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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动皇帝
“当江”的利益实在诱人。虽然几次失败，但坌处的上层人物们依然抱定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继续争，而且愈争愈勇。
嘉庆时期，争江达到了最高潮。嘉庆元年（1796），曾任天柱县知县的吴玉墀升任黎平知府。坌处等寨人认为这是能把“江”争到手的绝好机会。于是，他们以坌处杨公庙为指挥部，组成了以王师旦为首领，王志勋、王绍美、王朝贵、刘秀刚等开有行店者为骨干的专门班子，又特地到天柱伍家寨聘请曾在天柱县吴玉墀任内“参过房”“主意盖过天柱县”的秀才伍士仁出任“军师”，决定搞“惊天”行动。
伍士仁确非等闲之辈，果然妙招连连。他改变了以前由坌处三寨单打独斗的做法，将斗争引向另一方向。以成功之后分给“江利”为诱饵，一方面到下游联络大户出资相助，另一方面到湘黔边境古老款约组织区四十八苗寨游说苗民集资。在他们的发动下，江东、大龙、芷江地方的大户杨国泰、王明郎、黄鳌等慷慨出资支持，四十八苗寨民众也纷纷捐凑银资。
准备就绪，嘉庆三年（1798），以茅坪等“三江”“私收木税”为由，向黎平府递了一纸诉状，要求撤销茅坪三寨的“当江”资格，改由坌处三寨“当江”。知府吴玉墀接状后，未加细审，即如坌处等寨所请做出裁断。
高手埋伏的茅坪等三寨岂肯轻易屈服？于是采用“擒贼先擒王”计迅速反击，以“收受贿银”，“无视前朝章程”为由，直接赴省状告吴玉墀。因确有短处被捏，不久，吴玉墀被撤。继任知府富坤对此案重审，以“前已定案”为由，推翻吴玉墀的裁断，并将伍士仁等每人打了40大板。
拴木排石桩
拴排眼（单洪根摄）
此计不成，伍士仁又生新计。他藉雍正九年（1731）古州理苗同知滕文炯断案词中有“听任商徒投歇”之语，又以“江利”为诱饵，向四十八苗寨按户摊银筹资，直接向省布政司申请开行。省布政司以“系古州道台前任断案遗证”缘故，将案发由古州道重审。古州道台以“已存有案”为由，驳回伍士仁的请求，仍维护茅坪等的“当江”权。
经两度失败后，伍士仁又改变计谋。嘉庆六年（1801），轮流茅坪值年当江。这年春，争取获得采办“钦工例木”业务的“三帮”之一临江帮帮搃孙怡盛率临江帮来到茅坪，向茅坪江首龙承仁要土地建会馆。同时，“五勷”德山帮亦欲在茅坪寻地建会馆。龙承仁对两帮客商不分轻重，一视同仁。孙怡盛恃着“皇商”身份，态度傲慢。见龙承仁将本系临江帮仆从的德山帮与自己同等看待，大为不满，遂对龙承仁和德山帮首等横加指责，引起龙承仁等人反感，与孙发生争执，孙遂扬言离开茅坪而改投坌处。
孙皇商与龙承仁闹矛盾之事，早有人传到坌处。伍士仁等闻讯，遂施浑水摸鱼和离间之计，跑上茅坪找孙皇商，对他在茅坪所受到的“怠慢”和“不公”大表同情，请他率木商改到坌处投住。气愤之下，孙怡盛便答应伍士仁等的请求，发动了“三帮”20多名木商投宿坌处。伍士仁等大喜，强令坌处民众集资建房舍，修码头，整街道。木商来到后，好酒好肉款待，还从常德接来戏班开堂唱戏。并承诺，木商投落坌处，所有食宿用费一概免除。
