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学

土家族文学，不论是民间文学还是文人文学，都十分丰富，风格独特。这与土家族的历史、社会、经济生活、自然环境以及这个民族自身的聪慧有着密切关系。

一、民间文学

土家族民间文学是土家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社会实践中，土家族创造了民间文学，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展示了瑰丽的想象，表现其高尚的审美趣味和深刻的理解认识。从远古时代起，土家族民间文学就伴随着他们的生产劳动、宗教信仰及其民俗活动而产生和发展，并成为土家人生活中各种知识的宝库，进行教育和文化娱乐的重要形式。原始时代的民间文学是整个土家族文艺的源头，在以后的时代里，民间文学继续滋养着历代土家文人的成长，促进其更新。历代文人在保存和发展民间文学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土家族民间文学按文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散文体式的口头叙事文学，包括神话、传说和各种民间故事；二是韵文体式的民间诗歌，包括抒情的和叙事的长诗以及各种歌谣、谚语、谜语。

土家族有着自己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等，名目纷多，蕴藏丰厚，像奔腾不息的乌江一样源远流长，像梵净山一样峻丽丰饶，在整个土家族民间艺苑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自然空间是艺术审美空间的基本存在形式，并对艺术主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口头语言艺术的民间文学创作深深扎根于具体的地域，并得益于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所储存着的丰厚记忆。土家族所处的乌江流域中游及梵净山地区是巴楚文化的交汇点，两种文化在这里相交相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定的地理、物候条件，制约着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衍生了这是居民独特的文化心理，孕育了独具风采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乌江流域崇山峻岭、谷深水急、交通闭塞、信息不灵，使其受外界文化影响的进程相对滞后于发达地区，然而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形态却保存得相对完好。

（一）神话。

神话是初始人类自鸿蒙初开时缓慢而自发地生长出来的原始文化和精神蓓蕾。人类在仰受温暖的阳光、充足的雨水、繁丰的果子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承受雷电的轰击、干旱的炙烘、洪水的冲刷和野兽的袭击，希望与恐惧同在，领受与拼搏共存。这正是神话产生的最好土壤，其主要特质是对自然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起源的解释。这种“解释”涉及宗教、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制度、习俗、历史、心理等。它不仅以语言创作的形式存在，在各种早期艺术形式中也得到表现。土家族神话包含天地开辟、人类起源、洪水朝天、人类再繁衍、图腾崇拜、自然起源、神和神性英雄等。

土家人认为天地是巨人盘古开辟的。很久以前没有天地，没有山川，没有树木，只有坚硬漆黑的大鸡蛋，蛋里有个盘古沉睡了九万九千年。盘古一觉醒来，觉得天暗地昏，漆黑一团，顺手抓起一把大斧，向四周砍去，蛋破成了两半，蛋清成了天，蛋黄成了地，但天没有东西撑住，随时都会落下来。盘古只好永远站着顶住，于是他的两只眼睛就成了太阳和月亮，身躯里的骨头成了石头，血肉成了土壤和河流。这里，土家族先民把宇宙想象成一个蛋，由于蛋的破裂而形成天和地。天地有了，没有日月。原始先民想到明亮的眼睛，可以变成日月。日月有了，没有石头、土地、江河，人吃什么呢？应还有土地来栽种，于是又想像血肉可变成土地、江河。这便是土家先民对天地开辟的解释。

流传在沿河、印江、思南、德江等土家族地区的《兄妹成亲》的神话故事，讲述了人类的起源。在这个故事中，妹妹是一个聪明的姑娘，坐在绣花楼上挑花，突然一只远飞而来的金色鸟儿，围着妹妹叫个不停：“挑花不如种葫芦。”姑娘按着鸟儿的话，种了葫芦，洪水齐天时兄妹二人躲进葫芦。洪水退去后，世间无人，兄妹十分孤单寂寞，于是兄妹成了婚。婚后妹妹生下了一个怪胎，哥哥气愤之下，将怪胎剁成肉颗，抛向荒原。次日，大地上到处都有了人烟。人类就这样产生了。世间有了人类，但瘟疫、疾病经常降临人间，为了逐瘟疫、治疾病，人们便请来了傩神驱邪，也就产生了《傩公傩母》的神话。兄妹成婚总觉得于道德伦理不适，故兄妹脸常显现褐红色，于是在土家族地区唱傩戏时，神桌上摆放的傩公傩母的面具也就是红色的。

这个洪水人类再生的神话，不仅解释了洪水后的人类再生，还解释土家傩戏的来历。非常具体、形象。

流传在岑巩、镇远土家族地区的神话《阿桑射日》，就别有情趣，很有想象力。传说远古时代，天上有12个太阳，晒得大地一片枯焦，人们难以生存。年轻力壮的阿桑历尽千难万险，取来了12支神箭，射落了11个太阳，余下1个太阳吓得躲进东海，顿时天昏地暗，万物不生。阿桑及其鸭二哥、鹅大哥都请不来，最后还是公鸡终于把太阳的心打动，从东海面上慢慢升起。从此，每天早上，公鸡都早早起来用高亢的歌喉为人间请太阳，人类又恢复了生气，有了生命。又如流传在沿河、印江一带神话《捉雷公》。土家先民认为雷公是一只大红公鸡，一打雷就要现出原形来在地上，如果这时用一只铁笼子放在露天坝，它就会钻进去。母子三人就用这办法套住过雷公，母亲去叫外公外婆来吃雷公肉，就嘱咐两个儿子说：“关在笼子的雷公，无论怎样乞求，都不能给它水喝。”但母亲走后，两个小孩见雷公长声短气地讨水喝，可怜雷公，就舀了一瓢水给它喝。没想到喝了水的雷公，炸开铁笼，一阵雷电火闪就上天了。

神话《马桑树为什么矮》说，原先马桑长得又高又茂盛，树梢顶到了天，树上还长满了马桑泡。有一年，孙猴子在树上摘吃马桑泡，由于好奇，就往上爬，爬到了南天门，钻进天上，不小心将金盆绊倒，水泼到了人间，涨了七天七夜洪水。玉帝知道后，就惩罚马桑树，从此，马桑树就长不高了。这类自然物解释的神话，是对万事万物的“合理”解释，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

神话《乌江的来历》说，有两条乌龙，住乌蒙山下要赶到东海龙宫聚会，由于必须抢在翌日拂晓鸡鸣以前赶拢。但沿途都是高山峻岭，它们只好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开河辟道，顺水而下，乌江就是这样开出来了，因来自乌蒙山脚，便称这条江为“乌江”。

透过这些神话中自然力量以人格化的故事，可以想像那些原始初民为探索宇宙奥秘是通过怎样的内心痛楚和精神的煎熬才编织出那一片万物有灵的世界。正如美国波亚士在他的《神话与民俗》一书中所说：“神话的观念便是对世界的构成及起源的基本见解。”这种见解在产生神话的那个时代占有支配地位，甚至被认为是神圣的。

（二）传说

传说的特异之处在于它可以用丰富的想象、传奇的构思和超现实的手法去进行艺术创造，但又必须同时受到它所讲述的“实质”的限制，土家族民间传说也不例外。无论是人物传说、历史传说、风物传说或民俗传说，都必须依附人物实体、历史实体、风物实体或民俗实体。人物传说《金头和尚传说》讲述的是宋建炎年间，在酉阳马鞍城爆发的一次农民起义。起义首领为金头和尚任则天，他是乌江边一个下力的土家人，背过盐，种过庄稼，后来不满统治的压迫和剥削，揭竿而起，开仓借粮，除霸安良，威震乌江流域中下游，最后死于思南万圣屯。传说他两胁夹起簸箕就可以飞，百把人近不了身，武功十分了得，只是身上有一处穴位，只要有人点着，就会废了他的武功。

