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一

土家族是贵州世居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据2005年百分之一人口普查统计，贵州省有1600000余人，为全省少数民族第四位，主要分布在铜仁地区（2011年改建为铜仁市）的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德江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思南县、江口县、铜仁市（2011年改为碧江区）、松桃苗族自治县、石阡县等，遵义市的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正安县、凤冈县、湄潭县、余庆县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镇远县、岑巩县、三穗县等和贵阳市。

从土家族的分布地域来看，属铜仁地区、遵义市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大片地区，从其分布特点来看：一是贵州土家族地区为湘鄂黔渝川广大土家族聚居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与苗族、侗族、仡佬族长期交错生产生活居住在一起，有长期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优秀美德和优良传统。

土家族的分布地域处于云贵高原东部边缘斜坡向四川盆地和湘西丘陵地的过渡地带，其地势西北向东南倾斜，属武陵山脉西段和大娄山的东北部，境内有梵净山、凤凰山、苗王坡、六龙山等。

土家族地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潮湿，雨量充沛，年降水量在1100～1400毫米之间。全年无霜期在280～300天之间。但是，又具有贵州高原山区黔东气候的特点。由于地势复杂，局部气候环境多样，小气候区域性强，又有“十里不同天”的说法。

土家族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梵净山自然保护区和麻阳河自然保护区。

位于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江口县、松桃苗族自治县接壤地域的梵净山自然保护区，面积41900公顷，被誉为地球同纬度上镶嵌的“绿宝石”，是武陵山脉的主峰。域内冲沟密布，河流众多，呈放射状向四周分流，使整个山区显现出山势雄伟，层峦叠嶂，坡陡谷深，群峰高耸，溪流纵横，飞瀑悬泻，崇山峻岭的奇观。

梵净山自然保护区这锦绣奇观的特殊自然地理领域，植物资源丰富多样，我国亚热带植被保存较完整，原生性较强，是众多动植物的保存和繁衍地。据不完全统计，植物种类有277科、795属、1955种，有一、二、三级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如珙桐、红豆杉、光叶珙桐、梵净山冷杉、香果树、鹅掌楸、南方铁杉等23种。梵净山素有“中药材宝库”之称，是贵州省重要的中药材产区，药用植物在500种以上。据初步统计，梵净山动物资源800多种，有国家一、二、三级重点保护动物，如黔金丝猴、云豹、白冠长尾雉、大鲵、穿山甲、猕猴、短尾猴、熊猴、红腹角雉等20多种。其中黔金丝猴是我国特有品种，为世界濒临危物种之一，仅分布于梵净山，也是梵净山保护的重点，极具观赏价值。正是由于梵净山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优越的自然环境，1978年，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梵净山自然保护区。1986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被接纳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成员。

麻阳河自然保护区，地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接壤地，面积31113公顷，属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珍稀濒危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叶猴及其栖息地为首要目的”。据实地考察，保护区内分布有黑叶猴78群约730只，是我国黑叶猴分布最密集、数量最多的地区，亦是全球最大的黑叶猴种群分布地（全球黑叶猴分布地还有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1994年，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自然保护区升为省级自然保护区。2003年，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次年，麻阳河自然保护区被接纳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成员。

二

历史文献记载，贵州土家族分布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属于古巴国的“南极黔、涪”之地，境内土地垦殖较早，农业生产和牲畜饲养已达到了“土植五谷，牲具六畜”的水平。土家族先民由原始农业进步到农耕阶段，能在土地上种植“五谷”的生产能力。通过长期对野生动物的驯养，狗、牛、羊、鸡等逐渐成为土家族先民的家禽进行喂养，到古巴国时已达到“六畜”齐全的水平。可见，按现今贵州土家族领域看应当是开发较早，生产水平较先进的地区。

由于地理环境和条件所限，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较为缓慢。到唐宋时期，随着中央王朝羁縻州制在土家族地区的加强，土地大量开垦。明嘉靖《思南府志·官师志》记载曰：“唐冉安昌为招慰使，昌以务川当牂牁要路，请置郡以抚之。其后思、夷等州土地之辟，夷民之附，自斯举始。”又如思州城乐县的设置，“武德四年（621），山南道大使赵郡王孝恭招慰生僚，始筑城。人歌舞之，故曰城乐。”（《旧唐书·地理志》）还出现“以多田为名”的多田县。可见，唐代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开始进入封建领主制经济，涌现了一批豪强大姓，如田氏、安氏、冉氏、张氏、李氏、杨氏等，他们霸占土地，出现了较大的聚居村落。进入宋代，“黔北的思州和播州，地近经济发达的四川、湖广，在其影响下，开发进度加快”。（《贵州通史》）农业生产方面，范成大在《夔州竹枝歌九首》中作过描述，有的地方是“东屯平田粳米软”，开田种植水稻；有的地方是“百衲畬田青向红，粟芝战穗豆成丛”，在山间开垦畬田种植杂粮。农业灌溉方面，中原的先进技术得到推广和创新，“进行拦河筑堰、围堵泉水、开挖沟渠，自流灌溉，溪河沿岸利用水力架筒车、提水灌溉”。（见《贵州省志·民族志·土家族》）领主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太平寰宇记》中就有关于“户主”和“客”的记载。所说的“户主”，就是指占有土地并向官府纳税的人户，即税户。而“客”则指没有土地的佃种农户，其经济关系已开始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度。元明清时期，随着土司制的推行、完备，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控驭力加强，土家族地区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随之加强和频繁。相应的，生产技术、优良品种等都有传入，从而推动了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地主经济基本得到确立，土地大量集中在土著大姓、土司、土目等土官手里，广大贫苦农民则依附土著大姓、土司、土目，耕种其地，为其服劳役。据明嘉靖《思南府志》记载，明弘治以后，由于四川“兵荒”频繁，大量川民入境，“日积月累，有来无去”，“而土著大姓将各空闲山地招佃安插，据其为业，或以一家跨有百里之地者……因地产棉花，种之获利，土人且效其所为，弃菽粟而艺棉”。流入的川民不得不成了土著大姓的佃民，垦殖了大量耕地，推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清代雍正前后，广大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或土司土官权力受到削弱，生产力得到解放，耕作逐渐趋于精细，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的发展。民国时期，地主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日趋加重，广大土家族农民不断破产，而地主则趁机大肆兼并土地，大部分土地集中到官僚、地主、富农手中。据沿河县1939年的统计，全县有农户17096户，其中佃农8510户，占50%，半自耕农占20%，自耕农（含地主、富农）占30%。印江县甲山地主黄子清占有土地60多公顷。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已由原来的劳役地租转变为实物地租，地租形式分定额租、分成租和临时看租三种。此外，佃户还须承受名目繁多的额外剥削。

1949年底，土家族地区得到解放，先后完成了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征收富农多余土地。对地主的耕牛、农具、粮食、房屋、家具及其他财产（除工商业者外）均按政策没收，分给贫农、雇农及部分少地和困难的中农。在农村消灭了剥削阶级，生产关系彻底得到改变，广大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彻底的翻身解放，调动了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土家族地区也和全国农村一样，经过了互助合作、初级和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农村政策逐步得到放宽。1980年前后，土家族地区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关系得到了比较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调整，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八五”开始，土家族地区组织实施了以“温饱工程”、“丰收计划”为载体，以良种为龙头的适用技术，其中铜仁地区的“百万亩水稻”、“百万亩玉米”丰收计划，使粮食产量成倍增长。1986年，贵州开始了扶贫工作，土家族较集中的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德江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岑巩县属于贫困县，镇远县尚寨土家族乡和思南县的大多数土家族乡，也属于县内的贫困乡。1993年，国家制订《“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土家族分布地区属于计划中所列的贫困县。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国家给予许多优惠政策，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土家族较多的铜仁地区的贫困人口由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减少到三分之一，贫困状况得到缓解。进入新世纪，在全国新一轮扶贫开发战略决策中，武陵山地区进入了全国重点扶贫区域，成为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对象，其他土家族贫困县不变，仍然是重点扶贫开发重点县。在20多年的以扶贫开发为重点的发展中，农村产业结构得到较大的调整，生态得到较大的恢复，农村基础设施有很大的改善，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