对坌处诱截客商的“挖墙脚”策略，茅坪等三寨以“釜底抽薪”计针锋相对，他们祭起最厉害的“法宝”——对木材实行严格管制，一根勿下。坌处人虽借用其“汉人”身份到上游强压苗民，或以偷运、拉拢上游少数山客等形式得去少许木材，但远未不能满足木商们的需求。久候而得不到木材，众木商于是纷纷埋怨孙怡盛和坌处人“延误商机”。伍士仁于是怂恿孙怡盛向淮安、扬州、浒墅、杭州、九江等各钞关控告龙承仁“把持病商”，龙承仁则反控孙怡盛“无视前朝定规”，双方互相缠讼。
为解决木材问题，伍士仁等行“瞒天过海”计，雇黄平林春茂、会同孙中行假扮“皇商”，从上游天柱县属平金等寨买木扎排“冲江”，强过茅坪。林春茂等行迹早有人密告茅坪。于是，茅坪来个“关门捉贼”。“皇商”排经茅坪时，武举舒文谟率一班武手早在等候，结果木排被截，林、孙二人被拉上岸痛打，并连夜缚送锦屏县，锦屏县以“假冒皇商”罪将两人收监。
捆扎木拓的竹缆
诸计皆败，伍士仁等于是蛮干起来——武力拦江。他们在坌处江上设置关卡，组织一帮武手驻守，将从上游放下的木排，一律拦截。率先经过坌处的德山帮木商高永兴的木排被截后，高永兴遂组织德山木商跑到湖南藩司告状，湖南藩司接到诉状后，立即致函贵州藩司请求妥处。贵州藩司将此事责成黎平、镇远两府解决。黎平知府程卓标、镇远知府张晖吉派人将伍士仁等提至天柱县审讯，结果伍士仁被按例问罪充军浙江，其余均受杖责。随后，镇远知府张晖吉发出告示，贴在茅坪和坌处等处，告诫坌处民人及诸木商恪守“江规”：
当年十二月，贵州巡抚常明就坌处伍士仁等拦江事件做出最后裁断：
坌处再次失败。在官府的严责下，被孙怡盛带到坌处坐等木材的木商遂不顾坌处人的极力挽留，跑到茅坪投住。孙怡盛颜面扫地，遂独自回籍。因未能完成采办“例木”任务且又破坏“前朝定规”，回到江西后即被该省刑罚。
经过此役，坌处三寨元气大伤。但争江已呈骑虎之势，只能继续争下去，屡战屡败的事实使他们胆寒心怯，放弃吧，又已花去了大本钱。要知道，因争江的花费是许以厚利向四十八苗寨民户们摊集而得，若就此罢休，那些出银人是不会答应的。经再三思量，王师旦等决定孤注一掷，作最后一搏。
又经两年的精心准备，嘉庆九年（1804）再一次向上游“三江”发起进攻。这年又值茅坪当江。在失去“军师”伍士仁后，王师旦等直接诉诸蛮力。他们在江面上横木设卡，并组织一班武师日夜把守，提出要“三帮”木商偿还嘉庆六年（1801）在坌处歇住期间所欠的食宿费用，否则不让木材放下去。“三帮”立即上告贵州省布政使司，布政使司责成镇远府清江厅就近处理。清江厅官员到坌处后，以未造成损失为由，仅令将江卡撤除，对有关当事者未加处分。嘉庆十年（1805），王师旦等仍旧设卡阻江，继续追讨“三帮”木商所欠的食宿费用。
这年轮到王寨当江。为了对付坌处等寨，王寨遂邀茅坪、卦治“三江”与“三帮”“五勷”木商订立互助条约，结成利益同盟，“有盐同咸无同淡”。
茅坪等“三江”都没有谙熟应诉的“师爷”式人才，于是价请外援：茅坪、王寨分别请“三帮”中的文士周永发、杨丹居操执刀笔，卦治则请中林验洞长官司文士杨腾波作“师爷”代理一切讼事。“三帮”木商因吃尽坌处苦头，心有怨气，便愿贴补费用给周、杨二人帮两寨人效力；卦治则除出厚资给杨腾波作报酬外，还许诺胜利后让他享受开木行特权。
