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高原东部碑刻文献整理研究综论

一、云贵高原东部碑刻文献基本状况及面临的问题

云贵高原东部，按照地理学上的划分，是指云贵高原乌蒙山以东的区域，主体是贵州高原，也包括与之相邻的云南、四川、重庆、湖南、广西的小部分区域，因此，本研究涉及的区域就是基于贵州，兼及周边。碑刻文献，一般是指1949年以前的各时期的各种碑刻文献，个别特殊形态和独特内容的可适当下延至1949年以后（如毛主席语录碑、中外合作开发碑刻）。本地区碑刻时代主要是宋以后，集中在明清至民国时期，主要类型有各种竖立石碑、石柱、石牌，也有一定量的墓志、摩崖、造像、崖壁题记等。

以贵州为主体的云贵高原东部，为我国西南地区地形从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的地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系统。地形地貌十分复杂，西北高东南低，万山绵延起伏，重峦叠嶂，切割零碎，山高谷深坡陡水急，山地、高原、河流谷地、山间小坝子，交错逶迤，纵横盘曲。历史上，南方各少数民族在这里大杂居小聚居，又交错而居，宋以后，这里连接着内地与边疆，成为内地与西南边疆最为重要的通道，使得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长期分散杂居又交汇交融，发展形成了异常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相对于其他地区，其生态环境更复杂，历史文化形态更多样，层次性更突出，地域性和民族性更浓郁。

本地区碑刻文献时代相对晚近。时代晚近就意味着当地人跟它的关系很密切，人们甚至还知道它的故事，为何立碑刻石，里面的内容跟他们的前辈人的关系，这种情况往往体现在村口寨中的规约碑、功德碑中。本地区碑刻文献多为各族群所制造使用，服务并服从于各族群的社会文化生活规则，而碑刻一旦生成，又在发挥其规范性、约束性的功能，人们往往视之为神物，尊之敬之。这个方面以苗族界石、侗族款碑、瑶族石牌以及屯堡人、布依族、侗族的祠堂庙宇碑最具特色，充分显示了社会组织制度与信仰文化的多元性。为了适应喀斯特地貌和脆弱的生计条件，各民族关于生态环境护理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充满了智慧，这些在碑刻中也有非常多的记录。本地区山高坡陡水深，各地都有路、桥、义渡、栈道、路牌、井、亭楼、馆舍之公设，以便人与物之往来与停息，其事缘起经过及捐助情况皆有碑记可循，此类碑刻实为一大宗，最能反映地方社会之自助自治精神和文化。本地区还有历史上各级政府官员刊布的大量告示碑，多反映官民互动，基层民意与官方意志的博弈，这类碑刻中以中央王朝对地方各民族的军事备防、戡乱与抚慰最具特色。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官吏、乡贤耆老昭示文治武功的记功碑和摩崖题记。

云贵高原东部保留的大量碑刻文献，是这一地区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碑刻文献以明清时期最为繁多，以汉文书写为主，也有彝文、水书、壮字、满文等文字形式。其中仅彝文碑刻在500通左右，水文碑刻在400通左右。内容十分丰富，具有多样性、民族性和区域性等特点，反映了西南各民族生产生活、社会组织与制度、社会管理、家族历史文化、民族迁徙与融合、历史人物活动、风俗习惯、审美艺术、观念信仰、语言文字、思想教育、生态环境适应与保护等方面，具有深厚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对研究西南地区独特的山地文明、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有重要的意义。云贵高原东部还存留着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碑刻，这些碑刻的文字囊括了多种书体，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不仅内容丰富还包含着多种文体，是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和文化保护传承教育的宝贵财富，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价值。

由于环境变迁、自然剥蚀、保护和利用不善等因素，碑刻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如碑刻字迹不清，碑身小片剥落，周围环境杂乱，基础设施不完善，展示利用不充分等种种问题，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和展示利用。当前，这一地区正与全国一道，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快车道。客观上讲，近几年的城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和大扶贫大开发，对本地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遗产带来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散佚和存留于民间的各种碑刻在有意无意之中遭到各种破坏，开发力度越大的地方破坏性越强越彻底，抢救性调查搜集和保存这些碑刻文献已是刻不容缓。

