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生产习俗
一、农耕习俗
（一）农耕生产状况
土家族从事农业，已有悠久的历史。据《华阳国志》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巴子国的领域里就有“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土家族居住地属古代巴子国的“南极”之地。这里因有乌江、锦江、洪渡河等河流经过，虽然山高谷深，但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很适合“植五谷”。
正是由于地理条件所限，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较为缓慢。唐宋以前，几乎是处于刀耕火种状况，正如《思南府志》所云，“处山箐者，芟林火之，因布种，谓之刀耕火种”。男女合作，伐木烧畬，播种杂粮，不施肥，不浇灌，待土地贫瘠后，又转移他处。唐宋时，土家族地区开始进入封建领主经济，涌现了一批豪强大姓，出现了较大的聚落村寨。他们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联系加强，如田氏、安氏、张氏、李氏、杨氏、任氏等大姓家族，引进中原发达地区水利，开始有了提灌工程设施，用于农业灌溉，溪河沿岸利用水力架枧，提水灌溉，逐步改变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进入明代，随着土司制度的实施和完备，土家族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日趋频繁，加上普遍使用牛耕，引水提水灌溉得到推广，水车、架枧、提水普及，明初大批屯军进入贵州，使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逐步采用耕田地自然条件种植包谷、高梁、小米、豆类等，蚕桑，苎麻和蜂蜜等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在手工业方面，利用山区自然资源制造各种铁、木、竹农具和生活用品。妇女也学会了丝、棉、麻等纺织技术，生产土布。并出现了简单的冶炼工艺，尤其得益于乌江航运之便，运来了食盐、铁器等以及百货，如布匹、针、线，土家族地区木、竹、桐棬油、中药材，皮张、黄蜡、生漆也纷纷出峡进入长江，还有梵净山脚下的锦江短途航运以及这些商品交换关系，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沿江的集贸市场也随之形成而逐渐增多。清末民初，由于食盐、桐油需求量的加大，尤其抗日战争期间，乌江航运成了运输主要线路之一，更快地促进了集贸市场的繁荣。
土家族农耕类型属典型的山地型农业。山民聚居在武陵与娄山余脉交界之腹地，山区为喀斯特地貌，群山起伏，溪河纵横，河谷与山间偶有平坝。村民“各视其所居之地，以勤力作。有田之户，清明播种稻种铧焉，犁焉，自一至再。或低水可戽，或他水可决，均属‘上田’”。而大多贫民在很陡的坡地上耕耘，耕作较为粗放，平坝多为土家、汉杂处，耕作较为精细。农民自给自足，所需的盐等百货多用山地所产的桐、棬油、皮革、茶、漆、中药材等经济作物换取，也有将其出售后用现金购买。正如明嘉靖《思南府志》曰：“荏桐、乌桕，实可压油，则落其实而贷之。 [1] ”其贫富，除土地占有量外，还用桐、棬油拥有量的多少来衡量。也有种植出售鸦片致富者。
坡地种植。土家族地区因山高坡陡。居住其间的农民，一般能将有水源又有土质肥沃的坡地开垦成梯田。清道光《思南府志》曰：“垦田随山势之高下，或斜而长，或环而曲，故不以亩计。”土家人俗称“蓑衣搭一丘，斗笠盖一块”，谓之梯田之小。如今每到土家族地区，随处可见九坡十八弯的层层梯田，以及开垦梯田所砌石坎的錾子痕迹，那是土家族先民开田时，用錾子破石造田的记载。可见土家人造田之艰辛。
即使在毫无水源的山顶，土家人也会开出望天水田来，依靠雨水、山水来灌溉种植水稻。因此，每年春耕如遇到下雨，即使半夜三更，土家人也冒雨出门，打起灯笼、火把抢水打田。多数的水是从森林中或从数里以外的山坡里，积少成多，聚在水沟由远而近流进望天田，所以土家人特别珍惜田中的水，不惜七犁八耙，反复耕作，以增强水田蓄水抗旱能力，以保丰收。
而那些缺水源的陡坡之地，土家人则采取畬种。入春，农民上山砍去灌木，杂草，或林木，顺坡铺开，让烈日曝晒数日，便点火燃烧，趁土烫灰热之时，撒上小谷、高粱种子。待春雨过后，苗出土，再扯去野草、间隔谷苗，秋后便可以收获，谓之“砍火焰”。有的土家人待到冬季，割去野草、小谷秸秆，再挖成土地，进行耕种，如《思南府志》曰：“若山农则锄戴石之土，杂种包谷、高粱、粟谷、毛稗，尤特番薯以给朝夕。”而较为更粗放者，放荒后，不翻，直接打窝点播。用锄或木棒撬一个孔，将种子丢入，即用脚或棒将孔回壅，或播种于火烟地，再用锄挖转，代替翻地壅种两道工序，也无须施肥，草木之灰，即作肥料，作物生长期间，有的到地里间苗扯野草，有的未作什么管理，收成好坏，全看天时，丰年足衣食。一片坡地，种植两三年后，又另选一地种植，一般一年一季。现因封山育林，已革除此陋俗，而采取深挖耕种，多为轮作。
平坝耕种。平坝河谷，土地较肥沃，水源较充足，多为水田，以种植水稻为主。加上在唐宋时期，平坝河谷稻田就引进了中原发达地区水利，引提灌工程设施，用于农业灌溉，进行拦河筑堰，围堵泉水，开挖沟渠，自流灌溉，溪河沿岸利用水力架筒车，提水灌溉，所以能旱涝保收。诸如思南塘头，沿河毛坪、中界，德江稳平、煎茶，印江木黄等土家人早在清代以前，就已经开始挖山修堰，灌田保苗，印江木黄邓家河岩壁上刻于清嘉庆八年（1803）的一方摩崖，记述兴修水沟的业绩：“连坐几载，披星戴月之功，沟通水过，以成得救干地良田……已不扰干旱，耕作有丰收之荣。”此段文字记载的是木黄老寨和新业锅厂的小堰，该堰长2500米，流经的坡弯坳良田几千亩至今还受益。
水稻每年一季，有撒种、播种、薅秧、收获四道工序。秧田需精耕细耙，泥绒开厢，泼肥撒种，水深浅适度。田分“冬水田”、“望天田”两种。“冬水田”是整个冬天也淹上水，秋收后即翻犁，壅上一些秸秆、野草、肥土质。这些田产的米质量比较好，也能旱涝保收。
“望天田”，有两种，一是秋收后把水放干，种上麦子、胡豆，这种田都能引来水源；一种是秋收时田也就已经没有水了，打田时，完全依靠望天下雨或引山间沟水打田，而这种田较瘦，栽秧时还得将种子裹上草木尿灰栽上，水稻生长期中，要追肥，还须薅两道，第一道在定根后约一月，第二道在秧子长至拔节后。薅草主要是除去田中的稗和杂草，并用脚将田泥搅松。收获时，用镰刀割下，举稻禾上下翻飞，将谷挞于挞斗内。
其旱地作物，以玉米、薯类、高粱、荞、麦、豆类为主。玉米的种植经播种、施肥、除草、收获四道工序。播种前，须翻地。翻地有牛耕，亦有用锄翻。播种，均为点播，分打窝、丢种、下肥、雍种四道工序。肥分清肥、干肥、枯肥、灰肥和渣肥。薅草以疏松土壤，除去杂草，得以储藏水分供作物生长。讲究的薅二道草，需请歌师打薅草锣鼓，以祭“田神”，同时也起到协调动作，加快劳动进度的作用。收获后，稻秆储以饲牛，或随田犁翻泡冬田，以壮地力，也可作柴火用。
家族地区杂粮包括荞粟、豆类、薯类。“山农则全资包谷济以番薯，硗瘠之户，或莜或稗，有终年未尝食稻者。”土家族在种植杂粮上是有讲究的。粟类种植前一般为畬种，即砍火焰。尤其是荞子可以畬种，也可以秋收后种在熟地里。豆类，包括黄豆、米豆、绿豆等。黄豆、米豆多与玉米间种，或在玉米窝中带种。绿豆一般辟坡土单种，但平坝、河谷地带，也有将其种在田埂上的。薯类，亦多为间种，唯冬洋芋为单种，红薯亦有单种的。洋芋的种植先分芽切块，再点播于土中。红薯则先殡种，待苕秧长长后，用剪刀剪成数截，每节留三至五个节疤，栽于土中。生长期中需翻藤1～2次。收获后储藏于地洞以保鲜，藤叶作猪饲料。
（二）劳动分工及产品交换
土家人的劳动分工主要是按年龄和性别这两条标准进行，当然也有少量的兼职技术者和专职技术者。他们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犁田耕地、撒谷种、搬运肥料等繁重劳动和技术性较强的农活是男子的任务，妇女除从事播种除草和收割外，还要饲养牲畜，而开荒种植杂粮类则由成年男女共同负担。未成年子女，负责放牧牛羊、割牛草、打猪草，有的从六七岁起就开始这类劳动。老年男性只要还能行动，也要协助小孩完成这类任务。老年女性则协助做饭，照看孙儿，饲养牲畜、家禽，缝补浆洗衣物等项。
兼职技术者为手工业工人，如木匠、石匠、铁匠、漆匠、篾匠、打油匠、泥瓦匠、弹花匠、割猪匠、制陶工等，均为不脱离农业生产的季节工，农忙时都得下地干活，平时他们是农民，有人雇请方从事短期的专门技术工作。尤以漆匠和油匠的季节性最强，一季收割完，或一季桐、棬、菜子榨完，即干农活。农民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兼职人员为傩戏表演者、巫师、土医生等。专职人员为学校教员、商贩、渔民、客栈老板、商号持有者、船工，也包括地方封建官员和从事宗教事务的和尚、尼姑等。
土家族广大山区，几乎未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交通极为不便，运输临近江河的靠船运，而山区全凭人背马驮。在这种状况下，农民只能在小范围市场上进行交换，显得相对封闭，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产品交换是通过供求价格进行的。二是农产品市场带有专业性，如猪市、牛市、粮市等。除当地市场外，还有跨县区的边际性市场，如思南许家坝牛市、沿河官舟牛市、晓景边贸。许家坝牛市每场的交换量达500头牛。三是专业市场分行业管理，并有中介人，其行业管理便于征税。中介人主要是进行买卖双方价格协调，以便成交。中介人进行价格协调的主要方式是用手势表示的。四是双方都使用货币，换回自己缺少的另一种农产品，或换回自己所需的针、线、布、盐、灯油、灯芯等日用百货。
市场外的非正式市场交换，是在村寨内和毗邻村寨范围内联系较为紧密的熟人亲朋间进行，亦有在相识者之间进行的。此种交换，无须中介人，亦不受行业管理的束缚。其情形有四：一是以物易物，二是赊销，三是商贩用现金去生产者家中直接收购或者是消费者直接去生产者家中购买，四是产品成熟前向生产者订购。
相互关系主要表现为“礼尚往来”。村民一遇婚丧、造房等家庭的红白喜事，亲朋邻里均需送礼。受礼时，主人必须用礼簿将礼金或礼物一一登记，逢对方办喜事时回赠，以示答谢。
另一种情况，亲朋间，有住山上的，有住山下的，由于地理位置高低和立体气候所造成的农产品收获季节和品种上的差异，相互间有“送新”和季节性接济的习俗。“送新”多为对方未种植的品种，接济则是需收获后如数偿还的。
（三）农耕的劳动工具
土家族农业生产的传统工具主要有犁、水耙、耙梳、锄头、镰刀等。犁为铧口、枷担、纤索、牛打脚等，是打田的主要工具。铧铁板由生铁铸成，呈等腰三角形状，嘴状微圆。枷担，用自然生长木根做成，半曲胳膝状，角度以能松紧、合适套在牛肩膀上为宜，中间跨度约为两尺，两端削磴以套上牵索与牛打脚连接。耙的主要功能是碎干田泥土，平整水田。耙梳主要用于沤制肥料和上田埂抓泥土用。这些生产工具在乌江流域使用较早，千多年来，变化不大。
收割加工粮食工具主要有风簸、挞斗、连盖、石磨、石碓、石碾、水碓等。
1.风簸是簸扬谷物等的一种常见粮食收获工具，内有风箱，中部安有风扇。风扇用轮柱与木片组成，轮柱靠外嵌有铁摇手，以此摇动轮扇在风箱内产生风力。井架前边为前沿口，扬净之物由此吐出。
2.挞斗是收割稻谷荞麦时用的工具，口大底略小，边长一般为150厘米，两边榫为耳耳（拖把手），高47厘米左右，底部两边各有两根拖条，中间厚两头尖，放在水田就像小舟置于水面，便于滑行。
3.连盖又叫连枷，是一种加工粮食的古朴工具。首先将大拇指粗细的五根杂木条，用明火烘软，用慈竹篾片编成一块“小木排”，顶端卷夹一根横轴，再用锄头把大的生斑竹或荆竹做一根长长连盖柄。使用连盖时需轻轻扬起，重重落下，呼呼有声，使粮食颗粒震落。使用连盖时特别讲究姿势，否则会碰着人的手脚、脑壳。双脚一前一后站立，利用腰、臂、手上下移动的连贯性，使连盖呈360度旋转。人们常用这种工具进行麦子、豌豆、胡豆、油菜、黄豆等作物脱粒。
