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二节 宗教信仰
一、佛教
佛教早在唐代佛教就传入土家族地区。据文献记载：唐贞观二十年（624）在位于梵净名山西北麓印江县木黄建厂乡金厂村建寺庙一座，此为佛教传入土家族地区之始。 [1] 唐代，除梵净山域内的印江建厂建有寺庙外，还有乌江边的沿河县境内的官舟建有寺庙，称“永佛寺”，宋代敕赐为“中德院”，明成化三年（1467）沿河司副长官冉懋重修，更名“常乐寺”，寺内供铜佛3尊，罗汉94座。宋代，思南县城西中和山顶大岩关山麓建有华严寺。自中和山东麓沿石级而上，山腰立有木质牌坊一座，坊山有明大学士吕大器题书的“黔南名刹花梵连云”匾额。往上道左有一巨石，明嘉靖时理学家李渭书“中和”二字镌刻其上，旁有碑，为清雍正翰林江南监察御使礼部郎中郭石渠所书《中和山记》。华严寺大门题有“云封门”三字，寺内供观音大士于中，乃称“观音阁”。
进入明代，贵州土家族地区佛教发展迎来一个好时机。万历年间（1573～1619），由于李皇后修行选中梵净山，肉身成圣，白日飞升，神宗皇帝敕赐镇山印号为崇荣殿，官员拥至，庙宇重新修缮，庙地大为扩充，占地万余亩。因之大修庙宇，满塑佛像，建立四大脚庵（即水源寺、坝梅寺、护国寺、天马寺），凿开五门道路（四川赴松桃天马寺上梵净山、广东广西赴印江护国寺上梵净山、湖南经铜仁赴江口至坝梅寺上梵净山，最为浩大的还是云贵赴铜仁从小江至水源寺和从下江四省赴大江至水源寺上梵净山两路），梵净山的寺庙逐渐形成规模宏大的佛教圣地。户部郎中李芝彦还题写了《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民间称“敕赐碑”），其碑文曰：“梵净山者为五属毗连之区，实群峰发脉之处，崔嵬不减五岳，灵异足播千秋。仰观有像如登天之三十三，俯瞰无涯于数溪之九十九，天桥荡荡，金顶巍巍，白云入怀，青霭可鞠。偶然霁出岚收，初开混沌，不觉烟消雾散，别有洞天，夫以山形宽阔，莫可量度，周围七百穿心，三八螺髻排列，羊肠九迥，遥望崖壑，千寻层峦，耸翠祗见，药菌万簇，叠嶂垂青，则有石名，太子山号、凤凰顶、开天门、峡破金刀、九龙池、万卷书，人迹罕行，懒板凳、迥香坪猿声时闻，三角庄后一片祥云拥护，九皇洞外几重瑞气环此。皆黔中名胜，无非宇宙大观。”而梵净之名传焉数百年，进香男妇，时往时来，若城市然。可见明朝中期，进香信客人数之多，声势之大可谓盛也。每年五至七月，朝拜者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一路佛号声声，黄钱纷纷。思南县建有寺庙，江口县建有较早最大的寺庙，称“坝梅寺”脚庵（又称“承恩寺”）。其碑载，坝梅寺临济正宗第一世为妙玄，第二世李颖，第三十七世密空和尚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圆寂，应龙和尚为三十八世，严兴和尚接三十九世，以后有松青等6人先后继任，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明崇祯年间，僧人杨曾宣用银买下坝梅山地，坝梅寺的财产剧增，遍及四周30多里范围，有常住田42石。明代是土家族地区佛教发展很快，也很繁荣的时期，梵净山的金顶之巅建有释迦和弥勒两个道场，经国家佛教协会认定，为全国五大佛家道场之一——弥勒道场。不仅有周边数以千计的信男信女进入梵净山、进入各地寺庙敬香拜佛，每逢佛教节日，还有来自四川、湖南、湖北、云南、广西、广东的数以千计万计的香客蜂拥而至，前来敬香拜佛，表达虔诚贡献的心情。
进入清代，以梵净山为中心的土家族地区，佛教仍然十分兴隆，康熙元年，思南总兵王伟平捐银330两在购置山场对天庆寺进行扩建。此事委托第三十五世住持深持和尚经办，此时的天庆寺已达占地一平方公里的规模，寺庙宏伟壮观，建有九重殿堂。住持和尚凭着明代赐给的卸印，向四周的木黄、乌罗一带的百姓收粮收税，方圆周围数百里。 [2] 到清末，该地区除四大皇庵外，觉庵也增加60余座（有洞德寺、钟灵寺、上茶殿、下茶殿、观音寺、地母寺、镇国寺、山王寺、辞迦殿、弥勒殿、九皇殿、大坳寺、圆通寺、报恩寺、铁瓦寺、天林寺、天池寺、回龙寺、明通殿、朝阳寺、行司庙、九龙寺、明珠寺、明镜寺、水源寺、白马寺、天心寺、普天寺、兴国寺、天入门寺、朝天寺、白虎寺、坝梅寺、回香寺等）。俗称梵净山有“四大皇庵，六十觉庵”，可见发展规模之空前。江口县境内自明代佛教传入后，以坝梅寺为代表的寺庙也有较大的发展。思南县境清代寺庙数量之多达到历史的顶峰，二百多座，尤以县境内之大坝场、板桥居多，多数寺庙都有田产，共有七八百亩。德江县境内的寺庙多沿古驿道和古场坝修建。
