廉方正东台人道光九年三月署仇效忠进士佛山县人道光九年十一月乔维春吏员皋兰人道光十二年署陈鏊举人文安人道光十四年裴奉钧不详曲沃人道光十五年代理潘光泰举人桐城人道光十六年署陶金诒附贡滁州人道光十七年七月代理俞汝本进士新昌人道光十七年九月曹敦锜荫生新建人道光十九年署李恒泰进士温县人道光二十年七月署张淑京进士观城人道光二十年九月署薛荣军功长安人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兼理）

（注： 党思齐监生郃阳人道光二十二年九月署刘嘉嗣进士定远人道光二十三年张其灿道光二十一年署樊希棣监生咸宁人咸丰八年署王锡禄监生浙江人同治元年刘海湾广西人同治八年署陈望林进士侯官人光绪庚子年王曾同监生绍兴人胡瀛涛进士云阳人王曾宣统三年　注：资料来源于《贵阳府志》、《贵定县志稿》、《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贵州通志·官宦志》、《贵州通志·前世志》等文献。）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年间到宣统退位，贵定县一共经历了89位知县，这些知县任官时间长短不一，出身背景不一样，来源于不同的地域环境，有的实授，有一部分是署任，还有少部分是代理，不同的出身和朝廷的授官方式，对知县在贵定的为官带来不一样的政绩，现就清代贵定知县简单的简历表予以分析，从中总结出贵定知县群体治理贵定时的得与失。

贵定89位知县中，除去出身不详的6人，基本上都是来自科举考试，谓之正途者较多，其中进士有14人，占总人数16.9%，29人出身为举人，占总人数35%，贡生13人，占总人数15.7%，监生12人，占总人数14.5%，异途出身12人，占总人数14.5%。清朝时期，贵定的知县由正途出身的进士和举人担任，而且人数占总人数一半以上，说明清朝时期科举制度发达，另一方面说明清朝对贵州地方县治高度重视。但是和全国对比起来，贵州县份知县进士和举人出身的比例相对还比较低，据瞿同祖先生统计，1745年全国知县出身中，进士和举人占66.9%，咸同时期，有所下降，占60.9%。 [6] 清代“定制由科甲及恩、拔、副、岁、优贡生，荫生出身者为正途”。 [7] 因此，知县中贡、监、荫的比例也比较大。贵定县知县群体中，贡生、监生和荫生占30%以上，比例高于全国27.7%的比例。另外，异途出身知县占12.5%，主要有议叙、笔帖式、吏员，议叙是指在考核官吏后，对成绩优良的给以加级或纪录，或者因功而提名升迁的官员。再有就是经过督抚具题保举的，也称“议叙”。这种议叙不论其出身是否异途，凡经过保举的，“亦同正途，但不得考选科道”。没有经过保举的议叙则仍视为异途。吏员是各衙门办事的书吏杂职，经过考职后可以授官。笔帖式是指清代官府中低级文书官员，主要职责是抄写、满汉文翻译。这说明贵州开发较晚，在知县任用和官员任用方面还有很大空缺，因为条件艰苦，贵州依然不是为官首选之地。

从贵定县的历任知县简单履历表可以看出，清朝时期在知县的任用上，政府对地方知县的任命高度重视，重用正途出身的官员，同时，对于地方清正廉洁，考核优异的异途官员也予以重用，在一定程度上对贵定县的治理起到积极作用。古往今来，学历和出身与能力并不是成正比，在贵定县八十七任知县中，造福贵定的既有进士等正途出身者，亦有议叙等异途出身者，凡是造福于贵定的知县，其事功都流芳百世，碌碌无为者，仅留下一个符号而已。