二、国内碑刻文献研究与数据库建设述论

碑刻文献研究在中国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是传统金石学的重要部分，有相对完善的研究方法和著述体例，发挥着正经补史考史的功能。近代以来，随着现代考古学的传入，特别是考古学的田野调查与发掘方法的形成，整个金石学融入考古学中，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传统和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各省区文物部门和相关研究机构都不断地在搜集整理并汇编出版各种碑刻文献，数量大，类型多，为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与此同时，历史文献学家往往把碑刻当作特殊的文献类型，强调其独特的文献形态、类型、内容、特点和价值，注重从资料获取、著录、释读、考证等方面展开研究。但不管是考古学层面的还是文献学层面的，碑刻文献研究都是中国历史学体系的有机部分。不过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的碑刻文献整理汇编集中在特定地区和特定领域，搜集整理方法还比较传统，观念比较滞后，学者们也主要是从历史学、文献学、文艺学、宗教学等方面开展专题研究，研究的理论、方法、手段还不够科学合理，其丰富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远远没有得以充分实现。正如毛远明先生所言：“碑刻文献的丰富性、研究价值的重要性同目前研究的成果现状相比，实在很不相称。”（《碑刻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37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碑刻材料的散碎、不系统，另一方面是缺乏以碑刻为本位的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目前对中国碑刻文献研究用力甚深的有赵超、徐自强、毛远明等先生，以下评介其成果和主要观点。

赵超先生著《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该书对中国古代石刻的主要类型及其演变、石刻的保存状况、历代石刻的研究以及石刻文字的释读、拓本的辨伪鉴定与编目整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分析。特别是对石刻的类型学研究和各种石刻形制的结构、功能、起源与演变有精深的考证，见解独到，反映出作者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考古学思维。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明确把石刻范畴从有文字的铭刻扩大到图像石刻，从铭刻文字研究扩展到广义石刻研究，从碑刻文献学研究上升到文化遗存研究，强调其所具有的特定历史文化内涵和文化功能，并置于整个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系统中去理解其产生、发展和演变。这种研究思路在其发表的《汉代画像石墓中的画像布局及其意义》（《中原文物》1991年第10期）、《式、穹隆顶墓室与覆斗形墓志——兼谈古代墓葬中“象天地”的思想》（《文物》1999年第5期）、《试谈北魏墓志的等级制度》（《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不过作者由于受考古学的影响，侧重于宋以前的石刻，虽然提及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石刻的现象，但对其丰富性、区域性、民族性及研究价值估计不足，忽视了碑刻在边远地区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文化功能。

徐自强、吴梦麟先生合著《古代石刻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该书先按时间早晚顺序对各种石刻分门别类进行介绍说明，又对岩画、刻石、碑、墓志、画像、造像、石经等各类碑刻的特点和代表性作品逐一详加介绍说明，同时对各省石刻的数量、分布、特色等作介绍。该书资料性强，注重对我国石刻文献纵向与横向的内在关系、发展脉络、时代特征的总结。作者顾及全国碑刻文献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差异，为各省区碑刻专做介绍，开阔了视野，虽然论述力度和说服力还不强，但也值得肯定。作者把岩画作为碑刻的一类列入，有待进一步研究。

毛远明先生著《碑刻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9年12月出版。此书是集成性通论之作，既逐一介绍了中国碑刻文献的形制、分类、内容、书写体例、保存形式，又对碑刻文献研究的历史发展、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加以详细的分析总结，整书取材丰厚而翔实，论述谨严公允。本书最大的价值是突出碑刻这种历史遗存的主体性，深入讨论了碑刻文献的特点和价值，强调碑刻文献独特的表现形式、内容和发展演变规律，应该在理论方法上进行新的科学的探索，并提出了碑刻文献学的定义、内涵及其发展趋势，推进了碑刻文献学学科发展。当然，作者倾向于把碑刻文献限定于以石质为书写材料，镌刻书写于其上的语言文字信息的“碑刻语言文献”，相应地把碑刻文献学定位为文献学的分支学科，这种限定固然突出了碑刻文献的文字主体性，但往往会导致忽视从纵向上理解石刻图像与石刻文字的发展演变关系，也不利于从横向上理解区域性的碑刻文字与其他相关的社会文化公共表达形式的复杂联系。