梵净山护国寺
梵净山蘑菇石
民国年间，土家族地区佛教寺庙多遭破坏，但仍有相当规模，印江县有僧尼300多人，于1946年9月建立“印江县佛教支会”，由文昌阁住持僧信义和尚为会长，1948年改选，由长梅和尚（册林）出任会长。沿河县有僧尼200多人，思南县有僧尼300多人，1915年成立了“思南县佛教分会”，隶属于贵州佛教会，其中大坝场的观音寺在1935～1939年间还创办了中山小学。江口县也于民国初成立了县佛教分会，隶贵州省佛教会。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期间，土家族地区各民族佛教组织和信徒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同全国各族民众一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战斗之中，印江、江口等先后组建了抗日救国会，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委、政府严格遵照党的宗教政策，认真贯彻执行，不管是还俗或是继续信教者都有自己的选择自由和受到法律的保护，虽然建国初期受到过左的干扰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但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政策得到全面的恢复和进一步的落实，印江、江口、思南、沿河、德江、铜仁等县市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落实寺庙房屋财产，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等相关政策，不少寺庙得到了修复，如印江的护国寺等，特别是随着梵净山金顶被认定为我国五大道场之一的弥勒道场，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梵净山地区的佛教又有新的发展。
二、道教
道教是我国汉民族固有宗教，源于古代巫术，于东汉顺帝时由张道陵倡导，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又称“五斗米道”，此为道定型之始。因其道徒尊张道陵为“天师”，故又称“天师道”。道教尊老子为教祖，被尊称为“太上老君”。后经唐宋发展，到元以后逐渐形成正一、全真两大派，信奉正一派的道士不出家，信奉全真派的道士必须出家。土家族地区的道教各有师传，作为一种宗教文化都逐渐进入土家族地区，影响广泛。在土家族的历史上，曾利用灯花教组织发动过红、白、黄号军起义，反抗清王朝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但民间更多是居家信奉者，他们往往又与民间原始宗教结混一起，对乡村城镇中，有病家、丧家相请，则为之书符祈祷、念咒化水、驱鬼念经做道场，民间称为“道士”，又称先生，或因道士多穿青带皂，挂白巾，执白幡，所以又称“白教”；同时他们一般是为主人做善果，求神印证阳财，又称“阳教”。实际上，他们的活动中，又有不少佛教的东西。道士多是父子沿袭和招徒传授，分为出师和未出师两种，前者一般脱产或半脱产，后者大多不脱产。这些出师的道士必须经过“传法仪式”才能单独主持宗教仪式，否则只能从事立房镇地、接龙正脉、忏悔、送鬼安宅等小型宗教仪式，至于安葬、上祭、做斋、追灵这些大型宗教仪式必须由正式通过传法仪式的先生才能做，其先决条件：一是祖传文教，二要有三年不间断的从法年限，三要能看经诵经。由于受土老师的影响，道士的“传法仪式”与土老师的“牵街”仪式基本相同。在确定仪式活动的吉期以后，要由师父遍请四方同道教友七至十数人，在佛祖释迦牟尼神前求证明职。一般传法活动2～3天，授法都纲师由师父或威望高的道士担任，下设监法师、引见师、明法师、超度师、转轮师、封印师等。祭祀供品有荤有素，十殿阎罗供荤，西天佛祖、南海观音上素，地藏王半荤半素。在传法仪式中有立仙楼、发文、坐云跪云、酬仙戏、坐惮、游仙楼、贺仙戏、念诵经文、超度本族冤魂、传法、接法、谢仙、绕仙棚、送仙等过程。