根据上表，清代贵定知县的籍贯来源除了贵州外，可以看出，贵定知县严格执行清朝的回避制度和异地为官制度，官员不在自己籍贯所在地为官，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廷在规定地方官员必须“回避本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任官在籍（原籍或寄籍）五百里以内之州县也不得任职。” [8] 清朝政府对知县籍贯回避要求极为严格，知县五服内的亲属迁到知县任官地而落户聚族成村，知县也必须回避的。清代贵定知县来自四川、云南、奉天、山东、山西、顺天、河南、广东、广西、湖北、甘肃、浙江、江苏、江西等地，从知县来源地可以看出，从江浙和直隶一带来贵定担任知县的官员人数较多，这是因为这些地方文化教育发达，这些地方的进士、举人被清政府任命到文化相对欠发达和经济较落后的贵州，带有智力支持和进一步发展贵定的战略意图；其次，贵定县知县部分籍贯为贵州周边省份四川和云南等地，清代知县的任命严格执行地理回避和亲属回避等方面的回避制度，所以贵定知县籍贯出现邻近贵州的四川、云南等地人数较多，另外，中国人习惯安土重迁，不愿远离故土，然而读书做官又是从小的宏愿，但是又不得不遵循清朝政府的回避制度，所以，他们愿意选择距离故土较近的地方为官，既不违背回避制度，又距离故土较近，所以，贵定成为云南、四川等地出生的知县任职首选；另外，贵定的北方籍贯知县逐渐减少，南方籍贯的逐渐增多，贵州开发较晚，原来在官员和科举士子笔下一直属于烟瘴之地，都不愿意到贵州为官，随着贵州的开发和战略位置的上升，大量移民进入贵州，南方籍贯的知县愿意到贵州做官。

贵定县官员署任较多，实授较少。从上表可以看出，有44人是署任，另外护理有4人，回任有3人。清政府还规定，凡正途出身授任知县的一般为实授，而异途出身充任知县的，则一般先试授，经实践，称职者方可改为实授。“汉官捐输者，试俸三年，试停未满，不准升转”。此外，如县官在任期间发生偶然事故（如死、革职降调或丁忧）离取，往往先选一人临时充任，待有合适的人选再予更换实授，职衔相当或高官代理低官职务的称为“署任”；低级官临时充任高于本官的称为“护理”。回任是由于官员在当地任职期间，深得民众爱戴，调离之后，民众有呼吁请回重新担任。清代贵定官员署任较多，这是由于贵定位置特殊，尤其是晚清时期，农民起义不断，为了保证地方政务和军务顺利进行，不得不派遣知县署任。

贵定知县任期较短，一般多为一年，有些时候还一年换两次。贵定知县任期较短和频繁调动，对贵定政策的连续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都带来不利因素，同时根据中国历史上的潜规则，知县频繁调动，迎来送往，加剧了地方财政负担，使得地方官员又把这些负担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引起社会不稳定。康乾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贵定知县任期相对较长，咸同时期，由于受太平天国的影响，贵定一带农民起义层出不穷，知县更换较频繁。

贵定知县治理概况

清朝政府按照县份的面积，经济发展情况和治理难易的程度，将清代县份划分为冲繁疲难四种等级，“定为冲、繁、疲、难等缺，有四字相兼者，有三字者，有二字、一字。” [9] 冲繁疲难四字俱全的县称为“最要”或“要”缺，一字或无字的县称为“简”缺，三字（有冲繁难、冲疲难、繁疲难三种）为“要”缺，二字（有冲繁、繁难、繁疲、疲难、冲难、冲疲六种）为“要”缺或“中”缺。 [10] 县的冲繁疲难情况和知县的资历、才能成为清朝政府选派知县的依据和标准，把适合的知县用到合适的县一直是清朝中央朝廷的愿望。贵定县情属于地理位置重要，事物繁重的县份，等级为冲繁，知县为中缺，选派知县需要一定治理能力。

根据既有史料，纵观清代贵定知县，朝廷选派到贵定的知县整体来说，具备一定治理能力，很多知县对贵定的治理得到贵定百姓的肯定，数百年后，一直流传，直到今天，贵定民众依然对其铭记。清代贵定的知县事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发展贵定的文化教育。清朝时期，贵定文化教育是贵州比较发达的县份，这与历任贵定知县大力倡导有密切关系。康熙二十六年（1687）裁新添卫，并移县治于卫所，改卫学为县学，原县学遂废，其学庙经巡抚田雯题请拨款修建。贵定知县王克昌、李从纲、署知县鲁朝聘先后重修。 [11] 知县潘光泰，于城乡创建义学，增设书院学舍膏火。 [12] 道光十八年（1838）知县俞汝本率绅士重建贵定魁山书院，山长住房三间，讲堂三间，左右斋舍务五间。 [13] 王存成任贵定知县期间，留心士习，时捐助膏火，亲至义馆背童子书，亲为讲贯。 [14] 仇效忠1829年十一月任贵定县，捐廉培补兰皋魁山两书院膏火，修建文阁，重修李公祠，设立养济院，士民成感戴之。 [15]

