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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革命旧址、名人故居及历史纪念碑
一、革命旧址
（一）德江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枫香溪会议”会址（包括纪念碑）
德江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枫香溪会议”会址位于德江县城东60公里，坐东向西，为前厅明次五间、后厅明次三间砖木结构四合院，并建有封火山墙，天井以料石铺墁，石门边框有浮雕花草图案，院墙内外和屋壁上留有红军标语。
德江“枫香溪会议”会址
1934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贺龙、夏曦、关向应的率领下，转战千里，进入贵州，经沿河县绕道印江县沙子坡，于6月19日到达德江县枫香溪（时属沿河县第五区）。当日，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会议（史称“枫香溪会议”）。会议决定：一是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二是恢复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三是训练干部，开展建政，扩大武装和土地革命运动。这次会议，恢复了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工作，停止了“肃反”，是红三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起点。
1982年2月23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旧址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旧址位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县城南40公里的铅长乡，原为张家祠堂，坐西向东，砖木结构，面积400平方米，四周风火墙围护，正面大门框及门槛均为青石，中有太极拳等花纹图案。祠内为二重堂，殿中16根大柱高擎殿顶，柱础雕刻龙凤、狮、麒麟等图案。正殿前小院为青石板铺成，堂两边为一楼一底的看楼，并建有转角回廊，现保存较好。
沿河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
1934年7月21～22日，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此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到会的沿河、印江、德江代表135人。会议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主持并致辞，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六个文件，即《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关于工农武装问题的决议》、《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关于“肃反”问题的决议》、《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
大会最后宣布成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联县政府”），办公地点设在土地湾。
大会期间，党中央派来交通员，带来了党中央5月6日发出的关于停止“肃反”的指示信。在当时情况下，这对于黔东特区的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土地湾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
土地湾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位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县城50公里的白石乡土地湾，面积600平方米，砖木结构，正房前壁为木雕花窗，左右接木楼厢房，前为“八字龙门”，清同治八年（1869）田太俞始建。
1934年7月21日，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以贺龙、夏曦、关向应、夏国安、刘本玉等434人为委员，罗亨举、孙秀亮、秦育清、张均望、汤福林等34人为常务委员，主席孙秀亮，副主席秦育清、陈正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即设于此。
1980年国家文物局拨专款加固维修，1983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为旧址题字，2001年贵州省文化厅再次拨款维修。
1982年2月23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红二、六军团会师旧址
红二、六军团会师旧址位于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木黄镇街上，原水府宫内，占地面积838平方米，建筑面积526平方米，是一组封闭式寺庙建筑。中轴线上依次有门墙、前院、正殿、后天井、后殿，后天井两侧有厢房各二间，门墙内有戏楼和耳房，前院和后天井皆为鹅卵石拼花铺地，水府宫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原为祭祀龙王之所。
1934年6月，贺龙、夏曦、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进入黔东印江、沿河、德江一带，建立了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1934年8月，萧克、任弼时、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艰苦转战，入黔寻找红三军。1934年10月24日在印江木黄与红三军（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师。两军领导人在水府宫举行了紧急会议，决定两军团统一行动，成立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进军湘西，策应中央红军转移。
贵州省文化厅拨款对水府宫进行了维修。1984年印江县人民政府在此设立纪念馆，萧克题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馆”匾额。
1985年11月2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革命先烈故居
（一）周逸群故居
周逸群故居位于铜仁市共同路（原街名大公馆）18号，清道光年间（1821～1850），其祖父始建后楼两栋，之后增修正房三间，总面积224.9平方米，皆为木结构建筑，房前有石板铺墁院坝，两旁辟有花圃，植棕树二株。左楼上下各三间，上为周逸群居室；右楼结构与左楼基本相同，楼上为书房，楼下两间为仓库，一间为客房。