仪式开始之前，先设佛祖、观音、十殿阎罗、地藏王等十三案，然后献红，用红布、青布挂在神案上，献三牲、献素供、敬表文，文曰：“大中华贵州×府×县×地佛法弟子××，从教多年，六根清净，仙缘正果、天资聪慧，求我佛慈悲，录为衣钵弟子，佛哉！弟子引荐人××。”在传法中由授法都纲传颂经文，书符画咒，由接法弟子用黄纸裱糊的“金袋”接法，然后携“金袋”遍转各仙、佛、神灵神位，证明已接法毕，表示学习毕业，授予“毕业证书”。然后举行宣誓仪式，设斋、荤两供，用雄鸡撕破鸡冠滴血入酒中，洒在十殿阎君神案前，再由接法人在释迦佛案前跪投誓表，表文曰：“大中华贵州×府×县×地信佛弟子，立誓皈依我佛仙神二教（因有阎君道教），以度众生，乞我佛慈悲为怀，广收天下信士，佛哉！弟子××。”这就表明立志皈依此教，誓死不移。宣誓结束后要唱“贺仙酬神戏，唱仙歌”。其内容，一是为接法者歌功颂德，二是为祝贺接法者，三是为接法者家庭清洁平安。最后“送神、安宅、谢土”，表示功德圆满，大功告成。
巫婆神汉，又称“告香婆”，不需师父传授，而系“阴传”。所谓“阴传”，是指某个已死的“告香婆”的阴魂，突然附于某中青年男女（多为女性）之阳体，使之神魂颠倒，乱嚎乱叫，遂自称为巫婆神汉。多数系不脱或半脱产，他们主要靠“告香”求神，以预测祸福为手法进行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至今仍流行于土家山乡。
巫婆神汉也有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正式的巫婆神汉系投靠武教土老师，由土老师立坛授予法权、兵权（五昌兵），这样才被认为所作法事灵验。非正式的巫婆神汉则无师、无坛、无兵，又称为“毛山教”，也从事一些较为简单的法事。如有的人家宅不安、人畜不顺、久病不愈、小孩“走脚”（即丢魂）等，就会请巫婆告香，神汉追魂。巫婆神汉作法要求告者摆上钱、粮，然后闭上眼睛，浑身抖动不止，将坐着的板凳当马骑，将手指旋转当车轮，便骑马坐车，腾云驾雾前往天庭求神问卦去了。这时求者问什么，她就能回答什么，而且能知几辈人的事，和系何鬼捣乱，最后告知求者如何解危，如何治病，如何安神。小毛病，小危难就请她（他）们边测边送，只要求香人付数元钱就能解厄。有的土老师有时也将巫婆带上一起到病人家共同求神问卜、驱鬼祛邪，这时土老师就不需问卦，只问巫婆神汉就知病人魂魄丢于何洞，然后就点将追魂，巫婆则身先士卒，自称是“穿云破洞柳将军和红罗小山兵”，亲自出征。这时要由五六个壮汉（称为马童），用布带将巫婆捆上，把她置于高桌子上，大跳大舞，似乎斗争极其激烈，壮汉要拼力拉住，不然无法得胜。因此，土家族群众，凡测算凶吉祸福，都要请巫婆神汉“告香求神”，然后再对症下药，以达预期的目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巫婆神汉随之渐次减少，影响减小。
三、天主教
天主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土家族地区因为分布在内陆地，到清代才逐渐传入，但影响不大。据文献记载，较早传入土家族地区的天主教是在清嘉庆年间（1522～1565），有四川商人信徒四五户来到思南县城传教。之后的1900年又有法国传教士翁神甫从贵阳来到思南县城，在南门外置地建天主教堂，发展教徒100多人。后有罗伯雍神甫来到思南，先后在王家沟、倒流水建分堂，分别发展教徒200多和250多人。又有德国籍神甫傅志强在胡家寨建分堂，传教发展教徒。先属贵阳教区，1937年后属石阡教区。抗日战时期，县城的天主教堂创办了明德小学，三个分教堂也分别创办了小学。 [3]
天主教于清咸丰九年（1859）法国巴黎直隶罗马传信部的外方传教会教士布沙尔·嘉略到德江县城和煎茶传教活动，在县城购一民宅做教堂。光绪八年（1882）筹备新建教堂，遭市民反对未成，但天主教在德江有所发展，至1889年，德江全县建有41个传教点，912名教友。1898年，法国神甫卜多禄·士杰始建一幢三间木质经堂。民国16年（1927）德国耶稣圣心会接替并传教，隶石阡监牧区，首任神甫包美德，至1929年德国一寡妇捐巨款修建德江教堂（面积280平方米），1934年落成。天主教还在德江农村建有马家沟、三大湾、桃子坳、火石坡、刘家山、明溪、松溪、奋阡等8个分堂，还兼管沿河县属茶园和务川县属马家坡两地天主堂。从某种意义上说，德江是贵州土家族地区天主教的中心。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951年有信教者1478人，1987年全县有县城、三道湾、奋阡、王家林、马家沟、刘家山等6个点1553人。 [4]
