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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开通”
早期的清水江是畅通的。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西南武陵五溪地区（即今湖南西部及贵州东部）“蛮民”发生叛乱，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率大军前来镇压。此次军事行动意义重大，将沅江至清水江的水道打通，使之成为中原地区与西南云贵乃至东南亚沟通联系和物资输运的重要水道，堪称国家西南内陆的“走廊”。
沅江溯至清水江，沿江两岸多处建有马伏波庙。《黎平府志》载：“相传马伏波征五溪蛮，没为河神，湖南岳、常江上多建祠。黎平属五溪，故祀之。”
到了宋代至清代康熙末期的600多年里，清水江却又“梗阻”了，两岸的千里江山被中央王朝“遗弃”，成为“化外”。这是为何？
说到清水江，就必然要说到苗族。众所周知，苗族是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苗族经历了5次大的迁徙。苗族迁徙的路线，先是由北而南，然后由东而西，即先从黄河流域南迁到淮河流域，再南下到湘楚等长江中游，然后折向西到湖南西部，又再西进到贵州东南部以及更西的云南等地。最后一次迁徙是从今湖南西部的“五溪”地区迁向贵州的东部，其时间大致从汉代开始，到元代才基本完成，前后约1200年。尤其是赵宋南迁后，王朝势力不断往西南挤压，苗人被迫继续往西面迁避。2009～2010年，贵州考古专家在天柱县远口镇中团村瓦罐滩和远口镇坡脚村等处的考古发现，使这一历史演变找到了物证。几次考古挖掘中，挖掘出了大量宋元时间的黑釉陶瓷器物，专家认为这些器物与在湖南衡山、益阳、岳阳等地发现的黑釉陶瓷器物同属一个时期。这些器物，与贵州西北、东北、东南等地彝族、苗族、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吃“罐罐茶”“煨罐茶”等古老习俗也有着密切的渊源。今黔东南乃至贵州省的龙、杨、吴、王等很多姓氏，溯其族源，大多是宋、元、明代从湖南、江西迁徙而来，与此次人口大迁徙不无关联。
苗族的迁徙过程是一首充满苦难和反抗的史诗。他们一次次抵抗，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逃迁，落脚处自然条件一次比一次差。主体部分最后落脚在今黔东南地区，因而，这里被称为苗疆。苗疆崇山峻岭，交通不便，被历代封建王朝视为“蛮瘴”之地。
纵然苗人退避到了黔东这样一片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但历代王朝都没有罢休，继续不断地对这片苗疆进行围攻、挤压。从南宋开始到明、清两朝，中央王朝旨在挤压苗族独立生存空间的政策和行动从未停止过。南宋退据江南后，将势力很快扩展到湖南西部地区，今辰州（沅陵）、会同、靖州一带成为“边疆”，同时也成为防堵和进攻已退避贵州境内苗族的前沿。
苗族所退据的清水江中上游地区，崇山峻岭，交通困难，加上苗人的顽强抵抗和自我封闭，故自南宋至及明末，力量有限的历代王朝都将这一地区弃于统治版图之外，这里遂成为时文人笔下的“生界”或“化外”。宋人朱辅在其《蛮溪丛笑》中称：“去州县堡寨远，不属王化者名生界。”相应地，清水江这条曾经的国家“走廊”遂“梗阻”起来，以致明代至及清初，贵州的官员都叹怨清水江“陷苗疆，舟楫不通”。明洪武三十年（1397），今锦屏县启蒙（婆洞）林宽发动起义，朱元璋派其子、楚王朱桢率军从芷江前来镇压，也只有“伐木开道二百里抵天柱”。
14世纪中后叶，朱元璋定鼎中原、建立了明王朝后，随即经略西南边陲云贵地区。为实现为一战略目标，他采取调北征南，以湘楚为立足点，逐渐向西推进的策略。由湖南向云南推进，贵州东南部是必经之路。在没有公路的古代，大宗物资运输首选江河水道。从湖南进入贵州的水道有南北两条，即清水江和
南堆江滨摩崖石刻
洪武年间，朝廷还先后在清水江流域的四周设置了11个卫，东边有靖州卫、五开卫、铜鼓卫，南边有柳州卫、古州卫，西边有清平卫、都匀卫，北边有偏桥卫、镇远卫、黄平卫、平越卫，就像筑篱围园一样，将整个苗疆严严实实地藩围了起来。特别是东边的靖州、五开、铜鼓3个卫，其职责即是固守“边疆”，拱卫已是“内地”了的湖广地区，严防诸苗出来侵犯“捣乱”。《明实录》载，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借镇压婆洞（今锦屏县启蒙）林宽起义之机，钦批设置铜鼓卫，原因就是这里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南界黎平，西界融柳，用以备我楚之南藩，拊有苗之背而扼其吭。”以致明代中后期，明廷还一度将苗疆封堵隔绝起来。如《明史》所载，正统十二年（1447），监察御使虞祯奉旨巡按贵州，回去后向朝廷报告：“贵州蛮贼出没，抚之不从，捕之不得。若非设策，难以控制。”于是向朝廷建议：“臣观清水江等处，峭壁层崖，仅通一径出入，彼得恃险为恶。若将江外山口尽行闭塞，江内山口并津渡俱设关堡，屯兵御守，又择寨长有老二者为办事宜，庶无疏虞。”朝廷“从之”。