4.石磨有大磨、小磨、手磨、碾磨等。用石块打磨成厚重两扇圆台体吻合而成，上扇比下扇约厚1/4。大磨主要靠牛或马拉动旋转，也有人用身子扑在推杆上推着旋转；小磨主要靠人用手抓着绳悬在半空中推磨旋转。磨子在旋转中，将玉米、麦子、黄豆等食物加工成面粉、豆浆。在偏远的山区至今还有人用石磨加工粮食。
5.石碓为粮食加工用具。土家族地区的碓由碓身和碓窝组成，碓身为木制，碓脑前端有“丁”字形的碓嘴，由木棒制成，底部接触窝处套有生铁铸成的铁碓嘴；碓窝用石料打成倒置的圆锥形，窝壁打成齿状，以便舂物时搓磨。过去土家族地区家家户户都用石碓在早晚加工稻谷，碓声此起彼伏，响声不断，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
6.石碾为土家人将水力变成动力加工粮食的一种带有技术性的工具。过去，凡有水源谷地带的村寨均有碾房。一般在溪河沿岸，先修有渠道，引水带动水轮机转动，水轮机又与木轴相连，木轴上安装石轮。然后在地面上修建好圆圈石槽，石槽中间还安装石磨。待水渠闸门打开，水力就冲动水轮机转动，水轮机带动地面的石轮滚动，这样放在石槽的粮食（主要是稻谷）或桐籽、
除此，在梵净山麓的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木黄、合水、新场和江口县的马槽河一带，土家人还使用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加工粮食工具——水碓。水碓的外形和一般农用的碓无多大的区别，由石碓窝、碓头、碓身、碓翼、碓桩组成。所不同的是石碓特别大，一次能装一箩谷子。碓身被碓桩支撑着后半部，舂米时不用人踩脚踏板，而是吊着一截木水槽，水槽上面架有一根竹筒，引日夜流动的河水入水槽，槽内积水，增加重量，水槽下沉，碓头升高，待水倒空，水槽重量减轻，碓头即落下舂米，如此循环往复。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土家人，家家都有这种水碓。需要舂米时，只消在夜里将谷子倒入碓窝，把水闸打开，就可以放心地去睡觉，第二天清晨起来，即可取回舂好的白米。这水碓舂的米，浑圆饱满，煮饭味香可口。
土家人的水碓，真是既古老又科学，这充分显示土地家族祖先的创造力。
（四）耕作习俗
土家族是一个以农耕生产为主的民族，在长期的农耕生产中形成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民俗，并一代一代得到传承。比如在土家族地区种植水稻，从选种、浸种、育秧、插秧、灌溉、施肥、薅秧、除虫、尝新、收获都有一套传承的习俗。有的地区在生产的某一过程或环节上，还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在沿河、印江、江口、德江、务川、岑巩、思南的一些地方在栽秧时，就要举行“开秧门”的仪式。农历三月，土家人选一丘水源好、土质肥沃的田作秧田，平整分箱，同时将饱满的谷种浸泡发芽后撒入秧田。撒谷种时，岑巩土家人要在田边烧三炷香、一占纸敬秧菩萨，念咒语，进行祈祷。不准怀胎妇女摸谷种，否则种子就会烂，播在田里也不会生长。等谷种插下一地后，把鸡蛋壳串在木棒尖上，悬挂辣椒，打一个草标和一束青树叶插于秧田边，秧子就长得茂盛。有几家共选一丘秧田的，分户撒谷种，也有山坡上的农户，在平坝借用亲朋的田作秧田，谷种撒入秧田一月左右后，秧苗满月，就扯秧，叫“开秧门”。
在江口一带，开秧门这天，天刚拂晓，土家族主妇便热酒、蒸糯米粑，迎接前来帮忙栽秧的人。上工后，她们把米酒和糯米粑送到田间，给帮忙的人吃喝。人们喝了这清甜、冰凉的米酒，遍身清爽，浑身是劲。特别是年轻人，借酒助兴，唱几首栽秧歌，相互打趣，嬉闹，顿时忘记了疲劳，带来了欢乐，于是，加快了栽秧速度。
而思南的许家坝一带吃栽秧酒，却是在晚上。白天，男人们下田栽秧，女人们在家推豆腐，烧腊肉，搓汤圆。待栽秧的男人们一进屋，就摆桌开饭，大碗大碗的“包谷烧”、大块大块的腊肉，让栽秧客人们吃个酒醉肉饱。席间，他们一面高高兴兴地总结当天栽秧的成绩，一面落实下一家，以便继续帮忙。就这样相互帮助，直到全寨栽秧结束。对栽秧吃酒，有顺口溜曰：“扯秧像绕钹钹翻天，栽秧如岩上插扦，吃酒时添添尖尖，吃完酒还有明天。”
岑巩土家人栽秧时，要吃盐蛋、豆芽和豆腐。特别是开秧门非常讲究，要办一桌8～10个菜的酒席进行祭祀，称为吃栽秧酒，参加栽秧者，每人一个鸡鸭蛋，认为这样可以帮助秧苗撑腰杆，以后秧苗长势好，能获丰收。
栽秧要吃栽秧酒，打谷要吃新米饭。这种习俗通称“栽秧的酒、打谷的饭，到挖红苕，就吃破烂”。印江土家人请邻里亲朋“开秧门”也要办栽秧酒，早餐为汤圆，俗称“来得早，汤粑过早，来得暗（迟），甜酒泡蚂蚁蛋（米子）”，下午收工后的夜饭称为“栽秧酒”。主人家要用腊肉、豆腐、酒招待帮助栽秧的人。栽秧完毕还要举办“封秧酒”。土家族在开“秧门”时，严禁妇女参加，否则秧子不发蔸；栽秧时只准弯腰，不准蹲起栽，否则不结果。
稻谷出穗，快到稻穗下弯时，土家人一边准备挞斗、晒席、箩篼、镰刀、风簸等秋收农具，若有破损要进行补修，到田里去堵塞进水口，挖开出水口，大丘的田要开排水沟，俗称“子下弯，把水放干”；一边还要准备过吃新节。届时，土家人到田里摘点稻谷，煮成新米饭，用新黄豆推上豆腐，炒几盘菜，摆在堂屋桌子上，点香烧纸，敬奉祖先，请尝新，然后撒在房前院里，以示苍天有灵，风调雨顺。祭祀完毕，先舀点饭菜喂辛苦出力的牛，接着喂从海那边带来谷种的狗，然后才是人吃。
谷子成熟收割时，也要相互帮忙，打完谷子叫“封斗”，同样要办酒，打粑粑。
土家族在农耕活动中，习惯于换工互助，聚众劳动。在聚众劳动中，鸣锣击鼓，伴之以歌，边敲边唱，为劳动者消疲助兴。这样，久而久之，形成了土家族独具特色的薅草锣鼓习俗，并形成了一系列劳动歌，称作“薅草锣鼓歌”。
薅草锣鼓歌，又叫打闹歌或田歌，是土家人民在农事活动中跟随锣鼓伴唱的一种劳动长歌，也是盛行于贵州各地土家族中较为普遍的生产习俗。
土家族生活区域山高坡陡，沟谷纵横，春耕种下的包谷，端午节一过，包谷禾苗和野草一起疯长。土家人习惯集体劳作，单家独户上坡薅包谷，就显得孤单疲劳。为了提高劳动效益，消除疲劳，土家人就要打酒买肉，邀请人来进行薅草农事活动。其活动的开展是，一人持锣，一人打鼓，走在薅草人群的前头，边唱边打击乐器。内容有歌头（也叫引子）、请神、扬歌、送神四个部分。“引子”在思南、德江一带又喊口号：“口号，口号，随口就到；口才，口才，随口就来。一娘所生三兄弟，三人都有好手艺。打起敲锣薅草去。”“请神”中的神祇多与农耕有关，如先请歌娘歌爷，再请五方神、太阳神、土地神、八部大神等。唱词也不同于一般祭祀活动的请神歌，而是唱神的来历和劳动人民对神的善良愿望。如请土地神是这样唱的：“五谷杂粮要管好，走兽飞禽都要防；野猪莫从地边过，狮子远隔九重山。泥猪赶过五百里，刺猪后面刺笼钻；野鸡老鸦巴茅雀，莫伤小谷包谷高粱。你把五谷看守好，好像娃儿告爹娘；一天要送三次奶，一夜要灌九道浆。包谷坨坨水牛角，一个坨坨两人搬；拿把此刀砍小谷，架起梯子取高粱。黄豆颗颗圆又壮，好像珍珠洒满山；五谷丰收装满仓，靠你土地多帮忙。”歌手代表大家向土地神许愿：“等到一年收尽了，叫你叫到土地堂；给你杀个肥鸡婆，一壶好酒摆中间；公公婆婆一起叫，一贴白纸三炷香。”如此人神一体，感情融洽，人们祈求丰收的愿望，通过挽留土地神照看庄稼的特殊方式表达出来，也是土家人敬重农耕文化的表现之一。扬歌是薅草锣鼓歌的主要部分，可以唱固定的唱词，也可以唱当时的劳动场面，激励人们夺取丰收，还可以用盘歌的形式一问一答。歌手可以尽情发挥，借以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如“早早起，雾沉沉，沉沉浓雾不见人；东方一朵红云起，西方一朵紫云腾；红云起，紫云腾，漫天白雾变红云”。
由此可见，薅草锣鼓习俗文化的功能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集数十人在一起劳动，没有一个指挥中枢，必然窝工费时，效率低。因此，锣鼓就是号令，鼓起则进，鼓停则止，鼓骤则疾，鼓缓则徐。二是反映了作为古老农耕民族的土家族，其先民思想意识观念的发展轨迹，由于自然气候与他们从事的农业生产关系甚大，故对山水日月表示出特殊感情。
土家族薅草锣鼓习俗活动，在有些地方只限于薅包谷时开展，但在思南的南盆、枫芸，薅秧时，也开展此活动。整个活动繁而不乱，情绪跌宕起伏。
“看庄稼”也是土家人保护劳动成果形成的另一种习俗。经过土家人精耕细作，加上风调雨顺，无论是稻谷、包谷、红苕，还是小谷都丰收在望。但切记莫要粗心大意，还要加倍防御野猪、刺猬等野兽的侵犯。土家人先是打制表层红纸的四官钱，两侧拉开形如衣袖；将粽粑叶扎成人形，两个重叠。用线的一端捆在竹竿或木杆顶，分别插在庄稼地里。还有的地方扎草人，穿上花花绿绿的衣服，竖在田边土角，风吹飘动，摩擦发出响声，吓跑鸟兽。插草人时，要烧香化纸，祈求土地菩萨保护庄稼果实。更有趣的还是守护包谷，到初秋，满坡遍岭的包谷挂红须结成棒子，野兽就会在夜间出来偷吃。土家人就要在包谷地里搭棚守护，草棚选在视野开阔或野兽出没的路口搭建。每当月牙升天时，土家人就在草棚外，烧上一堆篝火，时不时吼几声，或咚咚地敲打竹筒，或拍打竹篙，（用干竹竿，拍地发出响声），恐吓野兽。
在生产习俗文化中，土家人为了求得“风调雨顺”，获得粮食丰收，盛行祭风神、祭龙神、祭土地神以及给耕牛喂年根饭、嫁毛虫等习俗。土家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除“不违农时，适时播种、除草”外，合理地利用水、肥、土、种，十分重要，田间管理也是取得收成好坏的重要条件。所有这些生产技术，通过一系列的生产民俗事象得到传承。但有时也有意外的情况发生，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水灾、旱灾、虫灾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威胁，于是产生了相应的原始宗教民俗，有的还形成了有关的节日。
较为典型的是印江土家族的祭风神，主要内容为求得风神保佑，消除旱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获丰衣足食，明显地反映了土家族先民历来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农耕民族，凸现了“水是农业的命脉”的真实写照。土家族先民对旱涝这种自然现象缺乏科学认识，总想着“将黑旗一挥，大雨滂沱；将红旗一舞，晴空万里。视水为第一命脉，生命次之，宁愿杀人以十二年一大祭、三年一小祭的方式祭风神，也不愿放弃农耕 [2] ”。
祭龙习俗在土家族地区盛行。祭龙的目的是求雨，以换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土家族舞龙灯的唱词是这样描绘龙的：“龙像造天数万年，腾云驾雾贵传真；高祖提刀斩白蛇，汉家天子坐龙廷；西来白马尊龙体，唐王母病闹花灯；龙施霖雨承天意，雨泽龙恩救万民；明皇放灯六百盏，普天同庆闹新春；古龙抬头六月六，打湿龙闲晒衣服；天干七七四十九，井枯人渴草不生；稚童稻草编龙舞，仙家指路救庶民；请龙滚水典龙身，得雨许下龙神愿，上元灯会酬龙恩。”这段文字说明了土家人祭拜龙的原因，“龙施霖雨承天意，雨泽龙恩救万民”。
土家族祭龙求雨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德江始建于明永乐八年（1410）的飞龙寺内正壁上的“求雨图”，虽经600年的风雨沧桑，所画的龙、人图像至今清晰可见，栩栩如生。“祭龙”习俗，具体表现在每年正月新春玩龙灯和五月端阳节划龙舟赛时，土家人都要举行祭龙仪式，土家人把龙灯或龙舟搬到乌江、锦江或其他河流边，摆上刀头肉、粑粑、豆腐，土老师对着“龙”头，边烧香化纸，边念祭词。此仪式又称牵龙饮水或给龙头开光，以此请求龙神普降甘霖，乞求丰收。
另一种祭龙，纯属为了求雨。如印江县木黄的茶坝、冲子湾、通大溪以及乌江、锦江沿岸的土家人如遇有干旱年代，便扎成草龙到各家院坝，各家主人都要向“龙”泼水，只见水花四溅，白浪滔天，如浪里蛟龙。舞龙的人，头上水花盖顶，身上流水如注，以此提醒龙王下雨。沿河土家人祭龙求雨采用打旱魃的做法，扎个草人，头用纸糊成旱魅形象，两目在顶，鼻也向上，下插竹竿，一人撑起往前跑，后面众人持火枪、刀矛追，至塘边或江河边，把它抛下打几枪、戳几刀，或众人跳下河塘里，游几转，把水搅浑，以此惊动龙王爷发怒，来追打搅水人，发现陆地受旱灾，便急忙“施霖雨救万民”。而遵义市道真、务川、凤冈的土家人祈雨，是群童结队至龙王庙，每人手持信香，边走边念：“天门开，地门开，祈雨小儿哭哀哀，祈求北方下雨，北风暴雨一起来”“小小童儿哭哀哀，撒下秧苗无水栽。祈求皇天下大雨，黑风暴雨一起来。天久旱，禾苗槁，五谷不生人饿倒。童子稽首叩苍天，黄河倒挂雨来了。苍天苍天，百姓百姓，求天落雨，救活秧田。”每念一遍，群童下跪作揖一次，直至祭毕方散。