近二十多年来，以明清史及区域社会史研究见长的“华南学派”，善于通过田野调查，系统搜集民间碑刻、契约、谱牒、宗教科仪文本、账簿等地方文献，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模式，结合传世历史文献，解读各种民间文献，企图通过梳理地方性史料，书写区域社会史，进而揭示中国大历史之内在理路，重构中国明清社会历史的基本框架。“华南学派”代表性学者有郑振满、刘志伟、陈春生、赵世瑜、科大卫等。他们在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区域社会结构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这些研究极大地打破了历史学科界限，拓展了史料来源，推动了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创新，开创了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范式。其中，关于民间碑刻调查研究的理论方法、如何解读及其对历史研究的地位、作用等问题，一直是“华南学派”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一些学者亲自调查搜集民间碑刻文献，汇编出版，如郑振满、丁荷生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和泉州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2003），张正明、科大卫、王勇红主编的《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其两次续编（2005、2007、2009）等。2002年，张小也邀请郑振满、赵世瑜、科大卫关于碑刻文献研究做了一次访谈录，其访谈录整理成《碑刻——正在消逝的历史档案》发表在《光明日报》2002年1月24日第A04版，集中反映了他们对碑刻文献整理研究的主张。强调碑刻文献是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和社会结构的产物，是历史研究十分重要的材料，可以通过碑刻文献的解读来理解地方性知识和历史文化结构与传承。而当前最重要的是对碑刻文献进行科学全面的搜集整理，保存这些珍贵的史料。现有的搜集整理普遍缺乏科学方法，这些工作对碑刻的史料价值会产生破坏作用。认为从史料价值来看，所有的碑都重要，碑上的所有内容都重要，不存在什么“重要碑刻”和“碑刻上的重要内容”之区别。2004年以来，郑振满主持了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主办民间历史文献研讨班和论坛，对包括碑刻在内的民间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见。指出要对民间存留的各种文本做科学分类，理解各种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完整的文献系统；要考察文献的源流，必须通过回溯其所在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每一种民间文献的形成、流传、使用过程做了解。这些观点在其《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和《新史料与新史学——郑振满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2年4月号）中有集中表达。

近年来，一些图书馆、博物馆和科研机构建立了碑刻拓片数据库和数字化共享平台，已较为成熟和完善。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碑帖菁华”，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历代甲骨、青铜器、石刻等类拓片建设了《中文拓片资源库》，现已有元数据23000余条，影像29000余幅。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秘籍琳琅”，有金石拓片3万余种，7万余份。中国台湾有“金石拓片资料库”和“拓片典藏知识暨网络应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拓本文字数据库”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的“馆藏中国石刻拓片”等数据库可资参考。这些数据库的建设也存在些许的遗憾与不足，如在开放程度、检索界面、著录内容等方面可做进一步的完善。

区域性碑刻文献的数据库标准建设和建库工作也处于探索阶段，其中以广州地区中山大学图书馆为代表，对区域性碑刻拓片数据库论证和建设取得较大的进展。针对广州地区的石刻文献信息特征，进行层级设置，深度揭示碑刻信息，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地方性碑刻文献书目控制。（见张靖、李梦霞、林明《广州地区公藏石刻文献情况调查——兼论地区石刻文献数据库的建立》，《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年第4期）。在已有的碑刻文献拓片数字化基础上，图情学界研究者在开始关注并着手碑刻文献的3D数字化建设。如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的王文兵副研究馆员发表的《基于GIS的碑刻古籍资源空间信息系统设计研究——以湖北恩施州碑刻古籍资源为例》（《情报探索》2015年第11期），试图通过田野考察，利用GPS、GIS、3D虚拟现实技术，采集碑刻坐标、拍摄照片、录像、地理空间信息、立体图像、各类地图、文献资料等，构建一个立体的可视化的空间数据库，并融入已有的碑刻古籍资源数据库中。尽管这项工作还停留在初步的设想和尝试阶段，但对碑刻通过田野搜集整理并数字化，较碑刻拓片数字化而言，工作量更大，难度更高，数据信息采集更复杂，对抢救和保护大量散佚民间的碑刻十分关键，其意义非同小可，预示着碑刻文献搜集整理的全新模式的开始。