《金子姑娘》的传说，在德江与沿河交界处的泉口寺一带，有一个姓田小姑娘叫金子，很小就死了父母，随着哥嫂过日子，嫂嫂心胸狭窄，嫌金子长得又丑又黑，满头癞疮，总是看不惯，粗活重活也总是叫金子干，又不给她吃饱穿暖。金子含泪熬到了18岁，有一天上坡放牛，不小心摔到小溪沟里，弄了一身泥巴，只好顺便用溪沟里的水洗擦。哪知这一洗，竟变成了如花似玉的姑娘，被选进了皇宫。金子进了宫里，日子好了，但却没忘记家乡父老，奏请皇上免了土家族地区的皇粮。

《锦鸡姑娘》传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春哥的土家后生，救了一只将被蟒蛇吞噬的锦鸡，后来锦鸡变成一位聪明美丽的姑娘，与勤劳善良的春哥相爱成亲之夜，土司闯进新房，要与姑娘同宿三夜，姑娘便用法术将土司变成了床前的踏板。

这类传说还有《西王母开河》、《张三丰游乌江》、《田秋赶考》等等。

土家族将自己的生活编织成许多动人的故事，可以说，每个山头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条河都有若干传说，充分表现了土家族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和对山川景物的观赏方式，如《九滩十八子与九堰十三峡》、《梵净山传奇》、《九仙女》、《大龙阡与小龙阡》、《金刀峡来历》、《太子石》、《九皇洞》、《神猫警渡》、《白虎崖》、《蛮王洞》、《媳妇坨》、《莲花传奇》、《白鹭洲》、《狮吼洞》等。

有关习俗的传说，有《过“赶年”》、《新媳妇坐花轿的来历》、《为啥要包白帕子》、《九仙女》、《围腰的来历》、《中秋偷瓜传说》等。

此外，土家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反映植物的习性，通过大胆的夸张和想象，把动植物拟人化，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鱼娘摆渡》、《乌杨古树》、《檬子树传说》、《寒荞》、《白果鸟》、《狗饿雀》、《割麦插鸟》、《薅草包谷》、《桂桂阳》等动植物传说，在贵州土家族地区也广为流传。

（三）民间故事

土家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和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具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情趣的民间故事。民间故事起源于民间，根植于传统，乡韵深长，是民间口头文学中较为广泛的体裁和形式，作品大多富有想象，又有幽默情趣。因其题材、形象、风格的不同可细分为人物故事、动植物故事、鬼狐精怪故事、神奇宝物故事等类型。

《王田还珠》流传于乌江中下游。故事说，在沿河与酉阳交界的乌江岸上，有一个叫王田的小伙子，得到了鲤鱼精的宝珠，用这起死回生的珠宝，救活了许多百姓和生灵。这些生灵又帮助他打败了侵略国土的敌人，他当上了驸马。然而这宝珠也救活过坏人，坏人用宝珠去办坏事。王田将宝珠夺回来后，还给了乌江里的鲤鱼精，尽管自己变成了巨石，却为乌江立了大功。

《兄弟学咚咚奎》，描写土家族地区的两兄弟，阿爸叫他们学艺，哥贪玩，什么也没学会。弟忠厚老实，吹得一手好咚咚奎，感动了鸟神，鸟神送他一支黄澄澄的铜制咚咚奎。他越吹越好，又感动了地神、天神，他们都各自送他一支金灿灿的咚咚奎，天热吹来凉风，天旱吹来大雨，咚咚奎成了无价之宝。弟要外出传艺，哥要弟先传授于他，骗了弟的咚咚奎，以为这一下要发大财了。可他一吹咚咚奎，吹来的却是秃鹰、豺狼，把他的猪羊全叼走了，或吹来大火把他的房子全烧了。而弟从灰烬中把咚咚奎找来，还是金灿灿的，从此，哥再也不敢偷懒耍滑了。

《自食其果》也讲的是两兄弟的故事。父母双亡后，哥哥把家产独占了，还把弟弟推下了乌江河。由于江岸上藤萝成网，托住了弟，弟在外婆那里得知乌江边有一洞里的紫仙叶是灵药，他就拿去医治好了皇帝娘娘的瞎眼，为此当上了驸马。哥哥得知弟弟被推下江，不但没有死，反而成全了他，自己也去哪里跳江。然而，哥哥跳下去不但没成为驸马，反而成了老虎豹子的一顿美餐。

《巧媳妇》故事说，有一家三个儿子都娶了亲，父亲想给老四找个媳妇，一直没选到合意的。大年初一，三个媳妇都要回娘家拜年，公公想试她们的智商，要大媳妇住十五天，带九个无脚团鱼回来；二媳妇住半月，带九升空心的大米转来；三媳妇住三个五天，带九斤点不燃的灯草回来。十五天满后，三个媳妇分别带回了团馓、炒米、粉条。公公甚觉奇怪，一问才知道这都是一个放牛姑娘指点的迷津。公公就有意要娶这姑娘做四媳妇，于是给她一碗米、一个蛋，请她煮七样饭、十样菜。没多久，姑娘端出热腾腾的大米绿豆的七样饭和香喷喷的韭菜炒蛋的十样菜，于是公公把姑娘接过来做了四媳妇。

《听话的呆子》讲的是，岳母娘来到女婿家，妻子就叫丈夫上街买两斤肉来招待。丈夫买好肉后，心想妻子烹调技术差，就到馆子里找大师傅把炒肉的方子抄在一张纸上，然后揣进衣袋里。他走到半路口渴，就把肉放在石头上，埋下头去井里喝水。等他抬起头来，肉已被老鹰叼走了。他摸了摸衣袋，那张炒肉的纸条还在，就笑了笑说：“老鹰看你咋个吃，炒肉配方还在我手里呢？”

《扯荒三·联句惩财主》讲的是，扯谎三和张小二在财主冉剥皮家里做长工。这冉剥皮对长工十分刻薄，经常想些法子刁难长工，在长工面前作威作福，扯谎三恨透了他。一天，冉剥皮监督着扯谎三和张小二在坡上做活路，干了半天不让休息一会，还吼着“干快点”。这时，突然变天，眼看就要下大雨了，冉剥皮还不让下工。扯谎三和张小二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吟起诗来：“东边起乌云，西方雾沉沉；就要下大雨，活路做不成。”说完，两人捞起锄头就往回走。财主气疯了，就跑到县衙门去告了他们一状。知县把扯谎三和张小二传去问：“你们为何抗工？”“我们用诗把事已说清楚了。”知县便说：“你俩还会说诗！那就以我堂上的壁画、大鼓为题，说两首诗听听。”他俩又你一句我一句说起：“粉壁亮晃晃，老虎在高上；壁也粉得好，画也画得像。”“堂上一面鼓，对着壁上虎；知县当得好，明年升知府。”知县一听明年要升知府，心里高兴极了，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回头对冉剥皮说：“枉自当主人家，连话都听不懂，反来诬告好人！”说着说着，火气来了，便喝令两旁衙役重打四十大板。打得冉剥皮皮开肉绽，一瘸一跛地回了家。扯谎三、张小二又说起诗来：“屁股开了花，告状就是他；挨了四十板，自家害自家。”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老阿爸生细娃》、《围腰姑娘》、《虎妻》、《米尼奏妹尼》、《白号军妇女七退清兵》、《傻女婿吃酒》、《憨女婿》、《听话的呆子》、《取名吃鸡》等。

