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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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阳宝山佛教文化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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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阳宝山佛教文化旅游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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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阳宝山与贵定文化名人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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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阳宝山文化延伸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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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佛茶文化 [收起]
贵定阳宝山佛教文化底蕴探析
贵定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部、乌江支流清水江流域，黔桂铁路、湘黔铁路在此交会。明朝时期开始置县，农产有稻、玉米、小麦、油菜籽、麻等，以盛产烟草及云雾山的“云雾茶”著名，重要集镇有平伐、昌明、沿山、盘江等。阳宝山在贵定县北部德新、宝山两乡交界处，是一座著名的佛教山，明、清时期香火鼎盛，曾与四川峨眉山、云南鸡足山齐名为西南三大佛教圣地，灵山出灵人，灵人咏灵山，莫友芝《黔诗纪略》中就记录了明代贵定诗人丘东昌、丘禾实父子吟咏阳宝山的诗章，如下：
两首诗中，前者歌咏阳宝山灵雾；后者描绘了诗人登阳宝山僧舍所观、所感、所悟。而且，从丘禾实《登阳宝山僧舍》一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明代阳宝山已有佛教文化，其几百年的佛教文化沉淀，造就了现在阳宝山浓厚的佛教文化底蕴。此文主要通过对阳宝山莲花山的探究，来分析阳宝山的佛教文化。
关于贵定阳宝山莲花寺遗址的概况，《贵州省志·文物志》中记载：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莲花寺并不是一座孤立的寺庙，而是一座包括许多佛教殿宇的规模宏大的寺庙，曾经香火鼎盛，可惜后期被严重破坏，但是其佛教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如今莲花寺遗址的状况，“前山莲花寺顶峰上建造的莲花寺残壁，由山门、韦驮殿、关帝宫、真武殿、玉皇阁、僧房、客房等建筑基地组成。山门旁有一块清嘉庆年间立的石碑，高2米、宽1米。记述了维修莲花寺的情况，因年久风化剥落，全文已模糊不清。山门有石联一副：‘义薄云天垂千古；终照日月着千秋’，横额；‘绝类轶伦’。静室有石联：‘月明午夜书声逸；露冷三宵佛号岩’，横匾：‘黔山独秀’，字大如斗，笔力苍劲，为清末贵定书法家喻鸣桥所书。莲花寺大殿内原有天然莲花石座，上铸铜佛一尊，高1米有余，其他百余铜铸罗汉、佛像均高60厘米左右，分列正殿两旁。如今的莲花寺，早被毁坏。那些对联有的只见残迹，有的毫无踪影。那些铜铸佛像、罗汉也不知去向。” [4] 从材料中可知，莲花寺原本香火鼎盛，奈何后世对其破坏严重，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想要还原其本来面目，实属不易。努力追寻、修复，可能仍不能完整展现，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莲花寺当初的盛况是我们后人极为惊叹和向往的。
由以上材料可知，莲花山巅的莲花寺，始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嘉靖皇帝于公元1521年至1566年在位，也就是说莲花寺修建于嘉靖在位的第二年。明中叶，佛教团体增长迅速，天子崇佛，耗资庞大，“例如朝贡者的相继前来，从事联系滞留北京的喇嘛与宫廷传奉官的增加，以及中国境内寺院的创建、重修、斋醮香火费用的增加，赏赐、给予秩禄、支给食粮等，花费莫大的内帑，致使帝室财政匮乏。” [5] 因此在明嘉靖六年（1527），正式对佛教实行肃清政策。而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明永乐十一年（1413）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贵州在明代历史上发展较快。莲花寺在明世宗继位的前几年所建，正是佛教极为盛行的时期。以小见大，佛教的发展也从侧面反映出贵州在明一代文化的发展情况。莲花寺在明、清时期香火鼎盛，并没有收到嘉靖皇帝肃清政策的影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莲花寺地处偏远，影响不到，再加上明代本来就崇佛，嘉靖帝的打压政策在地方并不会得到有力的实施，所以说，如果后世对莲花寺没有进行破坏，并注意保存，那么阳宝山佛教群定会很壮观，对后人了解明代佛教文化在贵州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如今，我们只能从其遗址中感叹其佛教文化底蕴。
此外，“原在莲花寺前左侧的坡地上，面积数万平方米，为阳宝山和尚墓地。至今仍有大小塔墓百余座，小土坟数百座。从清康熙初年至光绪末年均有埋葬者。其中，康熙元年（1661）所立‘曹溪正脉嗣成祖师讳然蒲号瞿墓’，与雍正十一年（1732）所立‘特恩示寂僧网司法顺号耳明觉明墓’为最大。这两座塔墓分三层，底层为方形，宽4米，高1.5米，砌石面上有花卉、鱼鸟等浮雕图案。二、三层均八方棱形，也有各种虫鱼花草浮雕。塔顶高约1米，由三个扁圆石雕和塔刹重叠而成。工艺颇为精巧，属典型的佛教造型艺术。其他较小塔墓尚有不同建筑风格与石刻图案。” [6] 探究莲花寺的佛教文化，其旁边的和尚墓群是不能忽视的。从原有规模宏大的莲花寺到神秘的和尚墓群，还有后山的飞凤寺，反映了阳宝山这一佛教灵山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
佛教文化只是阳宝山多元文化的一部分。阳宝山的多元文化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前来观光游览，除了上文提到的贵定人丘东昌、丘禾实父子外，比较著名的人物有徐霞客、林则徐等。从阳宝山现存的佛教遗址规模和残存情况来看，其佛教文化底蕴犹在，今天我们想要恢复阳宝山的佛教文化盛况，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需要后人的诚心努力和与时俱进。文化是需要保护的，对莲花寺等庙宇的破坏，就是对阳宝山多元文化的破坏，因此，恢复和发扬阳宝山的佛教文化，符合当今多元文化发展的需求。
[1] 丘东昌：丘禾实之父，隆庆举人，历任开州、泸州知州。
[2] 丘禾实（1570—1614）：字有秋，登之，号鹤峰，明朝新添卫（今贵州贵定）人。幼时聪颖好学，学业名列前茅。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举人，廿六年（1598）进士。他是云南、贵州两省入翰林院后第一个获授职者，历任翰林字检讨，掌修国史，右春坊右谕德，33岁时任宫廷起居注，负责记录皇帝言行，四十三岁升右春坊右庶子，带病主持京师秋季武考，出闱后病情恶化，于次年卒于任上。著有《丘禾实文集》八卷、《丘禾实诗集》四卷、《丘氏家乘》、《经筵进讲录》等。现多已遗失。
[3]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文物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42—243页。
[4] 龙平久：《略述贵定阳宝山佛教文化遗址的现状》，《时代报告（学术版）》2014年第9期。
[5] 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6] 贵州省文联、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胜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9—3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