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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进入从江概况
迁徙
从江县汉族在唐、宋时期就有记载，到了明、清时期，就有大量的汉族从中原或江西、两广、湖南等地进入到我县定居。因此，从江县汉族在我县历史悠久，支系众多。经查有关资料和到从江县部分村寨进行访谈，实地采访汉族人家进入从江的历程，得出五种说法：
第一种是“屯兵”说。据有关资料考证，唐代末叶，在今湖南的靖州、会同、通道、绥宁、城步及贵州的天柱、黎平等地，设置了溪洞诚州、徽州。到了宋代在沅、诚州等地设官屯兵，“募役人，调戍兵，费矩万……”将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带进西南地区，并与少数民族相互间也产生了融合。到了明洪武十八年（1385）和洪武三十年（1397）明王朝派楚王祯率军镇压黎平一带的侗族人民起义（吴勉起义），一批中原汉人随军进入黎平府地，卫所屯军也有很多江西籍的汉族人，后来屯军废弛，屯户大多落籍当地，汉族人越来越多地落籍到侗族地区，更进一步融合于少数民族。罗绕典辑《黔南职方纪略·黎平府》卷六说：“屯所之户，明初军籍十居其三，外来客民十居其七，今日皆成土著，与苗寨毗连，已各交好往来，睦邻之道，例所不禁。”李宗昉编《黔记》卷三又说：“车寨苗在古州……与诸苗不同……此种乃马三宝志兵败落六百名聚此，赘苗家，故有六百户之称（今车江的六百塘寨）。”车寨是榕江县侗族聚居的大村落，车寨苗当指这里的侗族。清乾隆《镇远府志·峝寨志》卷十二记载：“明集军屯田，今屯归于民。”看来明代在侗族地区屯垦是普遍现象，同时还封“随军有功”之臣充当土司。在土司中，特别是江西籍土司统治的地方，便产生了民族同化的两种情况。一是由于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和民族歧视政策，迫使部分侗族居民，特别是侗族中的上层人物，不得不隐瞒自己的祖籍和民族成分，而伪托是外来的汉族人；二是为了回避民族压迫造成的厄运，侗族中有许多人说是自己的祖籍是在江西，有的说得更加具体，什么江西省吉安府泰和县珠市巷等等。据文献记载和民间调查，确有一部分江西籍的汉族人随军屯、民屯来到贵州，融合于侗族中，而侗族地区普遍流传自己的祖籍在江西则不是事实。
第二种是“改土归流”说。清朝雍正年间，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即把当地土司的管理权削去，改由中央政府派流（宦）官下来垂直管理，中央政府派出大量的汉族流官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任职。查阅《黎平府志》和1999年版《从江县志》记载，在清朝直至民国时期的永从县，下江厅（县）的知府及县长和其他重要的官员名录（在县档案馆存档），都是外省和外地的汉族人，没有一个是本地土官（这是当时实行官员回避制度的结果）。这些流官带来了部分下属汉人官员，这些官员任期满后，少数部分走了，还有大部分汉人就留在从江定居。所以，从江县一些汉族在那个时期来到我县定居的由来可查证。如：下江苗岑、恰里一带的汉族，他们说祖先从河南来到黎平，又从黎平迁到现住地定居，现在他们说黎平话，而黎平话和普通话相近。勤龙王家从河南来到黎平，嘉庆二十二年（1817）又从黎平长春迁到勤龙定居，已有196年。
第三种是“逃避战乱”说。从清朝末叶到民国时期，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举国硝烟弥漫，兵荒马乱。沿海各省以及东北、华北、江西一带人民，为了避免战争的灾难，逃荒讨饭到从江定居的汉民也有。如像梁满鸿，祖籍是广东梅县人，汉族，因战乱逃到柳州，后又逃到从江定居，解放后在从江参加工作。还有停洞归奶村李家，祖太公李正，汉族，从江西吉安府朱氏巷，逃难而来，他的后代已有七代人。像这种情况来到从江定居也有。还有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汉人，在半路开小差而逃到从江定居的也有。
第四种说法是“经商谋生”说。清代至民国时期，来自福建、湖南、四川、两广、江西等一些汉人到从江县谋生或经商而定居下来。如巨洞林氏家族在清代中期由福建到从江县巨洞定居，敖氏家族在清道光年间“去儒经商”，从“江西省建昌府南城县三十三都冷井堡”来到贵州省黎平经商定居，其子孙后来分散定居在双江、帮土、八洛、从江、巨洞、平正、下江等地。巨洞莫氏家族也是清末年间从江西来贵州经商，后定居于此。加哨邱家从广东“嘉印州”来从江县做木材生意，后因大水冲走木材亏损无法回原籍而定居在家哨，现已有六代人。下江镇秋里村郑氏家族是在民国年间从湖南来从江走村串寨卖小商品和沿途阉猪补锅谋生，后定居于此。大洞李家汉族祖籍陕西陇西，又到江西吉安，再由江西到黎平，住有七代人，后又迁大洞，又有七代。岜沙村的刘锡章家大概在清朝就在岜沙定居，是由湖南到从江挑桐油走村窜寨卖，以此谋生。易家也是由湖南到从江做生意，落户岜沙已有十多代人了。据《从江县林业志》记载：“从民国初年至1950年的几十年中，两广木商往返从江境内经营木材的不下五、六百人……资本较大，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贾有：中国木业海通公司，柳州木业公司、地产公司、广西荣誉军人办事处、益兴号、西域号等十多家商号”。