（四）民间歌谣

土家族民间歌谣是土家人生活和思想愿望的真实而直接的反映，涉及其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包括对劳动的热爱、对风物的吟咏、对英雄的赞美、对时政的褒贬、对爱情的向往、对历史的评价、对儿童的教育、对农事工商的传授等等。这些歌谣一般都有曲有调，能喊能唱。无论是在“栽秧割麦两头忙”的季节还是辞旧迎新的年头岁尾，不论是白天喧闹的田间劳作还是夜晚幽静的道旁场院，哪儿有人群，哪儿就有散发浓郁乡土气息的歌谣。在贵州土家族地区涌现了如田贵忠、田儒善、张羽生、刘朝英等大批土家歌手，对土家歌谣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

婚丧嫁娶、修房造屋、过年过节顺河拉船、集体薅草，或是打田栽秧、赶牛出牧，都会有歌声飘来，那些高亢嘹亮的山歌、幽雅婉转的小调、节奏明快的劳动号子，或高亢激昂，或缠绵低诉，皆是土家人发自肺腑的心声，生动地反映了土家人惩恶扬善和积极向上的思想感情，吐出了他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抒发了他们美好的追求和理想。土家地区素有“民歌之乡”称誉。就其歌种而论，可分为劳动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时政歌、儿歌等类别，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格和韵律，情歌“辣”“野”酣畅，田歌婉转清丽，山歌高亢悠扬，丧鼓歌古朴粗野，儿歌幽默诙谐。

土家族民间歌谣就像土家人一样朴实、率真，是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

1.劳动歌。

（1）打闹歌。明嘉靖《思南府志》中有“唱歌耕种”的记载，就指的是土家打闹歌。打闹歌，又叫薅草锣鼓，有着悠久的历史。两千多年前，土家族先民来到武陵山区，开荒种地，立房造屋。由于林密山高，人烟稀少，成群的野兽常常出来咬伤人畜，糟蹋庄稼。人们为了生存，就敲打竹筒，生野火，唱山歌，以驱赶野兽，保护人畜和庄稼，正如一首竹枝词唱的“溪州之地黄狼多，三十六冈尽岩窠；春种秋熟都窃食，只怕土人鸣大锣”。这种习俗后来渐渐用到劳动中，打锣鼓唱山歌，互相呼应，久而久之，就成了现在的“打闹歌”。打闹歌的歌词有传统的固定式，也有随兴而作的即兴式。内容有唱农事、唱狩猎、唱生活、唱爱情等。鼓点雄壮高亢，厚重，且因地因人而异，如德江、沿河、思南一带，就有《大号》、《小号》、《花号》、《太阳号》、《送郎号》等，长长短短，共有四十几套曲牌。

引号（口号）：

接着就是：

打闹歌中的薅秧歌也很有情趣：

（2）采茶歌。又叫采茶调，在贵州土家族地区颇为普遍，各族群众都爱唱。在思南传唱的有《五月采茶调》、《十二月采茶调》、《倒采茶》等小调形式，其内容为描述采茶情趣，唱历史人物，以教育今人，所抒发的生活面比较广泛。思南土家花灯中大多引进了采茶调作为花灯唱词，如《十二花园妹妹》：

（3）打渔歌。乌江、锦江土家渔歌多反映打渔人打渔生活及思想感情。如流传在思南、德江、沿河的乌江《打渔歌》：

歌词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一个衣衫破烂、生活艰难的打渔郎形象。

另外，土家族的放牛歌和砍柴歌都是很有生活情趣的，如《砍柴歌》：

（4）仪式歌。土家讲究礼节，仪式甚多，且凡有仪式必有歌，它是一种产生并盛行于人类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的歌谣形式。它总是在民间礼俗和祀典等仪式上吟诵和歌唱，有与该仪式目的相适应的内容和形式。

（5）哭嫁歌。是土家族女子出嫁时所唱的歌。土家族姑娘一般在婚前一周唱起，也有半月前，乃至一月前唱起的。哭嫁歌实际是对封建制度罪恶的控诉。现在，它已经成为纯仪式性的怀旧歌。歌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有“开声”、“哭父母”、“哭哥嫂”、“哭伯伯娘”、“哭弟妹”等。歌词以固定的为主，也有即兴创作的，各地大同小异，主要表达了这样几种情感，如“哭父母”：

哭哥、嫂、弟、妹、众亲，表达离别之情以及对他们的期望，如“哭哥嫂”：

“哭媒人”以反抗封建婚姻和对自由婚姻的追求：

哭嫁歌在“哭上轿”中，层层递进，表达情绪竟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

（6）闹丧歌。贵州土家地区，在举行吊唁死者的奠礼后，有“闹丧”的习俗。“闹丧”，即请来歌师演唱“闹丧歌”，形式多样，有“劝孝歌”、“盘歌”、“庚歌”、“叙事歌”等，内容从民族迁徙到社会现实，从历史人物到山川风情，从传说故事到猜谜打趣，从追求父母养育之恩到为人处世，无所不及。这些反映了土家人的生死观，认为人的生与死是自然规律。如流行在乌江下游的唱词：

人死后去到西天极乐世界，这固然是精神上的一种寄托，然而它却叫土家人把丧事办得那样的热烈而欢快。唱者的目的在下面这首歌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闹热亡魂，同时也教育生者：

（7）建房歌。修房造屋，是土家人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一般都选在秋后农闲季节进行。一家建房，全寨人都来帮忙，祝贺，喝喜酒，说福事，即唱建房歌。如土家族“缠梁歌”：

又如《抛梁粑歌》：

（8）婚俗《拦门歌》。有歌词描述到拦门礼是这样：“花花轿子来接亲，盘天盘地盘古今。”当男方花轿来到女方家山寨，女方族人早用桌子把朝门紧紧拦住，桌上放有礼箱、酒壶、酒杯等，这样，一方在外，一方在内，一个要进一个要拦，便有了“拦门歌”。

拦门歌一般由男方礼官先报家门：

内管主持首先诘难发问。

除此，还有祝寿歌、号丧歌、伴嫁歌、巫词等，都各有其特色。

（9）情歌。是劳动人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主要抒发青年男女由于相爱而激发出来的悲欢离合的思想感情。情歌也是土家族民歌中的精华，按其内容可分为相识、爱慕、初恋、热恋、钟情、离别、相思、抗争、追求等爱情的整个过程。尤为可贵的是，有些情歌，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禁锢，抒发追求美好自由生活的愿望，表现劳动者的坚贞爱情。

桃花以喻人，人似桃花类，也是以花探人心，既真切，又含蓄！

只有勇敢的人才能越过重重障碍，经受住考验而赢得真正的爱情。比喻生动、贴切，表达了他们对爱情的炽烈的追求。

韭菜借喻永不变心，是土家情歌的色相意境，清新活泼，耀人眼目。

这是土家人选择对象的标准，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尺度，只有勤劳、聪明、实在的人才赢得姑娘的喜爱。

歌唱到这一步，也是难舍难分了。经过多次结交，双方定了终身。如：

男亲女爱，悱恻缠绵，偏偏又是分手的时候，双方别情依依，把“相思歌”唱得叫人柔肠百转：

“改土归流”以后，贵州土家族地区进入了封建社会各民族婚姻上受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影响，自由由婚姻逐渐受到了制约。

这类“抗争歌”，一方面是对封建婚姻制度深恶痛绝的控诉，另一方面反映了土家族青年追求婚姻自由、向往新生活的意愿。

面对封建礼教、包办婚姻的残酷无情，土家青年男女既要巧妙地对付父母无理的干涉，又要执著地去爱心上人，这就必然要讲究策略、技艺，以达到相爱相交的目的：

（10）生活歌。是反映劳动人民日常劳动生活和家庭生活状况的歌谣。在贵州土家族地区有众多的田歌、牧歌以及反映妇女、劳工、孤儿、单身汉等生活的歌，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各行各业、各种不同遭遇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唱出了他们的痛苦与欢乐。

