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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苗族
迁徙
从江辖地在两汉时期，就列入封建王朝统治的版图。从那时起，就有苗族先民来到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是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路线陆续迁徙到县境。其主要迁徙的路线：一是沿着融江（广西地段）和都柳江（贵州地段）溯江而上迁徙到从江县境；二是顺都柳江而下迁徙到从江县境。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年（425）“五溪蛮”起义，刘宋王朝大兵“征剿”迫使“五溪蛮”流离失所，向西继续深入贵州，向南进入广西。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志》记载“苗族迁入该县有四条路线……其中一条路线，从湘西进入广西，再由广西溯都柳江北上迁入今贵州东南部和南部。”上文所说的贵州东南部，就是从江县。他们迁徙时进入都柳江畔的大年乡、安里乡（原是从江县所辖，1953年划归广西融水县）和毗邻的从江县原西山区大丑、小丑一带。今大丑、小丑，苗语名为“英培”“英鸟”，汉译意为遍山遍野，是指来时的人很多。《融水苗族》记载：今翠里乡的高武村和西山镇的鸟林、捞里村的苗族，从广西柳江地区溯融江（广西段）而上迁到从江县境。广西融水县与贵州从江县山水相连，省（区）际相互迁徙频繁。现从江县雍里乡大洞村和大塘村的吴、贾、管、韦等姓苗族，他们大部分是从广西融水县洞头乡甲朵村和杆洞乡等地迁来。雍里乡的大塘村刚边寨，老寨村窝狗寨和大洞村的岗头寨的大部分苗族都是广西融水县迁来，这里的苗族现与他们广西亲属常有往来。另一支苗族是从湘西迁到贵州黎平县的龙额、水口，再由龙额、水口沿都柳江溯江北上迁入县境的丙妹镇岜沙、大歹、上歹村和翠里乡的翠里村，下江镇的高岑等村。在秦汉时期，有一部分苗族先民由武陵山地区，迁徙到苗岭山麓。尔后，分流到黔东南各地。他们迁徙歌这样唱（意泽成汉语）：一支往方你（即台江、清水江泛称），一支往希陇（即黄平、施秉泛称）；一支往春整（即凯里炉山泛称）；一支往展雄（雷山泛称）；一支往方先（方西）（即榕江和从江泛称），还有的入剑河，逐渐形成黔东南的世居民族——苗族。
解放后的《从江县志》第一部记载：“大约在秦汉时期，有九股苗族由榕江车江顺都柳江下至孖（当地口音读“雅”）温、腊俄。又分至九曰、加学，以后逐渐扩大住地，散布在从江境内各地。”
九股苗族迁徙的大致路线是：经现在的凯里、台江、剑河一带，到“白楼已些”（地名苗语谐音）。再到雷山、丹寨、榕江交界的“扛翁纠东”和“醒乃翁败”地带（地名均为苗语谐音）。除两个祖公留在古州坝外，其余七个祖公带领七股人沿都柳江而下，进入今从江县境的“故牛”（今下江镇孖温村），“分送”（今下江镇岑送村）坡脚。其中一股人继续沿江而下，经腊俄（今下江镇腊俄村）到“分南孤东”（地名：苗语谐音，今雍里乡大塘、大洞村）迁到这里埋有一岩石。现这块岩石仍岿然屹立于大洞寨边，默默无言，但只要注意倾听，恍惚它在向你诉说苗族迁徙路线图，但因没有刻文字，无法考究它的年代了。
“客家有字记书本，苗家无字记心间”，自古以来，从江苗族“不习汉书，不入汉俗”又没有自己的母语文字。他们的历史全靠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古歌、神话、故事、埋岩传说代代口传耳授，他们的“无字迁徙史”也不例外。由于年代久远和采访资料困难，也有挂一漏万之嫌。
族称和支系