土家族至今还信仰土地神，几乎每个村寨都有土地庙。大寨建在寨旁，也有的建在路边。土家人认为，土地神是管治邪魔鬼怪、虫蛇鸟兽的神祇，民间流传有“土地菩萨不开口，豺狼虎豹不咬人”的说法，只要供奉好了土地神，就能使人畜、庄稼不受灾害。何况其中“粱山土地”又称“青苗土地”，是负责管理五谷丰收的，住在田中间。祭时用三个粽子、刀头肉、酒、香、纸钱等，供毕，将吃后的粽叶用一根小竹竿吊上，插于田中，有的同时挂上长钱。平时，为了保护庄稼生长良好，不受虫害，为供祭许愿，待丰收后，还须还愿 [3] 。
在鳌河畔的古思州——岑巩土家寨，至今还流传着一种给牛喂年饭的习俗。给牛吃的年饭，是将小米谷、大米一起煮，然后拌上切碎的生红苕等，加一点盐巴，弄成一大盆，让牛吃饱。喂时对牛说：“牛呀！你一年辛苦劳累，人有三十夜，你也要过三十夜，没有别的，煮点年饭给你吃。”等牛吃完，拉进圈内，并在圈门口烧香化纸，摆上酒肉供品。正月初一也照样喂牛年饭一天。
在岑巩的土家山寨，对耕牛不仅看重，而且敬奉如神。土家农户在春季土皇戊日禁止牛出耕，十冬腊月给牛喂稀饭、豆子、包谷等，在牛栏上贴挂“佛”、“六畜兴旺”，“四季平安”等字样，认为可以保佑牛的安康。新春大年除夕夜，还要到牛栏边烧香化纸，为牛祈祷平安。岑巩土家人对耕牛至死不宰杀，禁止食用牛肉，对死了的耕牛实行土葬。这种畏牛习俗，实际是在敬重农耕文化。
（五）嫁毛虫习俗
土家族住在青山绿水中，不断受到毛虫的危害，禾苗菜蔬受灾，树木枯死，果木生虫。
他们对毛虫恨之入骨，所在在大年正月十四夜，为了保证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也没有忘记除毛虫一害的事。于是，村寨里的男孩自动组合成嫁毛虫队伍。用一根绳子拖一只烂草鞋，草鞋上插一炷点燃的香，由一个孩子牵着在前面跑，其余的人用瓦片端着石灰，紧紧追在草鞋后，一边抓石灰朝烂草鞋上扔去，一边大声武气地喊：“印毛虫，印死你。你上天，雷打你；你下地，火烧你；你钻孔，蛇咬你……”孩子们逐家逐户地跑，从房间、阳沟、院坝通过，把全寨的“毛虫”印完了，最后才将烂草鞋拖到寨外，拴在树上或压在石板下，烧上几张纸，将瓦片盖在纸灰上，方才回家。这样才觉得来年的庄稼不受虫害。
在土家族地区，川主庙较多，无论是乌江沿岸的沿河、德江、思南，还是梵净山下的江口、铜仁、印江都有川主庙。祭川主，是土家族信仰之一。川主实为李冰的神化。巴人后裔李冰为战国秦昭王时的蜀郡太守，因修建都江堰而名垂千古。史载其“凿离堆以灌溉诸郡，沃野千里，而无水”。李冰变水患为水利，造福于民，故被神化为川主。祭川主就是希望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所以《思南府志》曰：“俗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二日为土主，川主生辰。至日，有庆神之举。居民盛装神像，鼓行于市，谓之迎社火。”
其实，在土家地区，除了建龙王庙、川主庙以乞求五谷丰登外，还建有先农坛、山川风云雷坛、炎帝庙等。这些坛祠的祭拜，其功能均为以示对农耕的敬重，教人耕种，以获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总之，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很强，突然降临的自然灾害，必然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产生种种畏惧心理。于是土家人对自然力崇拜，产生出许多祈福禳灾的民俗，其中有些是积极的、健康的，也有些是消极的、落后的。
二、狩猎习俗
狩猎，是土家族的一种古老的生产方式，也是土家族先民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土家族所处的地区多为崇山峻岭，草木葱郁，溪河纵横。所以，飞禽走兽及游鱼种类繁多。土家先民巴人一进入黔地，就一边种植五谷，一边捕鱼狩猎，以此为生，并在长期的狩猎、捕鱼等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围山打猎
居住在黔东及黔东北深山老林里的土家族群众，自古以来就有聚众围猎的习惯，每年正月和六月间，土家山寨的男子们就领上猎狗，带上猎枪、猎网、梭镖、弓箭等上山围猎。每次上山围猎前和获猎归来时，都要祭祀梅山神，《思南府志》记载“得兽祭鬼”就是指此。据说，武陵山中、乌江岸边的百兽都听梅山神的号令。进山时敬梅山神，是请求梅山神将百兽围拢来，赐给人们以猎物；获猎归来敬梅山神，是向梅山神表示还愿答谢。敬梅山神时，烧三炷香，化几张纸，摆上刀头肉和几杯酒；回来时，要将猎物整个抬到梅山神面前，先让梅山神“享用”，然后众人才剥皮分肉。这一习俗延续至今。关于它的来历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相传土家人在武陵山脉和乌江岸边一带砍草落土的时候，土家山寨出了一位打猎英雄。她是梅山脚下一位老猎手的丫头，聪明又漂亮，从小跟父亲上山打猎，练得一身过硬本领，人们都亲昵地叫她梅山姑娘。在她长到18岁的那年，梅山上出现了七只野牛那么大的野猪。梅山三面是悬崖，只有一面可以爬上去，山上的树木有三人合抱那么粗，芭茅草有丈把长。七只野猪经常下山危害庄稼，甚至咬人，这样一来，四周的人都不敢出门了，猎人也不敢上山打猎了。梅山姑娘知道后，一心要除掉那七头野兽。这天天刚麻麻亮，梅山姑娘带上弓箭、钢叉、一包辣椒面。梅山向大山吼了一声，一头野猪就用力拱了过来。梅山姑娘向旁边一滚，但她的衣服被野猪的后腿挂住了，她和野猪一起跌下了悬崖。
寻找梅山姑娘的乡亲们在悬崖脚下只找到摔死了的野猪，却没有找到梅山姑娘。人们说，梅山姑娘被天上神仙救上天了，成了神，专门护卫土家的猎人。土家人敬梅山神就这样开始了。一直到今天，有的猎人还仿照传说中梅山姑娘的模样，雕成塑像，供在山寨外的主要路口，一是便于拜祭，二是威吓野兽。
早些年间，土家族围猎的对象，有吃豆苗的野山羊，有吃包谷棒棒的刺猪，但主要还是对庄稼危害最大的野猪。从阳春三月小麦出土到秋收红苕挖完，野猪危害庄稼长达半年之久，人们对它们深恶痛绝，恨不得斩尽杀绝。
包谷成熟前，土家人就去包谷地边搭上茅草棚，夜间生上一堆篝火，整夜厮守在棚里，一旦野猪来侵害庄稼，就敲打竹筒梆子，或大声吼叫，以此来吓退野猪。如果这样还吓不退野猪，就只好组织大规模的打猎活动。首先是组织人白天围山，土家人称为“赶仗”或“追山”。赶仗队伍人数多多益善，老少均可以参加，只要你有“脚杆劲”。而打猎队伍则需要人员精干，组织严密，由经验丰富的老猎手统一指挥调动，有“查脚印”、“堵卡子”、“守网”、“赶山”等分工。“查脚印”的是少数有经验的猎手，负责侦察、判断野猪的行踪，并划上包围圈，他们能根据野猪的粪便、脚印，准确地判断野猪的大小、雄雌、行踪。“堵卡子”的是枪法准、刀法快、远能射、近能搏的刀枪手，负责堵住关卡，截击野猪。“守网”的是熟悉猎网技术的人，专守路口上安的猎网，猎网四周有枝叶遮掩，以迷惑野猪，使其慌乱中落网；一旦野猪入网，守网人立即上前锁紧网绳，并用武器将猎物打死。“赶山”的是嗓音洪亮、眼快脚快、能跋山涉水的人，带上训练有素的猎狗，拿上刀枪，大喊大叫，搜林闹山，以惊动野猪。其余人员负责围场，呐喊助威。“堵卡子”、“守网”的一旦准备就绪，立即隐蔽，严阵以待，其余众人排成弧形在后，向猎网方向边走边呐喊。“赶山”的带上猎狗，从围山力量较薄弱的一方进入猎区，“哦——嚄”，”哦——嚄”地大闹其山。猎狗在深山密林里来回走动，发现野猪，立即吠叫不止，野猪听到吼声四起，必然受惊出逃。人们听到狗叫，即知野猪已经出动，于是群情振奋，大声呐喊，穷追猛赶。野猪更加惊慌地向没有喊叫声的猎网方向逃窜，跑到卡子就被守卡人击毙，落入猎网中，“赶山”人上去就打。野猪倒毙后，先赶到的猎人向天鸣放一枪，大家就知道猎物已获，从四面八方赶来。由老猎人验明枪伤部位，查明命中野猪的枪手，现场点清人数后，把猎物抬回山寨。先祭梅山神，然后剥皮分肉。分肉规定是：打中野猪第一枪的猎手得猪头，野猪的内脏慰劳猎狗，皮子卖钱添新网，其余兽肉按“围山打猎，见者有份”的原则，有多少人在场，就分多少份，一一穿上棕叶绳索，摆在案板上，由老猎手分发。
（二）安山打猎
安山打猎，顾名思义就是在山林中安埋绳子或铁夹之类器物进行打猎的方法。土家族又分“安大山”和“安小山”两种。“安大山”就是专业捕猎老虎、豹子、豺狗、豺狼、灰熊、黑熊等很凶恶的大动物，“安小山”就是专业捕猎鹿、獐、麂、狼、獾、狐、猴、野猪、野山羊、水獭等。不管是“安大山”，还是“安小山”，猎人们都要安师坛，叫安“草神”。这种神坛不能安在家中，多去离自家房子不很远，找一避雨的小石框或小山洞，安起“神坛”。神坛牌位上写着历代捕猎的祖师、师傅，但主要拜敬的还是“梅山神”。猎人们在神坛前要经常焚香烧纸钱、跪拜、诵咒语。如果捕捉到了猎物，首先要运来“草神”坛前回师。
安山多在悬崖峭壁中进行，安山猎人首先要拜师学艺，没有师傅传教，很难套倒动物。猎人必备非常精细牢实的绳子。具体做法是：选又粗又长的棕皮，抽出又粗又长的棕丝，将一头搓成约17厘米长的萝卜根状，将棕丝对半分开，留棕丝长度为13厘米左右再打疙瘩，搓成三股蛇肚形状，长67厘米左右。
猎人身带30多根索子和一把柴刀，在深山老林中寻找猎物经常出没的绝道处开始安杆。先选一根具有弹性、结实的木棒作吊杆，然后在地上挖坑，左手大拇指卡住中指，右手拿柴刀用刀嘴在准备挖的土表面画符，同时口念“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老君差我来动土，撬土还土，张郎来搬杆，李郎来安索，奉太上老君急急如令”，边挖坑，坑约碗口大，深13厘米左右。然后从山林中选用一坚实有韧性的岩豆藤，一头将吊杆绑牢实，一头接好索子，在土坑侧边设置一个机关，然后用树皮壳或薄木板，盖在机关上面，再将索子理成圆圈，铺在木板上面土坑边沿，最后盖上一层薄土，并用地面上的杂草树叶恢复原状。此时猎人还要用七片茅草叶打成疙瘩、哈三口气进行藏魂，同时用丝茅草叶在安好的索套上画符，默念咒语“说无声话无声，风吹茅草四无声，风吹茅草根根动，不知那相好是无声，一扫天隐，二扫地隐，三扫虚空童子隐，奉劝太上老君急急如令”。念完后，将丝茅草再哈三口气，从腰上绕一圈，顺手将丝茅草藏在草丛中，也不回身去看，就算完成。
由于山大森林密实，所以要根据动物行走的路道和地形来进行安10根、20根不等的索。最早的猎人回家只等候师祖“报信”，即就是用梦来推测，只要梦见祖师，定有动物被索子套倒。而后来，猎人们每隔上一天，就要上山查看是否有猎物上套。取回猎物后，与围山打猎一样，要敬梅山神。
安山打猎者，必须拜师学艺，不拜师者不灵。初出道者，记不住咒语和符箓，可以观师（默记师傅的言行），安山也灵。徒弟第一回得到的猎物，一定要全部完好无损送给师傅，不得占为己有。徒弟全面掌握传教要领后，再请师傅最后传师，土家人称为“过艺”。过艺时，徒弟要买一丈二尺布，鸡公1只，猪肉、烧酒、香纸等。师徒一起跪在地上，待师傅占卦、烧纸、敬酒完毕，最后由师傅从碗里喝一口水喷入水碗中，徒弟双膝跪在地上接过师傅的水碗，将剩下的水喝下，这叫传口水艺。之后，徒弟可单独安山，并一做则灵。这时，师傅封赠：“起吧，百做百灵。”
民国初年，土家山寨多处于深山老林大山丛中，老虎经常出没人多之处，人畜往往受害，就出现了许多打虎匠，他们用“安大山”的办法，专门捕杀老虎。首先用厚精竹片制成弩弓，弩箭乃是铁制尖刀，磨得雪亮，长17厘米左右，锋利无比，上有剧毒，叫“见血飞”。安弩弓前，要根据老虎的脚印、粪便、吼叫之声音来判断老虎的大小，在它常行之要道处，选好地形，将弩弓利箭安好，前面数丈处置一根小线拴于弩弓机关上，老虎走来，身触机关，弩弓突发，箭射出，百发百中，老虎长啸一声顷刻毙命。
（三）长杆套猎
长杆套猎，是指专用杆套猴子的方法。过去乌江山峡及其麻阳河、龙底江两岸以及梵净山麓水源丰富、林深草茂，猿猴成群结队，嬉戏生活其间，放纵自然。