在《华阳国志》关于古巴国的物产中除“五谷”外，还有“桑、蚕、麻、纻、鱼、盐……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等各类物品。作为土家族先民的巴人已学会了栽桑养蚕技术，种植麻、纻（麻之一种），黄润（当时一种著名的细麻布）得到开发。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茶，据考证，巴国的茶主要产于今黔东北、渝东南、鄂西一带。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中就提到了黔中、思州等地所产的茶，以及制作的茶饼、茶膏等。时至今日，土家族地区仍然盛产茶叶，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甚佳。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梵净山贡茶、翠峰茶被评为贵州十大名茶之一，多次在全国获奖。还有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武陵茶、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的锌硒茶都很有名。据文献记载，早在唐代土家族就开始栽种油桐，同时形成一套完整的榨油技术。清“改土归流”后，桐油已成为当地大宗货物销往外地，各地开始出现专营的油行。思南府地的桐籽“结实如桃”，印江县的桐籽年产量可达240万公斤。沿河县的桐籽榨的桐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以其质优，出口获得免检资格。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白山羊以其皮优肉嫩鲜美著称，白山羊皮为出口免检产品，肉质被誉为“味精羊肉”。近年来，白山羊已成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德江县的一大产业。烤烟是土家族地区发展十分迅猛的产业，对农户脱贫和地方政府开发有着显著的经济效益。

《华阳国志》中就有关于古代巴人用铜、铁、丹砂等加工产品作为贡品的记载。说明古代巴人对矿产的认识和开采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可用土法开采和冶炼铜、铁和丹砂。巴人对丹砂的开采中以濮人为最，具有“攻取朱砂”的特长。思州田氏政权辖地，以产汞而著称，明代设有“板场坑水银局”专事管理水银生产。铁的开采始见于《华阳国志》，到明代，土家族对铁的开采冶炼已很普遍，明嘉靖《思南府志》有关铁的记载，曰：“铁，六司（按：指水德司、蛮夷司、沿河司、朗溪司、务川县、印江县）俱有之。”广大土家族地区均开采冶炼生铁，再加工成各种生产生活用具。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情况基本沿袭。随着社会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萎缩和消失，为大工业生产所取代。明代在江口县梵净山麓设贵州提溪长官司之太平溪金场局，召土民进行土法采金。清代，有人集资在江口县金盏坪开采山金，获利甚厚，现残存老坑还有四五处（仁义洞、金龟洞等）。

新中国成立后，土家族地区也同全国一样，经过了土地改革、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发展阶段，并对私有制进行了改造，工业、商业、交通、运输、水电、矿业、邮电通讯等各方面都得到迅猛发展。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土家族地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开放力度的不断递增，扶贫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得到加强，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农民年均纯收入等都以数倍、数十倍、数百倍的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工业比、城镇化的步伐明显加快。

同时，旅游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正在土家族地区迅猛发展。土家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已融入整个武陵山旅游圈，以梵净山、乌江、锦江为中心的自然景观，并形成了梵净山景区的东、西两条旅游规划线路，乌江山峡百里画廊景区和麻阳河景区为中心的旅游规划线路，锦江十里画廊景区为中心的旅游规划线路等；有丰富多彩的土家族风情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旅游，包括云舍民俗文化村、土家山歌之乡、傩文化之乡、土家花灯之乡、书法之乡、唢呐之乡、文物古迹等等；有中国共产党在贵州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为内容的红色文化旅游；有以梵净山佛教、寺庙为内容的佛文化旅游。同时，当地开发生产的工艺品等旅游产品，逐渐占领旅游市场，铜仁市建立了旅游商品一条街，各县也逐渐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旅游商品市场。总之，土家族地区的旅游业正在蓬勃兴起，方兴未艾。

三

土家族在贵州各民族中，行政建置较早。春秋战国时，贵州土家族地区就属于巴国的版图，在巴国政权的直接管辖下，还参加过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征战。从秦汉迄至宋朝，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推行一种比较宽松的羁縻政策。秦时土家族地区属黔中郡，汉时为武陵郡。进入隋代，开皇二年（582）由于“黔中夷苗屡叛”，朝廷遣田宗显为黔中刺史，领兵前往镇压。赴任一年多，黔中大治，隋文帝令其镇管黔中思州18堡、沿河40段地区。唐贞观四年（630），在土著大姓田氏的领域内置思州，这是土家族土著大姓田氏在土家族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统治该地区800余年。宋大观元年（1107），思州蕃部长田佑恭愿为王民，仍其属地内附，乃称思州，领安夷、卭水、思卭、务川四县。建炎二年（1129），田佑恭“讨平”王辟保蜀有功，“玺书嘉劳”，田氏世守其地。淳熙八年（1181），诚州刺史杨再思之七世孙思州沿边万户都总管杨再西率子孙开辟省溪、迪逻、铜仁大小两江等地，留长子政强住省溪，后裔世袭。

元朝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推行土司制，利用土著首领，委以官衔进行统治。元初，思州设置新军万户府，寻改为思州军民安抚司，后升宣慰司，隶湖广行省，领镇远州、务川县、楠木洞等66长官司，治龙泉坪。元末，思州田氏族属镇远州知州田茂安始分其地，依附明玉珍建立的大夏政权，创设思南道都元帅府，徙治思南。宣慰使田深徙治都坪，思州田氏政权始分为思州、思南两宣慰司。

进入明代，朱元璋对西南少数民族继续推行土司制度，且更为完备。元至正年间（1341～1368），思州、思南两宣慰司率先纳土“归附”朱元璋，受到朱元璋表彰，仍以田氏继袭思州、思南两宣慰司职，下辖39个长官司。思南宣慰司辖有水德江、蛮夷、沿河佑溪、思印江、朗溪、镇远溪洞金容金达、施秉、偏桥、邛水十五洞（田乐、得民、晓爱、陂带、邛水五长官司）、臻剖六洞横坡等处、铜仁、省溪、提溪、大万山、乌罗、平头著可、溶江芝子坪等17个长官司和蛮夷长官司；思州宣慰司辖有都坪鹅异溪、都素、施溪、黄道溪、石阡、龙泉坪、苗民、葛彰葛商、福禄永从、潭溪、八舟、洪州泊里、曹滴洞、古州、西山阳洞、新化、湖耳、亮寨、欧阳、中林验洞、赤溪湳洞、龙里等22个长官司和蛮夷长官司。两宣慰司共辖有39个长官司，覆盖了今贵州的沿河、德江、思南、印江、江口、松桃、铜仁、石阡、万山、玉屏、务川、凤冈、岑巩、镇远、施秉、锦屏、三穗、黎平、从江、榕江等县及重庆市酉阳县境。在两宣慰司辖区内的长官司有相当部分地区不是土家族的分布地区，这是土家族田氏政权的鼎盛时期。在土家族分布地区，这些长官司地方政权机构和属地，基本奠定了以后土家族地区的疆域和行政组织的基础。

