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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之争
锦屏县始设于清雍正五年（1727），县城在今锦屏县铜鼓村，所辖地域约60平方公里，仅为今铜鼓镇的二分之一。建县时民烟不满千户。雍正五年（1727），云贵总督鄂尔泰为“开辟”苗疆的战略考量，“因古州为苗、瑶巢穴，毗连广西柳州地方，而锦屏为古州出入咽喉重地，又与湖南靖州接壤，实边要吃重之区，是以将铜鼓卫归黔省，改设锦屏县以资防卫。”道光十二年（1832），以地狭人稀故，将县降为乡，以开泰县丞分驻。因“距开泰县一百二十里，山深箐密，处处伏莽，即安静之时，纳粮、考试、命盗、词讼往返艰难”。咸丰年间，铜鼓成为张秀眉、姜应芳和太平军与清军争夺的重要据点，曾数度被姜应芳军队占据，使清军行动受到很大掣肘。咸丰十年（1860），云贵总督张亮基、贵州巡抚刘源灏联合向朝廷上折，请求恢复锦屏县：
然未获批准。
民国3年（1914）春，贵州省政府宣布废除清朝的府州制，调整行政区划。于是，黎平府被分解成黎平、锦屏、永从3个县。这次新设锦屏县，除雍正时的锦屏县外，将开泰县所辖的三江、九寨、平略、偶里、启蒙、瑶光、固本等地域划为其管辖的行政区域。原县城铜鼓坐落在一座被田坝和山沟包围的高台地上，狭窄且缺水，更重要的是在清咸丰、同治年间战乱中，铜鼓城的房屋等基础设施被严重破坏，民户纷纷外逃，到清末仅剩下七十余户，已失去作县城的基本条件。县城选址遂成为新建锦屏县后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有善于观察和利用时势传统的茅坪等“三江”人又看到了一个将“江”永远定在“三江”的绝佳机会，遂像落水人遇到救生物般紧紧抓住。这年又轮流到茅坪值年“当江”。时任总理龙燮廷圆融持重，八面玲珑，在“三江”颇有威望。闻得新建锦屏县，且县城要重新选址的信息之后，便立即联系王寨、卦治两寨头人，商定将县城争到“三江”来，以达到将“江”固定在“三江”的一劳永逸之效。在县城争过来后，放在三寨中的哪一寨的问题上，三寨人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决定放在地势条件较茅坪和卦治都优越得多的王寨。
随后，龙燮廷等运用祖传的争江秘诀，运用所掌握的“江费”到贵东道（设在镇远）、省城贵阳活动，对各有关官员展开攻关。县城迁出铜鼓，铜鼓人心里是不情愿的，这里的绅士们也为留住县城而作努力，也跑到省城贵阳向有关官员陈述留在铜鼓的必要性。然而，铜鼓已确实失去了作为县城的基本条件，更加上铜鼓绅士们在社会攻关方面远不是财大气粗的“三江”人的对手。终于，不费太多的气力，“三江”人便将县城给争到了王寨。
将县城争过来后，“三江”人长舒了一口气。为了表示对历史的承接和纪念，“三江”人向省民政厅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将锦屏县改名为“三江”县。贵州省民政厅的官员经过一番讨论后，以广西已有一个三江县，相邻的两个省不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县名，于是驳回了这个请求，仍沿用锦屏县。
新建的锦屏县，特别是将县城迁到清水江咽喉处王寨，使锦屏真正成了上纳黔东，下襟湘楚，连侗苗而通百货的重区。县城争过来后，“三江”人欢欣鼓舞。新县衙建成时，大门上贴了这样一副对联：
不久，赋闲在家的阳溪诗人龙昭灵，在游览新锦屏县城王寨后，也写有这样的赞美诗句：
这些对联和诗句，充分表达了“三江”人对争到县城的喜悦的同时，也对新县城、新县衙、新县官寄予很大的希望。
锦屏县城从铜鼓迁到王寨，乍看是争江的延续和余音，其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清水江木材贸易的必然结果。此时的王寨已经跃居“三江”之首，成为千里清水江上的经济重镇，已完全败落的铜鼓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文化地位上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锦屏县城从军事要地铜鼓迁到经济重镇王寨，标志着清水江流域数百年的军事征服和民族隔阂时代完全结束，开始全面进入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和谐的新时期，同时也意味着建立在民族隔阂基础上的“三江”木行制度即将走进历史。
锦屏县城从铜鼓迁至“三江”之首王寨，虽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龙燮廷等“三江”人的积极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其进程。
锦屏县城（彭泽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