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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纺织
土家族的纺织历史悠久，最早使用竹、麻，后发展为丝、棉纺织，是土家族重要的手工艺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土家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也推动了服饰工艺、贸易经济的向前发展。
两千多年前，巴人就开始与中原有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这里记载了各方诸侯朝见夏禹王时，巴和蜀两地的首领也去了，并进献了纺织品（帛）。《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蚕桑麻柠……皆纳贡之。”据唐宪宗宰相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载，当时黔州的贡赋就有竹布、苎麻布。竹布，即竹疏布，为节长的嫩竹纤维织成。苎布或苎麻布，为苎麻纤维织成。当时巴人的麻织品工艺水平非常高，已能生产
秦国灭了巴子国后，巴人向秦每年纳“
其后，宋、明、清史料对土家族地区栽桑养蚕、种棉织锦、制作服饰的记载就更详细了。《宋史·真宗本记》中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峒酋田仕琼等贡溪布”。又载“溪峒彭于武等进溪峒布”。
这里的贡品“溪布”“溪峒布”即巴人后裔土家族所织彩锦，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可与蜀锦等名织品媲美。
明弘治以来，土家族地区大批川民入境，带来了种棉技术，大大推动了土家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乌江两岸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因地产棉花，种之获利，土人且效其所为，弃菽粟而艺棉”，技术得到迅速推广，棉花产量增加。进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纺织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道光《思南府续志》称，土家地区的“闺中妇女，乡民染蓝色，资以蔽体”。道光十八年（1838），思南府创设了纺织局，请外地寄籍该地“能纺三絮并工织”的纺织技术较高的妇女师傅，教当地妇女。“其法传之千百人”，在土家地区得以普及。
清宣统二年（1910）印江县年产土布达59万匹，户户都从事纺织业，几乎每户都有一两台织布机和若干纺车。由于纺织业的普及和发展，出现了以从事纺织业为生的专业户，称为“机户”，同时也出现了经营纺织业、购买棉花和纱线，发放给机户纺织，机户又将织好的土布回交发放者，再运到各地进行销售的“大户”，当地称为“开机房”者。在朗溪地区当时有名的开机房大户有陆、田、王、张四大家，形成了以朗溪为中心的购销网络，另一条是东行抵达江口、闵孝，顺水进入湖南常德；再一条经木黄抵达重庆市秀山县城；一条经思南、凤冈到湄潭县永兴场。
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种桑、种棉、种麻及民间纺织极为兴盛。土家姑娘从十二三岁起就要学习纺纱织布。1912年，思南知府张顺亲为政三年中，曾大力提倡栽桑养蚕，发放桑苗到户，每户植桑5～10株，成活一株奖铜钱5枚，栽死者加以处罚。这年所栽的桑树，至今还零星残存，树干约10厘米粗。1916年，熊其光任思南县令，曾设蚕桑局，在思南城效教场坝栽桑298亩，约6万株。沿河县种棉500亩，年产棉花5000公斤，消耗量为1.5万公斤；种麻250亩，年产2500公斤，消耗量为1.5万公斤；种麻250亩，年产2500公斤，消耗量为5000公斤。民国32年，思南县产棉10万公斤，蚕桑、棉花的大力生产，推动了纺织业的发展。思南山城抗日战争前有丝线匠20余人，有土纺23500户，年产土纱9万公斤，土织6950户，年产土布6万余匹，除有铁机38台外，余沿用旧式木机和手摇纺车。据1943年江口县政府调查，“全县有木织机500多架，年产窄筘土布5500匹。印江县板溪的土家妇女以较多的精力投入纺纱织布之中，经营纺织业成了她们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有百多户人家的上洞寨仅有两名妇女上坡从事农业劳动，其余全部从事纺纱织布。各户都以自种棉花纺纱为经线，去湖南常德贩运“洋纱”做纬线，一天可织一匹土布，一匹布可赚300文钱。一架整套工艺都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完成的。男人们除农忙时投入农活外，其余时间都忙于销售产品、购买原料。有的人家织成一挑后，就挑往外地出售。有的本钱较厚者，收集四方邻里所织之布，请帮工挑往他乡营销。
在板溪街上，每逢赶场天，若有500人，其中就有200人手中抱有白布。板溪土布大都运往湄潭永兴街上出售。永兴当时是黔东北的物资集散地，每场仅印江在那里卖布的就有四五人百之多，势力较大，被称为“印江帮”。印江人还在永兴街上买了一块地，称“印江地”。原因是永兴每次赶场天都发生偷布事件，有一次抓住了一个偷布的当地人，印江的卖布人十分恼怒，都要上前毒打小偷，而当地却出面干涉，不让打，并说，要打就拉到你们印江去打。下一个赶场天，印江每人出二百文钱，在永兴街上买下一块地，写上印江地，并刻石立碑，此后凡抓住小偷就拉到“印江地”去打，永兴人再也不能干涉了。原料除县内自产原棉1625公斤外，大量从铜仁、湖南等地购进。
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支持下，20世纪50年代的江口县城有织机186架，全县月产土布3000匹，1954年印江县有土织机7000多架，1955年达14000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