明永乐初，思南、思州两宣慰司为争夺砂坑之利，长期相互厮杀，朝廷屡禁不止。永乐十一年（1413）朝廷将二田“命刑部正其罪”，对思南、思州两宣慰司实行“改土归流”。值得注意的是，只是“改流”了两宣慰司，而39个长官司一个也未触动，仍保持原有的统治方式——土司制。二田宣慰司“改土归流”后，其地改设8府，即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阡、黎平、乌罗、新化。新设的8府，地跨黔东北和黔东南大片地域。同时由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在废除两宣慰司的同时，组建了贵州行省，主要是以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土归流”后新设8府为基础，外加贵州宣慰司及安顺、镇宁、永宁三州。贵州作为省一级的行政建置被列为明代13个布政使司之一。

土家族地区各长官司“改土归流”时间有早有迟。思印江长官司传至张鹤龄时因印信丢失，于明弘治七年（1494）被革除而建印江县。朗溪长官司自明洪武十五年（1382）建立，直至民国年间才废止。厥册蛮夷长官司长被废后归印江县。水德江长官司正长官张氏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废司建安化县，张氏改任土县丞，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袭职，后未议袭。副长官杨氏（焙截），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罢袭。光绪八年（1882），安化县治由思南城迁大堡。蛮夷长官司正长官安氏（世兴），承袭17任后，未议袭而废。沿河佑溪长官司正、副长官均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废除。清同治九年（1870）设沿河弹压委员，管辖原沿河佑溪长官司辖地。省溪长官司杨氏、副长官戴氏，于清光绪九年（1883）废长官司而同时被废除，其领地设铜仁县。提溪长官司正长官杨氏、副长官张氏，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长官司被废除，其领地归铜仁县。

辛亥革命成功后，建立民国，撤废思南府、思州府、铜仁府，改设思南县、思州县、铜仁县。民国2年（1913），安化县改称德江县，设治江口的铜仁县改称江口县，原铜仁府改称铜仁县。民国3年（1914），土家族地区开始推行保甲制，设区、乡、保。时，印江县设4区15乡158保，德江县设9个区，沿河县设15个区。民国19年（1930），思州更名为岑巩县。

在土家族地区的行政建置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193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黔东特区”，在黔东沿河、德江、印江等县境内建立了第一红色政权——黔东苏维埃政权。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境有晓景等8个区苏维埃政权组织，下辖有天宫井等24个乡苏维埃政权组织。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境有旧寨坝等4个区苏维埃政权组织，还在旧寨坝区辖的四坳口设立了分区苏维埃政权组织，下辖背瓦房等20个乡苏维埃政权组织。德江县境有枫香溪等3个区苏维埃政权组织，下辖有枫香溪等11个乡苏维埃政权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推翻旧的政权体制，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各级政权。土家族地区先后建立了县、区、乡三级人民政府政权，在广大农村建立了村、组基层机构，体制上也和全国一样经历了合作社、人民公社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生产联产承包制的体制改革，土家族农村社会进步加快，文明程度大大提高。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落实，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要求政府恢复自己的民族成分。遵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于20世纪80年代全国开始了民族识别工作。按照中央和贵州省委的部署和要求，铜仁行署和各县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严格遵循本人自愿申报，张榜公布，群众评议审核，政府批准的程序，1986年沿河县恢复土家族192288人，印江县恢复土家族148097人，德江县恢复土家族147905人，思南县恢复土家族11万多人，江口县恢复土家族45438人，铜仁市恢复土家族35355人，还有石阡、松桃、玉屏等县也分别恢复土家族数百至一千多人不等。铜仁地区恢复土家族68.67万人，占全地区总人口的22.45%。

遵义地区经过民族识别，道真县恢复土家族12941人，务川县恢复土家族27614人，凤冈县恢复有土家族10000多人，余庆、遵义等县分别恢复有土家族1000人以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镇远县恢复土家族10000人，岑巩县恢复土家族10000余人，还有三穗、凯里、麻江、黄平等县分别也恢复土家族1000人以上。

为了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贯彻落实民族平等团结的根本原则，真正实现少数民族当家做主，根据新的民族结构变化，土家族聚居的沿河、印江两县，经过层层申报，最后获得国务院批准，1986年10月7日建立了沿河土家族自治县，1986年12月13日建立了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此外，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在土家族聚居地方先后建立了一批土家族民族乡或土家族与其他兄弟少数民族联合建立的民族乡。

四

土家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以正义、勇猛、尚武、富于革命斗争著称，对于反动势力、邪恶势力敢于斗争。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土家族先民就以“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的参加和“巴师勇锐”载入史册，有“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之语流传民间。南宋时期，有四川酉阳铁围城（现酉阳龚滩鞍城村）金头和尚（任则天）领导的土家族、苗族农民起义，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80000多人，波及川黔湘鄂地区。朝廷震惊，急令安崇诚率宋军，思州蕃部长田佑恭、酉阳寨主冉守忠率土军征讨。金头和尚任则天等败退，守思南青杠坡，得到当地土家等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坚持斗争长达10余年之久。元代，四川农民红巾起义军攻占州县，贵州思南等地土家族、苗族等人民积极响应。明代，土家族地区发生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洪武二年（1369），朗溪“九姓苗民聚众暴乱”，朱元璋调令沱江宣抚使田儒铭领兵前往镇压。在武力强压下，起义军无力抵抗而被“招降”，安置当地头人罗大车为下十洞“大苗头”，罗大保为上五洞“二苗头”。洪武十二年（1379），又有四川酉阳司的冉万花、王化闪、杨绒飞在朗溪再次起义，烧硝造火药，开荒种地，积储粮饷，自造银钞开展农贸交易，抗交赋税，反对官府。翌年，朱元璋再度调田儒铭率兵镇压，后设朗溪长官司管理。正统十四年（1449）2月，邛水“苗民”起义，曾攻下思南府城。正德六年（1511），四川方四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攻入贵州，“遂陷务川龙泉坪，焚乌江屯寨凡四十”。后“方四等既败于江津，散入贵州思南、石阡”，得到当地土家等族人民的支援。

进入清代中后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清廷的腐败，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使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烈。随着土司制度的解体，封建地主所有制的确立和深化，对农民的剥削越来越重，地租不断增高，高利贷剥削加重。“遇青黄不接之际，借谷一石，一月之内还至二、三石不等，名曰‘断头谷’”，使得不少农民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贵州自建省以来，财政一直拮据。从清康熙开始，由朝廷或各省负担贵州的养兵费用，称为“协饷”。至咸丰年间，贵州养兵40000余名，“协饷”额为800000两。太平天国爆发后，朝廷和各省都忙于镇压起义，自顾不遑，很少提供协黔之饷，贵州财政更加陷入困境，农民负担加重数倍，往往要出售3斗以上粮食，才能凑足1斗粮食的征银。到交银时，粮差又以“银水不足，平头不足，多方刁难；或改钱折收，籍称市钱市价，必加库色”。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各族人民被逼上了绝境。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贵州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贵州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在土家族地区也爆发了规模较大的红、白、黄号军的大起义。

清咸丰四年（1854），爆发了铜仁属江口县上五洞举人徐廷杰、梅济鼎等领导的“红号军”起义，以“反折征”相号召，深得土家等各族人民的支持。红号军攻入铜仁府城，知府葛景莱被迫自杀。江口刘世美，印江吴灿奎、田宗达立即起兵响应。红号军发展迅猛，先后攻下松桃厅、正大营、思南府城、印江和玉屏地，又攻占思州、青溪两县城，起义军发展到1万多人，威震黔东。清廷调集川、黔、湘3省清军进行镇压。红号军损失惨重，处境十分危险，后与思南白号军覃福美联合，共同抗击清军。

