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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黔东革命根据地
1932年夏，蒋介石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反对贺龙集中优势兵力到外线作战、伺机消灭敌人的正确主张，“肃反”扩大化，使许多优秀的指战员离开了指挥作战岗位，大大削弱了战斗力，从而失去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主动权，丧失了根据地。红三军洪湖突围，历尽艰辛，转战豫西南、陕南、川东等地，行程3500公里，回师攻占湖北鹤峰县城。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先后恢复和建立了鹤峰、桑植、宣恩、恩施、建始等县的20多个区、近10万人口的苏区。1933年夏秋，蒋介石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同时调集大批兵力进攻湘鄂边地区。红三军虽然奋勇血战，终因寡不敌众，湘鄂西根据地遂告陷落，红三军再次失去依托，游击于鹤峰、松滋、石门一带。1933年12月19日，中央湘鄂西分局在湖北咸丰县大村召开会议，“决定向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发展，创建新的根据地……由‘恢复鄂川边’的口号改成‘创造湘鄂川黔苏区中心’的口号”。之后，红三军兵分三路攻下黔江县城，休整了7天后，撤离至咸丰县活龙坪一带，转战在利川、龙山、永顺、桑植、大庸、慈利等湘鄂边区。为了摆脱困境，扭转不利形势，1934年4月1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利川十字路召开会议，根据贺龙的提议，决定在鄂川边开展苏维埃运动，建立革命政权。会后，红三军由酉阳的兴隆坪出发，经黔江县（今黔江区）境，直取彭水，于5月9日夺取彭水县城，歼敌一个营，俘敌300余人。贺龙打算以此为中心建立酉（阳）秀（山）黔（江）彭（水）革命根据地，并将军部迁入天主教堂，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并印发了《告湘鄂川黔人民书》等宣传材料。但夏曦以中央分局书记的身份，以“彭水背山面水，易攻难守，敌人来了不好应付”为理由，否定了贺龙的正确主张，于是红三军不得不撤离彭水县城，西渡乌江，向黔东北地区进军。
1934年6月19日，贺龙、夏曦、关向应等在贵州省德江县境枫香溪召开湘鄂西分局会议（即著名的“枫香溪会议”），认为在黔东建立根据地，发动苏维埃运动是可能的。会议最后决定，以贵州的沿河、德江、印江、松桃及四川的秀山、酉阳等县相邻地区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
枫香溪会议后，红三军军直机关抽了100多名干部，并加上从各师警卫部队抽调的部分指战员，还有群众积极分子53人，组成一支既是宣传队又是战斗队的干部队伍，深入到沿河、德江、印江、松桃、酉阳、秀山等地区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打土豪分田地，积极筹备建立革命政权。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提高黔东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觉悟和对党的政策的认识，红三军印发了《苏维埃建设》，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了《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雇农工会的斗争纲领及章程草案》、《贫农团》、《乡苏维埃》等重要文件。还在印江县韩家乡等地区编印了《红军户口册》，编入各户的人数、姓名、年龄，是否参加劳动及经济状况等。同时，还注明了是否参加红军、游击队、苏维埃代表等。
经过红三军广大指战员深入广泛的宣传，经过积极筹备，1934年7月21～22日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除红三军的领导外，还有沿河、德江、印江三县选出的代表和红军代表135人（酉阳、秀山的代表未能赶到），其中雇农及手艺人代表55人，贫农代表25人，中农代表8人，士兵代表4人，小商代表4人，红军代表32人，其他代表7人。代表以雇工、手艺人最多，其次是红军代表，再次是贫农代表，此三类代表共112人，占总数的80%以上，体现了工农兵在代表中的优势。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革命政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联县政府”，群众还称“省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高原上，领导广大劳苦大众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有委员80名、常务委员32名，推选孙秀亮为主席，秦育清、陈正国为副主席。经过全体代表讨论，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的条例》、《关于“肃反”问题决议》、《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等6个决议，号召黔东各族人民群众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为巩固和发展黔东苏区而斗争，集中一切力量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黔东特区红色政权的武装割据。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后，立即着手组建区、乡苏维埃政权。据统计，建立了苏维埃区革命委员会17个，即沿河县境的晓景、铅厂坝、白石土地湾、旧寨坝、谯家铺、山羊岭、茶园头、淇滩，德江县境的枫香溪、徐家岩、张家湾，印江县境的四坳口、官塘、罗南溪、俞家岩，松桃县境的家坡，酉阳县境的南腰界；还建立了苏维埃乡革命委员会72个，其中沿河县30多个，印江县20多个，德江县10多个，酉阳县4个乡。这些区、乡苏维埃政权，是黔东各族人民自己的民主政府，是获得解放的标志，是当家做主的象征。
