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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域下的阳宝山古寺建设
所属图书：《阳宝山文化研究》 出版日期：2017-10-01 文章字数：7864字

文化视域下的阳宝山古寺建设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物质生活获得极大丰富之后，人们对于精神文化领域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伴随着人的需求的转向，以文化为主导的旅游活动正受到人们的热捧，“宗教文化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只宗教信徒需要朝圣旅游、祈愿旅游，非宗教信徒也需要了解宗教以及通过宗教了解社会文化和民族文化。” [1] 佛教文化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一种，因其文化的特性，独有的风格，发展得如火如荼，不仅推动了佛教文化的繁荣，也相当程度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更对人的文化汲取、精神导引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因此，引发愈来愈多的人保持对佛教文化的兴趣和关注。

在各纷起打造本土佛教文化旅游的地域、国家当中，邻国日本佛教寺院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甚为明显，亦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究其原因，除了与其本身的历史、文化无法割裂以外，也与其长久以来所积累和发展的经验密不可分，另外，在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诸多方面与中国所存在的几余千年的密切联系，为日本佛教文化提供了充分的文史支撑，亦是其佛教文化得以发展的奠基。比较而言，阳宝山虽为古寺，也仅是历史存然，意欲重新对阳宝山古寺予以恢复，特别是在以文化视域为核心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并期获得发展，似可从邻国日本的佛教寺院文化建设经验中获得一些借鉴。

所谓基于文化视域下之表述，表现形式虽为学界常常提到的文化主义，其核心是建构在文化哲学的基底下，即以一个区域的文化为主体，探索生活其间的人之伦理、道德、发展等问题，是关乎个人、社区、族群、社会、国家的系统性整体框架。以文化为主体切入，弥合今生与彼岸、现世世界与天国理想的紧张，进而通过以文化舒缓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的张力，实行人间佛教的旨趣，实现人类心灵的全体安顿。因此，在厘定其文化的脉络源流的基础上，以文化的视域进入，也许会对阳宝山古寺重建提供新的思考，若佐以外来有益借鉴，进行现代化转化，古寺定能重塑新貌。

一、阳宝山古寺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历史上早已对贵定县给予了充分、翔实的史料佐证，可窥其历史变迁。唐贞观三年置多乐县，隶庄州。宋置白马安抚司，嘉泰元年改称新添。元至二十八年置新添葛蛮安抚司。明洪武四年置新添长官司，明洪武二十三年置新添卫。万历三十六年置贵定县，清康熙二十六年省新添卫入县，徙县治于卫城。阳宝名山地处贵定境内，也记于史册。“城北十里有山曰宝阳诸峰环向远者如拱如卫，近者如俯如揖。登其上，则诸峰皆在几席下也。南四十里，则有白马山峻石巉岩，上有大池，深不可测。又南有连珠，山上有坪，极阔……明庶子丘，未实易名，冯虚其后，洞曰雷鸣。” [2]

阳宝山高数千尺，面积多达千亩，包括前山莲花山，后山飞凤山，前后山形相连，遥相呼应，人称飞凤踩莲，意境深远，形象逼真，是以记载“阳宝山为贵定北隅缜山，笔岫插天，刲如画障。” [3] 原初，阳宝山森林茂密，植被完好，气候适宜，周围群山环绕，相映成趣。《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有记载：“阳宝山在贵州贵定县北十里，高千余尺，树木森密，殿阁崔嵬，群峰环向此山，称黔东之胜。”可以发现，阳宝山因其独特的自然景象，加之文化景观，早已超越一般群山而被记载称道，垂名于史。事实上，明清之际，阳宝山就已得名西南三大佛教名山，在我国佛教历史文化方面一度享有盛名，只不过于近代没落，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早在明嘉靖年间，主峰莲花山顶便建筑寺庙——莲花寺，明万历二十四年，山僧白云曾游历到此，见此山奇胜，于是建千佛塔，后经历代高僧修缮扩建，使莲花寺得以发扬，其僧众最多时达到两百余人。莲花寺由山门、韦驮殿、关帝宫、真武殿、玉皇阁、僧房、客房等组成，山门右侧，原有脱衣亭，数十级青石阶直达山门，山门旁有石碑一块，立于嘉庆年间，其上记述了维修莲花寺的情况，只因年代久远，文字早已模糊不清，无法细考，不得完全。山门有石联一副：“义薄云天垂千古，忠昭日月着千秋”；横额“绝类轶伦”。相传莲花寺大殿内原有天然莲花石座，上铸铜佛一尊，另有铜铸罗汉、佛像百余，分列正殿两旁。另外，在通往莲花寺道路的左侧斜坡上，共有各种和尚坟塔林两百余座，其中保存完好的128座，“此塔结构独特，布局合理，工艺精巧。”其年代自康熙至光绪不尽相同。如今，莲花寺早已被毁坏殆尽，原载寺院之物也早已散佚、不见踪影，经过数百年积累的和尚坟塔林，也不复当年光景，倒是如此多的塔林，可从中看出以往阳宝山的佛教文化状况。