周逸群（1896～1931），学名立凤，铜仁人。少年在本地城南小学读书，后考入贵阳市南明中学，毕业后担任铜仁教育会会计。民国8年（1919）3月，离开故乡，留学日本。同年“五四”运动爆发，被选为留日学生回国情愿代表团成员。民国12年（1923）结业后回国，与同学李侠公在上海创办《贵州青年》旬刊。民国13年（1924），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队学习，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和周恩来领导下，成立党的秘密团体“火星社”，创办《中国军人》、《青年军人》等刊物，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山舰事件”后，转到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工作，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民国16年（1927）“北伐”时，被派到湖南常德贺龙队伍中工作，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和独立第十五师师长及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师师长，同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民国17年（1928）后，与贺龙一起开辟洪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创建工农武装，历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和第二军团政治委员、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等职。民国20年（1931）5月到洞庭特区检查工作时，于岳阳贾家凉亭附近遭伏击，在战斗中牺牲。
1984年和1996年贵州省文化厅两次拨款进行维修，大门上悬挂的“周逸群烈士故居”横匾系徐向前所题，前院中堂悬挂的“周逸群烈士故居陈列室”横匾为廖汉生所题。
1982年2月23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旷继勋故居
旷继勋故居位于思南县县城安化街，为木结构四合院，占地面积500平方米。
旷继勋（1898～1933），思南县人。幼年家境贫穷，只读过几年私塾，20岁时为生活所迫，投入四川军阀队伍当兵，后逐次升为营长。民国12年（1923）归川军东路刘伯承指挥，民国14年（1925）升任第七混成旅旅长，民国15年（1926）10月通电响应刘伯承领导的顺（庆）泸（州）起义，民国16年（1927）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8年（1929），率部在四川遂宁射洪举行武装起义，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后调上海，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这年冬天，到洪湖根据地，任红六军军长，后又调红四方面军总部工作。红四方面军入川，被任命为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因反对张国焘路线，民国22年（1933）6月被张国焘杀害于四川通江洪口场，时年35岁。民国26年（1937）2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清算张国焘错误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旷继勋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作烈士对待。”
1995年，贵州省、铜仁行署和思南县拨款对故居进行了全面修复，并开辟了介绍烈士生平的陈列馆。1999年12月2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肖次瞻故居
肖次瞻故居位于思南县县城25公里的塘头镇肖家院，由正房、左右厢房、朝门等组成。正房六间，左右厢房各三间，朝门一间。正房前为石院坝，前有围墙竹木，花园位于竹木石院坝之间。
肖次瞻（1905～1940），又名炳煌，4岁开始读私塾，后相继在塘头、思南、镇远、常德、武汉求学。在武汉考进了武汉邮务总局，做邮务员，后当选武汉邮务总工会执行委员。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民国16年（1927）转到上海主办《黔首通讯》，之后又到湖南洪江办《洪江日报》。民国18年（1929）冬，回思南积极筹办八县联立中学（今思南中学），并筹备建立党组织。民国27年（1938），正式成立中共思南县总支委员会，并任总支书记。民国28年（1939）春，调中共贵州省工委，任秘书长。民国29年（1940）6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同年12月7日在贵阳英勇就义。
故居现尚存正房6间，其余厢房、竹木、花园、朝门均已毁。
三、革命历史纪念碑及文物
（一）印江木黄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碑
印江木黄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碑位于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木黄镇将军山上，1997年12月动工兴建，1979年7月1日落成。碑高14.2米，正前及左右两面是整齐宽大的台阶，碑身砖结构，水泥磨面，正面为王震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18个大字，周围护以栏杆，占地720平方米。
1934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前为第二军团）在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由洪湖地区转战进入川黔毗邻黔东地区，创建了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同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下，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经长途转战，于9月进入黔东地区，10月24日主力在印江木黄、松桃石梁一带与红三军主力会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回师湘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982年2月23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红三军木板宣传画