枫香溪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决议，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恢复红军中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会议当晚，贺龙和关向应不分昼夜地亲自登记党员、团员，很快恢复了各级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成立军党委会，向各师、团派出了党代表，很快完成了对党、团员的重新登记工作，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这是红三军一个很大的转折，是从湘鄂西失败到黔东后的一个巨大转变，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红军队伍发展更快、更巩固，战斗力更强。
同时，湘鄂西中央分局还十分重视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工作。1934年9月，红三军党组织在沿河土地湾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出席会议的党代表30余人，代表黔东的100多名党员。会议学习了共产国际十二次会议决议，要求各地积极工作、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建立起共产党的秘密支部”。会议特别强调，党要坚决在斗争中吸收先进积极的工人、贫农分子入党，借口秘密不发展党员是错误的，会后印发了《共产党组织在秘密环境下的活动方式》。在黔东特区的正确领导下，到当年的10月初，全军共有共产党员267人，团员196人。这些党、团员的成分是贫农255人，雇工112人，中农16人，手工业者36人，苦工4人，小商8人，牧童24人，学徒8人。发展新党员78人，其中军队50人，地方28人。已建立起特区党的工作委员会和青年团的工作委员会，在苏区建立了6个区、乡基层党支部。
红三军从进入贵州后，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放松武装斗争。红三军由四川进入黔东沿河时，只有两个师，即一七师和九师，3300多人，贺龙任军长，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卢冬生任七师师长，朱绍田任七师政委，钟炳然任九师师长，廖汉生任九师政委，夏曦任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神兵首领、黔乐独立师副师长冉少波
红三军入黔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建立根据地，二是扩军、补充兵源。对红三军来说，神兵的基本成员都是劳苦农民，而且经过一定的训练和具有一定的作战经验，是一支可靠的同盟军，同时也是扩军的主要对象。首先是印江沙子坡、刀坝地区的神兵首领冉少波到沿河晓景、酉阳等地寻找红军，最后在南腰界找到了红军。1934年6月15日，红三军到沙子坡后，立即向各地神坛“佛主”（包括神坛元老李天佑、神坛“佛主”宁国学等）发出信函，邀请他们前来会晤。16日，红三军在沙子坡召开各神坛“佛主”参加的神坛首领会议，并以贺龙、夏曦、关向应、卢冬生四人的名义，发表了著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该书以满腔的热忱、诚恳的态度，充分肯定了神兵的顽强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同时也分析了斗争失败的原因，指出了神兵的局限性，希望革命的联合。翌日，又在万寿宫召开了大多数为神兵的有2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军长贺龙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红三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是“打富济贫”的队伍，帮助他们打土豪分田地，不抓兵，不派款。神兵代表冉少波也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就有数百名神兵报名参加红军，整个黔东掀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印江县吾党寨的胡天福一次就约集了47名神兵参加了红军。参加红军的1000余名神兵组成一个纵队师，冉少波任师长，直接由军部领导，下辖3个支队。当年6月底至8月初之间，先后建立了川黔边、印江、沿河、德江等5独立团。不久，与纵队师合编为黔东独立师，贺炳炎任师长，冉少波任副师长。此外，各区苏维埃还成立了游击大队或游击队，共计有1万余人。
在黔东特区，除了红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外，各乡苏维埃都建立了自卫队，共计有3万多人。这队伍不脱产、不离乡，站岗放哨，配合红军和游击队打击敌人，是保卫根据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出现，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立即调集川黔湘鄂的军队及民团武装，一次又一次扑向根据地，妄图将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整个黔东特区存在时期，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新生红色政权的进攻，大小战斗上百次，其中淇滩、木黄、大坝、沿河县城的战斗被称为“四大战斗”。1934年7～8月，敌人向根据地发起进攻。8月中旬，红三军九师一部与沿河独立团在贺炳炎的率领下，由松桃火烧桥出发，奔驰90公里，袭击沿河县城，击毙黔军付衡中部近百名，缴获枪械百余支，吓得付衡中放弃沿河县城逃往务川。8月下旬，该部前往木黄，巧遇黔军黎刚部也到木黄寻红军主力作战。红军突然进攻，在洞沟坡俘敌一名营长及士兵百余名，击毙敌20多名。此时，酉阳南腰界团总冉瑞迁趁机窜回，杀害红军代表、伤病员、游击队员及其家属。贺龙军长急令刚在木黄大败黔军黎刚部的红九师，并黔东纵队和游击队，分三路向南腰界进发，很快将敌压缩在冉家祠堂，层层包围，困敌半月。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红军一举猛攻，大获全胜，全歼南腰界民团，团首冉崇侯也被乱刀砍死。
