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宋代以前的社会经济
一、社会
根据对贵州土家族族源的考证，土家族源于古代巴人，属古巴国的“黔涪”之地，即贵州土家族地区是巴国疆域的一部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秦王朝统一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后，对归降的“西南夷”首领封授“王侯”、“蛮夷君长”，实行较为宽松的管理制度，史称“羁縻制”或称“羁縻政策”。所谓“羁者，马络头也”；“縻者，牛紖也”。《史记》卷117载，蜀中父老反对设郡置吏说，“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故《汉官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羁縻制创始于秦。《后汉书》卷86载：“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记载说的是，秦灭少数民族政权“巴国”后，仍任命“巴”族的酋领为“侯”、“蛮夷君长”，对巴族进行统治。巴族酋领及夷民交纳的税负较轻，“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民族酋领犯法，处理也较宽，可以用爵抵消。秦王朝还以“秦女”嫁给“蛮夷君长”，用以笼络拉拢。这是对贵州土家族先民地区实行羁縻政策最早的记载。隋朝为羁縻制盛行时期，隋王朝对少数民族酋领仍封授“刺史”、“太守”和赠给虚衔。隋文帝开皇二年（582），“黔中夷苗屡叛”，大臣苏威保奏田宗显为黔中刺史。田宗显同儿子田惟康到黔中赴任一年多，黔中大治，文帝于是封他国公节度之职。后来，陕西天鹅山白莲教造反，朝廷征调田宗显前往征伐。战争结束后，田宗显奉命镇管黔中思州18堡、沿河40段，接着又加封为宣慰荣禄节度使金龙护国公，子孙世袭。自此，田氏在黔东北的政权开始建立。二世田惟康，唐武德九年（626）因“平叛”有功，授黔中刺史，又加封黔、潭二州节度使；显庆五年（660）平“贼”有功，授都督府大总管职。四世克昌，进入贵州沿河开疆辟土，能以恩威服夷，授义军兵马使。五世道元，景云二年（711）征黄土坡有功，授义军兵马使。六世公荣，开元十七年（729）靖难有功，加思州节度使，升中书侍郎。七世载龙，大历八年（773）授义军兵马使。八世时丰，元和十三年（818）兼领思州节度使。九世佐禹，咸通十一年（870）授义军兵马使，仍领思州节度使。十世凤翔，后唐同光元年（923），加定夷威将军。
古巴国政权有王族，还有濮人、蜑人、
进入宋代，“基本沿袭唐代的统治方法，以贵州属夔州路”。土家族地区田氏继续世代承袭，并为朝廷建下累累战功。十一世承文，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奉敕安宁交趾将军，又加义勇将军都指挥右仆射平章事。十二世正允，庆历八年（1048）收服南边王贵千、付事鲁等叛乱有功，授义军兵马使，升都指挥，封武略大夫。十三世士儒，熙宁五年（1072）平定庆元之乱，加都指挥使。十四世佑恭，元符元年（1098）授教练使，加荣州刺史，以功转武节大夫，死后封少师恩国公。宋大观元年（1107）田佑恭以其属地内附，仍称思州，领安夷、邛水、思邛、务川四县，其地约为今贵州铜仁地区（除石阡外）及镇远、三穗、岑巩等地。建炎二年（1128），田佑恭受遣蜀地，讨平王辟保蜀有功，“玺书嘉劳”。十五世汝端，绍兴五年（1135）授黔州防御使。十六世祖衡，授武功大夫知思州军民事。十七世宗翰，授武功大夫知思州军民事。十八世庆裕，授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知思州军民事，夔州路兵马节度使，封协应侯。十九世兴隆，授武功大夫知思州军民事，夔州路兵马团练使。二十世应丙，授武烈大夫兼思州军民事。二十一世景贤，知思州、珍州，驻防御统制兵马使。二十二世慷庸，授思州宣抚使。田氏因多次“平乱”有功，得到历代皇帝重用，统治权维持800多年之久。
据民国《沿河县志·建置》载：“宋初为羁縻州，大观元年（1107），藩部长田佑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治……建炎二年（1128），据贼王辟等破归州，将援瞿塘蜀将，调思州田氏兵讨之，大败众贼，保安蜀境，玺书嘉劳。自此，田氏世为思州守。”
此外，宋淳熙八年（1181），诚州刺使杨再思的第七世孙，思州沿边万户都总管杨再西率子孙开辟省溪、迪罗等地，并在铜仁大、小江留长子政强住省溪，后裔世袭。
二、经济