红三军木板宣传画，3幅，现代，质地木板。木板上的漫画和题字，因历时已久，墨迹欠清晰。所画人物、树木、枪械、旗帜，线条粗犷，图像简单，表意通俗。第一幅，长169.5厘米，宽144.4厘米，题为“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一高帽高鼻洋人，代表帝国主义；旁立作俯首听命状者，即蒋介石。第二幅，长165厘米，宽153.5厘米，为手持梭镖、大刀的工农兵3人，高举两面红旗，分别写着“拥护苏维埃”和“欢迎红军”口号。第三幅，长177.8厘米，宽167.5厘米，题为“工农兵打倒国民党和走狗王家烈”，有树两株，人物7个，绘制于民国23年（1934）。
黔东根据地的红三军标语和宣传画，绝大多数是以各类建筑物的砖石墙壁为载体，属于不可移动的文物范畴，见之于可拆的民居木板上者甚少。故征集于王国和家这3幅宣传画颇有收藏价值。加之，这是原黔东特区政府旧址的遗存，具有更深层次的历史意义。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三）红六军团木板标语
红六军团木板标语，1块，现代，木质方形，高106.2厘米，宽123.3厘米，厚1厘米，由宽窄不等的8块木板拼成，背面以三条横木加固。标语用墨笔书写，字迹不规整，共10行，内容为“白军士兵暴动起来，加入红军抗日先遣队去，白军士兵要向官长算清欠响，回家打土豪分田地”，落款为“红军□□□□”。民国23年（1934）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作为长征的先遣队，奉命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艰苦转战，途径江西、广西、湖南，于9月中旬进入贵州寻找红三军。红六军团横穿黔东南，沿途与追敌桂军和堵截的黔军作战，到达了乌江南岸。是时，北岸守敌较为薄弱，有利于红军突破。但是，中央军委迭电红六军团“照规定路线”向湘西前进，不得再向西移。红六军团遂掉头向余庆、石阡方向前进。由于敌情不明，在石阡甘溪与桂敌遭遇，部队被截为三段，遭受重大损失，参谋长李达率领一部突出重围，找到红三军。红三军随即南下策应，幸有当地农民支援，为主力部队带路，才得以从秘道突围，后两军在木黄、石梁一带陆续会合。
（四）《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
《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1件，红色蜡光纸质，纵31.5厘米，横18.5厘米，为钢板刻字、蜡光纸油印，四周留有空白，向内方框饰万字格纹。首题“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魏碑体大字；正文11行；末行署款“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五月十一日印”，小楷字。标题“军”字，正文第6行“屋”字、第8行“房”字有些残破，就整体而言，文字清晰、纸面光洁、保存较好。
《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是关于苏维埃革命，红军性质、任务和纪律的通俗宣传文。主要内容是红军纪律，共10条，内容涉及方方面面，非常具体，不仅对备受国民党欺压之苦的工农群众和心存公道的社会各界人士具有吸引力，而且对敌对阵营不带偏见的人员也有接触顾虑并作义务宣传的妙用。沿河县邮政局长戴德初向贵州省邮政局写信报告红三军入黔之际他的避难奇遇和见闻，就很典型。他说，当红三军攻打沿河县城时，自己惊恐万状，将邮局“票券簿据捆藏身上”，偕同家小逃匿于城外15公里大龙坡的深山中。因从牧牛小孩那里读到《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深为第8条“保护邮政局和邮差的安全”所感动，乃“毅然下山，亲谒贺龙”，将避难情状“一一面诉”，“贺军长以为系受片面宣传之误会，情极可原”。于是检验了他身边什物后，立即“聆所部勿得留拦”，“票券款均无损失”。并且高度评价“红军内部组织异常完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料”。红三军在黔东地区散发过大量宣传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具体反映出在国民党地方政府公职人员中，起到如戴德初这种特殊作用和影响的，迄今为止，只有《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1件。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五）《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委任状》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委任状》，1张，道林纸，直行石印，高26.1厘米，宽24.4厘米。边框外饰光环形，网状线条布满框心，框内左上角有“五角星”，内饰“镰刀斧头”图案。顶部边框外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字样，框内左方有双线勾勒“阶级斗争”4字。正文除留有填写被委任人姓名、职务的空行外，皆石印楷书，正页与存根间有编号骑缝。这张委任状的全文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委任状政字第98号。兹委任张羽鸿为红三军第三支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队长 军长贺龙 政治委员关向应 公元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一日”。贺龙名下钤“中国红军第三军军长”朱文，关向应名下钤“中国红军第三军政治委员”朱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印”钤于“三四年”三字间。上述三枚印记皆为篆刻。红三军进入黔东以后，在德江枫香溪召开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决定：一是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二是恢复红军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三是抽调部分指战员组成若干地方工作队。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每新开辟一地，工作队即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织武装等以巩固根据地和扩大红军队伍。这份委任状，从落款的负责人职务，证明红三军在黔东时期，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张羽鸿系当地人，1934年农历五月参加红军，红军走后，他将委任状随身携带，外出当雇工十多年，新中国成立后捐献给国家，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六）《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第九师司令部委任状》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第九师司令部委任状》，1张，现代，白棉纸质，高25.5厘米，宽18厘米，墨笔直行楷书。