咸丰八年（1858）元月，思南县鹦鹉溪爆发了白莲教支派灯花教刘仪顺、秦魁榜、田宗保等人领导的土家族、苗族、汉族参加的“白号军”起义，提出“反折征，反捐输”的口号。白号军攻下思南府城，杀死知府福奎，分兵四路向印江、石阡、务川、龙泉等地进军。同时在思南岑头盖建立了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权，国号“江汉”，举朱明月为“秦王”，修建了岑头盖、秦家寨、荆竹园等数百个营垒作根据地，以“江汉”政权的名义颁布誉黄（布告），制定斗争策略。军事上以打击清军据点——城镇为主，实行且战且耕的斗争方式；经济上把义军控制范围逃跑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贫苦农民；贸易上在义军控制的地区与清军交界处开设“蓝白场”（白指白号军，蓝指清军）集市，允许民间自由交易，清军只要不带武器也可进行交易，但必须使用号军铸造的“嗣统通宝”。

由于白号军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措施，力量很快发展到数十万人，纵横千余里，威震黔东北、黔北和黔中大地，贵阳告急。同治三年（1864），白号军再接再厉，攻下桐梓县城、长寨厅、广顺州城、仁怀县城、黔西州城、正安州城、绥阳县城、定番州城，并与黄号军、苗族义军联合攻占了清镇、天柱、大定等府、县城。

清廷急调川、湘军进入贵州，对义军残酷镇压，重点是白号军。同治五年（1866），李元度率湘军攻下白号军的重要营盘大小屯，形势急转直下。在油罗洞，川军猛攻，6000多义军退入洞中，被全部熏死在洞内。11月，李元度率2万多清军进攻白号军重镇荆竹园，遭到号军的痛击，秦魁榜在三道水夜袭清军，清军死伤3000多人。席宝田率洋枪队入黔，与李元度联合进攻荆竹园，驻守的白号军12000多将士除3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战死阵前，白号军30多个营盘失守，经10年斗争的白号军起义被镇压下去。

咸丰八年（1858），德江县土家人胡胜海、罗应儒等经与刘仪顺秘密联络，竖黄旗、头裹黄巾、以干溪梅林寺为大本营举起义旗，称“黄号军”。义军攻进德江县城大堡，击毙前来镇压的印江知县邓玲筠，并攻占务川县城，与白号军、红号军遥相呼应，成为黔东北号军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治元年（1862），黄、白号军联合作战，击毙知府、总兵吴宏盛等多人，又在潮砥联络清江青号，击毙团练200多人，后又驰援铜仁红号军。随着全国各地起义形势的变化，黄号军遭到黔、湘、川清军的残酷镇压。

黔东北地区土家、汉、苗等民族参加的白号军、红号军、黄号军起义队伍，是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众多队伍中的重要力量之一。他们与张秀眉、杨元保、姜映芳、潘新简、张凌翔领导的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回族农民起义相互支持，互相配合，席卷全省各地，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和地方封建势力，充分显示了土家等各族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巨大力量。

进入20世纪30年代，贵州各级政府加紧对各族人民的剥削压榨，横征暴敛，军阀恣意横行，地主阶级盘剥敲诈，加之土匪横行，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土家人民为了生存，希望组织起来，同官府、军阀、地主豪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土家族为主的“神兵”运动便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土家族神兵源于湖北咸丰县的黑洞，贵州先是正安组织神兵，遭到地方军阀镇压，神兵四处逃散。其中一部分逃到德江、务川交界地石梁坝土豪曾昭贵的部队中，后发展到务川大坝场，有张羽勋专事练神兵，之后发展到德江稳坪，再发展到德江全境及沿河、印江广大土家族地区。

1932年，务川县大坝场附近的香树坝土家人张羽勋，在一洞中给人化神水治病，将一长相奇特牧童，尊奉为“真命天子”，很快就聚集了两三百人。张羽勋自称“大佛主”，封神将，练神兵，宣称“喝了神水，神灵附体，砍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提出了“灭丁、灭粮、灭捐”的政治主张，得到广大民众的积极支持。“大佛主”张羽勋建立神坛，参加者不分男女，白天生产耕作，夜间集体练武，遇有敌情或出征作战，鸣锣召至。

德江县神兵兴起于1933年。时有稳坪农民张羽耀因病久治不愈，前往务川县大坝场求“大佛主”张羽勋施神水治病，被收为徒，参加神兵。张羽耀回稳坪后，立即设神坛，发展组织，白天生产，晚上集中神坛跳神练兵。务川县大坝场“大佛主”张羽勋派人来稳坪“安坛”，封张羽耀为“佛主”，封张羽让、张金殿为“神将”。凡入坛喝过神水者皆为神兵，并在神坛前拈香盟誓，曰：“不贪色，不贪利，如若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砍下香头，明心表志。”众神兵即砍下香头，喝下神水，齐声高呼：“令公令婆，大显威灵。”稳坪神兵兴起后，很快发展到全县，又发展到沿河、印江、思南等邻县地区。

1933年，德江全县调集48个神坛的20000多名神兵，以“玉皇大帝”覃茂武为指挥，神将张金殿为开路先锋，攻打德江县城，县长张赓良被吓跑。神兵占领县城后，敕命城内士绅梅天休任县长，设“神米处”，开仓供给神兵，并支拨粮食50000多公斤拯救贫民。1934年夏，神兵遭到残酷的镇压，佛主张羽耀，神将张羽让、张金殿、张伯诚、安明文等，率领神兵与印江神将冉少波率领的神兵汇合，投奔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3年，神兵发展到印江县90多个山寨，以鹿井、沙子坡为中心，各地设神坛，练神兵。总坛主宁国学，组织神兵先后三次攻打印江县城，杀死沿河县谯家铺区长张云佩，将其尸首砍为数段，祭神兵旗。军阀遣黎刚率军镇压，鹿井等地惨遭洗劫，所有神坛全被抄毁，何家庄、瓦场坝两个村寨均成废墟，神兵死难300多人，部分首领和骨干或外逃，或躲进山洞。贺龙率领的红军到来，才拯救了神兵。

沿河县神兵于1932年由务川县传入，至1933年夏，已设神坛11个。神兵首领设坛发展组织，拈香喝神水，起誓言“不贪财，不贪利，如若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砍下香头，明心表志”，之后即念“喝了神水，神灵附体，砍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提出“灭兵、灭粮、灭捐”的口号，参加者近5000人。神兵有极严格的纪律，作战勇敢，对群众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拥护。夹石凉水井，坛主系一何姓少女，自称“何仙姑”，率神兵攻打天宫井的保警大队杨部，大获全胜，在火石堡又取得全歼廖怀忠所属何团部两个营的胜利。廖怀忠恼羞成怒，率军烧寨杀人，抓捕神兵，使得有的神兵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至1934年上半年，神兵运动进入低谷。红三军进入沿河后，许多神兵都参加了红军。

1934年6月，红三军进入黔东北地区，6月19日，贺龙、夏曦、关向应等在贵州省德江县枫香溪召开湘鄂西分局会议，即有名的“枫香溪会议”。会议认为：在黔东建立根据地，发动苏维埃运动是可能的。会议最后决定：以贵州的沿河、德江、印江、松桃及四川的秀山、酉阳等县相邻地区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