由于猴子太多，地里的庄稼、蔬菜、瓜果就遭殃了，土家人称之为“猴灾”。
捕猎猴子，并非易事。因为猴子比其他动物要聪明得多，布局稍差，难以捕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土家族猎手办法也多。他们首先要去狩猎区域摸清楚猴子有多少群、每群有多少只以及猴子的生活习性、它们经常出入的道路。然后路口要道修建一座小房，名曰猴圈。小房四周围成栅栏，间格透亮，一门进去，门上系机关，再系一小线绳暗通地下秘藏，一切就绪。猎人去数里乃至十数里外猴群玩处，撒上玉米、瓜果之类猴子喜爱吃的东西，数量不要太多，一群猴子半饱即可。第二日也撒，就这样，一路引来，有时要引十天半月，有时要引一个月左右，猴子方进猴圈。
猴子也不是等闲之物，在族群中有一个领班头，叫“打路猴”，它来到小房处，怪叫两声，群猴停下，不敢向前。它在小房前后左右来回奔走，四处张望，过了片刻，跳近小房，在栅栏上东摇摇，西拽，四面检查得差不多，最后来到门前，将门关拢、拉开，又关拢，往返数次。它还是不放心，一声嘘，领着众猴离去。次日，猴子们又来，重演昨日戏，未见异常，只见小房里到处是一些可吃的瓜果、蔬菜，早已馋涎欲滴。“打路猴”一声呼唤，群猴蜂拥而入，稀里哇啦，你抓我扯，抢食瓜果，大饱口福。正在这时，只听见咣啷一声，房门自动关上，数十只猴子全成了“囚犯”，一个个没了主见，蹦跳一阵，束手就擒。
这时，猎人左手拿着一根长杆套绳，右手握着一把雪亮钢刀，眼露凶光，杀气腾腾一到猴圈门前，大喝一声，镇住了惊呼乱叫的猴群。然后，猎人在门边弄开了一个猴身大小圆形小门，从小门伸进套杆，套住猴子，拖出门外。猴子正在不停地挣扎叫唤，只见猎手人手中明晃晃钢刀一闪，猴子们都吓呆了。
群猴已被制服，猎人又一声吆喝，猴子们只好任由他摆布。猎人拿出许多大小不一用铁条做成的套箍，教猴如何用手把套箍从自己头往下套。就这样，用不多时，每个猴子颈上都套上了铁箍。猎人在门外握着细绳，把猴子一个一个地从小圆门牵出，根据大小分别放入早已准备好的囚笼里。
土家族除围山打猎、安山打猎、长杆套猎外，还有放毒药。毒药一般用来对付老虎，所用的是在深山老林中取一种叫“狼毒”草药的根，有分牛尾狼毒和鸡爪狼毒两种，采来晒干，加工成细粉，兑上“大虫”、“滚山”蜂子尿，便放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只要老虎一闻这香味，必食之，最多走上三步，药性发作，肚内火爆，断肠，封喉，四肢发软。老虎立刻坐下，两只前脚撑起身体，昂首挺胸，死而不倒，这就叫“虎死不倒威”。
但有些虎豹咬死了猪、牛、羊等，只吃一餐，再不复食。这种虎豹，对其施毒无效。还有一些老虎，道路无常，若安弩箭，白费劲。像这类虎豹，只有诱出对打，但必须两人联手。战前，二人身穿虎皮，腰挂铜锤，手执钢叉，走进虎穴，口学虎啸。老虎跳出，以为是同伙，高兴奔来，扑腾抓玩。二人双叉并举，与其对搏，寻找良机，专叉虎颈。钢叉锐利非常，将虎叉倒，取出铜锤，猛击虎头，三五两下，其虎啸吟数声并轰然倒下，如垮山一般。
吊放炸弹，一般是用来对付凶猛的野猪。炸弹是猎人用雷管自制的土炸弹，抹上猪油，挂在包谷上或埋在红苕地里，野猪闻到猪油味后，上去咬或拱，就会爆炸。
熏洞，主要是用来对付刺猪。刺猪对庄稼危害极大，它行走的路线很独特，常是一条线，非常易辨，顺着它去的路线，就能找到它居住的山洞。山洞较小，但长，人钻不进去，就用湿柴、辣椒烟熏，熏得它死去活来，挺不住就要出洞。然后用木棒往头上一打，犹如瓮中捉鳖一般。
土家人狩猎的主要工具有火枪、梭镖、钢叉、铁匣、棕绳、网和猎狗。网分山羊网和野猪网。山羊网的网线较细，网眼小，用0.5公斤青麻就可以编织而成；野猪网的网线较粗，网眼大，要用5公斤青麻才能编织成。猎狗是从小就进行训练的，猎人将小狗唤到山林里向狗发出“刷刷”等吼声，让小狗嗅到“骚路”（动物走过脚印留下的气味）。同时，猎主把小石头甩入林中，让狗听到响声去追赶。只要通过训练，狗就能追出野山羊或兔子什么的，就成了猎狗。
三、捕鱼捞虾
（一）捕鱼
土家族所处的乌江流域和沅水流域，溪河众多，鱼资源丰富。滩头有各种漂鱼，岩穴乱石有各种洞鱼，深水中有各种潭鱼，沙石中有沙鳅，泥沙中有团鱼、乌龟、泥鳅、鳝鱼；有的溪河有娃娃鱼，有的深谷溪沟有“麻甲子”、“岩棒”、“青鱼”，几乎是有水之处就有鱼。土家人熟悉各种鱼性，能采取各种方法捕鱼。
一是摸捉。凭着一双灵巧的手可以摸捉藏在岩壳或岩穴里的洞鱼，可以摸捉沙底的团鱼，可以摸捉泥沙里的泥鳅和鳝鱼。既使滩头的漂鱼，只要白杆一对，沙石一把，就可以赶鱼进岩穴，然后手到擒来。
二是锤击。即用铁锤和石块，打击藏鱼的岩石，藏鱼即被震昏，冬季运用此法捕鱼，效果卓著。
三是装排。即在溪河滩上，砌成漏斗形水坝，然后在落水口处安上竹排，接鱼上排，此法用于立夏以后一段时间收效最大。因为立夏以后，涨水时河鱼随浑水而上，消水时又随流水而下。
四是“扎壕”。即利用篾壕（竹篾编织而成，鱼进得去出不来）围堵岩壳和岩穴，然后放药水（菜枯、水柳叶捣汁水、石灰之类），逼鱼上壕，也有放敞壕让鱼自然进壕的。
五是撒网。即用手网和拦网捕鱼。从流传的《打渔歌》中，可以看出撒网打鱼的情景，其中最有趣就是“打火槁鱼”。河流中有些鱼，多在晚间出来到浅水处去觅食，人们提前将竹子晒干或烘干，绑成小捆。去捕鱼时，两人合作，一人手执木棒，一人手执竹槁，夜间去河边浅水处，火槁当明亮，照见鱼身。鱼被火光制服，停下不动。这时用木棒猛击河水，借水打鱼。捅黄鳝，就是端午后，九岭十八弯的稻田，水汪汪的，凡有黄鳝，用手杆伸进，黄鳝就出来，再上前一抓就得。至于捉泥鳅，一般在八、九月谷子收完后，就用石灰去毒，或者把水放干，下田去抓。拿回家用清水洗净，放进点豆腐的热浆里煮熟后，便是土家风味的泥鳅豆腐。
此外，还采取“拖白”（即在绳索上满扎白色浮标，驱赶鱼群入壕）、装筛、垂钓、药闹等方法捕鱼。随着农药和炸药的推广运用，以药杀、炸药捕鱼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破坏鱼类资源，而且影响到人身安全，土家人有鉴于此，现已自觉集议定约，严格禁止药杀、弹炸破坏鱼类资源的行为。不少土家族地区的鱼类资源，从而不仅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近几年来，除了广泛利用水库、山塘、稻田、池塘养鱼而外，还在大河、水库岔口上采取拦河养鱼、网箱养鱼等办法发展渔业生产，使原始的剥夺式捕鱼方法逐步转化到现代化大规模养殖的新阶段。
（二）捞虾
溪沟里盛产“米虾”，大河里盛产“马虾”，土家族妇女最喜欢捞虾。捞虾主要有捞斗、竹篮。虾喜欢生活在水草间，土家人就在水边放上草把，引虾群聚而捞取。草把以柏树叶最好，柏树叶有一种特殊香味，且细密，放入水中显得阴森，虾子最喜欢在其中生活，放一把柏树枝，有时可捞取半碗虾子。春、夏、秋三季都是捞虾的好季节，特别是天旱枯水时，虾子成堆，捞得更多。土家族妇女不仅白天捞虾，而且习惯夜晚捞虾，因为虾子在夜晚多游聚在溪河边觅食，更加容易捞取。溪水干涸时，米虾喜欢向水的源头爬去，只要一线水源，就可以引来连线米虾，这时土家人就在水头上安装虾子壕，虾子不断地爬进壕里。近10年以来，长江的航船进入乌江，带来了长江大红虾。在乌江里繁殖较快，乌江沿岸的人，每年能捕捉大量的红虾，这种虾口感特好，非常受卖。土家族渔船，一般为三板船，亦称打鱼子船，多用柏木板或椿木板制成，漆以桐油防浸水。因有三板、五板、七板，故名三板船或五板船。因其轻小，常人不易立于船中，但土家族渔人却能敏捷灵巧地驾着它出没于湍急的河流。
四、捕禽
地区草木茂盛，百鸟成群，土家人习惯捕捉野鸡、锦鸡、斑鸠、野鸭等以作食用，捕捉画眉、竹鸡、黄豆雀以供观赏，还曾一度捕捉红嘴鸟，以换取外汇。捕捉方法多种多样：一是枪打。有的土家族男子练就一手好枪法，正在飞行的鸟也能打下来，叫做“打飞”。有的专门养有“媒子”，放在鸟出没之处，“呵呵”一叫，鸟就飞跑而来，人在扎好的遮棚掩体内举枪射击，这种方法叫“打棚鸟”。有的人清早进山，静听锦鸡叫，然后向叫声处轻脚轻手摸去，枪响鸟倒。有的人白天听到竹鸡叫的地方，夜晚就摸到那里，用手电筒照射，发现目标，一枪打去，几乎无一漏毙。也可用电筒照射慈竹林，十之九林都有熟睡的斑鸠，用枪射击，十拿九稳。当然，冰天雪地打斑鸠，也是十拿九稳的事，因斑鸠被饥寒所迫，往往群聚在荞麦地里觅食。二是装套。套是用马尾毛和棕丝做成，一副套子可做成十多个大小不同的套圈，装在鸟道上，鸟即上套被捉。有的人专门用竹篾制作成套笼，套笼四面八方都有套门，中间关“媒子”，寻找“媒子”相爱或争斗的鸟，进得笼门就出不去了。三是赶网。即用麻绳织成网络，张挂在鸟道路口，然后驱鸟入网捕捉。
五、生态保护
土家族先民在漫长的社会生活、生产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地探索、思考和总结，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传统生态理念，进而促进土家族地区生态保护。
综观土家族传统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态理念大致可分为两种：
一是平等共生。土家族先民首先是将自己视为自然界的一分子来观察和探索身边的世界，平等共生的自然观贯穿其中，认为人和万物都是自然的产物。如土家族崇拜的白虎神，认为“白虎当堂坐，白虎是家神”，把白虎作为家神崇拜，在歌颂祖先丰功伟绩时，也与白虎紧紧相连。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内，还有虎娃的传说，说人与虎结婚后生下的虎娃，脸面一边是人形，一边是虎形，体现了土家人与老虎“人虎一体”的平等共存的关系，因而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的祖先与动物曾有过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保护动物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尚且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须平等友好，人与社会更须和谐一致。
二是互助互利。在土家先民的生态理念意识中，大多生物是人类的朋友，共同创造了世界。在《红苕藤子为什么巴地长》、《孙猴子从马桑树爬上了天》、《葫芦兄妹》等神话传说中，土家先民在原始思维的支配下，认为红苕藤、马桑树和葫芦能够超度人类，逃过毁灭性的大灾难而继续繁衍，蕴涵了人与自然的互助互利，你保护我，我保护你。在生命危机的关键时刻成为土家人首先想到的救命“稻草”，并被幻想成有参天之力，充任天梯的功能，彼此都会为对方献出生命。在先民们的眼里唯有求助神灵，把自然界本身与息息相关的东西化为神灵，赋予神的内容，崇而拜之，以求得吉祥、富足，把对自然的崇拜演绎的活灵活现。因此，具有卓越而神秘的动植物被看做与土家族的自然崇拜并延续至今。如今在土家族地区，还盛行着正月十五，给果树喂肉、粑的习俗。认为人是吃食物而延续了生命，果树也要吃食物才能结果，说：“喂树一坨粑，果子压弯丫；喂树一块菜，结得早、熟得快。”在梵净山麓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永义乡有一棵千年紫薇树，土家人在这棵树上挂满了红布，并烧香化纸。这种将古树作为一种神灵物敬奉，在土家族地区比比皆是。紫薇古树不仅自己已具有神奇的生命力，而且赋予了土家人顽强的生命力，并时刻保护他们免受侵害，帮助他们从困苦的处境中超脱出来。这种互助互利的精神体现了土家人为维持生态平衡，与身边的动植物融为一体的和谐关系。
梵净山紫薇树
由此，土家族先民最早认识到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生死与共，从而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一种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土家人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十分珍惜，尤其是爱林如宝，认为地方的兴衰与生态的盛败密切相关，民间有“山清水秀，人财兴旺”“山穷水尽，地方衰亡”的说法。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土家族对于拥有的森林资源十分重视利用和保护，相沿成俗。
