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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宝山的中轴是佛教文化
所属图书：《阳宝山文化研究》 出版日期：2017-10-01 文章字数：5860字

阳宝山的中轴是佛教文化

一

距离省会贵阳70余公里的贵定县阳宝山上，留存着一座规模很大却鲜为世人所知的佛教遗址。阳宝山海拔1566米，山下是洛北河蜿蜒流过。山顶尚存一大片石灰石所砌寺庙遗址。在一片举目荒芜的残垣断壁中仅见残缺的房基、零星的石雕、碑刻、柱础、石门、横梁等。山门旁有一块清嘉庆年间立的石碑，高2米，宽1米，记述了维修莲花寺的情况，因年久风化剥落，全文已模糊不清。山门有石联一副：“义薄云天垂千古；忠昭日月著千秋”，横额“绝类轶伦”。静室有石联：“月明午夜书声逸；露冷三宵佛号岩”，横匾“黔山独秀”。“树木森密，殿阁崔巍”已无踪迹。阳宝山分前后山，前山是莲花寺，后山是飞凤寺，在飞凤寺左侧是公山寺，三寺形成品字型分布于阳宝山中。三寺中以莲花寺最大，在新中国成立后渐毁，“文化大革命”中遭毁灭性破坏。

在距离此莲花寺右前方约千米的斜坡上，是占地数万余平方的僧侣墓塔群。有石质墓塔124座，土质墓坟100余座。石质墓塔形制呈现多样性，有圆形、方形、宝塔形、六角形、八角形，塔层从一层到七层不等，最高石墓塔逾4米。葬式有一塔一穴、一塔数穴，多的可达一塔六穴，石质墓门大多已残缺，从空洞墓门向里看，穴内有棺有罐，墓塔内大多空无一物，有的仅见棺木残片或陶罐残片。残破的墓塔上有工艺精美的浮雕、镂空雕，图案有花、草、鱼、虫、兽、人物等。塔墓碑文阴刻文字大大多于阳刻文字，碑文毁坏严重，内容残缺模糊，但大多可看出禅宗的“临济”字样。据当地文管介绍，这片数量众多墓塔其年代多自清康熙初至民国时期，主要由僧官和寺庙方丈等修行较高人的塔墓和一般修行人的土坟构成。这片僧侣墓塔数量规模宏大、墓塔葬式、精美石雕在我国江南都属罕见。

在诸多关于贵定阳宝山的信息中，均称阳宝山在明清时期已与四川峨眉山、云南鸡足山并称为西南三大佛教名山。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初版）中有这样的表述：“阳宝山在贵定县北十里。高千余尺，树木森密，殿阁崔巍，群峰环向此山，称黔东之胜”。但却未见其与四川峨眉山、云南鸡足山并称西南三大佛教名山的记载。峨眉山因是普贤菩萨道场、鸡足山是迦叶尊者道场，且有数量众多脚庙而闻名，而阳宝山是因何闻名呢？在王路平教授著《贵州佛教史》里，以大量翔实的资料专章对“明季贵州佛教的鼎盛”、“明季临济宗灯系特点”、“明季佛教在贵州传播”、“士大夫逃禅出家风行一时”“明季佛教文化灿烂辉煌”等来龙去脉都做了详尽叙述。同时对“明末清初贵州佛教思想家”、“明清贵州佛教名山”、“近现代贵州佛教的衰落和复兴”都有大量记叙。从中只能看到对阳宝山的零星记载。从已知资料里并未见有贵定阳宝山与峨眉山、鸡足山并称西南三大佛教名山的记载，至今尚无任何可考资料为此说立据。尽管如此，这大片让人浮想的佛教遗址以及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观音菩萨圣诞的前后三天，贵定县广大民众及周边地区香客皆会相约朝拜阳宝山，燃香叩拜祈福求庇佑确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佛协副会长、阳宝山新建的莲花寺住持释纯一在实地考察后指出：阳宝山佛教历史遗迹文化气息厚重，是名副其实的历史佛教名山。但认定为“西南三大佛教名山”尚待充足事例依据。