（11）苦歌。土家人长期受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过着极其贫困的悲惨生活，一遇天灾人祸，生活更是牛马不如。“苦歌”就是在这一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流行较为普遍的有《长工歌》、《苦媳妇》、《单身苦歌》、《壮丁歌》等。

《长工歌》：

《长工歌》采用对比手法，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发泄苦难者不平的悲愤。

《苦媳妇歌》：

《苦媳妇歌》生动地反映了媳妇在婆家的痛苦处境，是颇有典型意义。为什么当婆婆的总是对媳妇抱有各种偏见，这从表面上看是婆婆的主观态度问题，而本质上仍然是万恶的封建制度造成的。婆婆是媳妇的直接管束人，因而许多妇女就把对封建制度的谴责指向婆婆。其实，婆婆作为一个妇女在封建社会里也是受压迫的，她也当过媳妇，受过虐待，只不过在长期的被压迫、被约束中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认为那样是完全合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悲剧！

《寡妇歌》：

《寡妇歌》中的妇女，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其前途更是不堪设想。她们不仅肉体上经常受到公婆毒打，更残酷的是对她们精神上的种种压抑和虐待，使得她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

苦歌还有《十八妻子三岁郎》：

《烟花小姐告状》：

（12）谎歌。土家人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也创作一些夸张、浪漫、风趣、幽默的歌谣，来消除疲劳、丰富生活。《扯谎歌》就是这样一种歌：

又如：

这些歌谣充分体现了土家人性格开朗豪爽、幽默风趣的特点，也充分体现了浓郁的生活情趣。

（13）牧歌。每当太阳升起，土家放牛郎便打开牛栏、羊圈，放出牛羊向坡上走去，长棍子往牛屁股上一甩，《放牛山歌》便脱口而出：

2.时政歌。

清朝咸丰至同治年间，在思南爆发了以土家人民为主体的白号军农民起义，思南到处出现群众创作的一首《劝清军》的时政歌：

此歌对于鼓舞义军，打击清军发挥了很大作用。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思南境内又出现了关于抗日的时政歌：

流传在德江、沿河的时政歌《拉兵》是这样唱的：

政治上的黑暗，使土家人民每时每刻都感受反动派的丑恶、凶残，因此有关这方面的歌谣也就特别多。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多次进入贵州，在广大的土家族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翻身的农民从内心唱出拥护红军的歌，如《红军处处受欢迎》：

又如《门口点盏灯》：

颂歌新中国成立后成了时政歌的主流，这与劳动人民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根本改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人民领袖毛泽东》：

《社会主义好前程》：

除此，在土家族的新民歌中，还有不少是对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改革开放等重大政治活动的支持和赞颂。

3.儿歌。

土家儿歌是土家人及其子弟在符合儿童理解能力、生活经验、心理特点和欣赏趣味的前提下，以简洁生动的韵语所创作并长期流传于儿童中的一种口头短歌。

（1）游戏儿歌。可以说是土家人一生中最早接触到的歌谣。当幼儿还在摇篮里，母亲就一边摇着摇篮，一边深情地唱着童谣。孩子逐渐成长，便学会了一支又一支游戏儿歌。这种儿歌或唱或诵，丰富游戏的内容，增添孩子的兴趣。它又是一种口头伴奏，能够统一游戏动作，使游戏更为生色。如《谁乖乖》：

还有边拍手边唱的儿歌，如《歌亲家》：

又如《排排坐》：

儿童边玩边唱，循环反复，大大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此外，像踢头发毽、跳皮筋等，都有与相配合的游戏儿歌。捉蜻蜓时，往往还要唱《落下来》：

又如《虫虫飞》：

《螃蟹歌》：

这些儿歌，都将昆虫、动物拟人化，充分反映了儿童心理特点，使人感到亲切、有趣。类似的游戏儿歌还有《月亮婆》、《点工猫》、《蛤蟆》等。

（2）教诲儿歌。不仅能够丰富孩子的知识，启发他们的智慧和想象，而且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习惯，成为教育学龄前儿童的重要工具之一。如《棉衣歌》：

从小就培养儿童热爱劳动、讲究节约的好习惯，对于经济尚未发达的贵州土家族地区是多么好的启蒙教育。又如《抗日儿歌》：

培养小孩热爱祖国，痛恨侵略的正义感。又如《骑马歌》：

（五）谚语

土家族地区地貌复杂，气候多变。作为一个山地农耕民族来说，气象情况不仅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对农事活动有着极为重要的制约和指导作用。土家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对大自然各种物象的细心观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土家族的气象谚语，便是土家族的天文历法。

1.节气类：芒种栽秧正当时，夏至栽秧五谷稀。懵懵懂懂，谷雨泡种；小满不满，芒种不管。清明要明，谷雨要淋；清明断雪，谷雨断霜。立夏不下，犁耙高挂。打雷立秋，干死泥鳅；立秋顺秋，缠雨不休。惊蛰种瓜，结一满坝。立冬晴，皮匠卖妇人；立冬下，皮匠说大话。立冬落雨一冬晴。处暑有雨十八河，处暑无雨干断河。雷打惊蛰前，四十八天雨绵绵。雨水晴，害死人。惊蛰雷雨年岁丰。阳雀来在清明前，高山高地好种田；阳雀来在清明后，高山高地好种豆。年逢双春（立春）收成好，年内无春多歉收。谷雨无雨，碓里无米。夏至五月头，边吃边发愁；夏至五月中，谷黄米价松；夏至五月底，谷黄米价起。雨落小暑头，干死黄秧渴死牛。小暑雨如银，大暑雨如金。白露成双，收尽谷桩；白露成单，不等路干。重阳无雨看十三，十三无雨一冬干。小雪大雪，煮饭不息。冬至在月头，无被不用愁；冬至在月尾，大雪纷纷飞。大雪小雪，烧锅不歇。大寒白雪定丰年。十年难逢金满斗，百年难逢初一春。不怕九月重阳十三雨，只要立冬晴得起。两春夹一冬，十间牛栏九间空。

2.天相类。土家人很早就意识到根据日月星云等天相的变化，来判断天气的好坏，从而更好地从事农事活动：傍晚起青烟，明日大晴天；日落昏黄，来日风狂。晚上起南风，明日太阳。星光跳得凶，有雨夜中。月昏三更雨，日昏午时风。云乱翻，淋断山。云吃雾，雨不住；雾吃云，晒死人。日出东南红，无雨必有风。乌云打架，大雨下坝。天黄有雨，人黄有病。西虹有雨东虹晴。

3.农事类。“不违农时”，不断总结耕作经验，掌握好土壤改良、种子选育、农作物管理等一系列的农事活动，是获得丰收的重要条件：误了一年春，十年理不伸。二月清明不用忙，三月清明早撒秧。庄稼薅得嫩，当淋一道粪。七月犁田一碗油，八月犁田半碗油，九月犁田光骨头。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人哄地皮，地哄肚皮。

（六）歇后语

歇后语是一种具有独特艺术形式的民间谚语，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假托词，是比喻；后面是目的语，是说明。前后两部分联系紧凑，说话时后一部分由前一部分在语气和意念上自然引出。使用时往往省去后半部，故称歇后语。歇后语分为喻义和谐音两种，或是经验性的生活总结，或是用来表现生活中某种情景和人们心理状态，或揭露敌人丑恶、批评某些人的毛病，形象生动、喻义深刻。特别是批评性的歇后语，讽刺尖锐，表现力很强，故有人把歇后语比喻作俗语中的“杂文”。

