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族源
今贵州土家族主要分布地区，古为巴国南部领地，其族源与古代巴人有关。在古代巴国居住的巴人集团诸多支系中，有濮、夷、蜑、
首先，要从“巴”说起，“巴”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其中有“巴方”的记载。以后在讨伐商纣王的战斗中，巴国军队勇立战功，被封为子爵，建有巴子国，先后在江州（今重庆）、垫江（今合川）、平都（今丰都）、阆中（今仍名）、枳（今涪陵）等地建都。公元前661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巴人在灭庸中，获得庸国和古鱼国部分地方，疆域得到扩大，国力增强。《华阳国志》在记载巴国疆域时说：“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鱼复即今重庆奉节，僰道即今四川宜宾，汉中即今陕西汉中，黔即包括贵州黔东北部分地区，涪即涪陵水，乌江下游的重庆东南部分。这里的黔涪就是巴子国被楚庄
古文献《十道志》记载：“楚子灭巴（指楚占领当时巴的国都——枳），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这里说的是巴五子入黔中，成了“五溪蛮”。“五溪蛮”实为“巴五子”后裔，是土家族的先民。辰溪即辰水，其上游在贵州部分称锦江，又分为铜仁大江、铜仁小江，大江上游在江口县城又为双江汇合，故江口县城又称双江镇。此三条支流均发源于武陵山的主峰——梵净山。就是说，过去铜仁、江口、松桃也有土家族先民即巴人居住。现在贵州土家族分布的沿河、德江、思南、印江、江口、铜仁、务川、正安、道真等地，早在春秋战国以前，就属于巴人的活动地域，即贵州黔东北地区属巴国地域，该地区的居民属巴国居民的一部分。正如李绍明主编的《川东酉水土家》一书所说：“巴国疆域广大，极盛时地跨今湖北、四川、湖南、贵州等省。 [2] ”
贵州土家族分布地区的大部属古巴国的“南极”，凡居住于巴国境内的属民均可称为“巴人”，巴国王族“巴姬”和其他的部落集团都为巴人。《华阳国志》记载，巴人“其属有濮、
《华阳国志》有巴国境内居民的记载，“其属有濮、
“濮人”历史悠久，殷代就已有濮人，历史文献多有记载。在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8个西南少数民族中就有“濮”。《左传》载，文公十六年，“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杜预《春秋释例》：“濮夷无君长总统，各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百濮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族群集团，分布广泛，支系众多，“东起今湘、鄂、川、黔交界一带，西迄今滇、黔、川、桂交界地区的主体民族 [4] ”。也就是说处于黔东北的巴境内有濮人分布，尚处于“无君长总统，各邑落自聚”的部落联盟时期。这在以后的史实中也有记载。《舆地纪胜》卷159引《益部耆旧传》：“昔楚襄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濮江，在今合川一带，其地当为濮人所居无疑。巴国国都屡迁，垫江（今合川）曾为巴国国都，巴国征服并统率了濮人（历史文献中有巴王、濮王在垫江会盟，酒酣，击剑相杀，巴王获胜的记载），而濮人成了被统治的“臣民”。由此可知在属于巴国“南极”的黔东北地区居住的濮人是当地的“主体民族”。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考古学和民族学中得到印证。从丧葬习俗来看，古代濮人行崖墓葬，而贵州东北土家族地区曾遍布崖墓，至今还有留存。据历史文献记载，古代濮人所居住的房屋多为“干栏式”。“干栏式”建筑是贵州土家族的传统建筑，具有悠久的传承历史，长期以来形成了土家族自身的特征，至今贵州土家族农村大都还保留有“干栏式”吊脚楼。如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编印的《贵州土家族》画册和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拍摄的《贵州土家族史料风情》电影片中，都收集有不少土家族“干栏式”吊脚楼的内容。
历史文献关于濮人的记载，说濮人具有“攻取朱砂”，“绩织细布”的显著生活特征。曾超《乌江丹砂开发史考》说：“在乌江流域，原始先民们对丹砂早就有所认识，并对之进行广泛的开采。”又说：“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的丹砂开采范围进一步扩大，并有务川、铜仁、万山及松桃、开阳等著名汞矿的发现。”说明当时黔东北地区的丹砂开采已有所发展，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当地土酋大姓多以丹砂作为当地土特产向朝廷进贡。《新唐书·地理志》有“（锦州）土贡光明丹砂”，“锦州开元贡光明砂、水银”的记载，《元和郡县志》有“思州开元贡朱砂”的记载，《明一统志》也有“思州府土产有水银”的记载，《皇舆考》称“省溪司及大万山出朱砂”。可见，古代濮人“攻取朱砂”的技术一直被土家人传承和保留。“绩织细布”，在《华阳国志》、《后汉书·西南夷传》、《魏书·僚传》、《北史·僚传》、《溪蛮丛笑》、《续黔书》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土家妇女织锦时，“一手织纬，一手用细牛角挑花”。时至今日，贵州土家族妇女仍擅长绩织土锦。可见，作为土家族先民主体的濮人的遗迹至今尚存。
