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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形成
明万历以后，在皇木采运的带动下，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逐渐兴起。
最初，名列当时中国“十大商帮”的安徽徽州帮、陕西西安帮、江西临清帮木商们来到下游的洪江、托口采购从上游运下的“苗木”。为追求更多的利润，他们以此地为跳板，三五成伙，携带银两和食宿用具，怀着探险家的心理溯江而上，来到天柱属远口、坌处等林区外围诸寨寻购木材。当诸寨所能提供的木材也不能满足需求后，木商们更进一步上溯至位于苗疆边缘的茅坪、亮江口、王寨、卦治等江滨苗族、侗族村寨，向林农直接采购木材。因与诸村寨村民语言不通，两下互相戒备，木商们便在江边扎棚食宿，向村民们购买木材。在接触中，双方都觉得对方并非最初想象的那样可怕。于是逐渐放下戒备心理，特别是纯朴好客的苗族、侗族民众，见木商们住在河边棚子里，夏天蚊虫咬，冬天寒风吹，深感同情，就把这些木商当作客人请到自己家里住宿。木商们因不懂苗族、侗族语言，而林农又不懂汉语，就请所住人家的主人带入山区向林农采购木材。木商们很感谢江边村民们的帮助，办得木材行将离开时，主动向所宿人家支付些许银两，以作为借宿和引带入山寻购木材的酬谢。
为木商提供食宿场所并引带他们进山寻购木材，得到银两相酬，纯朴的主家们感谢万分。木商们再来时，他们则更加热情地接待和帮助。后来，上来买木材的木商不断增多。在家里接待这诸多的客人，显然已不方便。这时，擅长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商的陕西西安帮（主要是西安周边的渭南、大荔、韩城县）木商，便将在那里开设的具有居停货物和传达语言、沟通买卖、劝和价格等中介功能的“歇家”制度和经验带了过来。在他们的指点下，茅坪、亮江口、王寨等沿江村寨中有经济意识和能力的人家便开起了“歇店”，为买卖木客提供食宿场所和木材买卖中介服务及帮助。“歇店”为客人提供的服务包括为水客联系材源，为林区木贩的木材寻找买家。买卖双方谈生意时充当翻译，并从中促劝生意达成。这些滨江村寨开“歇店”为买卖客商服务，被称为“江铺”。
茅坪旧木行遗址（单洪根摄）
“江铺”和“歇店”的开设，大大方便了木商的经营活动，因而深受欢迎。
开设“歇店”为买卖木商提供服务有利可图，茅坪以及上游的亮江口、王寨、卦治等村寨民户争相为之。诸村寨中，以位于亮江与清水江交汇口的亮江和小江与清水江交汇口的王寨因所占的位置优越，歇住的客人较多。然康熙前期，一场大水将亮江口设在河滩上的“歇店”冲卷一空，长年歇住在这里的木商多下迁到茅坪。这些木商离开亮江口时，还集资在江边一条小溪上修建了一座4米多长、两米多高的小石拱桥作纪念，取名为“告别桥”。
木材市场从亮江搬到茅坪后不久，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三帮”木商的指点下，茅坪头人遂联合王寨、卦治两寨到黎平府申请，将三寨定为“皇木关”，然后轮流坐庄接待皇木采办官员和民商。为使这种行为合法化，三寨还到黎平府进行登记备案，并按要求每年向黎平府缴纳“规仪”银12两。这样，黎平府便对其保护起来，禁止其他村寨直接染指皇木。
这个时候，木材贸易仅局限在以茅坪、王寨、卦治三寨为中心的包括今锦屏县全境和黎平县北部、天柱南部、剑河东部等3000多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锦屏以上的剑河、台江、雷山、丹寨等清水江中上游广大地区尚属“化外”之地，俨然一座孤岛，贵州省地方官府的行政影响难以渗入，贯穿此地连接黔湘的交通大动脉清水江还不能利用，成为令主政者头疼的问题。
雍正五至七年（1727～1729），云贵总督鄂尔泰和贵州巡抚张广泗请示朝廷批准后，对清水江中上游苗疆进行“开辟”。这样，沟通黔湘的清水江和靠黔面楚、扼据清水江下游咽喉的锦屏地区地位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张广泗曾任黎平府知府，对清水江河道和锦屏地区之于实施“开辟”苗疆和下步善后的意义非常清楚。于是，在“开辟”之前，他们采取了两项颇具战略眼光的措施：
其一，雍正五年（1727），将明初设置的、与黎平府互相掺杂却隶属于湖南省，且此时仅存其名的五开卫和铜鼓卫裁撤，分别改建开泰县和锦屏县，将其行政归属由湖南省改隶贵州省，为“开辟”苗疆所需要的行政统一和人力、物力等的调动提供了前提保证。
其二，雍正七年（1729），以茅坪、王寨、卦治三寨木材贸易中心的地位和民户自行开设的“歇店”为基础，在这里建立“江市”也即木材市场，一方面征收木材税费为“开辟”苗疆筹措经费，另一方面为“开辟”后苗疆的善后作准备。