此外，在1931年思南神甫到印江县坪兴寨黄金顺家居住，开始传教活动，又将黄家之子黄吉山推荐到石阡神父学校读书，后在思南领受洗礼。在木黄设立教堂，发展教徒18人，黄吉山任执事，教徒达到90人。沿河县直到民国后期才传入，在茶园、五谷、小寨、双岩、雷家、红岩等地发展信徒，仅34人。
总之，天主教在贵州土家族中，影响并不大，只是德江县在当地稍有影响，建的教堂较大些，还兼管沿河、务川等地的教务。
四、基督教
基督教传入土家族地区较早为思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基督教士在孙家坝石门坎租赁邵氏宗祠设福音堂，挂匾开始传教。民国7年（1918），又有英国白牧师夫妇由遵义教区来到思南县城，租城内烟市巷张姓的房屋设教堂传教，一年后返回遵义。次年，白牧师与传教士廖俊山（四川人）又来到思南继续传教，发展教徒。自此，白牧师往返于遵义、思南之间，廖常住思南县城。后教堂从烟市巷迁到邬字龙门，不久又迁石家嘴林姓住宅内，更名为“内地会思南福音堂”。几年后又迁到普济街邵姓住宅内。1931年，英国籍传教士林·艾、遵义教区市道队长谭以若、英国籍罗伟夫妇先后来到思南传教。1941年5月，又有四川酉阳龙潭宣道总会派美国籍郑牧师来思南接管，并更名为“宣道会思南福音堂”，由龙潭教区直辖。后又有松桃人宣道会队长向日宣、副队长汪继祥来县城传教。以后不断有美国籍和外地人进入思南传教，发展教徒都不多，不过50余人而已。
民国12（1923）年8月，基督教由铜仁传入江口。由本地双江区磨湾人陈世光被教会派遣，和布道员戴天震一同从铜仁到江口县城布道。是年冬，美国牧师富仁凯到江口地区视察时。发现未设教堂，变捐资买下大佛寺街徐筱云家的三间印子房作为传教活动床所，并每礼拜讲演1次，宣传教义，发展教徒。至民国30年（1941）有湖南传教士徐万灵来江口县城传教、并捐资维修原教堂。有教徒在捐资扫帚湾修建福音堂、并占有1亩地位“复活山”。不久，有松桃人欧阳宏从成都神学院毕业分配到江口接任牧师。民国36年（1947），在江口建立“中华基督教贵州省江口分会”，由欧阳宏负责。5月，分会集资与湖南长沙基督教总会资助在原地址重新修建江口福音堂，9月落成使用。其后又有江西传道士刘春辅夫妇来到江口县城传教，数年后返回原籍。这段时期基督教在江口发展都不多，影响不大。据1937年县政府调查统计，全县有男女教徒90人（其中女性70人）。
民国中期，有外籍传教士到沿河进行布道、举行礼拜、祈祷、讲《圣经》等传教活动，发展教徒。每月举行一次圣餐，星期日在福音堂举行礼拜，逢星期一、星期五在教徒家中布道，星期四在街头宣讲《圣经》，要求教徒不得配偶，不准吸烟，不能秘密结社。至民国末期，发展教徒仅百余人。
基督教传入印江较晚，1944年由松桃乌罗传入木黄，在木黄下街田道成家设立“福音堂”。1949年福音堂迁至木黄镇杨浦光家中。
1949年，土家族地区得到解放，沿河因传教士孙天樟以传教为掩护，进行违法活动，1951年3月被县公安局逮捕法办，基督教在沿河停止活动。思南的基督教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告结束。印江到1958年有基督教神职人员4人、教徒260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活动。1981年起，原教徒卢定富、杨胜亨、卢定莲、杨通莲等重新进行传教活动，至1986年发展有教徒181人，1985年因有违法活动被停止。在江口，1950年，“中华基督教贵州省江口分会”传道士徐万灵曾数次赴贵阳参加基督教的会议。1960年，江口分会与铜仁分会合并，江口时有教徒37人，以后教会活动停止，组织自行解散。
[1] 肖忠民：《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5页。
[2] 肖忠民：《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5页。
[3] 姚敦睦：《思南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58页。
[4] 李觉序：《德江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