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清江排运
在没有公路的年代里，溪河是木材运输的便捷通道，苗疆的“苗木”就是通过清水江这条大通道运出大山，走向全国的。在过去的数百年间，清水江是“一江木植向东流”。
清水江木材运输的传统方式是排运，也就是将一根根木材用竹篾缆绳捆扎成排，由排夫驾运而下。开始时，清水江一带的世居人民都不会放排，最早来这里采运木材的“三帮”等商人都是从江浙、江西等地带来专门的排运工人。在清康熙或稍早些时期，徽州等地木商将扎排和排运技术传入清水江地区。不久，清水江沿岸人也慢慢地学会了扎排和放排。
放排工具（单洪根摄）
清水江排有多种型式，有挂子排、把子排、行江排、盒子排、燕尾排等。挂子排和把子排适合于乌下江、亮江、小江等支流，行江排、盒子排、燕尾排则是清水江的常用排型。从茅坪运至洪江的木排通常为行江排，两人共驾一块，也有4人共驾一联两排。一块行江排称为一挂“苗排”，三挂“苗排”相连为一个“苗头”。至洪江后，三个“苗头”再拼成一个“洪头”后，再下运各埠。
在清水江上驾放木排的人俗称排夫，他们是清水江上最早的产业工人和无产阶级。雍正以后，随着木材贸易的繁荣，放排成为一项较稳定的工作，沿江一带贫民都赖为维生之业。一旦无排可放，这些人的生活即受影响。过去“三江”一带有谣云：
清水江上流急滩多，注定在清水江上放运木排是一项充满着艰苦和危险的工作。过去，清水江边流传这样一首反映清水江放排人放排行江艰苦状的歌：
数不清的险滩和阴岩，每处都能致人陷于痛苦甚至死亡，这就决定了在清水江上放排是只有勇者才能端得起来的饭碗。在清水江河道还未整治、江上滩岩更多更凶险的那些年代里，放排行江危险万分，每一个滩就是一道鬼门关。旧时，为了下滩安全，人们集资在凶险的滩头修建杨公庙，请河神杨公老爷坐镇。开排前，焚香秉烛，燃放鞭炮，祈求神灵随行佑护。下滩之前，排夫还要停排到杨公庙里烧香化纸。尽管如此，每年还是有许多伤亡事故发生。清水江排夫每次放排下江，也如军人出征打仗，悲壮万分。20世纪40年代末，“三江”一带流传这样两首夫妻对歌：
过去，排夫放排行江非但充满危险，而且报酬很低。如在途中触岩散排，排夫得将排重新撬扎。如是因触岩致木材受损，木商则要从运费中扣除赔偿。水客和行户以及把头们常常互相勾结，以种种理由克扣排夫们的工资。
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排夫们与水客、行户在工钱等问题上经常发生斗争。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行户和水客就清水排运“制订”价格，强迫排夫接受：以排次计价，从瑶光运至卦治每挂银四两八分，运至王寨五两六分，运至茅坪六两四分。排工认为偏低，要求增加。经过一番斗争，行户与水客们于次年同意每排增加银一分。嘉庆七年（1802），排夫们集体要求增加运价，“瑶光、寨娄、寨寄等多索放排夫价，擅设江规”。行户和水客们告到黎平府，黎平府毫不犹豫就出告示对排夫们的行为予以禁止，要求仍按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运价执行。但是，排夫们的斗争并未停止。光绪十八年（1892），天柱“外三江”的排夫在坌处拦江，要求增加放排夫价，被天柱县强行制止。光绪二十四年（1898），天柱县彭守敏等人组织排夫在茅坪等处设卡，阻拦所有下放的木排，要求提高工价，水客和行户们又联名告到黎平府，黎平府派兵弹压，并出告示：
斗争最激烈的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这年四月二十五、二十六两日，锦屏、天柱两地水夫百余人各持大刀、长矛、洋炮等武器聚集在茅坪，设置关卡，将放下来的木排悉数截拦，要求改变按排计价为按夫计价，以增加工资。双方经数日谈判，水客、行户和官府被迫做出让步，同意按夫计价，增加工资。
排夫是清水江上一群特殊的劳动群体。当年大文豪沈从文是这样描写他们的：
排夫们在行江途中，越滩过塘，躲岩避礁，日晒雨淋，艰辛万状。到了目的地，他们便放松自己，或睡大觉，或玩牌赌博，或逛妓院嫖娼，总之尽情地补偿所受的苦和累。
过去，洪江是个商业都会，也是清水江木材的转运地和排夫们的集中地。那里，灯红酒绿，吃喝玩乐，任你逍遥。有的排夫冒险驾排到洪江，所得的苦力钱都被班楼的老鸨们刮光了，以致只有借钱回家。相传有个排夫放排下洪江，回到家时一无所带，其妻问他钱都哪里去了，他老实回答“去堂班花了”。只会说侗语、从未出过远门的妻子，不知道“堂班”是什么，以为是“板板糖”，就责骂：“你一个人就吃了这么多的糖？也不留一块来给我们娘崽尝尝？”
在延续数百年的木材时代里，在这千里清水江上，不知演绎了多少辛悲故事，不知吞噬了多少排夫的生命、造就了多少寡妇孤儿。可以说，千里清水江流的是排夫们的汗水、是妇孺们的泪水。但是，狂野的清水江，也锻炼出了清江排夫勇敢无畏、坚忍不拔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