锦屏一带方言，对溪河无论大小统称“江”。“江”字初时读“纲”音，后来均读本音。茅坪、王寨、卦治三寨习惯将在江边接待买卖木商、主持木材买卖称为“当江”。所以，茅坪等三寨遂被统称为“三江”。
当然，茅坪、王寨、卦治“三江”的设置，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
雍正时期，因牙行太多，严重影响商品流通。于是，朝廷对全国的牙行进行整顿，严禁私牙。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皇帝就牙行问题御批道：
“最高指示”下发后，各省立即贯彻，很快就形成了“额定牙帖”制度，对牙行进行严格管控，只准“退帖顶补”，府、县等地方官府不得乱开口子、滥增牙帖。否则，官员将受到严厉责罚。《大清律例》规定：“若有光棍顶冒朋充，巧立名色，霸开总行，逼勒商人不许别投，拖久客本，久占累商者问罪，枷号一个月，发附近充军。”“地方官徇纵者，一并参处。”“如有诓骗客货，累商久候，照光棍顶冒朋充，霸开总行，例枷号一个月，发附近充军。”
洪江木行旧址（单洪根摄）
开设牙行，先由符合条件的绅民提出申请。《钦定户部则规》规定，申请牙帖需“地方官查系殷实良民，本身非生监者，取具邻佑及同行互保各结”。申请先报给县衙审查后，报给府衙，府衙审后再向省布政司呈报，布政司审核后再报巡抚批准，最后报户部备案。牙帖和札文由布政司签发，下发府，再转县，最后发到申请人手中。
根据“额定牙帖”制度，贵州省对牙行的控制非常严格，不准基层官府随意增加。户部按照贵州省上报批给贵州全省的牙行定额为277个，这个数字到以后的乾隆、嘉庆年间几乎都没有变化。
武力“开辟”苗疆行动开始后，大肆役用苗疆周边的“熟苗”。处在水陆交通要道交叉口上的茅坪、王寨、卦治三寨，属于典型的“熟苗”。“开辟”行动开始后，东西、南北往来的军用物资运输和官员运送任务陡然间增加了若干倍，以致令三寨人苦不堪言。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茅坪、王寨、卦治三寨获定为“皇木关”后，便事实上成为了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心，“三帮”“五勷”等水客云集。
在经济利益的作用下，长期在茅坪等三寨坐庄经营木业、以擅长谋取商业特权著称的徽帮木商们，与茅坪等三寨“歇店”主家互相之间逐渐形成利益联盟。他们从官府开始清理整顿牙行的形势和茅坪等三寨人因陡增夫役的繁忙、痛苦、怨愤之中，看到了潜在的巨大利益。木商们于是向三寨头人们指点迷津：由三寨人出面向官府申请将三寨原有的“皇木关”改为木市，准许将民众自开的“歇店”改设为官批的牙行，名正言顺地主持木材交易，以收取“微薄江利”作为国家加给繁重夫役的补偿。
尽管官府对牙行的控制极严，但这并不能难倒那些善于与官府打交道的“三帮”木商和迫切要求得到利益补偿的茅坪等三寨人。雍正十二年（1734），茅坪等三寨人以银子铺路，大打悲情牌，很快就通过了黎平府、贵东道的审查，报到贵州省布政司那里。
在三寨人开设牙行的申请报到贵州省布政司，该司衙门官员正走审批程序之际，贵州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巡抚张广泗为疏浚清水江等“开辟”苗疆善后工作来到他曾工作过的黎平府巡视，并深入到处于“开辟”行动物资运输咽喉之地——清水江边上的茅坪、王寨、卦治三寨。三寨人在“三帮”木商的指点下，盛情款待了这位位高权重的张大人，并趁机声泪俱下地向他陈诉因政府实施“开辟”行动所承受繁重差役的苦情，提出在三寨设置江市收取薄酬以作补偿的请求，并承诺每年代官府征收木税。也许是出于对三寨人承受繁重差役的同情和怜悯，或许出于对“熟苗劳重累深，全无赏赉，愈增怨忿，因而勾结生苗以作乱”的担心，张大人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三寨人的请求。不仅如此，还“慨将烟户钱粮优免”。
张大人都答应了，主管牙行审批的布政司衙门官员们就无话可说。于是，三寨人立即按规定走程序，完善各种手续，最后将开行“当江”的札文和牙帖弄到了手中。“三关”变成了“三江”。卦治的“争江碑”上有这样的记述：
在清水江历史乃至中国林业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的“三江”就这样产生了，它实际上是清水江封建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至于过程中花去多少银两，付出多少心血，就只有那些富有经济头脑、为了利益不惜代价的“三帮”木商和“三江”的先人们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