保护森林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制定相关的乡规民约，严禁各种形式的破坏事件发生。在土家族地区，各地都制定有封山育林公约，其条款制定得十分具体，执行也很严格。凡森林公约的条款决定的封山区域，均立禁碑，标明四周界限，周围树上捆草标，或在石头上刻标记，甚至竖木牌，木牌上写着公约及其森林保护范围，目的是表示此山已被禁封。当然，封山育林有两种封法：一是山被封禁后，允许同寨人或某氏族家人，进林砍杂柴、割茅草，甚至剃树丫或放牧，但严禁砍成材木、烧灰、开垦；二是山被禁封后，严禁区内放牧、砍柴割草、剃枝掳叶、落叶烧灰、刨土积肥、放火烧山等。另外，把山寨、坟山、庙宇、风雨桥头、长亭外、井边的防护林，称为风水林，一律禁砍，充分体现了土家人对生态保护的强烈意识。
对于经济林的保护，也比较具体，并有一套保护方法，还在公约中有明确的规定，对土家族地区主要的经济林树种桐籽树、茶子树、木油树、五倍子树、漆树均不准砍伐。如果发现谁家柴火中有这五种树，每枝各罚桐油、茶油、木油、五倍子油0.5公斤，或罚油漆0.2公斤（亦可按市价折钱）。公约还规定：对枯死的桐、茶、木油、五倍、漆五种干树，也不能自主随意砍伐作柴火，必须按统一规定的时间去采伐，即每年农历七月十四、十五、十六，事先由管山员对枯树做好记号，再鸣锣告之，方能将枯枝干柴扛回家，否则，视为违规行为，也要被罚。土家族民间还有一个共同遵守的习惯，即逢七（农历）忌砍竹子，认为逢七之日都是“不生长”日，逢七砍后竹子将不长笋子。
由于如此，土家族地区许多地方都有特产。如沿河、思南、德江、印江、江口等地的桐油、棬油远销重庆、武汉；还有思南、德江的楠杆生漆，可照美人头，成了土司头人的进贡方物；沿河、思南、德江等地的五倍子，江口、印江、沿河等地的茶油都是远近闻名的特产，也是土家人的重要经济收入来源。
在许多《封山育林公约》中，第一条就写着为了一方兴旺，请公众遵守，否则，“断子绝孙，死无葬身之地”。这话是太重了，但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地方，它还真的起了不小的保护作用。谁都望自己后继有人，儿孙满堂。但从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封山育林，保护好生态环境，与子孙兴旺是有密切关系的。
除有这种咒语似的条款外，还要给看护人一定的权力，因为他是具体“执法”者，所以在选拔时，大家也是经过认真考虑才推举的。看护人一定要大公无私，不徇私情，执法不苟，还要在当地有声望，而且敢抓敢管，如此封山条约才得以认真执行。看护人在巡山时，若发现在禁区里放牧、背柴者，或偷砍捆有草标的树枝，或偷砍经济林时，不管是谁，当场抓住，或抢夺斧头、柴刀、背篓等，看护人报告村寨，按规定据情节处理。轻者在村寨内或禁山周围来回三次鸣锣认错，边走鸣锣，边高喊：“为人莫学我，快刀砍柴山。”重者有罚款、罚粮、罚栽树、罚修路、罚酒席等。被罚的钱粮收入，由村寨管理，年终结算，当众公布，并将该经费用于封山育林和造林开支，形成一套完整的良好护林制度。
土家族对生态保护在梵净山、麻阳河的生态保护中更能体现，很有特色。
土家族地区的梵净山有着地球上同纬度保存最完好的原始森林，是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之一，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生物圈保护区之一。保护区总面积40900公顷，其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拥有许多极其珍贵的生物种类，素有“绿宝石”之美称，又是生物种的基因库。据考察统计已知梵净山的植物种类有2000余种。而像珙桐、香果树、铁杉、冷杉、红豆杉、紫薇、闵楠等珍稀古老植物，是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已查明的野生动物种类达800多种，其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就有19种。在这里人与环境，人与动物和谐一致，和睦相处。
梵净山自然生态保护如此完好绝非偶然，这与当地土家族对生态保护的理念有直接关系。这里的土家族，千百年来除了同其他地区的土家人一样，充分利用习惯法，十分重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并取得了梵净山自然生态保护完好外，同时还有历代地方政府官员参与的保护作用。清道光十二年（1832）官府所立的两块梵净山禁破山林碑，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两块碑，一块为清道光时贵州巡抚麟庆的“名播万年”碑，另一块是道光时贵州布政司按察使李文耕的“勒石垂碑”。两碑均高1米，宽0.5米，素面楷收阴刻，麟碑题额为“名播万年”，碑文计292字，李碑题额为“勒石垂碑”，碑文计470字，碑额均阳字阴刻。两碑都刻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十二月，文体内容相近，都是针对梵净山坝梅寺和尚勾结外来不法奸徒，私卖山林树木，掘窑烧炭，牟取暴利，损伤风脉的恶劣行径，以官府告示形式严令禁止，指出梵净山“山场及附近四周一切山林木石，务须随时稽查，妥为护蓄”，“如敢故违，定即从重究办”，“如敢互相容忍，于中分肥，一经发觉或被查出定行一并照知情盗卖官民山地律治罪，决不宽贷”。
其实，早在清道光三年（1823）所立的《梵净山森树碑记》，铜仁知府敬文所撰写的碑文便指出，铜仁大江、小江之水均系梵净山“山脉所出”，对于“铜仁梵净山，唯有黔中胜地，名山大川，职斯土者，所有事，予以兹土，曷加意焉”。针对梵净山有人“积薪烧炭”，敬文说：“十年之计树木，况兹崇山茂林，岂可以岁月计，宜止焉，戒勿伐”，认为“草木者，山川之精华”。这对自然资源重要性的认识还是较为深刻的，保护的态度也较为坚决。
从上述三块碑文可以看出，梵净山地区的官员和土家族群众共同保护森林生态的理念，以及对保护森林生态的认识还是较为深刻的。唯有如此，才有今天层峦叠翠，生机勃勃的梵净山，展现在世人面前，供科研、旅游，更为重要的是供那么多动物在里面繁衍生息，也为人类留下一块宝贵的绿洲。
另外，还有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的黑叶猴自然保护区的麻阳河、思南境内的长坝石林，自然生态都保护得比较好，其间农户建筑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和谐共生。
土家人还把山寨、坟场、庙宇、井边、路头等处的古树，一律视为风水树，不准砍伐。他们认为，有了风水树，就能带来好运，山寨都以风水树的枝繁叶茂为骄傲。也因风水树生长不好，甚至因自然灾害而枯萎，感到恐慌。尤其视哪些风水树中的大树为神树，土家人要远出，或家中有生病的，做事不顺的，都要向“神树”供祭酒肉，烧香化纸，以求得“神树”的保护。
由此可见，森林、水源对于土家先民来说，是衣食之源，栖身之所。有一首山歌是这样唱：“吃树上的果，穿树上的皮，烧树上的柴，用树上的棒，树是好伙计哟！”
人与自然平等共生，互助互利，显现了土家人生态文明的理念，也反映了土家人与自然和谐一致，浑然一体，与青山秀水共长存的心愿。
六、交通运输
《华阳国志》载，乌江流域土家地区“山险水滩”。縻围山唐人石刻云：“巴黔道路阔远，亦无馆舍，凡至宿泊，多倚溪崖，就水造餐，钻木取火。”土家族地区交通被人们视为难途，有黔途难，难于上青天之说。尽管乌江如此险峻，聪明能干的土家人却在这高山峡谷、惊涛骇浪中开辟出一条云贵高原上的黄金水道，也在崇山峻岭中开出一条条人背马驮的陆路交通，为乌江流域创造了独特而丰富多彩的航运文化及其繁荣的商贸经济。
（一）水上航运
乌江舟楫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廩君的土舟。唐代韦建《黔州刺史薛舒神道碑》说：“黔中者……其启土也大，其货殖也殷，有廩君之土舟……”这种土舟，当为陶船。据范晔《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廩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古代巴人长期生活于长江三峡地区，熟悉水性，他们乘土船进入了乌江之后，由于彭水郁山产盐，郁盐不仅东以济楚，西入武陵，还要从郁江外运到彭水，溯乌江而上运往夜郎等地，或沿乌江而下运往枳县（今涪陵）再达江州（今重庆）。秦汉后，黔中、夜郡仍赖郁盐，加上务川、黔江的丹砂外运，也赖乌江，所以乌江航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就十分繁荣。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就派大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船只一万艘，载来六百万斛，自岷江而下入长江，转溯舟自巴涪水直取黔中郡，这是乌江航运最早为军事所用。司马错用的是大泊船，即《蜀王本纪》中的“秦为太白船”，为木板结构的大型单体船。这种船首尾上翘，舷樯较高，中部和尾部有两个方舱，一般船长28米，宽约4米，吃水深约1.2米，为客货两用船。刘备称帝于蜀，涪陵县（今彭水县）地势险要，为控制荆楚入蜀的咽喉，把涪陵县上升为郡一级治所，德江、沿河、务川属之。
“晋控制蜀汉以后，准备进攻吴，将乌江航运继续向上延伸，蜀郡益州刺史王澹大造舟船，王遣参军李毅由涪陵入取武隆，李毅从乌江进军路线与秦司马错取黔中郡路线近似，这是乌江水道的又一次军事利用。 [4] ”同时，乌江民运也在发展，地处边沿的巫盐、郁盐资源枯竭，但很快海盐、自流井盐和贡井盐，仍然通过乌江航运，大量运往川东和黔东北等地区。乌江沿岸的煤、茶、漆、麻等土特产又源源不断地通过乌江运往中原。
随着乌江航运的发展，周边土司进贡，也通过乌江而往。唐贞元三年（787）南诏遣贡使分三路入京都，其中一路就是经陆路跋涉至乌江岸乘船而去的。天成二年（927）清州（今红枫湖东南岸）八郡刺史宋朝化等153人，携带进贡方物豆蔻2000两、丹砂500两、蜡200两，也是赶山路至乌江乘舟而去。五代时奖州（今岑巩一带）刺使后温处，常积谷数十万石，他先后累计献军粮20万石运往前蜀，也是辗转进入乌江船载入蜀境。
宋代由于乌江航运有了新的发展，乌江沿岸开阔地带也得到了开垦，北宋景德二年（1005）于乌江沿岸垦荒种地就获粟万余石。而今思南的板桥、石阡的朱家坝、艾家坪等地的四千余亩耕地，就是宋代的军垦屯田。同时，商贾进入乌江沿岸又将其集聚的米豆、猪、羊、土特产品沿乌江运出，故乌江运输十分繁忙，出现了船不敷用。南宋绍兴六年（1136）为赶运军粮，出现运力短缺，于是官府下令就地采木造船，来弥补民间船只运力不足，从此，乌江上不仅有民船，同时也有了官船。尤其是建了思南府、石阡府、乌罗府后，明清两代对乌江航运大为运用，乌江航运得到更快发展，给乌江经济文化开发带来了新的机遇。此时，乌江沿江的农业耕作、经济林木、畜牧产业、加工业、纺织工艺、竹藤编技都有了新的发展，思南、沿河等地不仅成了本土物资集散地，也是沿江周边等各府州县的物资集散装运的重要港口。
思南、沿河等地除产米、豆、猪、牛之外，还盛产桐、桕、茶、油茶子等油脂原料以及生漆、五倍子和各种中药材物，今沿河、德江、印江、思南等地桐油，闻名全国。仅思南境内的塘头镇清乾隆至嘉庆年间，陕西商人在此就开辟了以经营油榨业为主的十大商号，他们收集周边百余里和沿乌江而上沿岸的油脂原料，每年加工数千万斤油脂，经乌江运销省外。江西来的萧姓所开的商号就有12家。万足市场兴旺靠的就是广阔的贵州东北部众多的漆林，漆源十分充足。因乌江航运，这里成了生漆的集散地，每年春、秋两季收购的生漆，装桶外运万县、武汉等地销售，有的卖到了日本。此外，桐油、木油、猪鬃等，也是畅销产品。每逢收购季节，漆农、漆贩子、运漆苦力，络绎不绝，收漆旺季，每日进出人数达千人。他们卖了生漆，还要买回货，于是各行各业也发展起来了，其中许多人成了巨富。