枫香溪会议后，红三军印发了《苏维埃建设》，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了《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雇农工会的斗争纲领及章程草案》、《贫农团》、《乡苏维埃》等重要文件。红三军直属机关抽了100多名干部，53名群众积极分子，组成一支既是宣传队又是战斗队的队伍，深入沿河、德江、印江、松桃、酉阳、秀山等地区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打土豪分田地，积极筹备建立革命政权。

经过积极筹备，1934年7月21～22日，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革命政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联县政府”，群众还称“省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高原上，领导各民族群众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由80名委员组成，孙秀亮为主席，秦育清、陈正国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的条例》、《关于肃反问题决议》、《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等6个决议。大会号召黔东各族人民群众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为巩固和发展黔东苏区而斗争，集中一切力量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后，立即着手组建区、乡苏维埃政权，共建立了17个区级革命委员会，72个乡级革命委员会（沿河县30余个、印江县20多个、德江县10多个、酉阳县4个）。

枫香溪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的决议，决定恢复红军中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发展地方党的组织，特别强调在斗争中吸收先进积极的工人、贫农分子入党。到当年10月初，全军共有共产党员267人（新党员78人，其中军队50人，地方28人），团员196人，建立了特区党和青年团的工作委员会，6个区、乡的基层党支部。

红三军入黔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扩军、补充兵源，二是建立根据地。1934年6月15日，红三军到印江沙子坡，立即向神坛元老李天佑及各地神坛“佛主”如宁国学等发出信函，邀请他们前来会晤。16日，红三军在沙子坡召开各神坛“佛主”参加的神坛首领会议，以贺龙、夏曦、关向应、卢冬生4人的名义，发表了著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以满腔的热忱、诚恳的态度，充分肯定了神兵的顽强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同时分析了斗争失败的原因，指出了神兵的局限性，希望革命的联合。翌日，又在万寿宫召开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与会者大多数是神兵。军长贺龙在会议上讲了话，神兵代表冉少波也发了言，会后就有数百名神兵报名参加红军，整个黔东地区掀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红三军将收编的1000余名神兵组成一个纵队师，下辖3个支队，冉少波任师长，直接由军部领导。当年6月底至8月初，又先后建立了川黔边、印江、沿河、德江等5独立团。此外，各区苏维埃还成立了共有1万余人的游击大队或游击队。除红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外，各区、乡苏维埃组建了自卫队地方武装，共计有30000多人。自卫队不脱离生产，不离开乡土，站岗放哨，配合红军和游击队打击敌人，为战争服务，是保卫根据地的一支数量众多的武装力量，并立下了功劳。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出现，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他立即调集川黔湘鄂的军队及民团武装，向根据地进行了上百次围剿，妄图将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淇滩、木黄、大坝、沿河县城的战斗被称为四大战斗，都以红军的胜利而告终。

由于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屡战失利，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不得不着手进行退出根据地的准备，于是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目的是“确立与红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1934年10月24日，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在印江县木黄镇胜利会师，按照中央的部署，两军团8000多人向湘西进发。为了坚持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重新组建了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由王光泽任师长，段苏权任政委，还建立了中共黔东特委，段苏权任书记，统一领导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为了巩固黔东革命根据地、顺利实现土地革命，红三军及特区组织了工作队到地，广泛宣传，深入发动、组织群众，协助区、乡苏维埃贯彻执行各项决议，在特区内建立了雇农工会、农民协会、贫农团、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各类群众组织，领导和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特区政府专门设有土地部，由田兴才（土家族）、王顺邦任部长，负责土地改革工作。

在土地改革中，各地对豪绅、恶霸地主进行了坚决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在沿河、德江、印江、松桃、酉阳、秀山等纵横100公里的毗邻地区，打土豪地主近400户，有近100000人参加土地革命，绝大多数农民都分得了土地。

红三军从进入黔东地区起，就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的工作，刚踏上黔东土地，就碰到了以土家、苗等少数民族和汉族组成的神兵。贺龙等主要领导接见了神兵代表冉少波（土家族），宣传党的政策，帮助神兵走出困境，指明了神兵斗争的方向。以冉少波、宁国学、陈正国、孙秀亮、田兴才等为首的土家儿女积极参加黔东特区的革命斗争，为新生的苏维政权作出了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黔东各族群众3000多人参加了红军，10000余人参加了游击队，30000多人参加了地方自卫队，壮大了红军的力量。黔东特区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黔东各族人民积极参加革命，为根据地红色政权英勇战斗，勇于献身。

经上级批准，土家族分布的沿河、德江、印江、江口等地，已被国家认定为革命老区。

五

土家族接受中原汉文化以书院为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宋绍兴年间（1131～1162），沿河县城东大漆树黎姓创建“鸾塘胜院”，为贵州最早的书院。另据明嘉靖《思南府志》记载，思州藩部长田佑恭曾聘夏大均为先生，教其学习汉文化，特别是君臣礼仪等。此外，一些朝廷官吏贬谪到土家族地区，带来了汉文化，对土家族地区的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朱元璋把儒学教育作为“安边之道”，在思南、思州等司、县设立儒学，教授土官及其子弟学习汉文化，传播儒家思想，并规定“不入学者，不准承袭”。这一措施，客观上有利于土司、土官文化的提高，使统治阶级中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明代在思南府还建有斗坤书院、为仁书院、中和书院、文明书院等。

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在以后的120年间，贵州读书人到云南参加乡试，后又命令到湖广参加乡试，到宣德年间（1426～1435）又命令到云南参加乡试。而贵州各地到湖广武昌、云南昆明少则1000余公里，多则2000公里。由于古代交通不便，考试时间又在八月，“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中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明嘉靖九年（1530），田秋向皇帝上《请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奏请在贵州开乡试。十四年（1535），获得朝廷批准。十六年（1537），贵州首次开科，初定解额25名。田秋还建议置买卷田，为考生免费领卷，这是贵州科举史上的大突破。清代，还在贵州各府、县设立考棚，开科取士，以“土三客一”、多取土民少取客民书童的原则，照顾士童入学入士。据沿河县统计，明清时期全县境内中进士6人，举人55人，贡生65人。清代，土家族地区书院又有较大增加，思南府境内共有书院14个，沿河、德江、印江、江口等地也有增加。

此外，土家族地区的私塾、义学、社学也逐渐兴起，并有所发展。

戊戌变法后实行“新政”，清廷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制定了“癸卯学制”，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土家族地区开始兴办新学堂，或将书院、儒学、义学改为学堂，教育又一次得到发展。沿河县将鹤鸣书院和万寿宫改建成两所官立高等小学堂，创建了符家寨、白石溪、谯家铺等小学堂。思南县建有官立各类小学堂。江口县将双江书院改为官立高初两等小学堂，还在所辖地区建立初等小学堂，道真县上坝于1889年建成小学堂。同时，土家族地区的学子已有部分到省外读书，并开始有到国外留学者。

这个时期，土家族地区的女子教育开始起步，但十分艰难。其中江口县的女子学校创办较早，民国16年（1927）德江县在县城昭武宫创办女子小学，民国18年（1929）印江县创办县立懿德女子小学，民国24年（1935）沿河县有女学生72人。

土家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兴起于民国时期，以师范教育、蚕桑和农艺为主。

民国初期，土家族地区开始出现了中学。思南、沿河、后坪、印江、德江、务川、石阡、凤冈8县，于民国15年（1926）秋，协商筹建8县联立中学，民国21年（1932）春，联立中学在思南建成开学，招收初中学生100人。当时土家族地区只有极少的中学，仅为初中而无高中。