“蜑人”始见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李贤注引《世本》：“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巫”系地名，指楚国建立的巫郡，郡址即今重庆市巫山，汉改称巫县。古代的诞，又写作“但”、“蜑”或“蛋”，当指部落集团名称。《说文》称：“蜑，南方夷也。”《隋书》卷82《南蛮》则明言，蜑与其他一些民族“古先所谓百越是也”。今贵州土家族居住地区，汉为涪陵郡地，其地“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蜑之民 [5] ”。直到隋代，被称作“獽、蜑之民”仍然活跃在南方地区，即蜑人为“廪君蛮”的先民。
“廪君蛮”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记载较为完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6]
”这段记载，讲述了“廪君蛮”这支部落联盟在武落钟离山的活动情况。武落钟离山即今湖北鄂西长阳县境内的佷山，夷水即今湖北鄂西的清江，夷城即今恩思。这里的巴、樊、曋、相、郑五个氏族部落，较之巴国境内的“濮、
说到巴人中属于“西戎”族群的“
“伏羲”的记载始见于战国。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戍纪，蛇身人首。”蛇身（龙蛇）的形象，是这个部落中的氏族崇拜，应属氐羌族系。
据《尚书·夏书》、《史记·夏本纪》、《竹书纪年》等记载，夏朝已有夷、夏之分。《尚书·禹贡》记夏禹时有“西戎”，即尧舜禹时代就有了蛮、夷、戎、狄等族称之分。故在《荀子·强国》中的“巴人”被称之为“巴戎”，说明巴国境内有属于西部“戎”人的部落，并为巴之宗姬统领。在殷商末年的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战争中，由于巴国军队英勇善战，战功显赫，被封为子国。故《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 [7] ”说明巴国在讨伐商纣王的战斗中得到了与吴、楚国一样当时最高的子爵赏赐，并“以其宗姬封于巴”，成为周王朝之亲戚。此史实还可以从另外文献中得到旁证。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共王妻有“巴姬”，即平王之母。《史记·楚世家》所记亦同。《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直到战国时，巴仍与楚通婚。可见巴的统治集团中有姬姓之说可信，也就是说姬姓是巴国的统治集团。
在民族学调查中，贵州土家族民间至今还有关于伏羲的传说。历经数千年，尽管传说有些变异，但仍把“伏羲”作土家族起源的始祖。“相传傩神爷和傩神婆原是姊妹（当地把兄妹称‘姊妹’），就是伏羲兄妹。 [8] ”传说中讲傩神公公和傩神婆婆就是“伏羲”，而且把“伏羲”说成是兄妹二人，一曰“伏”，一曰“羲”，但他们作为“伏羲”这一称谓却一直未变。
在“巴人”诸个支系中，“
综上所述，一是说明了今贵州土家族主要聚居的黔东北沿河、德江、务川、思南、印江、江口、铜仁等，在古巴国时期就是其疆域的“南极黔涪”地。二是说明了在古巴国境内的“巴人”若干部落集团中，有
[1] 王燕玉：《贵州史专题考》，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2] 李绍明：《川东酉水土家》，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3] 袁柯：《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 《贵州通史》卷1，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5]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83页。
[6] 《二十五史·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
[7]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1，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
[8] 陈国安：《民族志资料汇编·土家族卷》（第9集）。
[9]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4～35页。
[10] 《二十五史·晋书·乐志》（第2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2页。
[11]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