明嘉靖《思南府志》记载：“乌江流域产朱砂、水银、棉、蜡、漆诸物，皆中州所重”“上接乌江，下通蜀楚，舟楫往来，商贾鳞集。”历史上，思南、潮砥、淇滩、沿河等均为乌江航运的重要货运集散地。在陆地交通不发达的旧时，乌江沿岸人民生产、生活、运输对乌江的依赖性极大。沿河城码头，曾是贵州的铜仁、玉屏、石阡、江口、印江、思南、德江、湄潭、镇远、务川、沿河，重庆的酉阳、秀山，湖南的花垣、凤凰、麻阳等县的食盐和农副产品的集散地。乌江的运输物资历史上主要是盐运。贵州历来不产盐，全省人民食盐则仰望川、滇等省供给，其中以川盐为最多。据历史文献记载和查阅有关档案，明洪武起，实行“纳米中盐”之制，令商人输粟于边，给以盐引，赶场取盐，自引贩运销售。清雍正九年（1731），改为“定口授盐”之法，按人口多少日配盐五钱计算，招专商承引，分场定岸配销，黔东北地区逆乌江而运销川盐，由乌江入长江口之涪陵逆江而运，称为“涪岸”。清道光年间，贵州人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深知黔省人民食盐之苦，并派唐炯督办盐政，制定“官督商运商销”，盐税就场征收办法，在产盐地四川自流井设官运局，专管黔盐运销事宜，招商认购认销，规定涪岸年运入黔盐21载，约113.4万公斤。并将川盐熬制四种花色以示区别，涪岸盐为炭巴形块状，便于船运及起岸后人背马驮，通过乌江运往各地。
盐运是乌江航运中的大宗商品，随着航运业的发展，带动了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运输，思南、沿河等很快发展为商贸中心，仅盐大小中心就达360多个，还吸引了四川、陕西、湖南、江西、上海等外地商人来乌江沿岸经营食盐、大米、黄豆、桐油、生漆、木油、布匹、中药材、煤油等，仅沿河城就有外来者不下200余人。这些人的到来，使乌江沿岸的商贸得到迅速发展和繁荣。沿河富商肖景仲曾被明万历皇帝赐封为“百万富翁”。由于他资金雄厚，长期经营盐业，还把四川自流井一家大盐号连库存盐都全部买光。是时，肖景仲在沿河城两岸创办有“大晟号”商号，同时还在思南、印江、重庆、涪陵等地设有分号或经销点，以后又在沿河城东岸建立了“大晟号”、“大晟亨”两个分号。沿河另有一富商“崔百万”为了运输、经商方便，投资在盐油古道上修桥、补路、开渡口。
同时，乌江还是川、黔、湘物资交流和商旅往返的交通要道之一。民国时期，日寇侵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川盐济湘，湘粮调川，乌江航运成了民国政府维持正常工作运转的重要生命线。据史料记载，乌江航运初期有歪屁股船216只，杂货船32只，运送盐粮等物资，到1939年各种木船已达450只以上。以后原在长江中行驶的舵笼子160只，亦改在乌江服役。1943年，由涪陵运抵龚滩食盐13947.6吨以上，红糖、白糖7600多吨，酒500多吨，总价值按当时计价达6663880元。物资输出最盛时期每年约1164.4吨，其中桐油225吨，棬油750吨，五倍子255.4吨，生漆65吨，汞14吨，总产值按当时计价达148.2万元。
乌江是黔中地区古代的重要交通运输线，从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乌江航道古代可直通遵义乌江镇以上。至于一些断航滩都是后来崩山阻塞江面形成，诸如龚滩、新滩、羊角渍滩等，造成“巨岭摩天，穹岩插地”险劣环境，限制了水道交通的利用与发展。
明清以来，乌江沿岸先后有商民捐资，或官府出资凿滩疏流，以兴盐利和沿江物产输出。早在明代嘉靖年间，贵州先贤田秋就向朝廷建议：“自开设贵州疏阻塞盐利，不得入贵，官民而病，公剌两台使疏上报，可遂整壅疏流，传檄吁商贾，盐入贵者，赏民皆乐。迄今川盐百余载不艰，于贵而获千百税利，何溥也。”
清道光十二年（1832），思南知府杨以增，为免除思南河段镇江阁常翻船之患，倡议在镇江阁悬崖凿纤道。清光绪三年（1877）四川总督丁宝桢，为获乌江盐利倡导整治乌江，出银4.5万两，疏浚航段55滩，还开凿了木船纤道。乌江中游当时由盐商出钱，百姓出力，直疏航道到江界以上达250多公里，疏凿险滩50余座，先后费时三年多。清末民初，思南商民刘维章（刘方开）、吴光廷，以经营米豆为生意，常集运粮到涪陵销售。他们喜闻沿乌江两岸的凤冈、石阡、余庆、湄潭、瓮安等所属地区，盛产米豆，囤积很多，价格低廉。但这一段乌江的雷洞、银盆、水油、鱼翅等险滩不能通航，只能肩挑背驮，成本相当高，便组织开凿、疏通航运，很快打开雷洞，凿开关门石、银盆、水油等滩，船直达余庆县的构皮滩。刘维章开拓乌江航运的行动，感动了乌江沿岸乡绅，通木坪（构皮滩）的一块《修河碑》记载了余庆县绅士田余章等参与开凿各滩之事，《瓮安县志》也记载了乡绅聂松之、肖元兴、于士龙等筹资凿开了老虎口断航滩。余庆县政府也拨专款协助打通了最大的鱼翅三滩，致使乌江航道延至湄潭的沿江渡，直抵瓮安的江界河。
《修河碑》记载这次疏道成功船初通时，沿岸百里之居民争先往看，以酒食花炮视其成功。自此，印江黄州布、思南雄磺精，由水运至江界河，再陆运至省城贵阳，瓮安、余庆等县之米粮沿乌江船运至思南。每逢场期，思南河坝码头常有米船三四百号，贸易极盛。《修河碑》还写道，乌江航道疏通后，两岸人民有家者创业非艰，无资者谋食亦易，将商务发达，利源充足……老不填沟壑，壮不散四方等来赞扬这次疏理航道工程的功绩和为民造福之壮举。从此，上游沿岸土特产通过乌江直达思南县城，而川盐、布匹从思南城又可直接航运到乌江中游各个码头。
抗战时期，国民党水利机构导淮委员会入川，在涪陵设立乌江水道工程局，对乌江航道“轰滩为主，开辟纤道为辅”进行整治。经过7年的整治，耗资450万元，花工73万个，测绘了涪陵至思南两江口乌江水道全图，完成纤道开凿94处，共28263米，轰炸滩险73处，水上炸礁119254立方米，水下炸礁28755立方米，完成绞关19座，消除了“十船九翻”之虑，同时加宽改善了潮砥、新滩、龚滩的搬运道。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对乌江航道的整治和利用。为了更有效地整治乌江航道，于1952年分别在乌江流经的县城所在地成立了航管站，1953年在贵州思南县城成立了内河第七工程组，1957年元月又在思南县城成立了贵州省交通厅航运分局第三工程队，是年相继成立了贵州乌江航道整治委员会。重庆涪陵地区也相应成立了乌江航道整治委员会。由于有了整治的领导机构，有了专业工程队，保证了乌江航道整治的顺利进行。1958年乌江下游贵州境内的潮砥、新滩、龚滩等三个断航滩先后动工整治，不只新滩、潮砥通了航，1960年龚滩也通了航。之后重庆境内的断航滩王——羊角碛相继疏通。为了确保乌江航道畅通无阻，在羊角碛、龚滩、潮砥等处建立了14个绞关站，沿江建立了30个信号台等助航设施，100吨级货轮船能直通思南，30吨级轮船直通余庆县境的马骆渡。航程总长460公里，使乌江航道发生很大的变化。
龚滩264公里的船道，治理险滩20多处，建成大乌江、思南、沿河、德江和涪陵码头及配套工程，300吨级泊位10个，同时建设了航道管理及通讯、助航设施，建造了自航式施工工程船舶6艘，改造和维修信号台16座，大大改善了乌江的通航条件，可通航300～500吨级货轮，使乌江连接长江水运通道初步形成。
沿河东风码头
乌江流区的船因其河段的地理环境和水流的不同，各地的船型也有较大的差异，如船行在乌江中下游的主要船型为“歪屁股船”。这种船在乌江上用使至少已有一千多的历史。据民国《涪陵志》载：“涪陵江自边滩迤南水急滩险，舟用厚木板，左偏其尾。掌舵立于船顶，以巨桨作舵，长几等于船。取眺望远而转折灵便，其船谓之厚板船。”只有在乌江这样独特的环境中，才会产生中国内河航运史上独具一格的乌江之舟——“歪屁股”船。抗战时期这种船在乌江上达到350余艘，年载可达2.5万吨。
歪屁股船载重量小船4吨，中船12吨，大船20吨，是乌江人经过长期实践，为适应乌江滩多浪急，航道弯曲狭窄而创造出来的。1955年后歪屁股船改为新型的舵笼子，即降低船头、船尾，加宽船底，增大载重量，大船载重可达48吨。这种船横结构强，船底平，稳性好。这时的乌江下游以舵笼子船居多，而龚滩至潮砥滩还是歪屁股船占主要，思南以上则由“斑鸠尾”、“麻雀尾”为主要水上交通工具。
除此，用在运输上的还有蛇船，这种船较小、较长，每船装盐四五十包。乌江木船，向来不用帆，以人力挽纤绳上行，下水推桡。盐船上运以8船为一帮，结伴同行，通过险滩时即集中人力，逐船拉滩上行，谓之“换腙拉滩”。每帮船需船工40多人，纤夫128人，还有更多码头搬运工。所以从事乌江盐运船工、纤夫、运夫万人以上，均由船主自使用，有的是季节工，有的是常年工，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成为乌江上第一批土家族的产业工人。
明清至民国，在乌江岸边的黑獭堡、新滩出现了田氏、侯氏生产乌江木船的工厂，为乌江航运生产了大批木船，满足了思南、沿河、潮砥、新滩、龚滩等地盐油运输的需求，也促进了乌江的航运发展。土家族称制造木船的木匠为“水木匠”，乌江最初的木船制造基本上是由田氏、侯氏这两支水木匠队伍所承包。一代代能工巧匠将精湛的造船技艺薪火相传，使得田、侯两家水木匠的造船生意同乌江盐运一样十分兴旺。造船的地方通常选在乌江沿岸的沙洲或草地上，露天作业，以便新船打造成功后直接下水，进入河道，这样，即减少了麻烦，又节省了劳力。造船的木料多为耐水的椿木与坚韧的柏木，船底用椿木，船身用柏木。造船的工序是先用抓钉、销钉、咬钉将木料固定、连成船型，接着用竹麻团将木板间的缝隙和有孔的地方塞满，再用桐油、石灰浆敷在竹麻团上，使其滴水不浸，最后在船的整个表面抹上一层厚厚的桐油，新船也就打造成了。船下水或修复旧船出航，或远航启程，船主都像嫁女一样十分郑重，要选黄道吉日，举行庄重而肃穆的祭祀活动。与土家山寨的住房一样，每一支船都有自己的香火神位，而且不同的方位供着不同的神灵。比如船头最前面的一块甲板是船神之位，任何人不得在这里站立或蹲或坐；船尾“水舱”的隔板上，供设着“镇江菩萨”；船中央的舱室是烧饭之地，两侧舱壁供着“灶神菩萨”；船舷的橹把上供着造船的祖师鲁班的神位；船的两舷，右舷是太阳神，左舷是月亮神……于是，在船只下水或出航的仪式举行之前，船主要打酒、割肉，还要准备一只大雄鸡和香、纸、烛之类的物品。整个仪式的气氛颇为神秘。首先由造船的水木匠师傅进行“封赠”，只见师傅口中念念有词，然后语速变快，使人不知所云，大概是说一些“出入平安”、“顺水顺财”等祝福的话语。祝福的同时还伴着烧香、化纸、点烛，将鸡冠上的血以及鸡毛沾于船头、船把、桅杆、舱壁和船舷两侧，以祭祀“镇江菩萨”和船上诸神，祈求保佑平安。因为行船或拉纤有种种危险，在举行新船下水仪式过程中，很多语言和行为举止是被严厉禁止的。比如，在言语上除了不得提到“沉”、“翻”、“塌”、“落”、“亡”、“打”、“撞”、“搁”、“烂”等与沉船、翻船、撞船、搁浅等与危难事故有关的字眼外，还忌讳说“舀”、“散”等字。“舀”容易使人联想到船破进水的舀水。万一非说不可则要改为“锚水”、“锚汤”。所以，对于船工纤夫们来说，有着许多专门的术语，如把“船帆”叫为“布条”，因“帆”与“翻”谐音；“碗”叫为“莲花”，因碗有装满水的意思；“筷子”叫为“摇片”或“篙竿”；姓陈的人得叫“老菌儿”，因为“陈”与“沉”谐音，有些姓陈的船工或纤夫，为了图吉利，干脆将自己的姓改为他姓。为防人多嘴杂而发生不测，新船下水的祭祀活动，往往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举行，新船就在人不知、鬼不觉中悄悄进入了乌江。
水木匠备受船家的尊重，每个水木匠还能得到船家的一条围腰或一双新鞋。作为牺牲品，祭祀的公鸡最终变成了下酒菜，但鸡头必须由水木匠师傅享用。
下水仪式举行完毕之后，新船就要开始了它一生运载的宿命了。然而，船上的规矩是不能乱的。比如船夫忌在船上洗脸，因为按照土家人的习俗，头脸沾水，便意味着将有溺水之灾；忌打呼噜、吹口哨，不准客人坐在船舱，忌睡觉时仰睡，忌在船头大小便；吃饭时，只有舵手可发布开饭号令，并且只有他才可以掀开锅盖。船夫只能蹲着用餐，而不可站着或边吃边走动。船上还忌讳打碗摔筷，万一不慎掉落碗筷，只可默不作声地收拾，而不要说出掉了碗筷等不吉利之词，忌将碗端上岸；行船期间，要是有人生病，也只能熬到目的地再医治。更不能在船上行男女媾和之事，或运载尸体。