在拓片数据库的建设中，元数据标准的设计及提取是数据库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代表性的拓片元数据标准有《北京大学古籍数字图书馆拓片元数据标准（草案）》、国家科技部重大基础课题“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子项目“专门元数据规范”的拓片元数据规范研究成果、《拓片与古文书数位典藏计划暨辽金元拓片数位典藏计划拓片Metadata需求规格书》（中国台湾）。碑刻拓片文献形式多样，内容千差万别，其原器物的材质决定了其独有的特点。由于元数据标准规范设计复杂，为了实现对石刻拓片文献资源的充分描述和揭示，需充分吸收和借鉴已较为成熟的拓片元数据标准和应用的实践经验，尊重拓片元素的多元性，客观规范地制定出适应的碑刻拓片文献元数据标准。

三、云贵高原东部碑刻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述评

1.主体区域的碑刻文献研究

贵州的碑刻文献整理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1948年完成的民国《贵州通志》专列《金石志》，对贵州一些重要的碑刻有所记录，但很不全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了一些单体碑文的考证文章，如余宏模的《明代水西慕魁陈恩墓碑探证》（《贵州文史丛刊》1980年创刊号）、《明代万历壬辰水西大渡河桥彝文碑》（《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威宁乌木屯安巡如墓碑残文探证》（《贵州文物》1983年第1期）。碑刻资料汇编有贵州省博物馆编的《贵州省墓志选集》（1986年内部资料）；贵州省毕节地区民委、六盘水市民委、大方县民委编，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大方县彝文编译组译的《彝文金石图录》（第1—3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1989、1994、2005）；彭福荣、李良品、傅小彪编撰的《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选辑》，重庆出版社2008年出版。2003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贵州省志·文物志》中也收录了不少碑刻文献，但大都来自各地方志中，转录中的错漏衍倒不乏其例。这些资料对散佚的碑刻文献有汇辑之功，但相当于庞大的碑刻文献数量和类型，远不够全面系统。其对所收录碑刻文献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相关的文献记录大都未作说明，碑刻本身的信息缺漏也较多。

近年来，以长江师范学院彭福荣先生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涌现出来，其发表的关于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碑刻的系列论文，涉及人物形象、信仰民俗、生态和谐观念、妇女形象等方面，可以看出这个团队着重开展对乌江流域碑刻文化的调查研究与文化释读，从碑刻文字研究扩展至形制图像与思想文化的研究，拓展深化了碑刻研究的内涵和研究内容。与此同时，贵州师范大学严奇岩先生2013年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300年清水江流域林业碑刻的生态文化研究”，其研究成果也比较显著，发表的论文有《从禁渔碑刻看清末贵州的鱼资源利用和保护问题》（《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从〈龙村锁钥〉碑看苗族洞葬的祖先崇拜与风水信仰》（《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从碑刻看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招龙谢土的生态意蕴》（《宗教学研究》2016年第2期）等，注重田野调查搜集，善于结合碑文从细微处解读文化。