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在唐宋以前的文献记载不多，但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当时已是“土植五谷，牲具六畜”，应是属于开发较早，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同时向朝廷纳贡品种也较丰富多样，有“桑、蚕、麻、纻、鱼、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等，除桑、蚕、麻、纻、黄润、鱼、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鲜粉等土特产品外，还有盐、铜、铁、丹、漆等冶炼、加工产品，可见其农业、副业、加工、开采冶炼水平之高。
唐宋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较快、经济较繁荣的时期。朝廷在土家族地区推行羁縻制度，建立州郡，利用土家族首领治理其地，土家族与朝廷保持了较以前更紧密的关系，使土家族与汉族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土俗不尚农，岂暇论肥硗”的生产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变。但其发展明显地不平衡，接近汉族的地区发展较快，而边远山区如武陵山腹地发展较慢，生产也较落后。农业上，一般能利用天然河流和溪水灌溉田地。生产工具如犁锄、桔槔、鼎铛之类多有使用，耕地面积得到增加。农业经济较发展地区，“土腴风美，力于耕桑”。思州由于有锐利的生产工具，耕地面积有所扩大，“土地稍平，垦田盈畛”，开辟了许多水田，因而出现以“多田”命县名者。由于粮食产量得到较大的增加，许多土家族首领向朝廷申请交纳赋税，有“土酋愿比内郡输租税”。土家族地区食盐向来缺乏，宋代已有土家族用粮食与汉族交换食盐，朝廷也以食盐与土家族交换粮食，使边防驻军军粮“有三年之积”。粮食有余，还用于酿酒，当时饮酒之风盛行，逢喜庆婚丧，往往饮酒为乐，“以斗酒为能”。但是，经济的发展是有限的，采集经济、渔猎生产在广大土家人民生活中，还占有相当比例，“刀耕火种”，经营“畬田”仍是当时较普遍的生产方式。在深山谷地“峡土硗确，晚气晚达，民烧地而耕，谓之火种”。春季到来，便用刀砍倒荆棘丛林，放火烧山，以烧得的草木灰为肥料，然后种植粟、豆、麦等农作物。一年后抛荒，另开辟新地烧土播种，数年后又可回来再烧土播种。故唐代诗人刘禹锡《竹枝词（其九）》“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作
由于朝廷在土家族地区全面推行羁縻制度，将土家地区分为大小不一的羁縻州县，各羁縻州县首领得到朝廷的册封认定，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们既是州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又是最高军事首领，州县内的土地山林河流都为各级土官所有，广大土民没有土地，世代成为大小领主的农奴，或耕田种地，或采集狩猎，或从事手工业生产。各地区土酋首领是最大的封建领主，其属下的都镇、团和州、县、洞等各级首领，都是占有大量山林土地的大小封建领主。各级封建领主对土民则任意驱使，“春夏则营种，秋冬则暴掠”，生活十分艰苦。
北宋时期，土家族、汉族杂居地区，实行士兵屯田的军屯制度。“凡军士，相险隘立堡砦，且守且耕，耕必给费，敛复给粮，依锄田法，余并入官”，“兵屯以大使臣主之”，实行寓兵于农之策 [1] 。南宋时期对军屯有更明确的规定：“每招土兵一名，给官田百亩，亦足以充一岁之用，使之或耕或佃，各从其便，仍尽蠲其租税。”各地土丁弓弩手换取的官田，到后期“田禁松弛”，土地可以买卖、交换、转让，一部分土丁弓弩手便成为土地的占有者，他们招佃垦种，收取地租，演变成为地主。
宋朝除实施军屯外，还在汉、土家交界地区实行民屯制度，朝廷对民屯者“一夫授田百亩，凡授田，五人为甲，别给蔬地五亩为庐舍场圃”。赋税也作了规定：“凡民，水田赋粮米一斗，陆田豆麦夏秋各五升，满二年无欠，给为永业。 [2] ”此外，宋朝还采取了募民开荒、禁止汉民买占溪峒田地、引进牛耕、减免赋税等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土家族传统的副业和手工业生产有悠久的历史，产品多种多样，且具有特色。汉代巴地的盐、矿冶、纺织、漆器和金银器制造都较有名，黔涪之地甚产丹砂，巴寡妇清因开采丹砂致富。
土家族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较适合茶叶生长，土家人生产茶叶有悠久的历史。元明时期，对茶叶的制作加工和饮用都极为讲究。团龙茶始植于宋建炎二年（1128），为当地柴、胡、蔡、英四姓由辰溪引进，因产于贵州省印江县张家坝团龙村而得名，历代历朝土酋大姓都以其为贡品。该茶浸泡时茶尖垂直朝下，气味芬芳，清凉爽口。
[1] 《宋会要辑稿》第15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2] 脱脱：《宋史·食货志上二》卷174，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