抗日战争期间，有部分沦陷区人民迁入土家族地区，使已有一定基础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短暂而迅猛的发展。至民国33年（1944），沿河县的小学数量是抗战前14所的9倍多，入学率达23%，是抗战前的20倍还多，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印江县的小学数量是抗战前的4倍，学生人数也大幅度增加。德江县的小学校是1919年的23倍多，达历史最高水平。中学教育也得到发展，民国30年（1941）春思南中学于开始招收高中班，民国29年（1940）沿河县以鹤鸣书院旧址创建沿河中学，是年印江县创办印江初级中学，民国29年（1940）德江县创建初级中学，民国28年（1939）江口县设铜仁国立三中江口分校，有初中、实验班、农业职业科3部。此外，各县都创办简易师范班和蚕桑学校等。

新中国成立后，土家族地区建立了人民政府，对学校进行接管改造，对留用教师进行学习培训，统一更改学校名称，还向社会招收知识分子当教员，促进教育的发展，学校数量增加，类别增多，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迅速提高。

自沿河土家族自治、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和民族乡成立以来，土家族地区的民族教育得到良好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土家族地区大力实施“义教工程”、“普九工程”、“危改工程”、“国债工程”、“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工程”、“薄弱学校改造工程”等，现已基本形成了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育为一体的国民教育体系。至1991年，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四率”达标，“五项”办学条件具备，实现了普及初等教育。从1995年实施“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以来，到2005年底，土家人口较多的铜仁地区先后通过了贵州省人民政府“两基”验收，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了100%。1999～2002年，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连续四年获全省“义教工程”先进县。土家族其他地区教育也有很大的发展。

2008年，铜仁地区参加普通高考的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考生为22692人，占考生总数25614人的88.59%；共录取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考生11462人，占被录取考生总数的12440人的92.14%，高于报考总数3.5个百分点。到2009年，土家族地区所有民族自治县、民族乡均实现“两基”国家验收目标。土家族集中的铜仁地区的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占80%左右。92所民族中小学，占全省333所民族学校的27.88%。铜仁地区5所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民族高中就占了3所。

近年来，民族文化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问题更是备受关注。土家族地区的民族、教育部门积极组织学校开展民族音乐、民族舞蹈、民间绘画、民族工艺、民族体育进课堂活动，进行民族文化教育试点。如思南县土家花灯，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土家山歌、摆手舞，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唢呐、土家花灯，德江县的傩戏，江口县的金钱竿等被引入课堂，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

六

土家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不仅有丰富的传说、故事、歌谣、音乐、舞蹈、戏剧等民间文学，还有众多的文人文学。土家族聚居地区获得“土家山歌之乡”、“土家花灯之乡”、“唢呐之乡”、“民族长号唢呐之乡”、“傩戏之乡”、“书法之乡”等殊荣。土家族还有丰富的民间工艺，包括刺绣、织锦、编织、剪纸、雕刻等，特别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合水传承至今的古法造纸，不仅古朴完整，而且技艺独特；民间古法印染中的豆浆染、枫香染也保留完整；富于革命传统的土家儿女，不仅创造了不朽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胜利佳绩，还保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红三军，在贺龙、夏曦、关向应等的直接领导下，1934年在黔东北土家族地区创建了贵州省的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红色苏维埃存在期间，留下了革命的遗址、标语、斗争故事等丰富内容。土家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灿，千百年来，在土家族地区留下大量的文物古迹，如古墓、寺庙、楼阁、宗祠、道桥、摩崖、碑刻等。自20世纪80年代土家族民族成分恢复以来，特别是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建立以来，对土家族的研究不断得到加强和推进，20余年里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推出了一批专著、论文、调研报告。其中有的成果还获得省部级奖，拍摄成了电影，举办了图片展览等。同时，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与其他地区、民族、学会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土家族传说故事主要有人类起源、自然风物、洪水朝天、射日、族源等内容。《咿罗娘娘》讲述了人类的起源，咿罗娘娘用植物创造了土家人。《巴务相》的传说与《后汉书》中的记载基本一致，这是土家族神话唯一被载入古籍的。《虎儿娃》讲的是人与虎结合生下半边脸像人半边脸像虎的虎儿娃，他与魔王战斗，最终杀死魔王，救出皇帝的三公主，并与她们成亲繁衍后代，成为土家人。还有《巴蔓子》、《田好汉》、《西兰卡普》、《冬冬喹》等等，都是反映土家族虎崇拜，或历史人物，或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

歌谣是民间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反映历史事件、生产劳动、生活习俗、男女爱情、社会礼仪等。

土家族民谚说：“土家人民爱唱歌，山歌越唱越快活。”土家山歌，极具土家特色，是土家民间众多歌曲种类中的一种。特别是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山歌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民间流传的有6000多首，被授予“土家山歌之乡”的美称。生活在大山中的土家人为适应生活环境，人们思想感情的表达、交流，多以山歌形式来实现，来完成。山歌演唱以声高音大为特点，表现土家人豪放、坦荡的性格，热情奔放的表现心理和面对恶劣的地理环境所特有的坚强决心，如劳动歌中的《望牛歌》、《情歌》、《儿歌》可谓其典型代表。土家情歌内容丰富多样，在婚恋中创造了不同感情阶段唱不同内容的歌，分为初恋歌、赞美歌、结交歌、深情歌、相思歌、离别歌、忧思歌、反抗歌等。土家族的哭嫁歌，以内容丰富，表现特别而独具特色。劳动歌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如反映生产活动的《栽秧歌》、《放牛歌》、《打柴歌》、《打渔歌》、《扁担歌》、《割谷歌》、《运盐号子》、《船工号子》、《石工号子》、《轿夫歌》、《伐木歌》等等。《乌江船工号子》中的“拉船之人命好苦，丢了扬叉使扫帚。船中载满绸和缎，拉船的尽是光屁股”，生动灵现地反映了船工的生活情景。苦歌，以倾诉辛苦为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主题，以题材来分有穷人、长工、媳妇、单身、当兵、灾荒、鸦片毒害等类别。

土家族的音乐极富民族和地理特色。土家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本民族的乐器，如竹管乐咚咚喹、打镏子、吹木叶、唢呐、长号等。特别是吹奏的长号配唢呐，吹奏曲牌有正调、小调和散调三类，计30多曲。印江合水、镇远尚寨的长号唢呐队都很有名，合水被贵州省文化厅命名为“民族长号唢呐之乡”。

土家族的舞蹈以其众多和内容丰富、独具特色而著称，主要有茅古斯、摆手舞、八宝铜铃舞、傩舞、跳丧舞、金钱竿舞、花灯舞、马马灯舞、采茶舞、龙灯舞、打闹歌舞等。茅古斯舞反映土家族先民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野兽作斗争、开垦种植、人类生存繁衍等内容。傩舞是土家族傩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土家族文化的活化石。跳丧舞反映土家人的生死观，把丧事当作喜事办的独特认识和表演形式。

土家族的戏剧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土家族文化特征的傩戏，历史悠久，师传久远，在土家族民间土壤丰厚。仅德江县就有100多坛傩戏班子，因此而被文化部授予“傩文化之乡”。在土家族聚居的其他地区如印江、思南、沿河、江口、道真等，也有众多的傩戏班子活动于民间，流传着手抄的傩戏剧本。花灯戏亦是土家人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种，分布广泛，逢年过节都有演出，演员有老人，也有儿童和妇女。其中以思南县更为突出，获“中国土家花灯之乡”的美誉。在沿河等地民间还有阳戏流传。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创作活跃，新剧不断涌现，如《闹灯记》、《闹春》、《小桥流水》等优秀剧目。《闹灯记》是以反映土家人生活为内容，成为当时小剧的里程碑作品。