贵州民族大学也是碑刻研究的重要单位，叶成勇、吴大旬、郭国庆等强调从碑刻本体出发，系统解读其反映的历史与文化现象，撰写一系列论文，同时指导学生通过田野调查，搜集整理第一手碑刻资料，撰写学术论文。目前相关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正在整理出版。他们作为专家参与该校图书馆贵州特色文献资源数据库“贵州世居民族文献数字图书馆”建设。这是一个整合研究和公开发布贵州地方文献的信息开放平台，已初具系统性和特色性。“贵州世居民族文献数字图书馆”是2010—2012年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撑项目，共投入559.1万元，融合WEB2.0（以用户为中心）和WEB3.0（以资源整合为核心）的理念，与技术公司合作开研发并拥有贵州民族大学自主知识产权的资源建设和服务平台。该平台已建成“傩文化”、“贵州地方文献”、“世居民族文化藏品”、“贵州人物”等数据库并发布。建设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张志清研究员，档案学专家、武汉大学王新才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CALIS管理中心副主任陈凌研究馆员等专家学者的指导。通过建设，培养了一支地方文献资源的采集、整理、修复及数字化加工的人才队伍。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研究团队对清水江流域碑刻文献的调查与研究。这个团队以张应强、李斌、龙泽江、吴才茂、姜明为主，涉及碑刻的分类、内容和价值及其所反映的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农业管理、社会结构、社会管理、婚俗变迁、教育文化诸多方面。这些研究注重田野调查，搜集和扩展第一手可靠资料，成果显著，思想活跃，自觉践行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史、社会史的多种理论方法和多视角交叉研究，使碑刻研究已经有机地融入区域社会整体史研究之中，预示着新的研究范式在不断形成。而中山大学的张应强教授是这种研究范式的最早践行者和推动者。

此外，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宋先世先生通过考古发掘和田野调查，对水族墓群及其碑刻作了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出版《水族墓群调查发掘报告》一书（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其结合水族的丧葬习俗和生活习俗来认识水族墓葬和碑刻文化现象，具有突出的考古人类学的色彩。当然，本书着重于墓葬与碑刻形制图像，对碑刻文字（汉文和水文字）关注不够，是一大缺憾。毕节学院的周北南先生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贵州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主要是对贵州地方志文献中的碑刻资料的整理，这是贵州碑刻研究的第一个国家级研究项目，促进了相关的研究。

2.周边相邻地区的碑刻文献研究

云南地区的碑刻文献研究集成性的著作，早期以民国时期修撰的《新纂云南通志·金石志》最为著称。1980年代汪宁生著《云南考古》对碑刻有专门论述。杨世钰主编的《大理丛书·金石篇》，199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通录碑文1100多份，拓片1400余张，是对大理所属县市碑刻及其拓片的全面搜集，是目前大理境内碑刻收录最广最多的汇编。李荣高编著的《云南林业文化碑刻》（德宏民族出版社，2005年）和萧霁虹主编的《云南道教碑刻辑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资料也十分丰富，充分反映了云南碑刻文献的多样性和独特价值。代表性的论著有朱安女所著《文化视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巴蜀书社，2012年），以《大理丛书·金石篇》所载碑刻为对象，涉及碑刻中表现的民间文化、信仰、美学意味、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在文化视野的统摄下，归结到白族古代碑刻所蕴含的国家与边疆、儒学与地方文化交融与互动，这是从国家、社会与文化整体角度系统解释区域性民族性碑刻的最新成果。涉及思想文化方面的有萧霁虹的《文化身份与宗教信仰——从碑刻资料看傣族土司崇奉道教史迹》（《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从碑刻看云南妈祖信仰》（《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1期），刘弘的《从云南的历史碑刻看儒家文化在边疆的传承与作用》（《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3期）、杨玠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字碑刻概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和华林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字历史石刻档案述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涉及地方历史的有方龄贵的《大理五华楼新出宋元碑刻中有关云南地方史的史料》上下篇（《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5—6期）和李宗蔚、徐晶、罗云芬的《浅谈东汉至南朝时期的云南碑刻》（《西安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涉及生态环境的有周飞的《清代民族地区的环境保护——以楚雄碑刻为中心》（《农业考古》2015年第1期）和《清代云南禁伐碑与环境史研究》（《中国农史》2015年第3期）以及日本学者清水享的《云南南部的生态环境碑刻》（载杨伟兵主编的《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东方出版社2010年出版）。总体来看，云南的碑刻文献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参与者较多，主要集中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和宗教学方面，涉及的范围也较宽，产生了一些高水平的集成性和专题性研究成果。