中国史书上素有“百苗”之称，出现在汉文献里，这是汉文人冠在苗人头上的称谓。如：清江苗、下江苗、广西苗、东苗、西苗、八番苗等，这是按其地域居住而划分的称谓概念。又如：长裙苗、短裙苗、锅圈苗、披袍仡佬苗等是按妇女下身的穿着而分的；还有歪梳苗、长角苗、斑鸠苗、乌鸦苗、海贝苗、公鸡头苗等是按妇女头型款式而分的；还有大花苗、红苗、黑苗、白苗、青苗等是按服饰色彩而分的。如果以服饰来定格苗族支系，那么，苗族有100多个支系，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并非夸张之言辞。仅贵州黔东南苗族服饰就有170多种，其中从江县也有七、八种。这些称谓从某一个视角来看，也说明苗族支系纷纭庞杂，衣着装束五彩缤纷，地域分散辽阔。但他们都是同宗共祖，犹如同一藤上的瓜，或说是一蔸大树的枝桠。
清代建立了新疆六厅后，又按汉化程度来分生苗和熟苗。民国时期，在民间，苗族又常被人们称“苗子”，这是含有歧视贬低的称呼，意味着这个民族是一个野蛮、难以羁绊又难以羁縻的民族族群。当时的清政府把苗族抗清的首领张秀眉、王香要等人喻为是桀骜不驯的野马，把苗族这个族群视为难以驯化的民族。
民国《从江县志概况》（稿本）下简称为《民国从江县志》，对从江县内的苗族支系称谓记述有“熟苗”和“生苗”之分；又有“红苗”和“黑苗”之别。并下定义为：“熟苗里裤外裙，裙长裤短，裙仅到膝；生苗着裙不着裤，谓着裤犯忌，恐被虎咬。”曾到岜沙等苗族村寨调查，部分苗族同胞们说上述情况属实。就在同一章节里对“熟苗”和“生苗”又有这样的记叙：稍进化，半知汉语者为熟苗；毫无进化，语言不通者为生苗。这又是从苗族的进化情况来区别；还有第三种分法：“盖在清雍正时剿抚，先来属者，谓之熟苗，待征服来属者谓之生苗。”这又是从清朝雍正时期剿抚的情况来分，即归胜，服从当时雍正王朝统管，而先到从江的苗民为熟苗，而待征服压迫而后来从江的苗民称之为生苗。“红苗”和“黑苗”之别：妇女衣以红丝线绣领，绣襟者，谓“红苗”；著桶裙，裙边亦绣以红丝线，著黑衣系桶裙为黑苗。同样仍以妇女衣着上的不同而分。
民国时期，曾有记者陈赤子到下江县采访，对当时的下江县苗族称之为“生苗”的考察记载。
《民国从江县志》对县内苗族支系有“熟苗”和“生苗”之分，又有“红苗”和“黑苗”之别，且对其称谓的“概念”和“定义”，在文字上都阐述得很清楚。但是，从江县21个乡（镇）除贯洞、洛香、庆云、高增、秀塘和刚边六个乡（镇）苗族极少外，其余的15个乡（镇），有的乡（镇）几乎都是苗族，有的乡（镇）苗族占半数以上，有的乡（镇）苗族和其他民族杂居。无法定性那个乡（镇）的苗族是“熟苗”或“生苗”，是“红苗”或“黑苗”的称谓。也有一些地区，如滇黔边界乌蒙山区一带的所有苗族，都自称他们是“大花苗”。这是历史上已约定俗成，他们笑哈哈乐于接受。从江县境的苗族称谓，在历史上还没有约定俗成的称谓，统称“苗族”。由于“苗”的称谓，历史悠久，人尽皆知，县境苗族人民乐于接受。
文化教育
本文引用“文化”是用它的狭义，即泛指人们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在内。例如“学文化”就指的学习文字和求取一般知识。又如对个人而言的“文化水平”也是指一个人的语文知识程度。本文引用“文化教育”一词指的是“习汉书读汉字”而言。
正因为我们中国有汉文字，中华民族才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因为我们有汉文字，当今无论在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领域，走在世界各民族先进行列。如果没有汉文字，恐怕我们中国还可能停留或倒退在原始社会阶段。
从江苗族有一句顺口溜：“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狗不耙田，苗不读书。”也就是说从江苗族忌讳读汉书，习汉字。所以在民国时期，县内的苗胞们有出钱凑米请人去读书的现象。例如蒙正光，原宰便区新华乡摆郎苗寨人，在民国时期那里的苗胞们出钱凑米请他到禹甸中心小学读书（即现在的宰便中心小学），他读完高小毕业后，正是从江解放了，他开始当民兵队长，后正式参加工作，步入从江政界，从1957年起当从江县十二三年的县长。还有解放前的白岩乡，在月亮山脚下（全乡含八个保）没有一所学校，当时的下江县政府“派学”即要乡派一个人到下江县政府驻地小学读书，苗胞没有哪个肯送子女去读，他们出钱请我去读，现在我才有这点文化，不然我是一字不识的。这是梁玉祥亲口对欧阳光前讲的。