这些木商多半是两广汉人到从江县经营木材生意，将木材转销到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诸国。同时，他们又将沿海各省的布匹、日用品、工业品、铁制农具和其他机器运来从江倒卖，获利甚厚。这些汉人后来大部分定居在从江的都柳江岸，成为从江县殷实之户。据调查，到从江县做生意的湖南籍汉人最多，故从江人有一首口头禅：“广西的码头，湖南的街”，其意思是说在从江做生意的几乎是广西和湖南人。从江县各个乡村都有湖南汉人迁徙来居住，如秀塘乡打边打革村的杨志信、杨志新家的祖辈由湖南迁徙到那里定居，已有十几代人。翠里乡舒家村，几乎全是汉族，都是从湖南来的。还有一些阉猪、补锅、打铁、做纸伞等手工业（者）到从江定居。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湖南汉族人到从江来做生意，从事建筑业而定居在从江就举不胜举了。
下江镇苗岑汉族（邹学军摄）
第五种是解放后“随军南下”和“人才引进”说。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解放从江，186师根据地方工作需要，留下三十多名连排级干部到从江参加地方工作，这些同志大部分是北方的汉族，后来他们及家属就定居在从江。另有一些是随部队南下的干部，这些人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省的汉族，之后定居从江，如下江岑界村徐同江，原籍安徽宿县，随解放军南下到从江，土改分田时自愿到岑界村种田并定居于此，现子孙已达数十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省外的大中专毕业的汉族学生由于工作需要，被分配到从江，如卫生部门的蒋诚如为江苏籍、梁绍球为湖南籍、王庭锦为四川籍，教育部门的很多高级教师多为外籍人士，他们大部分在从江定居，成为从江的汉族。上世纪八十年代（1985—1989），为了引进人才，全省掀起“三不要”的政策，即不要被接收人的组织档案，不要户口迁徙，不要购粮证，都可以接收外来的科技人员，在这一段时间，从江县政府到湖南、四川等省招收八九十名教师和数十名医疗卫生人员。还有农业系统也招收一批科技人员，这一批教师和一批科技人员，几乎是汉族，现在基本上都在从江定居，成了从江汉族的一部分。
人口分布
从江县汉族主要居住在下江、停洞、县城城关等城镇，以城镇居民为主，这部分汉族大多是在解放后外来干部在从江工作的汉族，泛称为“客家”或“大客家”。其次是农村汉族，大多分布在各村寨，与本村寨少数民族杂居，俗称为“二客家”，泛指为“乡下汉族”。农村汉族杂居于各少数民族村寨，一般一个村寨只有一至两户，有的三到五户，也有整村是汉族的，如翠里乡的舒家村，秀塘乡的打边村，雍里乡两料寨。这些杂在少数民族村寨的汉族其文化习俗基本保持汉族特征，他们在家穿汉族衣服，说汉话，当他们到村寨与本地村民交往时说少数民族话，融入少数民族习俗。但随着与当地文化的长期交融，或与本地少数民族通婚，汉族逐渐被少数民族同化，他们完全融入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慢慢变成少数民族。如东朗乡孔明村的范氏家族，祖先是汉族，从湖南来到黎平，又从黎平到下江的苗岑，定居有五六代人，后又迁到孔明摆鸠，已有九代人，发展到63户，320多人，现在基本被苗族同化，目前其汉族特征只保留有汉族的神龛（苗族没有神龛），仅会称呼父母为“爹、妈”，其余的汉话都不会讲，衣着已全部是穿苗装（自二十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从江县很多农村少数民族逐渐穿汉装，说汉话，生活习俗现代化，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逐渐淡化或消失——作者注）。又如下江镇岑界村的徐家，原本是高岑（苗岑加芒）汉族，后来迁到岑界定居，至今约四代人，现已被苗族同化，除了称父母为“爹、娘”外，其余的汉话都不会讲，但中元节仍然保留汉族的烧包习俗。另据有的文献观点认为，有的势单的汉族为了能在少数民族地区生存，主动融入或改为少数民族。
从江县村寨汉族分布在全县很多乡村。如下江镇勤龙村的王家、高岑（又称苗勤）一带的黄姓、徐姓、张姓家族、党九村的宁姓，巨洞林姓、敖姓、莫姓、牛姓，大洞李姓、廖姓、陈姓，秋里卢姓、郑姓，岑界徐姓，恰里张姓、易姓，平友肖姓，停洞苗朋的王姓，归奶的李姓，九曰的张姓，加哨的邱姓，大塘王姓、鲁姓、黄姓、廖姓等，有的是在民国时期有权有势、有田土、有文化的汉族。
全县汉族人口1950年为15939人，占全县总人口10.63%；1974年23165人，1982年28292人，1987年23249人，1990年为21961人，2014年全县总人口352396人，其中汉族人口为17981人，占总人口的5.1%。1982年以后，县里重新落实少数民族成分，部分汉族主动申请变更为少数民族成分，此为从江县汉族人口比例逐渐下降的一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