1958年7月贵州省交通厅在思南筹建思南造船厂，当年生产5马力小艇和94马力木质拖轮“红旗号”各1艘，次年4月15日在思南江面试航成功，贵州境内乌江开始了有机动船。1965年，乌江航运合作社建造第一艘钢质客货轮“七一号”，船长29.30米，宽5.40米，吃水1.50米，装120马力柴油机2台，载客172人，于7月20日从涪陵出发，试航龚滩成功。钢质轮船试航成功揭开了乌江航运的新纪元，从此乌江上便有了钢质轮船和木船并行于江面，穿梭往来。
筏排分木筏、竹筏。竹筏主要用于运输，如洪渡的竹筏就是用三、五根楠竹扎成筏子，作为乌江上运输用，也有将几个小竹筏扎成大竹筏，放到涪陵去出售。另外就是木筏，每逢初夏，乌江洪水暴涨，便是放木排的黄金季节，乌江人来到思南城乌江边，把刚从石阡、余庆等地漂来的小木筏拆散，按传袭的法子重新扎成大排。把300根粗大的木头扎成长八丈宽二丈八尺的五层筏排，一架木排就像一座楼房，巍峨庞大。为扎木排，山民们在头年的农历八九月就要去余庆、凤冈、石阡等地买山（即买下一坡山林），到次年一二月间带人进山砍树、扎筏，五月涨端阳水便放排到思南，扎成大排后，选一个良辰吉日，烧香化纸祭奠龙神，再从思南出发，一路顺江而下，闯滩冲浪，直奔涪陵进入长江到万州，就能将木排木料卖出好价。
纤道是人工在乌江两岸陡峭石壁上开凿出来的，离正常水位100米左右，宽约1米、高2米的以供纤工拉船行走的道路。远远望去，犹如一条巨蟒爬过时留下的凹槽。
乌江纤道开凿在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历史记载，战国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秦将司马错伐楚，溯舟巴涪水（今乌江）夺楚黔中地置黔中郡。乌江是军事运输要道，当时逆水行舟，并在乌江两岸开凿简易纤道。另外就是古代巴人为躲避秦害逆江迁徙时留下了纤道的印记，而后大量开凿纤道，是明清时期。明嘉靖十八年（1593），经思南人田秋上疏朝廷疏浚乌江河道，以利川盐入黔，利官利商利民。朝廷敕川贵两台使“凿雍疏流，传檄喻商，货盐人贵者赏”。川盐有半数经乌江运至思南出售，当时乌江大规模的运输，必然在乌江两岸陡滩处凿纤道。乌江纤道修凿，历史记载较为详细的是清道光十三年（1832）思南知府杨以增修纤道，当时在沿河县内修有纤道1000多米，在思南两江口修有1000多米，使乌江能分段通行木船。民国28～33年（1939～1944）民国政府迁都重庆后，为适应抗日、民用等需要，征集石工又开凿纤道，相继在乌江龚滩小河口修成200米，合山子20米，银童子20米，土坨子左岸40米，草帽石左岸200米，石灰滩右岸100米，黎志峡50米，鸡公滩左岸200米，淇滩左岸150米，七里滩右岸120米，仅沿河县境内就达1120米。新中国成立后，1952～1955年，乌江航道工程队，除对部分原有纤道整修外，先后在沿河境内扶搭新辟200米，三堆子200米，望牌308米，狗脚湾120米，丛渡600米，冉家滩25米，金腰带15米，黄石脚20米，婆儿子15米，共计1483米。在思南境内乌江段的思林、黑河、风清、野猪、小岩纤、黄家坨、场兴、肚脐眼、甘溪等修凿纤道3808米，在土家族地区乌江段新辟纤道41处，1万余米。
伴随着“上陡滩，也含啦，口吐泡沫，也含啦，眼勒翻，也含啦”的震天一样的号子，十几乃至几十个赤身裸体的纤夫拉着一只木船在险滩上拼命地挣扎。险滩咆哮着，猛烈地撞击着船头，激起高高的水浪。纤夫们在陡峭的山岸上毫无选择地把铁钳般的粗手紧紧地抠着石棱石缝或紧紧地抓着哪怕带刺的灌木，穿着破烂草鞋的双脚总是使劲地蹬着每一处突兀的乱石棱，肩上的纤绳深深地勒进肉里，痛苦的脸上包含着沧桑，豆大的汗珠在他们那古铜色的皮肤上碎成八瓣……这一幅真实感人、扣人心弦的场面一定会深深的铭刻在今天乌江人心目中，让人震撼，让人感叹。
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后坪乡聚宝村白丝坨的乌江边，至今还住着几户世代靠拉纤为生的人家，人称“纤夫寨”，他们是乌江航道纤夫的历史见证。
这几户土家人家姓张。其老祖宗在清咸丰年从沿河城郊迁到这里，现在已是第七代了。传说他们的先祖来这里落脚时是撑着船来，看见乌江两岸风景极为优美，情怀骚动，不禁亮开嗓子，吼道：“撑着船儿下陡滩，不脱裤儿船要翻……”不曾料到，江中恰有一仙女正在洗澡，听到吼声，认为亵渎了她，羞怒之下，便从江中捞起一条纤绳甩给张氏祖宗，从此，这条纤绳便将张家死死地套在了船上，并一代又一代将纤绳背了下来……直到现在，张家人还认为，拉纤是他们祖宗留下来的宿命，是他们人生必走的路。当然，这只是张家人为自己拉纤的命运编出来的故事，多少带有一点唯心和无奈的成分。
事实上，张家拉纤是由于他们的祖辈来这里较晚，附近的土地已被先来者占有。为此，他们只能在半山的乱石堆上依山建起栖身的吊脚楼。为了生存，他们在石缝中垦出零星的土地以种植粮食、蔬菜。随着族人的繁衍增长，这些呈“鸡窝状”且贫瘠的土地已远远不能维持族人的生活，生活的困境使他们不得不从事拉纤这个行业。
白丝坨地处乌江的下游，位于大娄山脉东南麓和武陵山脉西北麓之间，上接黎志峡，下邻银童峡，其名源于江边右岸半山腰一个溶洞。那洞里面有一涧清流的泉水常年钩挂在悬崖上，犹如束束银丝迎风飞舞，故称白丝坨。特别是在大雨之后，白丝坨这地方的景致蔚为壮观，只见一股巨大的水柱从石洞中喷射而来，白雾直达乌江对岸，声振山岳，气势夺人，人称“飞龙江过”。艳阳之下，水雾折射出一道美丽彩虹，跨于江岸上空……
如果仅从自然景观来看，张家人所居的白丝坨这个地方，无疑是现代旅游趋之若鹜的“百里乌江画廊”最美丽的画段。然而在没有机械动力船之前，这里上下近50公里的“地质公园”却是昔日船工纤夫的炼狱。这里集中了七里滩、龚滩等25个险滩，而每一个险滩，都是夺命的关口。尤其是龚滩，因波涛汹涌，水流湍急，暗礁密布被称之为“霸王滩”，曾经吞没了成千上万的船工和纤夫的性命，因此，有人又将这里叫“鬼门关”。正是这样险恶的环境造就了乌江无数悲惨的纤夫、形状各异的纤夫石和蜿蜒曲折的古老纤道。所以，在乌江山峡的两岸边，总有望郎而归的媳妇化作奇峰异石苦守崖顶。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们把山崖顶上的草木都撕裂成了长长的相思，把自己血肉之躯都望成了冰凉的望夫石！于是，幽幽峡谷，总回响着“望郎归，望郎归，望郎平安早日回”的凄声呼唤。
如今，在白丝坨后山上堆堆土坟埋葬着无数张氏纤夫的尸骨，他们似乎与悬挂的飞瀑一起泣诉着激流险滩的无情和世道的险恶。所以，在历史上，白丝坨曾一度被人们叫为“百尸坨”，说是那些险滩上遇难的船工纤夫的尸首常常漂浮在这片水域…… [5]
纤夫这职业，同其他如石匠、木匠等手艺人一样，也是祖上世代相传，除了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外，还要反应机敏，身体强健而灵活。因为在乌江陡峭的两岸，时而泅水，时而覆在绝壁上，身体要如猿猴一样跳来跳去。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裸纤的习惯，若着衣裤，下水泅渡就成了累赘，使不上劲，也游不动；岸上拉纤时，衣服容易被纤绳和石壁磨破，纤夫要制衣裤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啊！因此，裸纤既带有原始的野性，而对于纤夫来说又是恰当不过的劳作方式。
乌江古纤道拉纤
纤绳，是纤夫用来谋生的工具，因此，被纤夫特别看重。用来制作纤绳的材料是取自山间最好的荆竹，然后请手艺最好的篾匠，用刀剐出竹的表皮编制而成。编成的纤绳要放在烧得滚开的硫黄水中煮。煮过后，纤绳就变得十分坚韧同时也不会被虫蛀。
需要拉纤时，纤绳的一头系在船上的桅杆根部，另一头则由领纤的拉到岸上。纤夫不可以赤手去拽纤绳，一是用不上劲，二是拽不了多远，双手就会被纤绳勒得鲜血直流。因此，每一个纤夫都有一条缠绕在绳套上用来垫肩的帕子。这些帕子是纤夫的妻子或老母或情人用上好的棉质白布细心缝制的，帕子的内面即搭肩必须严谨平整，不能有任何装饰。这样纤夫作业起来，肩部会感到舒适一些。帕子的外面则可以绣一些花纹，或者表达爱意或者祝福之类的文字。
船遇激流险滩，领纤的要迅速跑到前面，纤夫们也要以极快的速度奔跑，在跑的过程中，要迅捷地将纤绳套在肩上，顷刻间，纤夫们的腰变成了一轮满弓，而纤绳就如弦上的箭。就这样，十几或者20几个纤夫吼着闷雷一样的号子，以最悲壮的姿态把险滩上，轻则20吨，重则40吨乃“歪屁股船”拴在自己的命运上，与大自然展开奋力的搏击。他们赤裸着身躯几乎贴在了绝壁的乱石上。这时，船头上拿撑竿的和船尾撑艄的船工也要用力撑着撸，竭尽全力配合拉船的纤夫，同时还要控制船，否则船头偏向江心，急流的力量就会把船掀翻，并将乱石上或绝壁上的纤夫拽入激流中，纤夫不是被摔死，就是被拖入水中死不见尸。所以，他们必须以集体的力量，一鼓作气将船拉出险滩。
因体能耗量大，一个纤夫最多只能拉20年的纤。除了随时被滩夺去生命外，还得忍受关节炎等病痛的折磨，因为纤夫常年赤身裸体地浸泡在江水中，使得他们无一幸免地患上关节炎等疾病。纤夫在路上吃的饭和菜都是各船工从自家带去的，主要是玉米、红薯、洋芋、豆腐渣等。若过大滩，才打一顿牙祭，也只不过是多一点油水而已。船工及纤夫吃住都在船上，夜晚来临时他们就搭铺而寝，第二天早上收起来。就这样，纤夫吃着简单的饭菜，却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得到的报酬也就是每天1万元（合人民币1元）。
民谣“脚蹬石头手扒沙，当牛作马把纤拉”道出了乌江纤夫的苦难，纤夫的命运注定是逆流而上。按水船的每吨配1纤夫，如装20吨，就有20人拉纤，船结帮而行，一般每帮8～10条船。纤夫就像牛马一样在这条日夜怒吼着的江面上，咬紧牙关，头顶着酷暑烈日，冒着数九寒天的风雪，匍匐挪动在那猿猴攀缘的绝壁栈道上，就像是一些侧身爬行的甲壳类动物。脚底是血泡，手上是老茧，肩胛是纤绳勒出的血印，他们闯关夺隘，与风浪抨击，与死神格斗，以弱小的群体力量和强大的自然力量作顽强的抗争。
码头是乌江上行船人温暖的家。有了码头，东来西去南至北归的客货便得以疏散、转运。有了码头，也就兴起了码头独特的文化，它是乌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千里乌江有无数个码头，每一个码头都是一本书，也是乌江两岸人流往来的交通要道。这些码头有了远方来船，有了木渡，有了乘木船来来往往的路人，自然也就热闹起来。于是在码头的河岸、在码头的沿街便兴起了形形色色招徕行旅的店铺，商贾云集，过客不断，大大小小的盐贩私船、官船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浩浩荡荡，便发展成为具有乌江地区特点的交易集市。乌江一路走来就有涪陵、武隆、羊角镇滩、江口、彭水、龚滩、洪渡、沿河、淇滩、潮砥、思南、文家店等大小10多个码头。在明清时期乌江航运非常发达，各个码头长街深巷，酒肆林立，摆渡的、拉船的、抬滑竿的、拉黄包车的以及小商贩经常光顾酒店、茶馆。在酒店里，土里巴人或猜拳行令，或高谈阔论，或烂醉骂娘，一吐郁积不平之气。这里孕育了码头文化的豪爽。而在码头茶馆打牌下棋，品茶听书，却又显出几分儒雅。新中国成立前，无论乌江沿岸哪一个码头，都有不少为寻常百姓开的茶馆。与城中心的高级茶馆不同的是，它多由竹篾和油毡棚搭成，靠在江边，亮出高高吊脚楼。说书的手把惊堂木，响声阵阵吸引着听众。添茶的手提长嘴壶，穿梭于人丛之中。远远地壶嘴一斜，如线一般滚烫的水划出一道工优美的弧线，注入盏盏茶碗，滴水不渗，滴水不漏。20世纪40年代，重庆酉阳龚滩码头运盐的船只急剧增长，至涪陵的下水木船已达200多只，短途小木船100多只，至贵州沿河、思南的木船也有50多只，仅运盐的背夫就达6000多人，由此可见当时码头饮食生意，十分好做。
有了码头，也就有了在码头上凭力气谋生的码头工人。新中国成立前，乌江码头多被当地恶势力、袍哥帮会所把持，因而为了各自利益持械相斗的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当然最终受害的还是码头工人。乌江的码头多由袍哥等黑社会组织把持，大大小小的袍哥“堂口”28个，它们各居一个“码头”，称强称霸，为所欲为。本来按袍哥的规矩，“天下袍哥是一家”，组织里的人随便到哪里，只要在茶馆里一坐，亮个“海底”（暗号），叫个“条子”（暗语），打个“上附”（礼节），或递上某大爷的片子，当地袍哥便以礼相待，包接包送。但乌江地区的码头由于地处偏僻，贫瘠，不光当地袍哥头子少出门，同时对外也无甚所求，因此乌江袍哥便顾不得江湖规矩了。于是在乌江便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是皮（袍哥）不是皮，难过羊角碛”。