歇后语真实地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历史社会现实，其中不少作品经苦干世纪的集体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较高的程度。

1.讽刺性歇后语：月光下举刀——明砍，坟场栽椒子——辣鬼，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山鸡娶凤凰——不般配，飞机上放炮——响（想）得高，马尾穿萝卜——粗中有细，乌龟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乌鸦脑壳插鸡毛——装凤凰，公公背媳妇——费力不讨好，公猪拱洞——吃里爬外，瓦片揩屁股——刮毒，儿子打老子——岂有此理（礼）。

2.谐音性歇后语：歪嘴巴照镜子——当面见笑（效），思南到印江——县过县（线），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半山坡立房子——抖（陡）起抖（陡）起的，半天云挂口袋——装风（疯），叫花子进厕所——讨死（屎），外公死儿——没有救（舅），扫丫打老虎——舞（武）不住，灯草打鼓——不想（响），屙屎不带纸——想不开（揩），黄泥巴栽苕——看不出，屙屎打屁——雷雨交加，弹花匠家女——会谈（弹）不会纺，屁股上一斧——花（划）大了。

3.喻义性的歇后语：鸭子死了——嘴壳硬，做梦讨媳妇——想入非非，悬崖上滚石头——一落千丈，沟里放牛——两边吃，芝麻开花——节节高，行船掌舵——见风使舵，西施掉牙——美中不足，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瞎子戴眼镜——多一套圈圈，杀猪杀屁股——各师各教，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冬天卖醋——寒酸。

二、文人文学

土家族大部分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就为巴子国南部，土家先民——巴人就在这块土地上，披荆斩棘，繁衍生息，融合移植，错杂共居，在长期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培养了土家人民的心性气质。随着明代永乐年间“改土归流”及汉文化的大量输入，涌现了一批土家文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构绘出土家地区的人文风貌，创造了自具风采的文学形式，尤其是璀璨夺目的土家诗歌艺术，汇入中华民族文化洪流，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增添了光彩。

政治的改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土家族地区的文化、教育的兴盛，也打破了土家族地区长期被割据所造成的封闭落后状态，结束了土司所规定的“虽有学校，人才不得科贡”，甚至“违者罪至族”的愚民政策，伴随着地主经济的迅速建立和发展，“文治日新，人知向学”“渐被文教”，已蔚然成风。明永乐十三年（1415），思南已创办府学，而土家族地区其他地方也开始兴办书院、义学。明代理学家李渭还在思南创办中和书院，汇聚四方人才于此求学，中和书院一时成了贵州四大书院之一。特别是土家族先贤田秋开辟了贵州乡试后，土家族习读儒家经典参与科举考试，逐渐打开了文风。“士尚文学，迩年以来，儒教渐兴，人文日盛，登科入仕者，盖彬彬矣。”明清时代仅思南府中文进士就有32人，文武举人360人，各类贡生524人，其中土家族学子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对此，安化知县姚夔在《讲学堂记》说：“丕振文风，昌明理学，迄今为黔省称最。”

随后，经过一段时间培育与传承，在土家族地区出现了大批具有高度汉文化的土家族诗歌、散文作者。有的即在当时政治上就有所作为，如田秋、田仰、安康等为官开朗，勤廉，诗作散文也享有盛誉；有的或仕途不达，沦落乡里，以授徒为业，命运不济，便得以更多机会接触下层人民，民众疾瘼、风俗异情、奇丽山川，恰能为其艺术创作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并大大有益于提高作品的思想水平及作品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和艺术特色以及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形成了土家族的文人文学。

（一）民国及以前的文人文学

明永乐年间到民国时期计500多年的时间，土家族诗歌、散文创作逐步形成了作者群，一代又一代，人才辈出，人数渐增，而且创作势头非常活跃，艺术形式多样化，作品所触及的生活面大有扩展，内容丰富多彩。

有的对故土风光眷念；有的借景抒情，托物咏志。作品不是单纯的吟风弄月、歌山颂水或呆板地对客观事物进行简单描摹或诠释，而是善于运用比较自然素淡的语言和明丽如画的形象去刻画出那种高雅含蓄的情致，还有大量涉及社会主题之杰作，手法也是大胆、泼辣。

在这时期，土家族地区涌现了田秋、安康、安孝忠、田谷、张国柱、王蕃、田茂颖、田庆远、冉中涵等一批诗歌、散文作者，创作了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色彩的作品。

贵州教育先贤田秋，首先抒写了一批包含着深隽哲理思考的咏物诗，歌颂家乡山川，直抒胸臆。田秋，字汝力，号西麓，思南城人，明正德五年（1510）中举，九年（1514）中进士，授福建延平府推官，继任直隶河间府推官，升吏科左给事，转户科左都给事中，后仕至广东布政使。嘉靖年间，他力主贵州开设乡闱，向嘉靖帝上了《开贤科以宏文教疏》的奏折，得到赞同，于嘉靖十四年（1535）贵州首次开科，定乡试名额25人。贵州从此人才四起，直追中原。他告老还乡后，建先祠，置义田，以赡族之不能婚葬者，修桥补路，治药饵，惠济无穷。著有《西麓奏议》和许多诗文，如《登崖门》三首：

崖门，在府治（今思南城）西，两山对峙，崖壁险峻，官道出其中，形似门户。诗炼字工巧，构思精致。“万里云山在两眸”，既写景也抒情。“前面长途正不穷”，似乎一般描述，实则启迪人们，人生之路曲折亦如此。而他另外三首诗，更叫人生出诸多想象：

万圣山、三台山、藏春洞分别是府城（今思南城）外三个景点。万圣山在城东，四周陡绝，明代红巾起事时，郡人听信谣言，躲藏其上，便有“曾为邦人捍大灾”之句。而三台山，在府治三里，山顶有三峰，奇秀可爱。藏春洞西去崖门不远，洞不甚广，而壁石奇润，树林乔郁，娇花异卉，传说里面住有仙女。然而诗人并非追求仙迹，而是告诉人们一个哲理：“眼界明时尘俗小，烟云豁处壮怀开。”三首诗都是巧丽轻灵的景物诗，余韵蕴藉，颇耐赏玩，在诗人笔下，芙蓉三朵、青崖斗绝，洞中仙子的优美，天然无饰，安逸恬淡，一如仙境。作者毕竟不是一般等闲文人，而是一个蹉跎风云的政治家，其作品当然离不开广阔的社会生活。如《香炉滩》：

诗人似乎在写滩，实际整个笔墨落在了“凄凄芳草怨王孙”句上。据《思南府志》载：“（田）宗鼎禁民居不得瓦屋，不得种稻，虽有学校，人才不得科贡，属官具有喜怒，予夺生杀之，日刑数人于香炉滩。”“怨王孙”就是指斥田氏土司统治者乱杀无幸，激起了公愤，动摇了“王位”。土家诗人张清理也对此有一诗：“炉样生成鼓铸牢，天然鼎足峙大江；焚香但向江神祝，莫遣滩边光怒涛。”而安康更有“风和游客扁舟过，日落渔人晚钓收；却怪当年荼毒者，石中赤血至今流”的诗句。田秋存诗较多，或遗踪吊古，或借景抒怀，或寄赠送别，作品大多朴实明快，多佳联俊句，甚见艺术用心，对后人影响甚深，颇受后人推崇。

田秋在散文创作上的贡献也较大，涉及内容有政治、经济、教育等，特别是以其亲身赴千里之外赶考的经历，写成的《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从贵州教育落后，人才匮乏，急需“雨露滋润，日有生长”的请求，到设科开考后，人才涌现的现象，字字句句情真意切，催人泪下，难怪乎文章感动了嘉靖皇帝，批准了贵州设科考，从此贵州人才辈出，直追中原。