飞凤山上亦建有寺院——飞凤寺，飞凤寺有观音殿、大雄宝殿、山门、厢房等建筑，飞凤寺殿前大柱粗大，门窗雕刻古朴，飞凤寺寺旁山凹处的一眼清泉，泉水由岩缝而出，泉下有小井，其泉清澈，甘甜清冽。飞凤山因形似飞凤故而得名，其与莲花山相对，一高一低，遥相呼应。尽管历史上曾有飞凤寺与莲花寺相映，但是，历经久远，其中景象早已不复从前，再加上年久失修，人为毁坏，仅剩几间庙宇还枯立其间。

（注： 阳宝山共有和尚坟塔林200余座，保存尚好的有120余座，历史悠久，风格显著，堪称我国佛教文化的一大奇观）

另阳宝山的崖山上有一处溶洞，号为仙人洞，相传为白云大师修身养性之处。仙人洞地势险峻，风景独处，极少有人登临，周围林木茂密，雾云缭绕，洞口几乎完全被茅草、藤葛、树枝遮蔽，入于洞中，可见洞壁之石奇形怪状，有石幔、石莲、石笋……伫立洞口，远目四望，可见周围山峰层峦叠嶂，山间翠木，掩映成趣。

（注： 阳宝山后山悬崖陡峭，林木茂密，乌云缭绕，其上有一处溶洞，怪石嶙峋，相传为白云大师修身养性之处）

尽管明清时期，阳宝山曾与四川峨眉山、云南鸡足山并称西南三大佛教名山、朝香圣地。但是，经过数百年的时间推演，阳宝山早已失却当年盛景，与峨眉山、鸡足山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阳宝山原有古寺已然破败，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间，莲花寺等古建筑群遭到巨大破坏，仅存零稀遗迹散落其间，不仅如此，当前阳宝山的周围环境也遭到不小的破坏。对阳宝山古寺的恢复建设，须得从两个重要的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一方面，对原有佛教寺院进行修缮、恢复，另一方面，对阳宝山周边“景观”进行研究。古寺的重建，应该观察史料记载，以之为基础，而周边“景观”的调整，则是对阳宝山古寺建设的配合，这种“配合”既是人文角度的认识，同时也是自然层面的协调，二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注： 阳宝山历史久远，曾与四川峨眉山、云南鸡足山被誉为西南三大佛教圣地，曾有不少名人到此游览，留下一批宝贵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如今已经破败，几近不存）

二、日本佛教寺院简介及其文化建设

自隋唐以至明清，中日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以及其他各文化之间的交流都未曾间断，往来不绝。一方面，日本派遣僧俗学人来中国留学，学习中国佛教文化；另一方面，中国也常有僧俗学人前出日本，以弘扬佛法。观察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初期建立到佛教文化在日本兴盛以及日本本土佛教宗派的创生，可以发现，日本佛教文化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同时，伴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佛教礼仪、文物、建筑式样、工艺等也大量传入日本，尤其是日本佛教寺庙，保留和传承了古代中国的建筑风格，深深地镌刻了中华文化的烙印，历经千年而绵延不断。