全文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师司令部委任状。兹委任石美良为沿河县第七区第七乡游击大队长，此状。师长钟炳然 政务朱绍田 一九三四年七月。”钟炳然名下钤“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之印”朱文，朱绍田名下钤“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第九师政治委员之印”朱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第九师司令部”大方印钤于“三四年”三字间，印记皆为篆刻。此件右上角残缺“中国工农”四字，左边残缺日期，司令部印记仅存一半，四边沿裂口有水渍。红三军地方工作队在“扩红”的同时，还帮助建立游击队。从5月进入黔东到8月，建立了十几支游击大队、数十支规模较小的游击队。游击队分属各区、乡苏维埃政权领导，配合红军主力部队战斗、打土豪等。石美良系当地农民，红军走后他将委任状藏于屋顶穿枋内。日子久了，国民党反动派不再追查此事，他才取出小心收藏，新中国成立后捐献国家。委任状是反映红三军在黔东根据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地方武装的重要实物见证。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七）红三军《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
红三军《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1件，现代，推光纸质，长29.5厘米，宽26.4厘米。左右边沿部分残缺，下方边沿右角有破洞，文内亦有残破，但未殃及字迹。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并由贺龙、夏曦、关向应、卢冬生四人联署的《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系钢版刻字，推光纸油印，全文600多字，由右而左，直行书写，时间为1934年6月。外设双线花格边框，前面顶格文字两行和后面落款两行文字，近似仿宋二号粗体。文告的主要精神是争取各地神兵，与红三军携手合作，共同对付敌人。基本内容有三：一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为中国劳苦大众利益而斗争的革命武装；二是神兵反剥削压迫的斗争是正义的，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代表工农劳苦贫民一致的政治纲领”；三是神兵今后的出路是组织工会、农会，组织红军游击队和自卫队，组织革命委员会为统一领导机关，彻底反对豪绅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实行信教自由。
红三军在开辟黔东根据地的斗争中，曾经派了部分政工人员进入各地神坛，做神兵的工作，效果良好。《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公开发布后，印江沙子坡和德江枫香溪等地的神兵，率先脱离迷信菩萨的神坛，自愿加入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尔后，参加红三军的神兵越来越多，经过改编和训练，发展为黔东纵队。1934年9月，又与各县独立团合编组成黔东独立师，在保卫黔东特区的历次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此件系贵州省博物馆谭用中1965年在德江县档案馆“卷宗”内发现，经协商，原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复制件藏于德江。
（八）《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1册，24页，现代，米黄色蜡光纸油印，长14.8厘米，宽9.2厘米，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秘书处编辑的小册子，蓝色棉纸装订，封面目录10行，外围单线边框，左右有两条标语：“为巩固和发展黔东苏区而斗争”、“集中一切力量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书名在目录上方，自右而左排成两道弧线，左右角饰以松针花纹。文件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一是开会经过和代表成分统计，二是中国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的讲话全文，三是红三军代表钟子廷的发言；第二部分是大会通过的六项决议：一是《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二是《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三是《关于工农武装问题的决议》，四是《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五是《关于“肃反”问题决议》，六是《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由于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原红二军团），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后，经过多次有胜利有失败的战斗，未能在川鄂边建立起新的苏区。1934年5月转战到川黔边，于6月1日攻占沿河县城，继而向纵深发展。6月19日在德江枫香溪举行中共湘鄂西分局会议，作出了建立黔东特区的决定。之后，红三军政工人员深入各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区、乡苏维埃。7月21～22日，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铅厂坝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来自沿河、德江、印江的代表有130多人参加。大会除正式通过上述重要决议外，还宣布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选举宁国学、孙秀亮、秦育清、陈正国、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钟炳然、朱绍田等80人为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并推举孙秀亮为主席，秦育清、陈正国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地址设在沿河白石溪土地湾。作为反映和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是很重要的革命文献。