广西地区的石刻文献搜集整理较早，1982年出版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虽然数量不多，但代表性的碑刻都有体现，尤其突出了碑刻的区域性和民族性。最近几年，以广西师范大学杜海军教授为首的研究者，经过十多年的广泛调查搜集，先后于2013年和2014年整理出版《桂林石刻总集辑校》、《广西石刻总集辑校》，这两大部书籍内容丰富，编排严谨，考证精当。与此同时，杜海军教授还自觉地探索碑刻文献的区域社会作用与功能，近五年来，先后发表《论桂林石刻的文献特点与价值》、《桂林摩崖唐代男像观音考》、《广西石刻的历史成就与整理之不足》、《石刻整理常见误录探因》、《石刻文献之历史功用》、《广西石刻在我国文献史上的独特贡献》、《论摩崖榜书的文学特性》、《论石刻对文学传播的贡献》、《摩崖榜书是诗性的语言》等文章，集中反映了作者对碑刻文献主体性特点和社会文化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入，开启了碑刻文献的理论性规律性探索。此外，广西地区的历史学、民族学、文学、法学学界不少学者就单体碑刻进行专题研究，涉及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民族活动等方面。

湘西地区碑刻文献研究以彭武文、瞿州莲为代表，主要针对五代时期的溪州铜柱铭文和明清时期土司碑刻文献展开讨论。彭武文出版《溪州铜柱及其铭文考辨》一书，岳麓书社1994年出版。该书根据作者亲自考察铜柱铭文，对其文字内容逐一进行校勘和史实考辨，用力甚深。2009年，彭武文出版《中国古铜柱铭文通论》，研究视野有很大扩展。近年来，吉首大学瞿州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发现永顺土司金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3BZS039），以瞿州莲为首的研究团队，着重对永顺土司金石文献的搜集整理。2014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金石铭文中的历史记忆——永顺土司金石铭文整理研究》一书集中反映了其成果。该项研究的突出之处就是以第一手碑刻文献为本体，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和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多视角全面探讨碑刻文字内容所反映的永顺土司的历史事实。将永顺土司金石铭文置于当时全国大背景下，辅以正史、方志、田野调查资料等相关文献相结合，从国家决策的整体观、民族文化的整体观和跨文化整合的系统观的视角，揭示金石铭文背后所隐藏的历史史实以及与土司制度之间的关联性。

3.已有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主要由历史学和文献学专业研究者推动，碑刻的搜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目前，本区域碑刻文献研究已有五项国家社科课题，可见一斑。

（2）研究视野从文献层面拓展到文化层面，注重通过碑刻文献内容的细致梳理和发掘，来解读相关的历史事实和文化内涵。关注碑刻文献所反映的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和历史特殊性，如土司制度社会、少数民族妇女与婚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生态保护与自然资源利用等。

（3）受到历史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启示，一些学者能够自觉地结合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田野工作方法，进行实地调查搜集碑刻材料，并置于区域社会文化系统中进行社会关联性和文化整体性思考。

存在的不足：

（1）碑刻资料搜集整理不系统不完整，积累不扎实，研究基础很薄弱。由于碑刻大量散落在民间，搜集整理者不及十分之一。大量散落民间的碑刻，往往被遗弃、毁坏和淹埋，而已有的一些搜集和整理由于人力财力和物力的限制，整理出的碑刻文献范围很有限，保存零散，类型不全，内容比较单薄，录文也多不完整，很多信息都有缺失。

（2）研究的理论方法还比较单一，以碑刻为本体的研究尚未开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碑刻文献主要是从各自的兴趣点出发，结合历史事件、边疆问题和民族文化，进行了专题性和单体碑文的考释与研究。已有的研究依据的资料比较单一，普遍缺乏第一手的系统田野调查资料；研究涉及面虽已较宽，但仍显得零碎，还谈不上有系统性，没有形成成熟的碑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由于都是从各自学科出发，旁及碑刻文献，取其论述所需部分，往往会忽略碑刻文本的内在关联性，拆解割裂文本的完整性。最集中的问题就是缺乏以碑刻为本位的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尤其缺乏对碑刻文献的性质、特点、文化意义等方面探讨，至于碑刻文献的数字化建设更是罕见。