阳宝山鹤立于在群山中，特殊的地理气候情况也使之成为盛产茶叶之地。康熙《贵州通志》载：“屡著灵异，来朝者众，遂为名山，山产茶，制之如法，可供清缀。”阳宝山所产茶叶品质上乘，清香回味可口，又传因产自莲花寺开山祖师白云和尚亲植茶园，当地称此茶为白云茶。清《黔南识略》载：“山顶茶茁云雾中，为贵州冠。今犹充贡，岁出常不足”。《贵州古代史》载：“栽培茶树……贵定阳宝山、翁栗坡、五柯树、摆耳等地出产，特别是贵定阳宝山的云雾茶最著名，色清味香。”由是可见，阳宝山所产之茶又称为云雾茶。据称，清末贵州巡抚林绍年入朝进献给慈禧和光绪帝的“贵定云雾贡茶”多产于阳宝山。又可知，阳宝山乃因“屡著灵异，来朝者众，遂为名山”，从中可见《贵州佛教史》对贵州佛教“佛道儒巫杂合”特征的概述。可见阳宝山不仅是民众心灵的祈盼，更依此山盛产茶叶而闻名。

自古佛门与茶就有不解之缘，阳宝山佛寺遗址与其盛产优质茶可谓天然合一，佛教遗址给人们留下的是诸多联想，所产之茶却让人回味。禅茶一味之说为修身养性之人所独衷，赵朴初先生为此挥毫题词“佛茶”。又是可见，阳宝山的灵魂是佛教，也是诸业围绕其行的中轴。

二

明清两代，贵州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一定地位和地方特色，阳宝山不仅留下了内容较为丰富的遗址，并留下一批宝贵的文学遗产和艺术精品，也给今人留下了不少谜团。

据贵定县所提供的资料称，明代建文帝之归宿地很可能藏身于阳宝山佛教墓塔遗址中。然而翻阅许多资料对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众多，无一定论。王路平教授著《贵州佛教史》一书，以丰富可考的史料、大量篇幅叙述了明代贵州佛教的发展，尤其对“靖难之变”后建文帝的出走及下落作了如下叙述。“建文帝确实削发为僧，流亡西南诸省。其间曾在黔中开山建寺，其离黔后，所建所住之山寺，皆成为黔中佛教名山大刹，故建文帝与明代贵州佛教关系实尤大焉。”明万历后，中国佛教有过一段兴盛之况，而建文帝在滇黔削发为僧，游走于各个深山寺庙中，并成为白云山开山之祖，同时留下不少诗文。可见，建文帝对贵州佛教兴盛起了很大作用，其流亡滇黔之时，足迹遍及黔中，也在黔寺留下不少诗文。如今省会贵阳许多如“南明堂”、“永乐路”、“太子桥”等地名、街道名当与其有关，当知建文帝的活动可见一斑。而在阳宝山佛寺史料中却未曾有提及，未有充足史实。面对阳宝山佛教遗址，如此罕见的众多僧侣墓塔群是否与建文帝有关，尚待有力证据。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到清末这个时间跨度里贵定佛教兴盛的景况。从贵定县有关人士的考据认为阳宝山是建文帝最后归宿地，尚待有力证据支持。即便如此，建文帝归宿地众说纷纭，已成为明史未了之谜，留待今后深入调研也未尝不是好事。

《贵州佛教史》指出，“明末清初，黔地士大夫的逃禅出家之风也是促使贵州临济禅宗炽盛的主要动因。逃禅出家，为明季士大夫之风气。黔滇是南明最后领地，明士大夫多集于此，其中之志士多有偏安之忧，而又无回天之力，为求精神解脱，禅悦者众。南明亡后，他们作为明朝遗民，深感亡国之痛，为全其志节，又多逃禅甚至削发出家。”“故其时士大夫逃禅出家蔚成一时之风气，以至士大夫无不谈禅，僧侣亦无不与之结纳。迨至清初康熙之世，黔中此风仍未坠落，由此更使黔中佛教特别是禅宗佛教呈鼎盛之象。”该书对明季士大夫逃禅出家风行一时现象，选择蒋杰、谢士章、丘禾实、丘懋朴、丘懋宏、谢三秀、越其杰、杨文骢、方于宣等作了介绍。