茅坪、王寨、卦治三寨开行“当江”是前朝既定政策，再加上每年都向黎平府缴纳“江费”，对于坌处三寨的阻拦，“三江”有恃无恐。但这时，坌处王师旦等也已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这年春，上运的缆船和下放的木排经坌处时，概被阻截。强行通过的，船排力夫和木商则被施以灌尿、吊打等酷刑，以致数百木商停在下游托口、洪江，不敢上溯。茅坪等“三江”虽有官府庇护，但“王法在远蛮在近”，请官府来解决既费时日又费银两。无奈，“三江”和木商遂向坌处妥协，凑得银1300两“帮补”坌处，江道遂通。事后，“三江”和众木商反悔，以“拦江勒索”为由，向贵州布政使司控告坌处王师旦等人。嘉庆十一年（1806）正月，贵州布政司命贵阳、安顺、黎平三府知府集中贵阳会审此案。在翻阅百多年来的案史后，仍断定“维护旧章”，警告坌处等寨不得再藉端阻江，但未对有关当事人予以惩罚。
这两次尝试，官府都“高高举板轻轻落”，只是重申旧章，对当事人未像前几年那样深究，王师旦们胆子更大了，贵阳、安顺、黎平三府会审判决书送到坌处，竟不予理睬，依旧拦江。
嘉庆十一年（1806）轮到卦治“当江”，坌处人拦江如故。卦治派“军师”文起蛟赴黎平、镇远府控告，两府仍旧批示“不许坌处拦江”，并令卦治到托口、洪江去迎接两年来被吓阻的木商。文起蛟星夜赴托口、洪江等埠礼请木商，在那里苦等两年的木商们立即动身上行。四月初，“三帮”木商李瑞丰（又名李承武，婺源县清华人。民国《婺源县志》载：“李承武，字绍先，甲椿太学生……后贾金陵……性果毅，见义必为。婺商贩木苗疆，地痞拦河构衅，武奋身控宪惩治。犷悍不悛，复谒其乡老，以利害晓之，乃不敢逞志。木筏至九江，税饷外浮费太重，武禀请大吏，照部定章完纳，商情以安。”）、“五勷”木商瞿从文等从托口雇请船户杨宗新等载运缆索上驶卦治，百余木商分乘40余只木船尾随其后。四月初六日，瞿从文押运缆船上行至坌处，便被王师旦等拦截，缆索并船只被烧毁，木商瞿从文、船户杨宗新被毒打。随行至下游远口的40余船木商亦被王师旦等派人困在船上，不准上岸。托口、洪江两埠准备上行的数百木商，闻讯后又裹足不前。
木材贸易兴起后，清水江流域广大侗苗族人民多赖之谋生，特别是无地和少地的穷人。他们居山区者当旱夫，居河滨者充水夫，长年给木商砍伐和运输木材，借以养家糊口。坌处人自嘉庆六年（1801）起不断阻江，使木材贸易不能正常进行，大量木商停留在洪江等处，无利可赚；上游林区林农、放排工人、山客等生活大受影响，无不怨恨坌处。
卦治的“文胆”文起蛟确实是了不得的人物。他富有韬略，通晓司法。从各方面愤怒的情绪中，他看到了天时之星正照耀着茅坪等“三江”，很快找到了击垮坌处的妙计：一方面赴贵东道、省布政司等衙门控告坌处，大诉悲情；另一方面串联游说，发动“三江”行户、下游水客、上游山客和林农、沿河排夫等结成统一战线，并以“蔑视官府，拦江阻客致课税亏空”“民苗两害”等罪名控告王师旦等人。文起蛟在省布政司的控词中写道：
“三帮”中徽帮木商李瑞丰、程东升、单利元、俞复兴等（均斧号）控道：
黎平西北部山客石礼吉、石钟声、石琢玉，剑河中部南哨山客黄万年、蒋玉贤、苗毛叨等也向省布政司控告坌处王绍美等：
非但如此，就连一向沉默持中的天柱籍各中小木商也都加入了控告行列。一时之间，诉状纷飞，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江苏、安徽、浙江、陕西9省和南京龙关以及朝廷工、户两部都收到控告文书，贵州省抚、藩、臬诸台更是应之不暇。工、户两部觉得事情重大，在请示嘉庆皇帝后，命令贵州巡抚福庆负责速办，将结果报两部备案。
朝廷发话了，贵州省抚、藩、臬台不敢怠慢，于是责成古州兵备道和黎平、镇远两府立即处理。古州兵备道和黎平、镇远两府于八月上旬派兵围困坌处，将王师旦、王志勋等主要组织者拘捕，押到天柱县处理。时王师旦已七十九岁高龄，因经不起刑罚而死于天柱狱中，其余人员均被充军。