二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贵定地处黔中，是贵州粮仓，农业生产发展对贵州具有重要意义。贵定知县刘尔怡，在任期间，清廉公正，革弊兴利，廉明公恕，革弊兴利，士民爱戴。 [16] 徐庆元任贵定知县期间，时县治在旧县城，城外多屯田，地平而腴，颇乏水，岁旱则无收。屯粮重，以岁荒请减，多不准，民间苦之。典史张必达者，江南六安人，先庆元三载至官，勤于民事。城东四里有龙里之小龙场河，与城仅隔一小阜。必达与庆元议，堵河水而高之，凿沟池以溉城外田，而龙场近河居民皆不欲，事遂止。未几，庆元请藩司调署龙里，必达代理县事。生员徐国奉买其地，约乡里开沟渠，龙里人诉于府，府檄两县会勘。必达日：河虽在龙里，而其源则发于贵定之溪涧，况其地已为徐生买，即为贵定地，龙里何与焉！庆元故为不能答，龙里民亦词穷，乃得开沟渠，于是城外不苦旱矣。事已定，庆元卸龙里任归贵定。又数年，二人皆去。士民于南门外立思官祠以祀之。 [17] 旧治镇之所以成为贵定县粮仓，1687年，在知县徐庆元、典史张必达的计议下，会问当地群众在旧治城南门外筑坝开渠，引水灌田。渠成，城外田永不苦旱，其渠名日徐张二公渠，以纪念这两位勤政爱民的好官。三百多年来，此渠仍在发挥作用。 [18]

三是维护地方社会稳定，是清朝政府镇压苗民起义关键，贵定属于苗疆，当地苗族属于官方文献中的生苗，苗族与汉族和朝廷的关系异常紧张，尤其是改土归流后，这种紧张关系又有加剧。在嘉庆时期，当地苗民起义不断，给当地社会秩序带来很大恐慌，时任的贵定知县成为清朝维护地方稳定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关键。谢人骅任贵定县知县期间，县赋重民疲，催科滋扰，谢人骅设正限单分给民苗，听其依限自输，人皆便之。时苗疆蠢动，征各路兵往剿，贵定当孔道，为军需所会，一切挽运，旧例设脚夫协理，用一派十。谢人骅知其弊，逐户编查，免孤寡，剔容隐，以次服役，劳逸以均，脚夫不得因缘为奸。邑有平伐仓，岁征米二百石，供平伐营就近支给。后题请以平伐米令民往赴都匀上纳，令龙里县散米给兵输者，既苦远涉，兵又仰给外县，两受其病。谢人骅抗议力争，得仍其旧。擢知黄平州，未任而卒。 [19] 鲁朝聘雍正时授贵定县知县，县多屯田，粮最重，民间买卖不知顷亩，惟以种计多少。黠者多以其种洒之所卖之田，愚者则田已卖粮犹存。于是粮重者多逃亡不耕，官吏恐亏赋额，强派之。邻近之田及里长不服，则严刑以拷之，民之破产者众。 [20] 朝聘大加丈量而均其粮，使民执图册以为据。又恐胥吏乡保以苛索困民，令亩出资以为丈量费，有多索者罪之，于是积弊皆清。雍正七年（1729）迁八寨同知，乾隆初迁都匀知府。朝聘去贵定，民德之，为之建鲁公祠。 [21] 张五诰任贵定知县期间，其地苗民杂处，重财轻生，五诰导以礼养，又捐俸创建书院 [22] 。刘绳爵于1807年授贵定知县。每听讼，细心审究，惟恐稍有冤抑，必问其田土家口多少，作何生计，谕以勤耕织，务职业，息争讼。1808年去，1810年六月还任，七月卒于任上。乔维春1832年任贵定知县，1833年夏大旱，米价昂贵，义仓不继，发仓米平粜，地方赖以生全，民感其德，为位祝之。去之日，送者万人。 [23] 潘光泰1836年署贵定知县，甫莅任即兴水利为旱备，教民饲蚕种棉诸法，听讼勤明，清吏胥积弊，于城乡创建义学，增设书院学舍膏火。 [24] 俞汝本任贵定知县期间，敦学爱士，崇礼风教，为民兴利。贵定城墙颓败，力请重修，躬自督察，抚劳交至，期月竣工。又该地僻陋，士子逢省试，每以乏川资中止，特于劝课之余，优给学子津贴费用，三年后，士气始振。婺川宜桑，即教民栽种法，创设蚕桑局、机织局，使民自售得利以加鼓励。不宜桑者，则导以江浙潴水法，民益乐从。 [25]