码头文化促进了码头经济的繁荣。尤其是明清至民国初期，乌江各个码头人气旺盛，商业繁荣，独领一方。在这个新兴的“经济平台”上，码头商人大施拳脚，因商致饶，已经先富裕起来，而普通百姓也认为这些地方好找钱。码头商业的繁荣不仅造就了一支庞大商人队伍，还带动了客栈、饮食、信贷以及手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乌江码头文化。
（二）陆路交通
土家族地区位于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和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属于武陵山区，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自古以来被人称为“地无三里平”。有句民谣说“隔壑能看见，相逢要一天”。长期以来，生活在这里的土家人依靠山间小道与外界联系，靠着背篼、箩筐以及山区特有的背架、千担、打杵等简陋的交通工具进行自然经济的生产、运输。新中国成立前，土家族大多数地区没有公路，更无机动车，运输只有靠肩挑背驮。
土家族地区的交通，如果乌江航运枢纽为经，那么众多的山间陆路就是纬，经纬相连，纬线纵深拓展。这就是土家族地区的交通特点。过去川盐入黔的水路有四条，经过四大口岸即仁岸、綦岸、永岸和涪岸。
其中对土家族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涪岸。涪岸是指四川富顺、荣县和犍为三地所产盐巴运抵今重庆市涪陵后再行运转，溯乌江经彭水至龚滩后，盘滩转运，起盐换船再入土家族地区的洪渡、思渠、黑獭、沿河、淇滩而达德江的新滩，再次盘滩转运至潮砥，然后第三次换船抵达思南。有的盐巴还需第四次换小船，经文家店抵凤冈、余庆、湄潭，有的经乌江支流龙底江抵达塘头、大坝场、石阡、印江。
但以上水运码头并非盐油古道的终点，古道在继续向土家族众多的山区及重庆、湖南边境延伸、拓展。其实，这些陆路古盐道也是土家族地区运输物质的主要交通线。洪渡码头起岸，经塘坝、后坪、茅天达今遵义的务川。在明代沿河靠盐生意发财的“崔百万”，为了运输、经商的便利，曾耗资做了三件事：①在思南的大罗坝修了一座“崔家桥”。②在印江的夫子坝修了一个渡口，为了使渡口畅通，还在附近买下80担谷子的田业作基金，以作摆渡的经费，还规定凡沿河人过河免收过河费。③出资修建沿河、晓景、南腰界至秀山的这条古盐道石板路，以便经营盐业。到了清代，尤其是到民国时期，沿河码头起岸的盐巴，分若干条陆路运销各地：①由县城向东，经沙子、中界、晓景、韭菜丫接松桃县甘龙口路，行程25公里，再延伸至乌罗、孟溪达寨英。②由县城向东南，经淇滩、上坝、甘溪、谯家、耳当溪、袁家湾接思南路，长60公里。③由县城向西，经黑水、下坝、官舟、官庄、土地坳、干树坳接德江路，长约40公里。④由县城向北，经黑獭堡至铺子口接重庆酉阳丁家湾，长15公里。⑤由沙子场北行，经大漆垭达酉阳小河。⑥由沙坨，经淇滩、天宫井、水田坝、铅厂坝接印江沙子坡。⑦由沙坨，经深沟子、茶店、板场、渡塘接德江县稳平然后，再从甘溪南行，经毛田、夹石接德江望牌路；从官庄，一经水田坝至捷克，另一经德江县泉口寺；从黑水北行，经泻家庄、思渠、毛渡、隘门、洪渡等地，接重庆彭水县。
盐油古道
德江新滩码头起岸，至桶井、稳平到德江县城；德江潮砥码头起岸有两条陆路，一是经中坝到达印江，另外一条是从枫香溪、杉树到印江，然后从印江至乌罗、孟溪，达黔东重镇寨英。
思南码头起岸，一条南经小岩关、镇江阁、邵家桥、两江口、塘头、南盆坳、板桥，迎子寺沟至石阡；另一条东经得胜关、邵家桥、陈家沟、两路口至印江县缠溪；再一条西经饶家坝、大河坝、许家坝、岩头河、水田坝、青杠坡至凤冈县新民。古道支线，从邵家桥起，经梧桐树、大坝场、桐梓园、钱串岭至印江县杨柳树；从塘头起，经三道水乡、老店子、瓮溪至石阡。
乌江转运的川盐不仅销售黔东北12个县，还大量销往湘西。由沿河、思南人工肩挑背驮至江口县的桃映、闵孝两码头或至龙江河上游，再由锦江经江口、铜仁或由龙江河、
这些陆路除了运送乌江各码头起岸的盐巴外，还兼运本地土特产和其他商品，所以在离乌江航运稍远一点的县城，还有官道、商道，一边连接乌江盐油水道，一边由县城向四周山区延伸。诸如地处佛教圣地梵净山麓的印江城，过去由于手工业发达，加上信佛朝梵净山者日以万计、络绎不绝，印江成了黔东北陆路枢纽。它分九条商道向外运输。①印筑商道：印江至贵阳，称“中大路”，途径印江的坪兴寨、小云半、后坝、龙塘岩，思南的孙家坝、塘头，瓮安的响子场（今草塘）至贵阳，从印江向外运销土布、油布、雨伞、白皮纸等；从外运入粮食、斗笠、灯草、烤烟和部分工业品。②印秀商道：印江至秀山，途经印江的板溪、天堂、来安营、屙屡坳、火烧桥，松桃的甘龙，达秀山。③印湘商道：印江至湖南茶洞，途经河缝、观音岩、土地堂、朗溪司、肥山溪、合水、新场、木黄、坪洞口、孟溪、松桃至湖南。④印沿商道；印江至沿河，途经印江的牛皮穴、岩门、大圣墩、牌坊、龙井坝、沙子坡，沿河的铅厂去沿河。⑤印德商道：印江至德江，途经印江的甲山、西岩寺、美女跳岩、中坝、大田、大安桥，德江的安牙铺、袁家湾至德江。此道还由中坝分道经南门坡、苏家沟，渡乌江，过桶井、鹦鹉溪达凤冈、永新、湄潭、遵义至重庆。清末至民国年间，印江土布、印花布在湄潭的永兴设了一条街，叫印江街，其土布就是从这条陆路运往外地的。⑥印岑商道：印江至岑巩，经印江的岩口、曾家、两路口、驷马桥、牛郎关、凯上坪、杨柳树至石阡的石固、越凯楼去岑巩。⑦印思大道：印江至思南，经文昌阁、渡中洲河，上白水坡，下九道拐，过周家坝、凉水井至思南县城。⑧印镇商道：印江至镇远，经印江的坪兴寨、农场、后坝、陈家沟、天生桥，思南的大坝场，石阡至镇远。⑨印铜商道：印江至铜仁，经印江的岩口、曾家坳、两路口、秀木关、缠溪、搞车坡，江口的德旺、闵孝至铜仁。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行山路，也基本修筑了公路。
新中国成立前，土家族地区除靠乌江与外界联系外，陆路不畅，少有公路，周围山区不仅闭塞落后，而且山高路险，就连乌江沿途的沿河、思南等县城也是坐落在江滨山坡上。所以，乌江各码头起岸的盐巴，无论送往何处，均得靠人背肩驮。在那崎岖而又陡峭的山路上，挑子是无法使用的。背夫，俗称“背佬二”，凡在土家族地区，在职业名称后面加上“二”的都带有贬义。可见“背佬二”的职业，既艰辛，又低微。
背夫分为长途与短途背夫。短途的背夫大都为各码头的本地人，他们的任务只是从船上将盐巴转运到码头或集市的仓库就行了；而长途背夫则来自四面八方。其任务就是将各码头的盐巴背向四面八方，相对于短途的背夫，长途的背夫其艰辛的程度要大得多。
背盐时，背夫首先将盐巴装在直立的背桶里，这种桶上大下小，一般可装50公斤。如果桶顶上用绳加顶，可达100公斤，如小山一般。乌江边的土家人背粪背水等都用这种背具。将盐巴装捆好后，背夫便立马上路，他们就像背着一座小山，“三步两打杵”，上坡下坡，翻山越岭。累了，便把打杵往背桶下一撑，不离肩的背桶往打杵上一靠，背夫对着大山长长地喊一声“哦嗬”，就算休息了。之后他们又一次被重力压弯成弓一样，利用残存的一点余力，蹒跚地向着目的地爬行。那柱在地上的打杵，其尖端的铁钉，便在黔东北的大山乱石上发出一声声清脆的哀吟，而那些盐油古道的石板上，至今还袒露着打杵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大小不一的石凼。
长途的背夫，一般多为盐商雇用，以微薄的几斤食盐为报酬，也有由本地的富裕户雇用本地贫穷青壮年村民的，他们常常十几人、二十几人集队而行。去的时候，一背篓包谷面，用布袋装好，里面插上写有姓名的小竹片，在沿途小客栈寄存，回来时一路食用。每人准备一张“油单子”，即用白布浇上桐油做成的遮雨遮阳布，搭在背篓的盐包上，前面用竹棍撑起阳篷来，晴雨兼程。擦汗时不能使用手巾，要用薄竹片制成的“汗抓子”，因为用手巾擦汗会把脸擦破。
背盐人艰辛可想而知，有一首《背盐歌》是这样唱的：
而通过这些山路，将四乡八寨的土家人的桐油、茶叶、中药材、皮张、土布等运往乌江各码头或集镇市场，那些下力人的艰辛同样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所以有人说，乌江沿岸的繁荣与文明是背出来的。
背架是流行在土家族山寨的一种拱形的木架，是一种背负工具。造型十分古朴，制作也非常简单、粗糙，只需选择拱形，六尺多长、碗口大小的轻巧的杉木，用锯子锯成大小一样的两块，放在楼上阴干，再稍加削光，中下用横木斗紧，凹形为正面，竖镶一块杉木薄板，并用棕皮子缝成背带拴上，便成了背架。土家族妇女上山扯豆茎、割茅草、砍柴火或下田背稻草、麦秆时，均用背架背负。一捆山样的庞然大物驮在背上，上坡下坎，姑娘们步履如飞。
千担即一根粗直而两头尖的木棒，也是一种运输工具。千担简单实用，一般有两种：讲究一点的，砍来碗口粗的桑木、苦楝木之类质地坚硬的杂木，剖成两块，用推刨推成扁担形，两头包上铁尖而成；另一种是砍一条手杆粗、两米长的杉木，剥去皮，两头削尖，便于穿刺捆扎物，距尖头67厘米处留有7厘米长的叉把，在插入草捆时，可防止举起的一头往下滑。不管哪种千担，上面都要绑一副带铁钩的棕绳，用于捆扎物器。千担也往往是进山防身的武器。
羊角叉又叫担架，是山区古老而又独特的简便人力运输工具。羊角叉的制作非常简单，只需到山林里选择呈丫形，1米多长，刀把大硬性的杂木树杈两根，剥去皮壳，阴干后，在丫口相交处用篾片、藤条拴牢，两个叉口中间横放一块类似扁担的杂木板，两头锯成衔口，衔住叉口木，再捆扎即可。羊角叉适宜羊肠小道和崎岖山路，可以自由灵活换肩，常用于装运木板、粗柴甚至架子猪。卸禾柴时，不用放下羊角叉，往地下一抛即可，省时又省力。
打杵是一种抬重物或背东西换肩息肩用的辅助工具。打杵有两种。一种是背东西时，把背篓囤放在上面得休息用的打杵。这种打杵上面是半个弧形如牛角状的弯木，弯处中间斗上一根木棒呈丁字形。如果背负者要息肩，就把背篓稳稳放在上面，脚往前一伸可。另一种是用一根锄把大上有丫口的杂木，剥光皮，丫口留10厘米多长，就成打杵。在抬运重石头、大木料、大肥猪等时，肩扛抬杠，一手把住抬杠，一手持打杵。行走时可作拐杖用，换肩和息肩时放在丫口上就可歇息。
背桶，是一种适应路窄坡陡的背具。土家族背桶数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洪渡、塘坝以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沿乌江一带最有特色。背桶口高出人头一大截，口大底小，呈扁圆形，桶用篾条横箍，上扎一副棕绳，背水疾走如飞，水在头顶桶口，一片涟漪，却滴水不溅。过去，洪渡一带土家人不仅用背桶背水，还用来背粪。住在乌江边，山高路陡，翻山越岭背水、背粪是常事，天长地久，就练就了令人叫绝的背技。
背桶
背篼是一种背具，在乌江沿岸土家族地区广泛使用。由于山高路陡，爬坡下坎，挑运东西非常困难，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就创造了用竹篾编制的背篼。这种背篼口大底小，呈喇叭形，重量集中在中上部，所以背起来很省力。背篼分大小两种。大背篼一般用黄粗篾编制，容量大，适用于背一些粗重物件；小背篼一般用青细篾编制，容量要小一些，适用于赶场背一些较轻巧的贵重物件。在较平坦的坝上，背篼形状又略有不同，它上下一样大，呈扁形。
箩篼称箩筐，是一种常用挑具，用青细篾编织而成。编织时，先用粗篾片打框架，再用细篾丝套匡，然后穿上棕绳即可。这种运具，适应于平坝远距离运输。
[1] 明嘉靖《思南府志》（点校本），内部印刷。
[2] 陈法权，罗昌义：《浅析印江下洞祭风神》，载《土家族研究》，2007年第1期。
[3] 田永红：《走进土家山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刘冰清，田永红：《乌江文化概揽》，武汉：湖北长江出版社集团，崇文书局，2008年版。
[5] 田永国，罗中玺：《乌江盐殇》，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