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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贵定阳宝山宫山寺
所属图书：《阳宝山文化研究》 出版日期：2017-10-01 文章字数：5036字

贵州贵定阳宝山宫山寺

从贵定阳宝山宫山寺的发现，到山门石刻楹联的进一步解析，使人意识到贵定阳宝山宫山寺虽为一个佛教弘法道场，可能是明建文皇帝为保住生命被迫出家隐藏、修行的一个藏修之处，远古的一代帝王竟落于如此窘境，可见封建皇权争夺的残酷与无情。天资仁厚而又年轻的建文帝面对阴险、狡诈、残暴的燕王朱棣时不得不败下阵来，被迫躲进深山而出家为僧。贵定阳宝山觉灵塔院中疑是建文帝灵塔及疑是建文皇太子灵塔和阳宝山宫山寺等诸多证据的发现，进一步证明贵定阳宝山宫山寺可能是明建文皇帝朱允炆“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后出家为僧，在阳宝山的隐藏、修行之处。贵定阳宝山宫山寺为什么会是明建文皇帝的藏修处呢？笔者作如下多方面的解析。

一、为什么地方官府及地方文献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贵州贵定（古称新添卫）阳宝山宫山寺的有关记载？

《明史》载：“新添卫，麦新故地也，宋（1201）克麦新城，乃改为新添（新添葛蛮军），元至正二十八年（1291）置新添葛蛮安抚司，明洪武四年（1371）置长官司，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改为卫，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置军民使司，领长官司五：曰新添，曰把平寨、曰小平伐、曰丹平、曰丹行”（《明史》卷三百一十六，列传二百四，贵州土司，新添卫，第8195页）。

以上史料说明，明新添卫（今贵州贵定）建立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明洪武初年，由于新添诸蛮复叛，明太祖朱元璋大将陈德幸受朝廷提调，由南京率兵赴新添平叛，故明朝廷于明洪武四年（1371）建立新添长官司，由陈德幸镇守新添（今贵州贵定）。明洪武十八年（1385）陈德幸逝世，陈德幸次子陈忠因战功卓著（康熙《贵州通志》有记载）继任，镇守新添长官司（今贵州贵定）。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明朝廷设立新添卫，陈忠是首任指挥使，明朝廷允许其世袭新添卫（今贵州贵定）指挥，执掌卫印，作为新添卫指挥使陈忠及子嗣，对于隐藏在新添卫（今贵州贵定）阳宝山宫山寺的建文帝除了暗中积极协助保护、帮助建文帝隐藏、修行之外，绝不可能有其他对建文帝不利的行为和动作，绝不可能暴露建文帝隐藏的一丝一毫的信息，当然也绝对不可能在官方或地方文献中留下任何记载。这就是宫山寺具有如此恢宏规模的一个古寺庙建筑群，为何数百年没有官方或地方文献记载的原因。

二、贵州贵定阳宝山宫山寺为什么会被历史湮灭数百年而无人知晓？

《明史》记载：“明洪武七年（1374），谷霞、谷浪等苗攻劫的数诸寨……永乐二年（1404）置丹平、丹行二长官司。宣德元年（1426）新添土舍宋志道到洞蛮肆掠……（宣德）九年丹行土舍罗朝煽诱寨长、卜长、逃民罗阿记等侵占卧龙番长官龙保地，又攻猱平寨焚劫……景泰二年（1451），苗贼在新添行劫……成化九年（1553）旱灾，免新添卫粮，万历三十四年（1606）贵州巡抚讨平贵州苗……”（《明史》卷三百一十六，贵州土司，新添卫，第8195页）。以上史料说明，在明朝洪武至万历年间200多年的历史中，明新添卫（今贵州贵定）自古属黔中，都因战乱不断，饱受兵火和战乱的蹂躏，加之旱灾，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贵定阳宝山宫山寺建在白太阳山深处，既无交通、又无香客，人迹罕至，虽至如此，但是由于位于少数民族地区，寺庙仍难逃战火之劫难和损毁，基于宫山寺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何时被兵火损毁而遭历史湮灭，数百年来在无任何官方和地方文献资料记载的情况下，人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和了解它何时被湮灭的。今天的人们，就更难予考证了。

三、贵定阳宝山宫山寺的建筑风格为何与本土寺庙建筑式样有别？

然而数百年前的明新添卫（今贵州贵定）是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生产力非常落后，可阳宝山宫山寺的建筑样式却与阳宝山莲花寺、飞凤寺等本土寺庙建筑不符，阳宝山宫山寺山门及前殿建有石栅栏，石柱头上雕有狮子，浮雕栅板工艺精湛，大气磅礴，尽显皇家气派的勾栏式建筑，这自然应与建文帝在阳宝山宫山寺隐藏、修行有关。建文帝本为一代帝王，其修建和居住的寺庙自然与本土建筑有别，故阳宝山宫山寺寺庙建筑与本土寺庙建筑样式有别并不为奇。