日本佛教寺院众多，而其自隋唐就已留存的古寺更为精粹、显盛，加之浓郁的文化熏陶，可谓日本佛教文化中的一道奇观。“寺院是佛教文化的缩影，其中聚集了大量的佛教艺术品。大陆式的建筑、精巧的佛像、传神的雕刻，色彩艳丽的壁画随处可见，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宝库’。”得益于悠久的佛教寺院以及诸等文物珍藏的保存，为后世了解古代佛教文化、建筑式样以及相关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公元607年，圣德太子与推古天皇仿中国南北朝建筑式样兴建法隆寺，成为日本最古老的寺院建筑。公元718年，道慈历经十八载，入唐修学归国，弘传所学，并模仿长安西明寺，在日本奈良建造大安寺，成为日本古代最宏伟的寺院。公元759年，鉴真于奈良亲自主持兴建唐招提寺，弘化讲习，开日本戒律一宗，是为日本律宗总寺院。公元778年，慈恩大师始仿唐朝长安建筑，创建京都清水寺，成为京都最古老的寺院。此外还有东大寺、西大寺等古风遗址保留较好的日本佛教寺院，都可以窥探出中国建筑文化的特色踪迹。“日本古式木结构建筑的特点是采用素木，不加彩饰，而且线条多取水平、垂直分布，少用斜线和曲线。所以许多寺院木结构建筑上的彩色纹饰，以及榫卯和斗拱等结构要素的应用，一眼可辨是鲜明的中国特色。”

佛教最开始传入日本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佛教义理，也尚未达到真正的慧解与行持，经过日本历代君主的推崇、倡弘，佛教逐渐在日本上层人士以及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一种浓厚的文化风尚，并脱离以往较为混杂的状态，类同于中国佛教而依义理传法形成不同的佛教宗派，是有“南都六宗”，即天台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另有真宗、融通念佛宗、时宗等造脱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佛教宗派新创。佛教文化浓缩于寺院，也自然地表现出不同的建筑风格，故而，成就了日本多样的佛教寺院建筑样式，别具一格。

唐招提寺

唐招提寺

位于日本奈良市西京五条，始建于759年，属律宗，设有金堂、讲堂、经藏、宝藏以及礼堂、鼓楼筹等，为日本律宗总寺院。唐招提寺邻接药师寺、西大寺，由鉴真历时十二年建造完成，除了存有最大的金堂之外，还有讲堂、宝库和鼓楼，寺院建造当时的面貌保存得较好，天平时代的文化一直流传至今。

清水寺

清水寺

位于京都东部音羽山，始建于778年，属法相宗，设有西门、三重塔、经堂、开山堂、轰门、朝仓堂、本堂、阿弥陀堂等，为日本佛教北法相宗的总院。清水寺与金阁寺，岚山等是京都最为著名的名胜。另与石山寺、长谷寺等自古以来作为日本为数不多的观音灵地而闻名，清水寺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

永平寺

永平寺

位于福井县中部，始建于1244年，属禅宗，设有山门、佛殿、讲堂、僧房、库院、东司等，为日本第一巨刹。寺院伽蓝呈禅宗寺院典型布局，尤其中轴线之天王殿、佛殿、法堂布置，与明州天童寺一脉相承，故又有“小天童”之称。为曹洞宗第十四世正统法嗣。

醍醐寺

醍醐寺

位于日本京都市伏见区，始建于874年，属真言宗，设有仁王门、三宝院、灵宝馆、金堂、五重塔等，为日本佛教真言宗醍醐派的总院。丰臣秀吉曾于此举行“醍醐赏花”会，醍醐寺由此称著，清水寺有京都最古老的五重塔。

东本愿寺

东本愿寺

位于京都下京区，始建于1602年，属净土真宗，设有正门、阿弥陀堂、御影堂等，为佛教净土宗大谷派总寺院。分被有本院、“关东”别院，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尤为独特，其中御影堂是世界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物。

延历寺

延历寺

位于日本滋贺县大津市坂本本町，始建于806年，属天台宗，设有妙法院、青莲院、三千院、曼殊院、毗沙门堂、轮王寺等，寺院藏有铜造释迦如来坐像、木造千手观音立像等，悉数珍贵，是日本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寺院。

大石寺

大石寺

位于静冈县富士宫市上条，始建于1289年，属日莲宗，设有三门、奉安堂、御影堂、法祥园、莲藏坊、六壶、常灯坊等，为日本日莲正宗本山。日莲宗与“创价学会”有着很深的关系。

日本现存佛教寺院多达七万余座，当中更有不少寺院历经久远，奉之为“国宝”。无论是佛教文化的弘扬，还是建筑式样的留存，抑或是其他各佛教艺术的彰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同时，它还嵌入到日本文化性格，成为日本文化当中挥之不去的印记，因此，得到政府大量的财力支持，使相关佛教寺院得到较好的修缮和保存。另外，基于佛教文化在日本文化当中的作用以及在民众心中所具备的影响和拥有的地位，日本佛教寺院的发展也得到来自广大民众的支持，促进了日本佛教寺院文化的繁荣。