土家族以坚持真理，向往进步，富于斗争精神而著称，历史上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动人奇迹。进入近代社会，土家人民为反对军阀割据和残酷的掠夺压迫而进行的神兵运动，在遭到军阀强力镇压的情况下，找到并参加了红军。以贺龙、夏曦、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三军于1934年6月进入贵州黔东北地区，创立了云贵高原上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领导土家、苗、汉等族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据不完全统计，有6000多名土家等各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建立了黔东特区革命政权。黔东特区革命政权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如遗址、标语、战斗故事等等。它既是革命斗争的历史记忆，教育族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基地和生动教材，又是可供开发的红色旅游文化资源。

土家族是贵州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十分丰厚的文物古迹。在土家族地区有与洪杜汉代窑址、梵净山金顶古庙、扶阳古镇等遗址，有以梵净山地区为中心、蕴藏有丰富的佛教文化的护国寺、承恩寺、镇国寺、九皇洞、观音殿等众多寺庙，有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旧址、“枫香溪会议”会址、红二·六军团会师旧址，有荆竹园、梅林寺、岑头盖等咸同各族人民起义遗址，有煎茶溪古墓群、张守宗夫妻墓、彭家洞洞棺等古墓，有思南府文庙、万寿宫、川主宫、严氏宗祠、楠杆凉桥、汪家沟共济桥等宫祠和桥梁。共有省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20余处，县级文物保护100多处，其中有许多都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丰厚的历史沉积而具有较高的旅游开采价值。

对土家族的研究相对贵州其他几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如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水族、仡佬族而言，起步晚了许多，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民族成分恢复时期。当时出于民族成分恢复的需要，不仅查阅、收集了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还为完成《贵州省志·民族志·土家族》、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和各地方志书的编写任务，开始了对土家族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文献资料、家谱、实物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收集到不少有价值的研究资料。20世纪90年代，“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和推动对土家族的研究工作，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20多年来，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已出版专著数十部，撰写论文数百篇，内容包括土家族的社会历史，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社会经济，土家族文化，土家山歌、傩戏、花灯，乌江航运、油盐古道，旅游等。还撰写调查报告数十篇，内容包括土家族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民间信仰、民间音乐舞蹈、传统体育等，其中不少带有抢救性的宝贵资料，如祭风神、乌江航运古道（栈道、绞滩）等。此外，还出版了《贵州土家族》画册，拍摄了土家族历史风情电影片，举办了土家族风情图片展。同时，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还十分重视对外的学术交流，一是与省内兄弟学会的联系，加强学术研究和学术信息的交流，共同推动贵州的民族研究工作；二是与国内土家族地区和土家族研究机构的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切磋，共同提高和推进对土家族研究的纵深发展。

土家族及其先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而且还在与疾病的斗争中总结了一套从理论到实践治疗疾病的具有土家族特点、完整的医学文化，即“土家医学”。土家医学，是土家人民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它为土家等族人民的防病治病，健康繁荣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土家医学以自然界天、地、水，对应人体的上、中、下“三元”立论，以“三元受损，五毒侵袭，阳不统阴，气血精亏；气血精滞，诸痛所致”为病因病机，进而认识人体疾病的七十二症、七十二风、七十二痧、三十六痨、三十六疮疡、三十六惊、三十六伤疾，即“一百单八症”。又以药物的凉（寒）、温（热）、平（淡）三性与药物的苦、酸、涩，麻、辣、咸，甜、淡、滑九味和药解、神解的文化信仰、价值取向总结出土家族常用药物七十二七、七十二参、七十二莲、三十六还阳、三十六蜈蚣、三十六血及“一百单八将”。

土家医学“三元论”认为，人的生命是天、地、水之元气化生的。水是产生人体生命最宝贵的物质基础，地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场所，天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空间。“三元”即“天元、地元、水元”。脑、心、肺居上为天，脾、胃居中为地，肝、肾居下为水。并提出：“以阳统阴”，“阳盛则壮，阴盛则老”的生命根本形式和三元体架、三元脏器、三元孔窍、三元物质的理性医学理论和药物学的“三元性”理论。这是土家医学的理论基础。

土家医学受到了祖国中医药理论的影响，提出“特人以气化，不以精化，以阳统阴”的“三元论”。土家医学认为人体患病主要机理是上、中、下元气不足，五毒侵袭所致。并提出“阳盛则壮、阴盛则老；阳盛则壮，男女一样；阴盛则老，康寿阳保”的生命科学哲理根本形式，同时还进一步指出三元之阳的关系：“气、血、精”是人体内在的三元物质，“筋、肉、骨”是人体外在的三元物质，人体生理之气为内气，人体外环境之气为外气，治则“内外合一”的治疗原则。土家医药治疗疾病的方法分为外治法、内治法、内外兼治法、神解精神疗法；一病一方，精练不繁，就地取材，自采自用。特别是多种多样的外治法，方法简单易行，疗效快捷神通，如熏蒸、推抹、滚蛋、爆灯火、提风、拔罐、麝针、刮痧、气功、魔球按摩、荨麻螫刺等疗法，效果很好。土家药物命名独具民族性，根据药物的形、色、气、味和功能主治进行综合命名，故形象生动，又便于识别和记忆，如七十二参、七十二七、七十二莲等，又如神麻（天麻）、神草（灵芝草）、神荪（竹荪）等。这些都是土家药医疗保健、延年益寿的“珍宝”。

土家药物是伴随着整个民族的认知信仰和价值取向而发展起来的。原始土家医学认为“万物有灵，灵为神灵”，最难的事是“人死不能复生，复生并是神仙”，“死而还阳，土医心肠”，“蛇虫百毒，蜈蚣最毒；以毒攻毒，土医方略”。

土家药物的味是固定的，但性是综合的，多味可以使药性发生转变。土家医学解释药物的功能是以味定性，以主味定主性。如神参（竹节参），味甘为主，苦为辅，故定性平；甘能补虚，故竹节参有补虚强壮之功；苦能清热散瘀止血，故竹节参有散瘀止血、消肿止痛的功效。土家医学认为，竹节参既有北方人参补虚之功效，又有南方田七活血化瘀止血的功能，故曰“神参”。所以，土家医学解释土家族药物的性味功能是长期观察药物形态和临床实践的结晶。土家医学认为：“藤木空心定赶风，对枝对叶可除红；枝叶有刺可消肿，叶内藏浆赶毒功；苦清辣打麻赶气，酸涩止泻甜补益；香药走窜祛风湿，苦寒赶热消肿痛；苦涩排脓咸软坚，淡滑滋补药称雄。”这是土家族对土家药物性味功能的原始认识。所以说，土家药物的三元性能很好地解释每种药物的功能主治和进一步探讨药物防病治病的药理性质。土家医学认为，苦味的药能赶毒、赶火、赶气、赶食。总之，土家药物的三元性既能解释药物的功能主治，又能和土家医学的三元论保持医学哲理辨证的一致性。这使土家医学“三元论”与药物的“三元性”更加理论系统化。

土家医治病用药以土家药物的“三元性”和土家医学的“三元论”为指导。所以，药物用法用量因病不同，因人而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土家医常用的剂型有水煎剂、酒剂、丸剂、散剂、膏剂、露剂、外敷剂、外搽剂、洗剂等多种剂型。原始土家医用药计量比较粗略，常以一把、一蔸、一块、一株、一根来估计用药剂量，若是跌打损伤则多用酒剂和外敷剂，配合水煎剂，进而总结出“打得地下爬，离不开四两麻；打得地下滚，离不开五虎动；打得地下拍，离不开一点血；打得地下弹，离不开透身寒；打得一把渣，离不开海金沙；打得稀巴烂，离不开地罗汉；打得一身瘫，离不开接骨丹；百打不躲匠，常服三百棒，常服神参麻天丁；飞檐走壁一身轻，常服天地水团鱼，四方乱走不撞邪”等药物的针对选择。