四、关于阳宝山宫山寺为什么引用宋朝大儒朱熹为江西九江白鹿洞书院题的楹联？

数百年前的明新添卫（今贵州贵定）地处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史称鬼方。由于地域关系，土地贫瘠，文化和经济落后，也是当时尚未王化的地区，直至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正式建省，这样一个十分落后的少数民族地方，根本就难以有人知道并了解一代大儒朱熹，更没有人具备从朱熹为江西九江庐山白鹿洞书院撰写的六幅楹联中挑选一幅出来刻于阳宝山宫山寺山门这样的能力与水平。

具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是量身取用，选定书院楹联为我所用，知道和了解一代大儒的人，只能是隐藏、修行于贵定阳宝山宫山寺的建文帝本人。

五、阳宝山宫山寺为何要修改书院的楹联？

贵定阳宝山宫山寺本是佛教的弘法道场，不但引用并修改了书院的楹联，寺庙里不是“经书万卷”，而是“诗书万卷”，不谈偈语，却谈诗词，这“有悖常理”之嫌，恰恰证明了宫山寺山门石刻楹联就是建文帝量身引用并修改的，一则反映建文帝崇尚儒学，饱读诗书，印证《明史》“天资仁厚，亲贤好学”之记载；二则是向世人说明，大明朝的“日、月”朝廷已过二轮，是非曲直，天地有眼；三则也向世人说明，建文帝自己本为圣贤，即使是一代大儒之名联，也应为帝王服务，名联的修改，的确亮出了建文帝崇尚儒学的帝王身份，也印证了只有帝王身份，才有可能修改一代大儒朱熹的名联。

六、为什么白鹿洞书院的重建、《明史》的记载及贵州长顺白云山建文帝为僧，贵定阳宝山宫山寺山门石刻楹联，均出现在同一时间节点上？

据载：江西九江庐山白鹿洞书院建于南唐升元四年（940）其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元代至正十一年（1351）毁于兵火，在被兵火毁坏八十七年后，明正统三年（1438）得以重建。“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的朱熹名联才重现天日，世人才予知晓。《明史》又记载了正统五年（1440）建文帝以僧人模样时常往来于滇、黔、巴、蜀。大部分研究建文帝的专家学者也都倾向于明正统五年（1440）建文帝在贵州长顺白云山为僧，因不利隐藏，只得另寻他处的说法。贵定阳宝山（阳宝山与白云山距离不足一百公里）宫山寺又有悖常理引用鲜为人知的江西九江庐山白鹿洞书院楹联，如此巧合的时间节点并不偶然，其真实地反映了在滇、黔、巴、蜀行走的是建文皇帝。在贵州长顺白云山为僧的是建文皇帝，选用江西九江庐山白鹿洞书院楹联并改动后刻于贵定阳宝山宫山寺山门的仍然是建文帝。贵定阳宝山宫山寺应是建文帝重新修建来用于自己隐藏、修行的寺庙。

七、阳宝山宫山寺为什么要重建于白太阳山深处？

由于地域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贵定阳宝山宫山寺寺庙修建后经战乱又受损毁，修复损毁，劫难不止，不断地轮回，作为逃亡的一代帝王，建文帝在其复建时肯定要考虑隐藏、修行的安全性，近日又在贵定阳宝山宫山寺大殿佛座侧边发现来不及逃避时用于临时躲藏的地洞，因此选在白太阳山深处的绝壁密林之中和人迹罕至的地方来重建庙宇，这样更为安全和可靠。

八、贵定阳宝山宫山寺重建在幽深隐秘之处，既无交通，又无香客，寺庙修建资金和日常开销由何而来？

将宫山寺重建在背靠绝壁的地方，主要是利于建文帝隐藏安全方面的考虑，作为隐藏来讲，这样的地方肯定是无交通，无香客，也不需要有香客来往。宫山寺的修建资金和寺庙的日常开销肯定也是由建文帝来承担的，作为一代帝王，虽是逃亡隐藏，与一同撤出的巨大财宝资金来讲，阳宝山宫山寺的修建资金及寺庙日常开销可谓是大海一滴，九牛一毛而不足挂齿了。

九、贵定阳宝山白太阳岭与宫山寺文字称谓之间有无寓意及关联？

贵定阳宝山白太阳岭及宫山寺何时有此称谓，因年代久远，难予考证，笔者揣测这应与建文帝有关，其目的是向后人起到暗示的作用，在讲究文字艺术的古代，其文字的隐意是非常丰富的，作为佛教方面来说，太阳就是光明，代表帝王，白太阳就是“白王”，重叠后就是皇帝的“皇”字，贵定阳宝山宫山寺的“宫”与皇宫的“宫”为同一字，是否意为宫山寺是建文帝的“皇宫”，笔者不得而知。而阳宝山觉灵塔院中的建文帝灵塔塔联上的题款“隐人伯王珍赠”，隐去“人”后留下了“隐白王珍朕”，仍然“白王”重叠变成“皇”字，成为“隐皇珍赠”，“珍朕”又与“真朕”同音，而意为“隐皇真朕”。其寓意与阳宝山宫山寺“皇宫”文字寓意两者如出一辙，寓意十分深远。