明代的安康，在当时诗坛上也是举足轻重人物。安康，字汝锡，思南人，少时读书青鸾溪，焚薪继晷。景泰四年（1453）以《礼记》中试，性敏好学，精诗文，放情林壑，著有《青鸾集》行世。他咏物能恰到好处，诱导人们产生联想却又意蕴无穷。如《圣岭春耕》：

又如《狮吼洞》：

前一首作品一口气点“圣岭”、“飞瀑”、“虎峡”，似乎这些一进入诗人笔下，读后就使人开眼界，阔心胸。然而一个“惜”字，道出了许多不平，引人深思。后一首写狮吼洞，该洞位于府治（今思南城）15公里，洞下泻瀑十余丈，声如狮吼，舟莫能行，旁有石碑，俗化为“狮喉洞”，又叫“狮吼飞流”。诗人融化传说故事，运用夸张的富有浪漫激情的笔调，摹形拟状，极写狮吼飞流之神采，声响并作，奇洞惊湍，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姿、雄浑壮伟的画面，确有摄魂夺魄之势。

《石马》诗是安康又一力作：

诗人将土家族传说用在诗里，非常形象生动。石马，在府治140公里处（今德江县泉口土家族乡），其形若马，体态逼真。相传，昔时群众稻谷成熟时，有动物去践踏。土家先民惊讶，不知为何物所为，跟踪追去。见石马尾下有粪便，上沾稻谷，断定为它所害，并将石马打断一脚，从此禾苗未遭损害。

石马以北为衙宅的土家山寨，是隋代的庸州遗址。这里古风浓郁，诗人抒发故土风物情趣，寄寓甚为深远。

安康的其他小诗业已做得美。“日静夜深无犬吠，云深春暖有龙眼。红尘不到真仙境，谁谓蓬莱别有天”“桃花累岁飘红浪，芳草连年长绿茵。美景泛舟游玩处，满怀情国净无尘。”这些诗是作者晚年僻居乡里生活的抒述，表现出雍容豁达、乐天知命的气度。

另一位诗人田谷，思南人，少聪敏勤学，年19领乡荐，性方朴，精易学，乡闱后，门生甚多。铜仁太守刘瑜延之过郡，赠诗给田谷：“十载韦编理学精，几多门弟赖陶成；须知霄汉致身远，不说功名唾手轻。文字正堪供夜话，风雷又觉动春声；相期早际云龙会，共秉忠贞答圣明。”弘治中举，授新津尹，清慎严明，赈穷除奸，筑城修学，升云南曲靖府通判。存诗不多，现录一首《缪白》：

举人缪白，云南人，正德七年（1512）任期满赴京，所以田谷欢送时，写下这首富有蕴含的诗。作品没有套用惯常送别抒述离情的模式，而是在拉家常中，展示真挚的友情，构思精巧，意态从容。“为道山林事事幽，”词语浅白，余韵弥长。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诗人安孝忠，思南人，聪明肯学，工诗文，弘治十四年（1561）中举，授予国府通判，操守清廉，遇事不雍，后归政，杜门著书，有文集传世。

明代末期岁贡出身的张国柱，仕途不达，诗作写得细腻生动，格调雄浑。如《赤壁》：

赤壁，位于思南乌江鲇鱼峡。作者在这里名是写赤壁，实则在书峡。乌江自然伟大与作者轻舟波涛的贴切感受在诗里得到含蓄而明快的表现，声色并茂，意蕴情长。

然而土家族诗人安全与张国柱同写乌江山峡，则一改张诗的那种古风韵律，却以磅礡气势，声如雷震取胜，将乌江的惊险情状，描绘得直切传神，令人惊心动魄。如《镇江行》：

田应远，印江人，嘉靖十四年（1535）科贡，官蜀府审理，诗写得清新流利，韵味悠长。如《琴德崖》：

琴德崖，在朗溪司东五里，林深树暗，一岩崛起，形似琴台，诗人似钟期自况，暗示自己寻不到知音的苦恼。

田茂颖，德江泉口人，清顺治十七年（1660）科举，诗文做得十分隽爽清丽，风神行徐淡雅，确有足供玩味的魅力。如《龙壁诗有序》：

龙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善于变化、能兴云雨并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为鳞虫之长。诗人目击石壁龙状奇观，在诗序中提出了“夫一石也，胡为乎龙？胡为乎八”的疑问，但未沦入俗常的迷信陷阱。诗人的这一认识为作品的健康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基础。在这首即景诗里，没有穿凿附会的渲染。前两联纪实，质朴平妥；后两联虚拟，想像飞腾。有实描，物象才栩栩如生；经夸饰，形貌方神情兼具，阴晴紫霭，朝幕霞红，壁龙景色，始终一派壮观。“直布甘霖遍碧空”一词，应是诗的灵魂。作者关心民瘼、希图造福的一颗善心，虽只片言，却已袒露人前。

清代又一位土家诗人王藩，沿河县人，号“一瓢斋”，安贫守正，工篆隶，善写梅，为诗清新飘逸，老而益工，当时名士多与交游，著有沿河八景《一瓢斋集》诗集。

这是王藩的《珍珠泉》一诗。去沿河司三里外，有温水自石窟涌出，若贯珠然。慧眼独具的作者未写沐浴，却描绘出自白衣似的气霭。本是即景之作，结尾转入述志“大地苍生望霖雨，从龙正好伴云飞”，这样一来，将人品的思想题旨提高到了一个档次。

他与田茂颖同样写的寺庙诗，然他不像田诗清丽飘逸，而却写得老辣、生动，富含禅韵，具有哲理性的思考。首句“绀殿清灵绝世喧，琅琅梵语育朝昏”就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继续读下去，颇耐咀嚼，引发人们很多联想。这诗与另一位土家诗人安居仕的《观音岩》有异曲同工之趣：“漫道石无灵，三千不可度，若是会心人，应向岩前悟。”

冉中涵，号秋潭，思南人，清嘉庆七年（1802）科登。尝揭“求仁”二字于书院斋舍，与同窗共勉，品行醇正。存诗六首，均写地方景色。

作品专写乡土风光，镂刻精细，藻绘典雅。诗人并非专咏客观景物，偶亦吐叙襟怀，寄意骚情。“锄莠慰长怀，抑止白云巅”，乃是诗人心灵深层的思想折射或托喻外化的拔高。

任思永，印江县人，官至四川德阳县知县，著有《印江八景诗》。

任诗多写山川景色，虽然取材狭窄，但作品恬淡高雅，自得情韵。

张敏文，思南城人，清乾隆六年（1741）科登，官至永从县训导。存诗多首，均为田园诗。写有《思唐杂咏》、《德水渔人》等组诗，抒写对象为渔夫、樵夫、牧童、桑女等。尽管这些诗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流露着封建文人的感情与思想，然而比之当时其他诗人，张敏文对田园生活的确有较浓厚的兴趣与较真切的认识。其诗句，体物真切，意境优美，而造句新颖、耐人玩味，字字洋溢着浓郁的田园气息和民族色彩。

可贵的是张敏文的诗还涉及城镇小手工业，情趣横生，特色浓郁。

在封建社会，能像张敏文那样描写小手工业并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确实较少。

张清理，思南府城人，清道光十七年（1837）科举。存诗十二首，其中写“思南八景”每景一首。

诗作通俗浅近，清新隽爽，富有浓郁的生息和深挚的乡土情爱。作者紧紧抓住“春耕”特点，从视觉“负郭梯田望眼迷”到感觉“春耕遥指岭东西”，给人以“蓑影横披雨一犁”“驱牛踏碎落花泥”的闹春晕象的美感。诗人在典型的景物上落笔，轻描淡写，别具神韵。山乡的幽趣，山民的陶然，情景交融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彭冉氏，郡暮溪（今思南河东）人，彭继勋之妻。幼小通小学，诵唐诗，解执笔，年二十适继勋。彭殁于水，时冉氏年30岁，哭之：