解放初期，白岩乡唯独他一个人有文化，县政府就委任他当白岩乡第一任乡长，当时他在群众间也有一定威信，是上级准备培养为区、县的领导人之一。但梁参加革命工作后，思想没有得到改造，于1953年至1954年，在白岩乡组织反革命集团——西南游动团，后被处决。还有在民国时期下江县政府在苗朋寨设一所小学，政府要保甲长派人去读书，保甲长把任务分到王故弟家，王故弟家是当地有吃有穿又有适龄儿童读书的苗族人家户，可是王故弟夫妇视送儿子去读书就犹如送进虎口。后来就转拿钱请东朗范丙灿的第二个儿子范金昌去顶替王故弟儿子去苗棚读书，范金昌回来就成了当地有文化的人，解放前被当地推为第四保有文化的保长。解放前，从江苗胞请人读书的事还有很多，不再赘述。
陈国钧教授在他所著的《贵州省的苗夷教育》一书中这样写道：“苗夷子弟及其父母不乐入校读书，其理由据苗夷自答：读书后恐强迫改易原来装束，尤其是剪发，谓剪发去，其人必被虎咬。”这是从江苗胞不愿送子女去读书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在民国时期，又是抗日战争，又是解放战争，连年战争不断。当时的国民政府除派粮派款外，还要抽兵。抽兵就要有点文化的人去当兵。去当兵就有十去九不回。以上两点就是县内苗胞不愿送子女去读书的缘故。
“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这是《增广贤文》的一句话，不无道理。在从江西部广袤地区，也是苗族聚居地区。在解放前，你走到这些苗族村落，这里的人几乎是一片“睁眼瞎”，很难找到一个识文断字的人，很难找到一个会说一口流利汉语的人。当汉族人走到他们村寨说汉话，他们还害怕恐慌。他们都是一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与世无争的族群。据调查，在从江西部地区，在解放前，只有白岩乡一个叫王安民的苗族会讲一口汉话，有点文化，当过联保主任，解放后，共产党培养他当过黔东南州第一届政协副主席，到州不久，因病过世。在从江东南部与广西接界地区，即现在的斗里乡根里村人——潘绍安（苗族）当过国民党的乡长，西部地区只有一个加勉苗族人韦固胜曾任白岩乡乡长。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一个当过国民党区长乡长的人了。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在从江县无论在政界、军界、教育界都找不到苗族族群的形象代言人，可见苗族的文化教育落后。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说明，县内苗族受文化教育的程度比全县平均水平低。苗族和侗族人口在历次的全国人口普查中几乎相等（每次苗族只多侗族千余人或几百人），但苗族的各个文化教育程度比侗族低。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2014年，县内的民族干部，从县级到科级，从文化、教育、卫生到工矿企事业单位的人，按人口比例，苗族人数比县内的其他世居民族都低。这充分说明苗族的教育落后于其他民族。如像岜沙苗寨距县城只有7.5公里，到2014年已有500来户，3000多人，只有一个叫贾往拉的学生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现分配在岜沙教书，也就是说在一千人口中，岜沙只有0.3个大学生，这个比例在其他民族，或本族他乡也是很罕见的一个数字。石昌林的祖父、父亲是河南汉族人，母亲是岜沙苗族，石昌林出生地在岜沙，到现在如果算石昌林是岜沙人，那他曾当过丙梅区区长，雍里乡书记，是国家公务员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吃国家“皇粮”的人了。
东朗苗族（敖家辉摄）
县内苗族在“文化教育”这一“盘”输了就全盘皆输，这不是“危言耸听”的话，因为教育滞后，是制约苗族方方面面发展的瓶颈，这在当今已成为苗族人的共识了。
苗族，过去由于不爱读书而愚昧，愚昧必然要落后，落后就贫困，这是恶性循环。