此后，川、黔、湘三省敌军统一行动，扑向黔东根据地，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黔敌姜兴尧部攻进枫香溪、张家湾一带，被黔东纵队、沿河独立团和游击队联合击溃。黔敌李成章部在谯家铺遭到红军痛击。川军达凤冈部进占沿河县城，湘军周燮卿部进攻晓景。面对敌人对根据地形成的包围之势，贺龙采取诱敌深入而消灭之的战略战术，将黔东纵队撤退至木黄，红七师移驻岩窠坝，红九师移驻火烧桥，形成掎角之势，严阵以待。当李成章部5个团从印江县城一带倾巢而出，抢占木黄东部的老寨，又抢占木黄西部的地茶坝，妄图夹击木黄的红军主力时，贺龙则巧妙地先用小部阻击老寨敌军，大部则反将地茶坝敌军包围，歼敌200多名，缴获武器无数。
木黄战斗的胜利，迫使川军达凤冈部弃城逃离沿河县城。此时，地主团练杨畅时乘虚而入，大肆杀害地方干部和群众。沙子坡团总田明道抢了运往特区的20担药材，并杀害了押运药材的彭水县开明人士龚渭清。为了打通川黔商品通道，夺回药材，贺龙决定三下沿河，奔袭敌人，除杨畅时弃马逃脱外，所部被全歼，缴获枪械300余支，夺回全部被劫药材。这时，红三军将黔东纵队与沿河、德江、印江、黔东和川黔边5个独立团整编成黔东独立师，正式编为红军。
正当黔东革命根据地日趋发展巩固的时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不得不着手进行退出根据地的准备，于是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从湘赣根据地出发向湘西移动，其目的是“确立与红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创立湘西及湘西北新苏区。1934年10月24日，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在印江县木黄镇胜利会师，按照中央的部署，两军团8000多人向湘西进发。为了坚持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重新组建了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新的独立师由六军团抽调部分指战员和红三军的一个游击大队及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地的地方武装700余人组成，王光泽任师长，段苏权任政委，同时还建立了中共黔东特委，段苏权任书记，统一领导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随着主力部队的撤离，一场保卫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殊死战斗开始了。
为了保证二、六军团主力挺进湘西，黔东独立师移驻特区中心区——沿厂坝，并指派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陈正国、秦育清率领特区保卫队及各区、乡苏维埃干部、游击队、自卫队紧密配合，伪装成主力迷惑敌人。在敌人26个团的兵力压境下，段苏权、王光泽决定将部队主力进驻梵净山。11月15日，陈正国、秦育清率领部队200余人完成牵制敌人任务后，向梵净山转移。16日，部队遭敌“清分队”夹击，突围中沿河独立团政委胡宏开和2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24名战士被俘，其中21名惨遭杀害。17日，突围余部又遭敌伏击，除少数冲出绝境，其余全部遇难。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段苏权、王光泽决定退出梵净山，到湘西寻找军团主力。至江口县马槽河处决了土豪张老喜、张思瑞，至秀山县境与敌团防遭遇，政委段苏权负伤。27日，部队又遭地方武装杨卓之袭击，团长马吉山阵亡，部队减员至300人。在师长王光泽的率领下，部队进入湖南大坝场，遭地主武装的袭击，师长王光泽及百余名战士落入敌手。王光泽被川军田冠五杀害于龙潭镇巫家坡，时年31岁。突围的40多人在团长秦贞权和干部邓吉星带领下，克服千难万险，终于抵达湘西，投入红军主力。
为了顺利实现土地革命，红三军及特区组织了工作队到各族人民中，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协助区、乡苏维埃贯彻执行各项决议，并在特区内普遍建立了雇农工会、农民协会、贫农团、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各类群众组织，领导和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早在红三军进入黔东时，就提出了“打土豪杀劣绅”、“打倒国民党，分地分粮”、“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以达到打击地主、反动势力的气焰，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解决部队给养等问题，还提出了“消灭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而战”等口号，以动员群众参加土地革命。黔东特区政府成立后，广泛组织群众学习《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没收地主豪绅粮食财产之条例》、《土地没收和土地分配条例草案》等文件精神，组织群众进行查田，由各乡的代表带领雇农小组、贫农团、青年团、妇代会等组成的查田小组，对豪绅地主的田地进行逐一核实登记造册。特区政府还专门设立土地部，由田兴才（土家族）、王顺邦任部长，负责土地改革工作。特区政府规定了农村的阶级路线：“依靠贫农，坚决团结中农，并使雇农起先锋作用，团结所有的一切力量，去消灭地主阶级与反动富农。”分配土地的原则是：“以乡村为单位，抽多补少，平均分配。”沿河县枫香溪制定了《沿河县第五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草案》，共22条，规定地主、富农、国民党的区长、乡长的土地要没收，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等；按质把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好地分给红军家属和贫雇农等，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
在土地改革中，各地对豪绅、恶霸地主进行了坚决的镇压。沿河县白石溪就打了张中宝、蒋奉仁等50多户土豪地主，印江县打了143户土豪地主，松桃县打了40多户土豪地主。在沿河、德江、印江、松桃、酉阳、秀山等纵横100余公里的毗邻地区，打土豪地主近400户，有近10万人参加土地革命，绝大多数农民都分得了土地。