（3）对碑刻文献的价值及其社会文化系统性认识不足。碑刻文献的整理研究涉及许多方面，包括对碑刻文献的范畴、内容、性质的探讨，对碑刻文献的价值的研究与解读，对碑刻文献的编撰体例的探索，碑刻文献的全面搜集、保护、传承与利用等。碑刻学的呼声渐次高涨，整个学术界对碑刻越来越重视，但多停留在资料的运用层面，没有解决碑刻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

鉴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田野调查中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科学全息系统搜集整理，二是综合多学科的理论方法，丰富完善碑刻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三是通过数字化方式来解决大量面临损毁的田野中碑刻的保护、传承与利用问题。

四、下一步研究的着力点与突破点

1.在当前民间碑刻大量流散损毁的情况下，通过现代科技设备和技术手段，实现碑刻信息数字化记录、保护、传播和传承

民间碑刻在大量流散损毁，学术界一直呼吁组织全国性的调查搜集，建成数据库和文献检索系统。以往常见的碑刻文献数字化主要就是对文字信息的数字化，但文字信息只是碑刻信息的一部分，一个层次。针对文字的数字化必然会遗失很多碑刻信息，如碑刻生成流传与使用的社会基础、所在的自然条件、当地人对其理解与认知情况、碑刻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当地人围绕碑刻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活动等等。要深度揭示碑刻信息，实现碑刻的信息检索、知识导航、资源索引、传承保护和研究拓展，这又得走向数据库建设及3D展示之路。而要科学全面系统记录这些信息，就必须充分应用现代科技仪器设备和制作技术。全景摄影相机、GPS定位仪、3D扫描仪及飞行器航拍技术、音视频剪辑合成技术等，已经能够满足这样的需求。传统对碑刻文献的描述手段主要是使用视频、图片、文字，信息不全面、系统，因此，要满足专业人员特别是更多大众的信息获取需求就必须将信息全方位地展现在用户面前，基于3D技术的碑刻文献虚拟实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技术手段。3D模型虚拟实现，可以给参与者一个相对真实的感官体验，它能够动态逼真地展示各类场景。碑刻信息3D数字化是碑刻研究的全新课题，是碑刻文献记录、保护、传播和传承的最有效的手段，可以打破空间的限制，深入挖掘碑文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给人更加具体的认识，也能大大提高人们保护碑文的意识。

2.在全面系统科学搜集的基础上，对云贵高原东部碑刻文献开展数字化研究

相对于纸质文献和甲骨金文而言，碑刻文献有其独特性。当前图书情报机构对古籍文献和地方文献与文化的数据库建设十分关注，已经取得可观的成绩，极大地改观了纸质文献阅读使用的局限性。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碑刻文献的整理研究要取得突破，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建设数据库。但碑刻文献存在不同的形态，一种是纸质化的碑刻文献，即已采集为拓片资料或已出版纸质图书的形式，进入馆藏状态，这部分实际上可以纳入古籍文献数字化之中。而另一种是散佚乡间山野的石质碑刻文献，呈现出立体状态，与周边的地理景观、文化环境、居民生活有密切联系，有其固有的生成、流传社会空间，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围绕碑刻的很多文化事项还鲜活地存留在民间社会，可多维视角观察和多文化视野的理解，这部分内容既是当前数字化的重点，也是创建碑刻学的关键所在。我们认为，碑刻文献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不能只是历史文献而仅供学者研究时使用，而是急需保护保存和复原研究的有形文化遗产与无形文化遗产的融合体，其所在的自然环境系统和原生社会文化系统信息应该得到全面科学的记录，其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和艺术价值更应该通过建设开放的数字资源平台得以发挥。因此，从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及社会文化建设诸方面看，用现代的科学手段和方法对碑刻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调查、整理和传播，迫在眉睫。

3.以历史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为基本学科知识体系，以丰富的云贵高原东部碑刻文献为依托，借鉴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图像学、文化遗产学的理论方法，为创建真正的碑刻学提供实践与理论支持