扶贫先扶智，这是很浅显易懂的道理。正因为如此，从王正福、梁承祥这一届县委、县政府到王之政、张广渊这一届县委、县政府，对县内西部边远的苗族地区的教育采取特殊的政策，即用提高工资加薪的办法鼓励教师们安心到边远苗寨去教书育人，这一措施无疑地对提高县内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有一定的作用。
“苗家人只有从历史的教育中警醒过来，奋起直追，像犹太人那样从娃娃抓起，从幼儿园和小学抓起，从基础教育抓起，用先辈们顽强不屈的精神来向书山学海开战，以百倍的努力培养教育好子孙后代，打牢文化知识的根基，从根本上提高整个民族的基本素质，才有可能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不再掉队，走向前列。”苗族只有通过文化教育，增长文化知识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舍此别无他途可选。
人口分布和其他
从江苗族是县内苗、侗、壮、汉、瑶、水六个土著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据2014年底公安部门统计，全县总人口352396人，其中苗族15632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4.35%，主要分布在县境山高壑深，海拔较高地区，特别集中分布在西南高寒山区和中部山区，东南部与广西融水县交界区也有较多分布。在县境内，凡是高山上有人家户炊烟的地方，那无疑就是苗族人居住的地方。在旧社会人们有一句口头禅：“客家住街头，苗家住山头，壮家住水头，仡佬住石旮旯”，这几句话概括描述了这些民族分布居住的环境情况。苗族人在长途流徙的古歌唱道：“乌鸦无树桩，苗家无地方。到处漂泊呵，到处去流浪。”真实地反映了苗族人在迁徙中，流离失所，无定居的状况，这种状况到解放后才得到改变。
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从江来工作的同志们回忆说：他们那时到月亮山、太阳山、孔明山脚下的苗族地区住队，目睹那里的苗胞盖秧被、赤脚满山跑，到了寒冬腊月，他们焚薪取暖，男女老少卷缩火坑而眠，虽有嘉宾亦抵足共寝。十五岁的姑娘没裤子穿，有的人家户全家男人共穿一条好裤子，谁外出或走客就谁穿。杀一头牛不用烧火，所以客家就用“刀耕火种，茹毛饮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词句来描述他们的生产生活，这也不过分，但现在的年轻人不相信了。总之：还是民族学家格迪斯所讲的那一句话，苗族是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
苗族多半住在深山老林，修竹依依、泉水潺潺的地方，虽然他们没有车水马龙的城市生活，但是，他们喝的是真的矿泉水，吃的是没有农药的五谷，呼吸的是纯净空气，那里是长寿之乡。那里有珍奇的飞禽走兽，那里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那里有奇特的自然风光。那里保持着原生态文化，以及返璞归真的民族风情。这些奇山异水、奇风异俗在从江县志、民族志已有详细的记述，而且多见报端，不再赘述。还有，从江苗族人民，以勤劳、憨厚、善良、互助和好客而著称也值得一书。
在历史上，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至今，他们仍用歌声来抒怀民族情愫，用银饰刺绣来展示民族文化，用芦笙舞蹈来庆民族丰收，用村舍建设来记载民族历史，用节日来迎接五湖四海宾朋。如今，每一首古老的迁徙歌，每一座村舍建筑，每一件刺绣衣裳，每一套银冠银花项链，是维系苗族的凝聚力、升华力，也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和感情寄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