据该书与其他相关资料显示，与贵定阳宝山有关系的是莲花寺关系密切的明代名儒、翰林丘禾实［（1570—1614），字登之，新添卫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以及其子丘懋朴、其侄丘懋宏都有记载。据传官至辽东巡抚的邱禾嘉（丘禾实之弟）也曾在阳宝山秉烛夜读。《贵州佛教史》录有丘禾实《登阳宝山僧舍》二首之一“缥缈危峰碧落齐，攀跻竟日有招提。云生户外诸天近，月挂松梢万象低。玄乐何年归玉笈，清谈中共夜阇梨。一声唤醒浮生梦，不是灵鸡不敢啼。”诗中不难看出丘禾实曾在阳宝山常住参禅，修身悟性。丘禾实之侄丘懋宏，字若谷，明末曾官至贵州指挥使，也有“《送宝华上人游鸡足山》诗二首：出定扶筇不掩关，清风明月一开颜。空门受用当如此，何必鸡足胜宝山。”又“离俗何言被俗封，解粘释缚且从容。禅师底脚从来阔，不为探奇访胜峰。”由此几诗已足见阳宝山寺僧闭关参禅之风、士大夫儒学与佛学的功力。同时也可知即时阳宝山僧人多以参禅为主，虽悟空性却未实证，心外尚有境界打转。又实因鸡足山乃迦叶尊者道场，而参禅者大多会去此地参访，既已悟道还何需慕其名而行呢？故才有“空门受用当如此，何必鸡足胜宝山”之句。从中也不难从另一个侧面发现阳宝山与鸡足山并称齐名有夸大之嫌，也有违佛教之义理。但从中可以看到明季士大夫逃禅之禅悦的诗风与其儒学修养密切关联。

从《贵州佛教史》所载史料看，其时阳宝山莲花寺、飞凤寺、公山寺的年代似乎与之士大夫逃禅现象出现时代较为吻合，大片的修行人墓塔时间记录似乎也与之吻合，而墓塔形制的多样性似乎也在证明着其主人来自不同地区，墓穴中的棺木或陶罐残片又似乎在叙说着丧葬习俗的事实，墓塔的装饰石雕艺术似乎也在表明主人的尊卑贵贱。因缺乏文字性表述，毕竟是从表象上得到的一些认识，这其中的关联性究竟有多大，是为未解之谜。

而明代以来大众朝山拜佛，香火兴盛，在康熙《贵州通志》如此叙述：“屡著灵异，来朝者众，遂为名山。”可见，在生产力低下、文化贫瘠的黔中少数民族聚集地，佛道儒巫杂合一处是不足为奇的，由此而称“阳宝山与峨眉山、鸡足山并称西南三大佛教名山”有违佛教基本义理。不管怎样，佛教遗址是阳宝山的核心所在，也是众多迷雾所在。阳宝山上尽管有数百座和尚坟及墓塔，却找不到开山祖师白云大师之墓冢，白云禅师是否阳宝山开山祖师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对于阳宝山数量众多的墓塔群是否与士大夫的逃禅有关、又分属临济宗何派何脉、葬式之谜、精美石雕之谜、西南佛教名山之说……留待日后丰富研讨之题，不亦乐乎。

谜，是其魅力之所在；谜，给人们留下了更多探寻空间；谜，让更多的人去探索佛教文化的精髓；谜，给阳宝山蒙上更多迷人的色彩。对于阳宝山诸多未解之谜，也都与佛教密切相关，与民众信仰相关，阳宝山之中轴实乃佛教文化。组织力量，搜集翔实资料，包括所有石刻、寺庙遗物、寺产情况、建寺时间、人物采录等等，当是进一步研究至关要津。

三

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开发阳宝山都必将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历史文化、禅茶文化、城市发展、旅游度假等诸多齿轮正常运转的中轴就是佛教文化。

佛教是智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是揭示宇宙生命本来如此、普遍如此、必然如此、法尔如此之真相，破除迷信的无神论；是以应机契理之法、种种方便手段引导未醒、未觉、未悟、未修的有缘众生开启智慧、觉悟人生、离苦得乐的智慧教诲之学；寺院则是传播佛教义理之道场、接引教化众生之平台、僧侣修行护法弘法之丛林；寺内塑像乃疏理表法、教导众生尊师重道、敬畏真相、依教奉行之媒介。圣严法师曾说：“佛教在世界性的各大宗教和思想之中，显得非常特殊。凡是宗教，无不信奉神的创造及神的主宰，佛教却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唯物思想是无神论的，佛教却又坚决反对唯物论。佛教似宗教而非又宗教，类哲学而又非哲学，通科学而又非科学。这是佛教的最大特色。”在众多资讯里，不难发现中外诸多历史名人对佛教的本质属性皆有表述及评价。佛教如此好，可真正认识它的人却很少，误解它、曲解它的人确不少。