冉氏作为土家族早期女诗人，诗品未落俗因袭，能给人以别致的艺术感受。诗人缘情写景，景内情生，虽无一字盲愁，却通篇使人顿萌哀怨。哭诗点出“遥瞻渡口水漫漫，惆怅夫君欲见难”的序，形成特定环境，烘托出生离死离的悲凉气氛。后一首的艺术创作更为别致，“推窗对月”“当年共赏人何在”这种感受，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作者孤独心境。诗人盛年丧偶，而他们夫妻又情深意笃，故此倍感凄惶，化而为诗，自然含有血泪，读之令人肝胆俱裂。

张德徽，思南府城人，后迁印江城定居。清光绪二十二年（1866）任湖北恩施府知府，后任贵州思州知州，在任上去世。存词八首，即《思南八景·浪淘沙》。

前词以拟人手法进行大胆描写，不唯状其貌，更尤发其神。“蜿蛇却如龙，长爪拿空”，虽是顺势拈出，却犹富遐想。如此淡中寓奇，妙语浅出，把府后的五老峰描绘得灵性活脱，引人神往。后一首词中的“中和”即中和山，位于府城西大崖关山麓，宋元时是思南宣慰使田氏（土家族）祭祖、祝寿、避暑之地，山上建有华严寺。寺庙四周翠柏茂绿，山色香丽，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正如土家族诗人张清理诗云：“郁郁葱葱簇一林，清荫入夏更萧森。绿去偏绕干章木，红日微筛满地金。”张词把住了中和山“夏绿”的景色特色，渲染出清凉幽静的意境，读来令人神情爽快。

张德徽的词力求形象明朗，境界深远幽静，语言凝练自然，如“人影瘦头稀，三两瓜皮”（《德江晚度》）“闲看儿童寻幼子，小桨轻划”（《鹭洲泛月》）“斜阳倒影波圆……山水共澄鲜”（《雁塔标霞》），等，写出了乌江风物景色的神韵。作者钟情故里山水的情致，对于宏扬荒陬壤的奇观美景，起了长久的积极作用，更超出了作品本身所达到的艺术效果，故而作者的词能在土家族地区得以流传，且经久不衰。

曾书写北京“颐和园”匾额的印江书法家严寅亮（1854～1933）不仅书法闻名于世，诗词楹联文辞甚佳。如他自撰写的黄果树“观瀑亭”联：

对联形象生动，清新自然，显得玲玲可喜，而诗人之飘逸情怀，亦由此闪烁其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安于鸪的五言律诗，写得非常自然俊丽、潇洒。安于鸪，思南人，清雍正八年（1730）官至铜仁府训导，存诗二首：

小岩关，在府城北二里处，两峰对峙，千级石阶由下到上。诗作告诉我们，这是一幅重峦叠嶂、山色朦胧的画图，诗人置身于这画图之中，攀登在一线开的雄关漫道里，似乎在通向云霄，白云入怀，岚烟缥缈，草木潇潇，回看走过的山麓，那长练如带的乌江，围绕城郭，如诗如画，引人入胜，不觉中忘了登山之疲劳。

德江诗人黎静山存有《鸣草堂》、《拙首随笔》等诗。其《七绝》是他读小学向祖父讨早餐钱时写下的诗：

清末民初，周恩寿、严寅亮的诗也很有个性。周恩寿，沿河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优贡，四川试用通判，著有《救灾》、《劝赈》五学韵文和《沿河八景》七绝。

除上述诸君外，明清以来，贵州土家地区还有作家冉学汇、田沐澍、张鲲、王道行、任元德等在文坛上皆有一定影响。

进入民国时期，各地均已兴建学校，土家族地区的众多学子不仅在当地读书习文，还有部分出外求学深造。席正铭是其中的代表。席正铭，沿河人，22岁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堂，又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后参加同盟会，投身武昌起义。其后参加组建临时政府，讨袁护法，任黔军总司令，奔走宁、汉、津、保等地，成为拥护孙中山革命的坚定战士，是辛亥革命元勋之一。席正铭著有《冷冷山人集》，除有八副挽联和两篇散文外，余皆诗词。袁世凯窃国称帝前后，席正铭在《次韵王思芩知事留别》中方写道：“萧萧易水恨难平，拔剑当闻起舞声。专制迄今仍似旧，壮志未遂枉谈兵……欲博自由宁异死，战斗哪怕鼓鼙歌！”

覃梦松，德江县张家湾人，曾任民国贵州省财政厅厅长、禁烟院院长。在铲除何应钦之父的鸦片烟苗时，得罪了何应钦，遭贬，于民国32年（1943）返回家乡沿河（张家湾当时属沿河县辖），编修《沿河县志》，并写有一些诗作。

张筱岩、刘其贤的《沿河八景诗》亦均属佳作。张沿河城人，教育界名人。刘其贤，沿河人，曾任黔军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晚年，常与当时县长杨化育和覃梦松、张筱岩等相聚，朝诵夕咏，讴歌沿河秀丽多姿的自然景色。与张筱岩合著有《余园诗集》、《佑溪酬唱集》等。在他的诗词里也流露出不再过问政事、向往田园生活的情绪。

张筱岩除与刘其贤等有合著外，还著有《听雨楼文集》。杨化育、张筱岩、刘其贤、覃梦松之间以诗会友，互相吟诗相赠，在民国时期沿河文坛上，传为佳话。张、刘步“三相桥”一诗，张诗颇见功力，诗云：

清末民初的印江文坛上，田慎修、杨希程等人描写梵净山的诗也风骚一时，并刊刻有《梵净山诗会集韵》。田慎修，印江县朗溪人，散文流利，写了20多首描写梵净山的诗。

另一印江诗人杨希程也抒写了六首梵净山的诗。

（二）当代文人文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十月惊雷，大地回春，土家族文学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土家族文学真正进入了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春天，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地迎接着沸腾的生活，面向未来，为祖国与民族而欢呼而创作。新时期土家族文学虽然起步稍晚，但势头却较猛，短短30年，涌现了大批实力雄厚的作家、诗人，其大量的作品发表在全国性的大型文学刊物上，并获得全国文学大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

思基是当代中国文坛上有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思基，原名田儒壁，1920年出生于印江县官庄。1939年到重庆，后入山西牺盟会主办的抗日民族革命大学。旋转延安，入陕北公学，1941年进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1946年任《北方》杂志编辑。1949年后任《处女地》杂志主编、辽宁省文学研究所长、中国作家协作沈阳分会副主席兼《鸭绿江》主编、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思基是“五四”运动以后土家族的第一个小说家，其处女作《我的师傅》发表于1945年，并为当时重庆、香港的进步杂志转载，收入解放区的小说选本。以后陆续发表有《信》、《解放时候》、《校长》、《那边》、《生长》等小说，1948年由光华书局辑成《生长》小说集出版。1989年出版长篇小说《昨夜风雨》，1993年又出版了《思基文集》四卷，计120万字。新中国成立后，思基重点转向写文学评论，也发表有小说，如1958年的《回乡偶记》、《幸福的诗》、《送别》、《震中地区处处春》等反映时代岁月，努力探讨研究各种社会问题。何光渝在《20世纪贵州小说史》中评价思基小说时说：“与属于国统区的贵州作家沉郁，激愤、抗争的心境迥然不同，思基的小说有一种清新而明亮的色彩，显然具有当时延安作家所共有的革命理性和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新的题材和新的生活内容。思基的小说，多取材于一些平凡的事件和平凡的人物，借以来反映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这种大处着眼、小处着墨、以小见大的艺术方法，再加上语言朴实、明快、不事雕琢，使他的小说有较好的审美意蕴。”思基是第一个土家族文艺评论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以写文艺评论为主，先后出版了《生活与创作论集》、《过渡集》和《论〈李自成〉及其他》三个文艺评论集，涉及文学的性质和任务、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的借鉴与发展、文学的批评作用、文学的教育功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文学与作家的世界观等问题。思基认为文学创作任何时候都是表现生活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创造历史，创造一切财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捍卫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士兵，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是生活的主流，是作家创作的无尽源泉。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年代，思基总是用敏锐的目光捕捉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满腔热情地歌颂新事物、新风尚，无情地揭露和鞭挞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和颓废思想。他的作品，题材广泛，立意深刻，状写传神，结构缜密，观点鲜明，文笔犀利，抑扬有致，读之不乏，其味无穷。