生活在武陵山区的土家族对众多野生药物的根、茎、叶、花、果十分熟悉，药用何部位、何时采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采药歌》是十分精辟的总结：“神医采药进深山，白虎堂前卜一卦；保佑蛇虫兽不咬，保佑爬岩不掉崖；神药长在深山里，百药满山任你拿；采药时令要记住，采药季节要对勺。春采尖叶夏采枝，花药含苞待放时；秋末冬初挖根茎，果实摘采刚熟时；块根药在夏秋挖，树皮春末夏初剥。草草药物用全株，夏至秋初快采割。挖药采药要留种，切莫一次就挖绝；记清何药长何处，病急需要才熟路；常用药物栽满园，鲜药干药挂堂前；备得奇药三百种，何愁药王不显灵。”这首采药歌谣十分精辟地讲解了对土家药物根、茎、叶、花、果采集的季节和时间，以及采药挖药前的一切思想准备和安全防范的深刻道理，更体现了土家医采药挖药十分注重保护药物资源和变野生为家种。土家医治病对药物加工炮制十分讲究，形成一整套加工炮制方法，且简洁实用。土家药喜用鲜药，其加工有修剪法、捣磨法、切制法、漂制法、发芽法、蒸制法、煨制法等。土家医有“蛇咬一支箭，狗咬一枝蒿，带上半边莲，敢与毒蛇眠”的医谚。痈疮肿毒则用雪见七、独脚莲捣泥敷患处。骨折则用白龙须、地团鱼捣泥敷患处，等等。

七

习俗是一个民族重要的特征，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贵州土家族在历史长河的进程中，形成了本民族自己独有的习俗标志。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冲击、影响，土家族有的习俗已消失，但有的习俗至今仍然保留，在边远地区还有所传承。

土家族在生产活动中，仍然保持着固有的传统，从选种、浸种、育秧、插秧、灌溉、施肥、薅秧、除虫、尝新、收获都有一套传承的习俗，如栽秧时要举行“开秧门”仪式。薅秧锣鼓歌是土家族在农事活动中创造的一种劳动长歌，跟随锣鼓伴唱劳动以提高生产效率。

在生活习俗方面，贵州土家族还有较为浓烈的传统习俗，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渐渐发生变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客田、塘坝至今还穿土家族传统服饰，也是全国土家族中唯一保留有土家族服饰的地方。目前，正在组织对土家传统服饰的抢救、整理和升华。

在婚恋中，土家族的婚恋有独自发展过程。据民族学资料反映，在古代社会，土家族有过群婚、对偶婚的时代，这些从土家族的古歌和传说故事中有所反映。以后发展为一夫一妻制的自由婚阶段，青年男女可以经过自由恋爱，向土老师禀明即可结婚。随着社会的发展，汉文化的影响，“改土归流”后，婚姻逐渐建立在财产、社会地位的基础上，讲究“门当户对”，“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尽管如此，土家族婚礼仍然保留有固有习俗，如程序中的“递茶”、“哭嫁”等。哭嫁是土家族婚礼习俗中形成的最富民族特色，极具地方文化色彩，而且积淀十分丰厚的文化景观，是由新娘及女亲友演唱的抒情歌谣。

土家族丧葬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本民族属于自己的丧葬文化。土家族的丧葬形式有四种：一是最古老的是岩洞葬；二是火葬；三是清代的生基葬，即用大块石板砌成长方形，待人死后装棺滚入；四是最普通的土葬，其中以唱闹丧歌、打绕棺和土老师的丧葬仪式独具特色。

打绕棺是指绕棺而行的祭悼仪式。土老师在前，锣鼓师随后，死者直系血统的晚辈按长次顺序跟在后面，长子手拿引魂幡，次子双手端灵，其余的孝子贤孙手拿一炷燃烧着的香，随土老师沿逆时针方向绕棺。土老师要念绕棺词，内容为教育后人孝敬老人、家庭和睦、寨邻互帮、勤俭持家和劳动生产技能等。土家族把老人去世看做“白喜事”来进行祭悼，用歌的形式来表达，称“闹丧歌”。闹丧歌内容丰富，有劝孝歌、盘歌、庚歌等，内容涉及历史故事，也有反映社会现实、山川景物的。在歌唱时，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编歌词借物抒情，见物唱情，即兴而歌。

土老师在土家族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很高，丧葬仪式也不同于普通人。当土老师临终时，众徒弟都得守在身边。土老师落气时，要给他穿上法衣和寿衣，戴上花冠，把平时作法用的刀、牌、印和纸做的牛角号放在手中，然后“开光”和“点祖”，再“开天门”，让他的灵魂顺天桥升到天上。

在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死者用的都是漆成红色的棺木，并有其来源传说。

土家族的传统节日有摆手节、过赶年、牛王节、春社节、吃新节、六月六、中秋节、阳灯节、抬甩神、过大季等。其中摆手节最为隆重，活动规模甚大，参与者可达万人，历时1～3日。摆手节的活动内容包括请神祭祀、跳摆手舞、唱摆手歌、演茅古斯、表演军事竞技、游戏等，还要纪念八部大神。过赶年，又叫过蓑衣年，即土家族比其他兄弟民族提前一天于农历腊月二十九或二十八过年，是贵州土家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年俗。这天家家都要蒸甑子饭和坨坨肉，煮合（贺）菜等。传说明朝时期，土家族先祖在年关时接到赴沿海抗倭的圣旨，为了不误战机，只好提前一天过年，以便及时赶赴前线。他们在抗倭战争中英勇善战，屡建战功，后人为了纪念这个很有意义的日子，提前一天过年便成了习俗。

土家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大量地表现为民间信仰，主要有白虎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和巫术、占卜等。

土家族的白虎崇拜，历史久远，文献资料有诸多的记载，民间也有许多关于白虎与土家族先民血缘关系的传说，形成了从远古社会至今的白虎崇拜的完整习俗文化。土家族认为白虎是善神，是一个仙人，天上的星宿，能保护人类，给人们带来好处。民间传说故事中有许多颂扬白虎，为民除害的故事，如《虎娃的故事》等。土家族建房讲究“虎坐屋”，把房屋造得似老虎坐的式样。在“冲傩还愿”中，更能看到祈求白虎神的保护。

土家族的自然崇拜，作为一种文化事象，内容非常广泛和丰富，更具有自己的特色，主要有供祭风神、土地神、洞神、山神、雷电神、火神、井神、岩石神、树神等等，其中以供祭风神、土地神和洞神的特色更为突出。

土家族的祖先崇拜是多方面的，有始祖崇拜和家族祖先崇拜。土家族在祖先崇拜的祭祀活动中有“祭祖”和“朝祖”之分。所谓“祭祖”是供祭本姓入黔始祖以后历代有名望而又在祖祠中立有神祖牌位者。“朝祖”又称“清明朝祖”，指清明节在祖先坟墓前进行的供祭活动。

土家族的鬼神崇拜，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多样，充满着土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有敬梅山猎神、傩神（傩神公公、傩神娘娘）、四官神（主管求财纳吉之神，家家户户在神龛之上立有牌位）、五皇瘟神（一种瘟疫之神血光冤鬼）、砍羊子、忏悔做斋等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土家族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早较深，受佛教、道教的影响较贵州其他民族较早较大，进入近代又受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