红三军从进入黔东地区起，就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的工作。红三军刚踏上黔东土地，就碰到了以土家、苗等少数民族和汉族组成的神兵，贺龙等主要领导亲自接见了神兵代表冉少波（土家族）等，对他们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并以湘鄂川黔边革命军委员会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帮助神兵走出困境，神兵的主要首领之一的宁国学（土家族）也成为红军的一名指挥员。
红军所到之处，十分注意对土家族、苗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的了解，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主张。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和黔东特区都必须联合苗族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土司等；帮助建立苏维埃及自己的工农红军、游击队，实行土地改革分田地；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发展民族文化；苏区内的苗族工农群众，完全享有苏区公民的一切权利，等等。决议还指出：“在黔东苏区周围的少数民族，即如苗族就有几十万人，这就要求党用最大的力量去建立苗族中的工作。”“只有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取得解放与建立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与各个民族间真正的和平与自由。”
虽然这个关于少数民族的决议只提到苗族，而黔东这块土地上确确实实还居住着数量众多的土家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土家人民被迫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在黔东特区，土家人民很快地觉醒，投入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去，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参加红军。但是，还不可能使土家人民能够觉醒到恢复自己隐瞒了较长时间的民族成分问题，然而以冉少波、宁国学、陈正国、孙秀亮、田兴才等为首的土家儿女确实积极地参加了黔东特区的革命斗争，为新生的苏维政权作出了贡献。所以，黔东特区关于少数民族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包括土家族的问题。
黔东特区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第一，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使红三军结束了较长时间无根据地的游击状态，有了一个稳定的地区进行休整和壮大。第二，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红三军的一个转折点，恢复了党、团组织以及政治机关，成立了红三军党委会，并向各师、团委派了党代表，对党、团员进行了登记，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新团员，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了“党指挥枪”。第三，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贺龙元帅在回忆建立黔东根据地的意义时说，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找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第四，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红三军一进入贵州就收编神兵1000多人，黔东各族3000多人参加红军，还有游击队10000余人，地方自卫队30000多人，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建立区、乡革命委员会，培养了一批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武装力量、干部队伍及创制根据地的基础。第五，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经验。黔东特区存在期间，红三军的领导十分重视民族工作，成功地收编了土家族、苗族等组成的神兵。为民族工作做出了一个专门决议。平日工作中，红三军十分重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动员和联合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帮助建立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因此，黔东各族人民积极参加了革命，为根据地红色政权英勇战斗，勇于献身。
土家族分布的沿河、德江、印江、江口等县，已被国家认定为革命老区。
黔东革命根据地，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三军、红二·六军团在黔东大地留下的丰功伟绩，真实地记录了黔东各族儿女为苏维埃红色政权而不怕牺牲、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为中国八大革命根据地之一。黔东革命根据地留下了许多的红色文物，包括中央革命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两次征集的上千件文献，除各县现存的文物、文献外，还有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会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等，以及红军战斗遗址、红军标语、红军故事等。这些红色文化不仅可以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还是开发红色旅游的珍贵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