贵定知县群体任职贵定期间，基本勤于政事，为当地社会稳定，文化发展和百姓生产生活做一定有益的事，其事迹被当地百姓记住，当地百姓对其感谢，为部分知县建立祠堂纪念，如徐庆元，卢朝聘、李从纲等知县，他们的事迹流传至今。有的知县离开贵定时，当地百姓不舍，排队送行，如知县刘绳爵、乔维春等人，刘绳爵是离任后，当地百姓不舍，呼吁请回还任的。有的任职期间，实施惠政，得到上级领导予以肯定。李从纲授贵定知县期间，有惠政，巡抚刘荫枢过其境，书“绿野平春”匾以褒之。 [26] 1718年，李从纲致仕归，送者满路，且挽留之，从纲为之盘桓数月乃去。县人立祠祀之，其外设书院，名日李公书院。当然，贵定的知县中，亦有不作为，为非作歹者，同样，历史亦予以记录。宋子鲁任贵定知县期间，不仅“贪而且虐”，搞得全县民不聊生，《清宣宗实录》第二十八卷记载：“士民怨谤”。 [27]

知县作为一县之长官，是皇权在地方的延伸，代表朝廷对地方的治理，知县个人素质和施政关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快慢。清代贵定经历了86位知县，部分知县忠于职守，对贵定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得到贵定民众肯定，其事迹一直流传到今天。历史并不遥远，贵定历史上知县群体对贵定治理的宝贵经验，对于当下贵定扶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贵定人民的中国梦亦有值得贵定县各级领导借鉴和运用的价值，发掘历史上知县群体对贵定治理的历史智慧，服务于今天贵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事业。

[1] 郭钦：《清代知县选拔与任用的特点》，《光明日报》2009年10月13日。

[2] （明）沈德符等：《万历野获编》（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19页。

[3] 杨庭硕：《贵州名胜志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当时叶福唐恰好任首辅，掌握着朝廷大权。他认为自己的家乡是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三个地名中都有一个“福”字，这在当时的全国版图内，还没有另一个实例。因此，叶福唐接到贵州巡抚上奏请求题写县名的奏章后，就在奏章上，批注了自己的回复意见，定名为贵州省贵阳府贵定县，以便贵州的省名、首府名、首县名三个名字中都有一个“贵”字相连。他的这个批示，立刻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准，下令按照首辅的意见付诸执行。于是贵定县就此正式设置。

[4] 王希辉等：《乌江流域置建沿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页。

[5] 参见贵阳市地方编纂委员会：《贵阳通史》（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页。

[6] 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7] 《清史稿》卷一百一，《选举志·五》。

[8] 郭钦：《清代知县选拔与任用的特点》，《光明日报》2009年10月13日。

[9] 《清朝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7页。

[10]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商务印书馆出版1998年版，第147页。

[1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12]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通志·宦迹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0页。

[13] 黔南布依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黔南布依族简介（初稿）》第3辑，1982年印，第155页。

[14] 安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顺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16页。

[15]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通志·宦迹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8页。

[16] 何炳武姚敏杰：《历史文化名城——黄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17]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通志·宦迹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

[18] 黔南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黔南文史资料选辑·黔南名镇专辑（第12辑）》（下册），1995年版，第20页。

[19]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通志·宦迹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1页。

[20]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通志·宦迹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页。

[21] 秦国经等：《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15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62页。

[22] 周斯亿：《泾阳县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版，第583页。

[23]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通志·宦迹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8页。

[24]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通志·宦迹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0页。

[25] 新昌县志编纂委员会：《新昌县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648页。

[26]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通志·宦迹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9页。

[27] 何仁仲：《贵州通史（第3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页。

阳宝山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