1955年征集于印江县韩家乡，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九）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1册，5页，蜡光纸，直行刻写油印，封面写书名，高15厘米，宽10厘米，书背及上下边沿略破损。文件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为指导区、乡革命委员会建立后的行动纲领，共12条，即分田、分粮、取消捐税、抗债、肃反、增加工资、释放犯人、武装自己、优待红军、联络士兵、组织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各条均有原则的要求；第二部分“革命委员会组织法”，对组织革命委员会的条件、革命委员会的性质权力、委员产生的方式作了规定，明确了革命委员会分为特区、县、区、乡区四级，以及各级革命委员的组成人数和机构设置，规定了革命委员会委员的纪律和财政的收支原则。这份文件由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印发，落款日期1934年6月23日。这是红三军进入黔东不久后所制订的有关指导政权建设的政策。由于有了明确的规定，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当地政权机构很快建立，仅半年左右时间就建立了17个区革命委员会、10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其他工作亦根据政治纲领随之开展。“草案”是一份研究黔东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文献，它是参加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红军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王焕林会议期间所得，红军走后他将文件藏在岩缝里，得以保存下来。1955年贵州省博物馆赴印江县凤岩乡征集文物时，王焕林捐赠，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十）《黔东特区工农自卫队名册》
《黔东特区工农自卫队名册》，1册，14页，土棉纸质，高18.7厘米，宽11.3厘米，封面、封底略残。该名册自右而左，以墨笔竖行书写，除有数行分别为“第某班红军班长某某统代（带）兵”等文字外，第1页至第9页为工农自卫队班长及队员名单，第10页至第14页，空白。
1930～1936年，先后有红七军、红三军、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但是在活动区域正式组织工农自卫队的，只有红三军。与自卫队相关的文物，迄今所见，除当时任印江县枫岩乡工农自卫队中队长的吴天明保存下来的这份抄件外，别无其他。1955年吴天明捐献，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十一）黔东特区《红军歌曲》抄本
黔东特区《红军歌曲》抄本，1册，现代，土棉纸质，高12.6厘米，宽11.1厘米，共21页，蓝棉线装订成小册子，封面涂有桐油或生漆。抄录革命歌曲19首，有词无谱，墨书直行，字迹基本清晰，漫漶难辨处很少。由于文化水平和辗转传抄等原因，歌词错讹、遗漏之处，所在皆有。
红三军当时为培养黔东特区地方干部，曾举办多种形式的“干训班”。此为红三军军部“干训班”学员王昭均保存的手抄歌本，是一本反映红军教唱革命歌曲的实物。到现在为止，发现的仅此一件。1955年王昭均捐献，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十二）《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
《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1册，5页，现代，高16厘米，宽9.5厘米，红色蜡光纸（最后一页米黄色），直行刻写油印。这是红三军进入贵州开辟黔东根据地初期，为解决农民迫切的土地要求，进行先行试点的土地政策草案。1934年6月26日（阴历五月十六日）沿河县第五区在枫香溪召开工农兵大会，成立区革命委员会，并作出革命委员会的斗争纲领16条。为贯彻斗争纲领首先实行分田的精神，27日区革命委员会制定了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草案22条，主要内容为“没收区长、乡长、镇长、地主的土地，由雇农、贫农、中农平均分配”；明确划分“地主”、“富农”的界限；规定了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和红军土地的原则和计算标准、工作步骤等。条例草案中仍沿袭“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条例草案总的精神是根据全国苏维埃土地法，结合当地实际，拟订相应的条款。7月21～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条例”，在是《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的基础上完善、补充为26条的。《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对于研究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及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份重要的文献。1955年印江县韩家乡梅文魁捐赠，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十三）《印江县第一区第四乡苏维埃政府给吴大科的通知》
《印江县第一区第四乡苏维埃政府给吴大科的通》，1张，现代，白棉纸，墨笔竖行书写，高24.3厘米，宽19.8厘米。上部有水渍两处，左边有三小洞。全文为：“兹据本乡中队长吴大科知，因即刻举来兵二名，邱家寨一名、身小家垞三地一名，我们第四乡共三名，区参加特区保卫队，即刻速送交乡政府不误，特此为要，此致。”外批：“中队长吴大科，明日晨早在区政府集中，一路到谯家开会为要，此致。印江县第一区第四乡苏维埃政府。”落款处钤乡苏维埃政府条戳朱文，日期1934年8月27日。红三军开辟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后，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和乡苏维埃，为了保卫革命政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特区保卫队，区、乡政府建自卫队，其任务是惩办反革命和内奸等。印江第一区第四乡苏维埃政府发给该乡自卫队中队长吴大科（举荐自卫队员参加特区保卫队）的这份《通知》，反映了保卫队的活动和黔东根据地不断完善革命政权的史实。1955征集于印江，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十四）旷继勋的行军灶
旷继勋的行军灶，1件，高31厘米，宽46.5厘米，圆形，木、铜、铁结构。灶围、四足为木质，涂黑漆，上下加铁箍，两边对称铁扣手，中间炉灶及烟囱为铜质。这件行军灶是旷继勋担任旅长时所用。1978年征集于成都，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