就现实状况看：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佛教，把无神论的佛教与创世神的宗教画等号；把寺庙与佛教画等号；把寺内塑像与神灵画等号；把烧香拜佛求庇佑与佛教信仰画等号；很多人带着功利目的进寺庙，烧高香、求神拜“佛”，俨然把佛菩萨塑像当作了不分善恶是非曲直见钱眼开的鬼神……这是佛教文化的堕落悲哀还是众生之悲？

究其因，大致与以下这些因素有关。很多寺庙对佛教鲜见作正面宣传，对佛教基础义理不感兴趣，正面传播教化能力衰竭，热衷于经忏法事，使之广为诟病，成为社会贬斥佛教的口实；很多人把方便教化的手段颠倒当作目的并神化、玄化、夸大其作用，以讹传讹扭曲了佛教根本义理，使之蒙上浓厚的宗教色彩被曲解、被误读；相当多的“学佛”人、“信佛”人不懂佛教基础义理，信而不仰、仰而不信，心外有佛、心外求法，逢庙烧香、见“佛”磕头，混乱颠倒了动机目的态度路径方法手段之次第，不醒、不觉、不悟、不明就里而盲修……凡诸尘相种种，实已成佛教文化面临之严势峻态，当为贵州佛教文化务须应解、亟解之结。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华后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传播、发扬，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就是有适其生存发展的人文环境、空间与条件。随着传入时间、地域文化、民族的差异，也反映出各自的特点。在地处西南一隅的贵州，丛山密布、生产力低下、少数民族聚集、地域原生态朴素文化繁杂的环境中，佛教传播便逐渐形成了鲜明特征。《贵州佛教史》、《黔中禅林》中，王路平教授从历史、社会、现实的角度对这些特征作了概括：佛道儒巫杂合，密禅净盛行；信教人群文化程度低的多，高的少；女性大大多于男性；年老体弱多而青壮年少；经忏法事多，讲解基础义理、传播佛教文化少。明清时期贵州佛教曾盛极一时，从阳宝山佛教遗址也不难发现，而这正是与明万历后中国佛教兴盛相吻合的事实。时至今日，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却是：贵州至今是全国唯一没有居士林、没有佛学院、没有佛教文化刊物的省份。身处西南之贵州，万勿夜郎自大、自娱自乐，陶醉其间，客观认识分析贵州佛教之状况，从实立足方是复兴佛教文化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佛门四众热衷于建庙、修庙做法事，鲜见在佛教义理基础做功夫，少见基础义理弘传上致力，而急功近利、商业化业已成为阻碍欲学佛而未学人、近佛欲深修人之阻碍，实已为贬斥佛教的口实。佛教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根植于数千年文明之基，乃在于基础之固。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任何不符合佛教义理律制之寺庙都必将加速正信佛教的灭亡。若把阳宝山比作一个运转正常之时钟，佛教文化之基础义理即是诸多齿轮和谐运转的中轴，犹如形式与内容、动机目的与路径手段之关系不可颠倒。缘起缘灭，缘聚缘散皆自然。顺其安然，攀逆即亡。

在经济大潮对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审美价值观冲击和贵州佛教界长期形成的特点背景下，在中原佛教寺院已有诸多微词诟病之际开发阳宝山，偏离基础义理而言他犹如般若智慧之大厦建于沙滩之上，其厦必倾覆。正法弘扬的关键在佛教基础义理的弘布，当以佛教文化为其中轴，以佛教基础义理为其要，在基础义理上做功夫，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佛教乃正途，惟此方使“人间佛教”真正走进大众、走进生活，此实乃真实功德。

在开发复兴阳宝山时，应充分利用阳宝山之空间，以艺术塑像、亭阁、牌匾、影像诸多种形式，宣传佛教基础义理（如四圣谛、法四依、五时判教、六度法门、八正道、牧牛图、十二因缘等等），营造佛教基础义理教化的良好氛围，同时以基础义理为核心举办儒释道等国学文化“书院”、“论坛”等。若以数年，将阳宝山打造成为西南地区真正的佛教名山。非此，以佛教之形而未有之实必将戴上“挟佛敛财”的帽子，加速汉地佛教走向灭亡而毁誉，堕入谤佛谤法的深渊。

惟愿阳宝山开发中能打造成弘布佛教文化之基础义理的佛教名山，唯此方可使阳宝山以独特之长立于众多佛教名山之林中。

阳宝山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