碑刻文献的整理研究长期沿用金石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理论方法，致使碑刻学的学科理论方法探索长期停滞不前。根源在于碑刻文献学倾向于把碑刻文字当成研究对象，有很大的局限性，阻碍了碑刻学的独立发展。

碑刻作为一种历史遗存，既包含铭刻文字，也包括相关的图像，既包括物态的碑刻本身，又包括碑刻依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围绕碑刻而产生的系列技术工艺与外观形态设计，碑刻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行为、社会功能、文化观念以及相关的口传信息，有其特定社会文化内容、内涵特点和时空差异。碑刻的形态、功能和表达方式又还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作用，如墓碑、记事碑、纪念碑、信仰碑、告示碑等。我们认为，只有涵盖了上述碑刻的各个方面研究才能称为碑刻学，这样，碑刻学就可以包括碑刻技艺学、碑刻社会学、碑刻文献学、碑刻文化学、碑刻遗产学。成熟的碑刻文献学沿自传统金石学，又吸收了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的方法，自然是碑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碑刻文献学不等于碑刻学。从这个意义上讲，碑刻学不能再局限于文献学的范畴，应该把碑刻当作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的有机部分，置于活态社会之中进行理解。只有借鉴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图像学、文化遗产学的理论方法，才能创建出更能探究碑刻内涵、特点和规律的理论方法。

总之，要以碑刻学理论方法创建为学科意识，以历史学、文献学、图书情报、计算机科学技术、影音技术为学术依托和技术支撑，建立一套规范标准的数据采集体系，搭建3D数据库平台。应用现代技术手段搜集整理云贵高原东部碑刻文献，完成碑刻资料的3D数字化，建成一个开放共享的3D数据库平台，探索云贵高原东部碑刻资料的数字化模式。

五、碑刻文献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云贵高原东部碑刻文献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历史文化现象，是我国古籍文献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蕴涵着本地区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和生存发展智慧，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和文献价值。本选题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云贵高原东部碑刻资源的全面采集，可以为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便捷准确全面系统的基础资料，对于促进科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云贵高原东部历来都是我国南方各民族的聚居杂居之地，对这一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情况，传世文献的记载十分简单和有限。碑刻这类文献在许多方面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碑刻文献是区域历史文化的一种特殊记忆，也是本地区人们重要的书写形式。碑刻文献除用汉字书写外，还有彝文、水书、壮字、满文几种民族文字，涉及内容相当广泛。这类文献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记载的内容大都与少数民族重要的社会文化事象紧密相关，其中蕴涵本地区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和生存发展智慧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些碑刻文献不仅丰富了我国文献的内涵，更是国家古籍文献遗产中的一个特殊类别和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珍贵资料的系统搜集整理和数字化呈现，对于区域社会史、民族史、文化史、边疆史、民族文学史研究都是一种促进，可以丰富和拓展广义的历史学科体系。

2.通过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可以拓展研究渠道和改进研究方法，深入挖掘碑刻文献的内涵，从而提升碑刻研究的层次

对碑刻文献的科学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与3D数字化，涉及历史学、民族学、文献学、宗教学、文字学、文化遗产学、图书情报、现代影音技术、计算机科学、数据库建设等多个领域，是开展多学科领域交叉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是创建碑刻学的重要实践活动。通过课题的实施，可以培养碑刻学研究和碑刻信息数字化采集与数字化的专门人才，无论是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人文学科建设，还是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通过碑刻文献数字资源建设，特别是3D数据库，可以为全国碑刻文献及古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保护传承提供有益的借鉴

对碑刻文献的田野调查及数字化，首先是有计划有重点地对云贵高原东部丰富的碑刻资源的摸底调查，从而补充了该区域的碑刻文献资料空缺。其次，通过对采集的碑刻文献进行分类整理及描述性元数据研究，从而建立起碑刻文献数据库建设的数据规范，为碑刻文献的标准化和开放共享提供了技术保障。同时也为国内其他地区的碑刻文献数据库建设提供了参考案例。本课题探索的3D数据库模式是一种新的古籍文献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方式，对全国都有导向与示范性作用，可以为全国碑刻文献及古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保护传承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