日本佛教特别重视对佛教义理、学识的研究，但其范围领域并非局限于寺院僧侣的参禅悟道、打坐修行，而是超越寺院在学术领域方面有着很大的延伸，日本很多大学都设有专门的佛学研究机构或是开设佛学研究课题，一些人甚至兼具僧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拥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有助于加深对佛教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另外，很多自隋唐就由中国传入的佛教原章典籍，在日本得到很好的保存，因此，使得日本在佛教义理知识研究和史料考证等方面有着重要的话语权，也推动了包括佛教寺院文化在内的整体日本佛教文化的发展。

日本佛教世俗化倾向较为明显，可以发现，日本佛教文化与社会生活较为贴近，日本佛教寺院也不是门庭紧闭拒斥民众，而是很好地与民众、社会相融合。“日本佛教的世俗化与社会化，是出世主义哲学与现实主义思想相碰撞的产物，应该说从总体上是顺应自然、顺应趋势的。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应时而至，应时发展。文化与社会之间，往往是由协调到冲突，再由冲突到协调。一种文化要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地调节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日本佛教文化与民众之间存有很好的互动，一方面，佛教文化融入民众生活，加深民众认识；另一方面，民众的广泛参与，对佛教文化加以深化。这种情形之下，作为佛教文化重要体现的佛教寺院文化也很好地与社会相契合，顺应时代的发展。

另外，日本佛教寺院文化建设特别重视与周围环境的互生协调。所以，在保障佛教寺院本身运行的同时，周围环境也得到很好的保护，正是仰赖于周围环境的整体协调，生态保障，才使得佛教寺院得以繁荣，而且，以往佛教寺院建筑还方便从已然存有的自然资源当中取材，促进佛教寺院的兴建和发展。

三、阳宝山古寺对日本佛教寺院文化建设的借鉴之思考

日本佛教寺院文化在保存、建设、弘扬、发展等诸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锤炼和积累，可为阳宝山古寺建设提供有益借鉴。文化的发展不能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然等同，尤其考虑到佛教文化的特殊性，“佛教本身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为满足特殊人群的特殊精神需要而产生、发展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特殊性规定了它具有严肃性、庄严性，也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因此，不能以生硬直观的数字作为绝对的标准衡量，而应以其自身存然的特殊性为出发，进行恰当的评价、考察。

首先，基于阳宝山古寺当前的现实境况，问题的首要是探寻其文化的源流，任何一种文化，如不究其根本，不就其历史、流传、演化进行细致的剖析和考察，不能保持文化的一贯相续，就不足以探明其究竟，不能从根本上立足，佛教文化亦是如此。佛教文化所带给人的既有“同体大悲”的积极入世关怀，又有“四大皆空”的凌然出世胜义，不管是从哪个方向进入，对佛教文化的建设和弘扬，都应该避免执念一边，而应切正佛理，依托佛教的精深义理和高妙解悟“直指人心”，以化导民众、调节社会。在佛教的义理和戒律中，都有着对于有违伦理道德的念想、言语、行为的明确规定和戒止，其目的正是在于“应化众生”，防止因为无所约束而恣意骄纵，导致对道德人伦的破坏，当然，在佛教文化当中，除了明确的戒律清规，也还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预设。事实上，戒律或者是预设，不仅适用于虔诚的佛教信徒，于普罗大众而言，同样具备此等价值、效用。正如佛语“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佛教文化与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序良俗深度契合，无论从个人身心还是社会公共道德原则出发，都具有深刻的意义。日本佛教寺院文化对于佛教义理、戒律清规等有着较好的遵守和保持，这为阳宝山古寺建设立于佛旨宗义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其次，尽管阳宝山在历史上也曾名列“西南三大佛教名山”，但因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造成阳宝山以往所具的繁盛景象早已失却，与另外的西南两大佛教名山——峨眉山、鸡足山相比，无论是从佛教文化的延续、传承，还是环境的协调、保持，都相去甚远。所以，对于阳宝山古寺建设须得考虑到问题的实际。另外，就地域差别而言，阳宝山地处贵州，当然与峨眉山、鸡足山相区别，在不离其佛教文化源流的基础上，明显的带有贵州本土文化气息。所以，决然不能将阳宝山佛教寺院文化建设与贵州地域文化割裂。此外，从阳宝山所存遗迹可以看出，其悠久的石刻、密集的塔林、寺院建筑的用料……独具一格，蕴含了其自身的特点，这也是阳宝山佛教寺院文化恢复建设以及今后发展所不能或缺的重要支柱，故对阳宝山古寺的建设，不必随波逐流，保持自身的独特，才能别具一格。因此，对其所存遗迹应该加以保护、修缮，既传承其佛教文化，又保持其独有的文化气息，使阳宝山古寺建设得以绵延、持久。这一点，可从日本各佛教寺院所凸显的特色窥见一般。

