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简称“贵”的由来-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贵州是国内所有省（市）、自治区中唯一用治在州郡行政区划名称作为省名的政区，简称“贵”。虽说沿用下辖政区名称稍有不妥，但用“贵”作简称却是理所当然。因为，“贵”与贵州地域有不解之缘，由来源远流长。追根溯源，贵州之地在夏殷以前，称为赤水。《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在赤水西”；《山海经·海内西经》曰：赤水“流注南海”；而贵州域内的南、北盘江，就是是当时的赤水。南、北盘江及下游红水河流域，是苗族世居之地。《明史·土司传》：“西南诸苗，有虞三苗，商之鬼方之属皆是。”西汉末礼学家戴德作《大戴记》：“南辟之民曰蛮。”《礼·王制》：“南方曰蛮。”南、北盘江及下游红水河河水汇珠江后流入南海。而现在贵州赤水河在古代的名称是赤虺河，流入长江。因此，贵州之名，可知最早的称谓是赤水。到夏商时期，贵州大部区域已知地名叫鬼方。现知最早的，由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记：“高宗三十二祀，伐鬼方，次于荆。”南朝宋裴骃《集解》引虞翻注：“高宗，殷王武丁。鬼方，国名。乾为高宗，坤为鬼方。”这里所说的“坤”，是占卜的方位西南之卦。清末著名学者俞樾《群经平议》：“惠氏谓荆楚古称鬼方，说至确。离为南方卦，鬼方亦南方国，足见圣人取象之精。”明代官员、学者曹学佺（1574-1646年）撰《贵州名胜志》记：“贵州治所，殷商之鬼方。”嘉靖、康熙、乾隆诸《贵州省志》皆记：“贵州，殷为鬼方。”此外，《清一统志》、《职方典》亦持相同观点。所以，《词源》注释：“鬼方，古地名，今贵州地。”

除了贵州之名源出鬼方、鬼国，因“鬼”变为“贵”而置贵州的说法外，还有因竹得名和因山得名的诠释。此外，亦有“矩州”、“短州”之音转名“贵州”之说。应当说，《宋史·地理志》所记“短州”应是“矩州”的笔误。“贵州”一词，在宋代始见于文献。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普贵晋京以所领矩州之地归顺宋朝廷，宋太祖封普贵为矩州刺史，但在《赐普贵敕》中却记为：“惟尔贵州，远在要服”。从赵匡胤当时封普贵为矩州刺史来看，敕书应因“矩”、“贵”同音笔误所致。晚清进士、贵州省参议院议员，后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姚华在《黔语》中指出：“宋之贵州乃今广西之贵县，与今贵州无涉，今贵州于宋为化外矩州。”应当说，现在广西贵港市是最先名为贵州的行政区划。早在唐贞观九年（635年），就以现今贵港市的平天山，在古时叫宜贵山改南尹州为贵州，州治所在今贵港市城区。由于赵匡胤一言九鼎，黔域的矩州就此更名为贵州。此后，《宋朝纪要》以“鬼方地林多贵竹，因以名州”为宋太祖自圆其说。于是，宋代分别有属黔南道的贵州和属岭南道的贵州。康熙时期的《贵州通志》记：“宣和元年（1119年），佑恭加授贵州防御使，贵州之名始见于此。”自此，“贵州”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划名称，但辖地仅为今贵阳一带。但在《宋史·地理志》、《寰宇记》、《九域志》等典籍中，宋代同时期有关贵阳政区的记载只有矩州而无贵州。至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和清康熙《古今图书集成》始记：至元十六年（1279年），“诸夷降附，置八番罗甸等处军民宣慰司及都元帅府于贵州。”少数民族因为笃信鬼神，称所在为鬼州。明嘉靖杨慎所著《丹铅余录》记：“今贵州有罗鬼，夷俗又呼贵州为鬼州。”而中原汉族则视“鬼”为不吉，之前就有“鬼州”音转为“贵州”之说。清贵阳知府王成璐在《贵阳府志》序中专门叙述：“先王之于名也，每患其不安于愚贼，又患其自外于富贵，故常于肇州置郡之初锡以嘉名。”由于用“鬼”字不妥，加上宋太祖曾为此地御笔题名，罗氏鬼国至元十七年（1280年）降元后，遂呈报定名贵州。《元史·地理志》、《事林广记·天下城邑》均记，顺元路有贵州等处。以后，《元史》记：“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置金筑府。”明洪武二年（1369年），针对政区重名的情况，朝廷改广西的贵州为贵县，自此，贵州之名专属黔地。元代设置的贵州蛮夷长官司于洪武五年（1372年）改置贵竹长官司。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朝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至此，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在贵州成为省级行政区划后，贵竹长官司数次变更政区，名称中皆有“贵”字：万历十四年（1586年）改设新贵县，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析新贵县、定番州置贵定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贵定县至万历巳酉复改土司设一县，同新贵属府，抚、按为请名于朝。时福清相国公当国，居常谓吾闽号福建、福州府、福清县，上三字俱同，普天无两。至是黔疏适至，乃议命县名曰贵定。”自此，贵州、贵阳府、贵定县与“三福”行政区划相对应。

“贵”之地名源远流长，以“贵”为贵州省的简称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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