十、贵定阳宝山宫山寺勾栏式的寺庙建筑

勾栏式——典型的中国北方建筑派别，勾栏由望柱、夹石杆、栏板构成，单层称为“单勾栏”，双层称为“重台勾栏”，修建勾栏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建筑的伟岸、恢宏和不凡。明清的皇宫都是勾栏式结构。六百多年前的古新添卫（今贵定）土地贫瘠、生产落后、信息闭塞，人民贫穷，而阳宝山宫山寺居然也是勾栏式寺庙建筑，令人无比惊异，到底是为了体现寺庙的恢宏、不凡和富有呢，还是另有其意，令人感到困惑。

十一、贵定阳宝山宫山寺出土之石雕麒麟（残部）

麒麟这一象征吉祥、仁爱的瑞兽。从二千五百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起，在皇家宫苑、王公相府、学府、皇陵等重要建筑门前都常见石雕麒麟，以体现其荣华富贵，彰显清明和吉祥。

民间对麒麟有着美好的愿望，麒麟每次出现都将是一个非常的时期。据记载，孔子与麒麟密切相关，相传孔子出生之前和去世之前都出现了麒麟，据传孔子出生前，有麒麟在他家的院子里“口吐玉书”，书上写道“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孔子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春天，提到“西狩获麟”，对此孔子为此落泪，并表示“吾道穷矣”。孔子曾写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不久孔子去世，所以亦被视为儒家的象征。而麒麟，也是上古最期望出现的吉祥动物，它们的出现表示一代的幸福。因此，那时的人们希望麒麟总是伴随着自己，给自己带来幸运和光明，而辟除不祥。当上古时代的这种信仰被传承下来的同时，麒麟所具有的吉祥意义也随之被广大民众公认且牢牢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麒麟便成了某种意念的象征，某种意境的表现，某种力量的显示，并启发人们的想象，引导人们的精神去契合某种意念，进入一种特定的境界，给人们以希望、安慰和某种追求的力量。

据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志记载，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杜阳县（今麟游县）凤鸣山中曾发现一只白色麒麟。民间普遍认为这是开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紫气东来、瑞气盈门的盛世预兆。果不其然，汉武帝时期，西汉帝国达到鼎盛，人民安居乐业数十年。又据《重修凤翔府志》卷三记载，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曾在普润县城（今麟游县老城）东北十里又发现一只白麟。又据《新唐书·卷三十七》载文：隋恭帝义宁二年（618），“以仁寿宫中获白麟，更郡曰麟游，兼置麟游县”，朝廷抓住这一吉兆，于此设置麟游郡与麟游县，祈望盛世。结果大唐帝国建立，果然出现了贞观盛世，国泰民安。

贵定阳宝山宫山寺，一个地处少数民族、边远的西南大山当中的一座寺庙。竟然也出土了贵族所钟爱和拥有过的石雕麒麟（残部）令人回味，百思难解。宫山寺出土的石雕麒麟（残部），是否体现了明建文皇帝以麒麟仁君的谦谦风度来暗喻自己“天资仁厚”呢，笔者不得而知。

十二、贵定阳宝山宫山寺出土之瓷器（残部）

中国是最早制造和使用瓷器的国家，使用瓷器的范围非常广泛，上至朝廷及皇亲贵族，下至庶民百姓，几乎无人不用，为了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烧制瓷器的窑口分为“官窑”和“民窑”。官窑专门生产烧制朝廷和宫中使用的瓷器；民窑专门负责生产民间所使用的瓷器。官窑与民窑之间的瓷器在质量、工艺、艺术上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按照规制，“御用”的瓷器是绝对不可流入民间的。可深处贵定阳宝山大山密林之中的宫山寺，竟出土了“大明成化年制”的瓷器残件。明成化（1465—1488）年间贵定阳宝山宫山寺作为一弘法道场，至少证明在五百多年前有人在宫山寺使用“官窑”的御用瓷器。普通佛教寺庙怎么会出现“官窑”的瓷器呢，使用瓷器的人又是些什么人呢？

从贵定阳宝山宫山寺寺庙的重建，楹联的引用和改动、地理环境的选用等诸多方面来看，均与建文帝有关。即作为建文帝藏修、隐蔽的地点，其寺庙建筑风格、建筑工艺、生活用品均应显示皇家风格和气派，只有这样的“寺庙”，虽然简陋，也才能暗自彰显和体现建文皇帝的身份和地位。

以上诸多方面的证明，贵州贵定阳宝山宫山寺就是明建文皇帝被燕王朱棣武力推翻后被迫颠沛流离、四处辗转后隐藏、修行的地方，它的发现将会彻底揭开建文帝失踪之谜，了结六百多年来明朝历史上的第一大悬案。

阳宝山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