再次，佛教文化的进步、发展，应当顺应时代趋势，注重与民众、社会的融合，阳宝山古寺文化的建设也当如此。观察佛教乃至整个文化历史，唯有顺应时代发展才能获得长足进步，保持鲜活的生命，文化的传播、弘扬才成为可能，故步自封，非但不能获得进步，更可能使自己落于窠臼，陷入发展困境。事实上，佛教文化与社会并非截然对立，相反彼此紧密联系，一方面，社会的发展赋予佛教问题观察的新视域，推动佛教文化的进步；另一方面，佛教文化的进步也对涌现的社会问题进行辨析、明宗。历史上，正是由于积极与社会、民众相汇通、融合，才使得佛教文化得以经久不衰，获得广泛的认同。阳宝山古寺重建及未来发展，除了从文化层面着手以外，还应该注意对各关联因素的协调，尤其是对周边“景观”的研究。联系到日本佛教寺院文化建设的所具备的充分经验，再考察阳宝山古寺残破的现状，比较而言，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示现。所以，对阳宝山古寺的建设乃至谋求未来的长远发展就不得不从人文、自然角度进行综合把握。人文角度有民众习俗、文化以及各佛教文化等方面的映衬；自然方面则有林木生态、设施等方面的配合。这不仅是阳宝山佛教寺院文化的基本支撑，同时也是保障其未来发展所不得不深思熟虑的基本前提。

最后，发扬佛教文化固然有必要，但必须站在促进文化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开拓文明进程的角度考虑，防止佛教文化的急功近利，尤其不能使佛教文化成为社会经济利益的附庸。“佛教中存在着许多旅游文化开发的禁区，这是佛教生存和发展的必要保证。如果禁区被打开，佛教的神圣性、庄严性就不复存在，佛教存在的基石也就动摇了。”如果不能在佛教文化建设过程中有所坚持，就会使佛教的神圣性、庄严性得不到基本的保证而失去意义，不仅不能促进佛教文化的发展，反而使自身落入囫囵，这无疑是佛教文化发展之殇，也是必须予以谨慎对待避免逾越的禁区。日本佛教寺院文化建设虽然与现实社会相贴很近，也借以经济的发展带动佛教寺院的繁荣，但违背佛教义理宗旨的禁区设置还是依旧坚持。所以，阳宝山古寺建设以及未来发展，也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了意佛旨，彰显价值。

四、结语

阳宝山古寺的建设应该立足于佛教文化根基，避免因为一味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致急功近利。由兴盛到落寞，阳宝山古寺已然经历了一次文化阵痛，如果再次重建仅是为求达到经济的满足而忽视、摒弃对文化乃至其他综合因素的考量和重视，非但与阳宝山古寺建设的初衷背离，也无法取得持久的进步。另外，阳宝山古寺建设除了以上所述的汲取对于邻国日本在佛教寺院文化建设中的智慧经验以外，更要注重对自身特色的传承和保持，切不可因为盲目的外在借鉴吸收而把自己本在的根本予以抹杀，同时，还要注重对涉及阳宝山古寺建设的关联问题予以认真细致的探究和考察，不至偏废。

简言之，阳宝山古寺建设非于朝夕之间，本立于文化之宗、佛旨之要，然其发展，断难轻且，若无躬行践履，不足以求得古寺建设的实现；若非细思密缜，不足以达到明宗立意的完全。阳宝山古寺之建设，必须防止拔本塞源、饮鸩止渴，惟其如此，才能使古寺相承延续，驰名久远，此等问题，须慎思之。

[1] 沈祖祥：《中国宗教旅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

[2] （清）爱必达、张凤孙：《黔南识略》，道光二十七年罗氏刻本，第367页。

[3] 民国《贵定县志稿》，民国八年抄呈本，第6页。

阳宝山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