1958年，沿河土家族作者李洪游的短篇小说《表嫂》在《山花》上发表后，土家族文学一直沉默许久。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家、诗人、剧作家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热情地讴歌新时代新风貌的作品层出不穷。体裁上，由原来的仅限于古典诗词、散文，发展到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新诗、戏剧、文学评论等，先后涌现出了田永红、喻子涵、安元奎、刘照进、王新华、宁坤强、冯先政、何立高、张贤春等一批优秀的土家族作家。

田永红，中国作协会员，省管专家，贵州省“四个一批”人才，其报告文学《从千级石阶登上去的人》、《喂，把球捡起》分别获得西南三省青年“为了明天”、“七色太阳”三等奖后，先后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乌江系列小说，引起了一定的反响。2000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散文集《老屋》、小说集《燃烧的乌江》，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走进土家山寨》，理论专著《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复兴》《乌江文化概览》《思南文化辞典》分别由中国文史出版社、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出版。其中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被翻译成日语在日本发表，2002年9月获得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贵州省政府文艺奖荣誉奖、铜仁地区首届文艺创作一等奖。《燃烧的乌江》获贵州省首届乌江文学奖。文学评论《土家族文学研究的里程碑》《土家族傩戏与其传说》《明清时期思南府土家族文人诗歌创作介析》等发表在国家重点文学研究刊物上。田永红的小说以乌江流域为背景，从不同侧面反映改革开放中土家人民的生活及精神面貌，反映在西部大开发中土家族农民的向往与追求。同时，它向读者展示了乌江流域深刻的历史内涵和社会风貌及丰富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乌江人预示了某种契机，为从未到过乌江流域的人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实在，为开发乌江的人们提出了一种希望、一种责任、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

喻子涵，中国作协会员，是整个贵州从事散文诗创作的年青一代中成绩最为突出者，无论是在题材还是在散文诗艺术技巧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突破。他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获得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是贵州省20多年来散文诗创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著名散文作家耿林莽先生对这部作品集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孤独的太阳》的升起，已经超越了一本散文诗集艺术成就本身的意义”。此后喻子涵又陆续出版了诗集《蓝色天空》、《雨天作文》，散文诗集《回归或超越》和其他作品。

安元奎，贵州省作协会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行吟乌江》散文集2006年获贵州乌江文学奖及铜仁地区第二届政府文艺奖一等奖。2010年由大众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远山的歌谣》。他的散文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清新典雅，读后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刘照进，中国作协会员，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断》获第二届贵州乌江文学奖和铜仁地区第二届文艺一等奖，其大量散文作品分别在《山花》、《散文》、《中华散文》、《散文世界》、《花溪》、《贵州作家》、《星星》、《散文百家》、《山西文学》、《岁月》等报刊上发表，作品文风朴实，诗意浓郁。

王新华，贵州省作协会员，自1988年以来在《诗刊》、《青年文学》、《瞭望》、《诗歌报》、《山花》、《鸭绿江》、《百花园》、《南园诗报》、《贵州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诗歌分别入选项《中国二十世纪纯抒情精华》、《当代中国实力青年诗人佳作选》和《中国青年诗人二十世纪代表作》。2004年6月诗集《高原梵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新华的诗清新灵动，大气磅礴，有一定内涵和深度。

孟学书，主要从事小说创作，有长篇小说《黑土地·红土地》和中短篇小说集《孤独的猎人》出版。小说《小镇上的医生》、《啊，古柏树》分别获1995年贵州省青年文学创作一、二等奖。1996年中篇小说《断肠刀》在《民族文学》上发表，引起社会关注。其小说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较浓。

芦苇岸，把自己定为“纯粹而清贫的乡村诗人”，是因为诗人这些来一直孤独地游走于千山万水之间。目前已在《十月》、《诗潮》等刊物上发表了10余万字的诗歌、小说。1999年出版了诗集《蓝色氛围》，诗作渗透着一种向上的品质，并以一腔深情赞美故乡的大山、月亮、村庄、民谣、傩戏、婚礼和坚守那一块贫瘠土地的亲人。

谯达摩，他的诗歌创作曾引起著名诗人流沙河的关注，被誉为“天才的土家族诗人”。目前，已经出版了《橄榄石》、《二重奏》、《九人诗选》三本诗集。他的诗歌蕴藏着乡土之情与青年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那些隐含于字里行间的生命感悟是自然的流动，它们亲切、质朴，充满了另一种层次上的对生活的关照。

隐石，创作了诗歌、散文、随笔、评论等作品50余篇（首），先后在《山花》、《诗选刊》、《诗歌月刊》、《贵州作家》、《佛山文艺》、《敦煌诗刊》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对文学中“暴力展示”的一点比较和感想》被《小说选刊》转载，诗歌作品分别入选《2004新诗代年度作品精诗》、《2004网络诗歌》和《2005诗先锋年度诗选》等，2008年出版了评论随笔集《个人时代的证词》。

宁坤强，贵州省作协会员，地管专家，1993年出版了土家族情歌集《情满乌江》，随后又出版了散文集《依恋》。文中流露出情真意切，具有清新自然的特点，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学养和气质。2003年在《铜仁日报》发表了长篇散文《走近欧洲》，表现出一个文化人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种责任感。

张贤春，是一个平实而勤奋的作家，自1984年创作歌词《农民站柜台》以来，先后在省内外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多篇，分别出版了散文集《山里人》，诗集《情在旅途》、《乡变》、杂文集《傻人傻话》，荣获铜仁地区第三届文艺奖三等奖，2008年出版长篇小说《猪朝前拱》。

杨世福，既写小说、报告文学，还写文学评论，已发表作品100万字。

何立高，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野山红霞》，散文、戏剧创作亦较出色，并多次获奖。

罗炯，短篇小说《桑园中的笑声》、《坚持》、《山中恋》，分别在《贵州日报》、《作家》等报刊上发表。

谯进华，短篇小说《阿米》、《九九》分别在《萌芽》、《民族文学》杂志上发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罗长庚，短篇小说《酸甜的日子》在《北大荒》杂志上发表。

沿河作者还有付强、赵凯、杨树洁、晏武方、罗钧贤、崔晓林、冉茂福、田丽芳、田贵东等，德江还有徐小强、冉光跃、文美鲜、高应智，思南还有许义明、张军、张进、宋文学、许义阳、袁景波、田光华、田夫等，印江还有李敦礼、黎廷庠、任廷敬，遵义市还有胡长斌、冯先政，黔东南还有柳文坤、杨宗和等都在省级报刊发表了文学作品，有的还出版了专集，为土家族文坛增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