官兵进入坌处时，争江骨干王朝富、刘秀刚、王载车等闻讯外逃，然逃至湖南会同时，王朝富被缉捕，刘秀刚则在罗文松的支持下孤注一掷，改名为刘秀岗，潜赴京城上访——直接向提督衙门（相当于今北京市公安局）递交御状。皇帝亲信、京城九门提督步军统领文宁接到状书后，不敢怠慢，稍加审讯后，即将案子呈报给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看了文宁转呈刘秀刚的状子后，挥笔御批：
于是，刘秀刚被押回贵州，贵州巡抚责令臬台等机构随即严加审讯。结果，刘秀刚被罪加一等，发配到黑龙江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案子办完后，嘉庆十二年（1807）七月二十八日，福庆将该案的来龙去脉向朝廷写了一份详细奏折呈报朝廷：
茅坪古巷道
淹没前的坌处
嘉庆皇帝看到奏折后，即在折上作御批，肯定了贵州巡抚福庆对此案的处理，并再次严申：
此次斗争空前激烈，惊动到朝廷和皇帝，最后又以坌处失败而收场，茅坪等三寨的“当江”特权再次得到了维护。
坌处等寨与茅坪三寨争江，其实就是争夺木材贸易市场，其成与败不以一个或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取决于天时地利与人和，取决于市场经济的认可。三国时，蜀相诸葛亮鞠躬尽瘁，屡次北伐曹魏，以图光复刘汉，但都以失败收场，其主要原因是不占天时，令后人慨叹不已。同样，坌处人的失败，不是人的努力不够，而是不占天时地利，市场经济和官府皆不认可坌处等寨的市场地位所致。但是，坌处人的这种矢志不渝，屡败屡战，前赴后继，将争江视为超出经济范畴，转化为一种精神和意志来追求，却也令人感慨！
在争江中，茅坪等“三江”所请的“师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卦治的文起蛟，他既是“军师”，又是“将军”。争江结束后，他恢复原姓名杨腾波，并定居卦治。卦治人对他感恩戴德，允许其子孙永享开行权利。事后，杨腾波还办了三件事：一是将历次争江产生的讼词、判决词汇集成《争江案》，二是将争江的经过用七言体写成了有268行、1876字的七言体史诗《争江记》流于后世（本章附录），三是建议将各级官府关于“三江”胜诉的重要裁定刊成碑群立在卦治寨边，成为一道特殊景观。
实际上，争江是坌处等三寨少数上层人士为了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挑起来的。长期无休止的争讼，使得当事者双方疲惫不堪。茅坪等三寨因得到官府的支持，又有江酬滋养，尚可敷衍。坌处三寨情况就不同了，屡败屡讼，连年集资，有的卖田卖山，债台高筑。尤其嘉庆一役，坌处三寨遭受沉重打击，一片凄悲。他们思木心酸，望江兴叹，无心再争。
此后至咸丰前期的四十多年，清水江相对平静，茅坪、王寨、卦治“三江”尽情享受着清水江的厚利，吮吸着浩荡皇恩下的甘霖。
事隔20年后的道光八年（1828），浪清寨人在其寨间刊立一块有关洪水漂流木材捞赎问题石碑，尽管凭回忆撰写的碑文在时间、人物上多有错误，但从整块碑文的字句中可看出清浪等三寨人们对争江失败耿耿于怀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