其目的再也明白不过了。在设置一系列卫所、完成对苗疆的战略包围（有的地方甚至修建“边墙”）之后，朝廷便寻找着各种理由和借口，不断对苗疆实施武力进攻，以图“王化”这片地区。但王朝的每次进攻都遭到苗民的奋力抵抗，预期的目标未能实现。
时间到了清康熙二十年（1681），朝廷平定“三藩之乱”，西南地区大部分被囊括进了王朝的统治版图。但清水江中上游流域却仍例外地游离于“化外”。雍正五年（1727），镇远知府方显在一份呈给云贵总督鄂尔泰的报告中称：
“普天之下非王土”。平定“三藩之乱”后，王朝实现了对云贵两省的全面控制，但这里的土司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大大小小的土司各自为长，不听官府号令，造反成为常事，“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尤其黔东南一带苗疆，“不隶版图”“不听约束”，一派“独立王国”。加上交通困难，商旅不通，其人民异常贫困。这些，都令贵州的主政者十分头疼。甚至到了乾隆初年，总理苗疆事务大臣张照因苗“反复无常”，又一度提出“弃苗”论。
如何有效治理云贵两省，鄂尔泰等绞尽脑汁。在经过一番调研并报请朝廷同意之后，决定在云贵两省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贵州“改土归流”，分为一般性“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两部分，其中又以“开辟苗疆”为重点。
如上所述，锦屏以上、都匀以下的清水江中上游苗疆地区，因上长期受官府和汉人的欺压等原因使然，这里的各少数民族对官府和汉人依然持有强烈的不信任和提防态度，不接触、不往来。
雍正五年（1727），“开辟”苗疆被提上了贵州高层的议事日程。对于“开辟”苗疆，当时分抚、剿两派。时任镇远知府、后来擢为贵州按察使的方显是主抚派，《清史稿》“方显传”中记有其与总督鄂尔泰在“开辟”苗疆问题上的讨论意见：
《平苗纪略》中还记有方显在“开辟”上给鄂尔泰的建议：
“开辟苗疆”决策确定后，鄂尔泰遂大胆起用才能卓著的中层干部——黎平知府张广泗。这个张广泗是个铁腕人物，典型的主剿派，后来被雍正皇帝重用至贵州巡抚、云贵总督等要职，他对“开辟”和经理苗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至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此公的影响依然存在。
“开辟”行动伊始，鄂尔泰采纳了方显的“抚剿兼用”“先抚后剿”策略。雍正六年（1728）三月，方显“率通事及效用人踰山越岭由梁上进，一路宣布皇仁”。“开辟”苗疆的大戏正式拉开序幕。但在当年的九月份，在方显力主的“招抚”行动受挫后，鄂尔泰立即改用“武剿”之策，动用大军。贵州是个穷省，财物困难。动用大军，粮饷等需得赖湖南、广西、四川等邻省援助。湖南是一个重要的援黔省份，然因
在“开辟”过程中，鄂尔泰整体上采用了方显的建议，抚剿兼用，先抚后剿，剿后再抚。雍正六至七年，贵州巡抚张广泗等以重兵征服了今丹寨、雷山、台江、剑河、榕江等地区。雍正七年（1729）五月，张广泗集中贵州精锐之兵，对苗疆腹地的最后“堡垒”——清水江中游的柳罗、公鹅等寨（即剑河县老县城柳川及附近村寨）发动总攻，六月下旬攻下了这些坚寨，标志着军事“开辟”行动的结束。
“开辟”行动结束后，张广泗等在这片“新疆”实施“内地化”政策，设置了八寨、丹江、台拱、清江、古州、都江6个厅，驻军弹压。这样，清水江“舟楫不通”的最大“障碍”消除了。
淹没前的清水江（文斗段）（姜绍明摄）
雍正七年（1729）六月，张广泗、方显等在攻下苗疆腹地的最后一个据点公鹅寨后，便迫不及待地“遣弁役装米试舟”。随后又“雇苗船一百四十五只往洪江购置盐米杂粮，且查探水路”。两月后船队回来报告，称：“江面较镇远江更宽深，不特麻阳锹船通行无碍，即小船亦可往来。”
清水江的“开通”，使之成为连接湘、黔、滇三省的大通道，并把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接了起来，这对以后贵州地区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鄂尔泰、张广泗等功不可没。然而，他们在“开辟”和后来“内地化”苗疆的过程中，对广大苗民大加杀戮，使成千上万苗民生灵涂炭，千里苗疆满目疮痍，一派枯萎，广大苗民对汉人更加惧怕，有相当部分人躲进了更深更远的山中，这又使得鄂、张等人的功劳被这罪过给淹没了。鄂、张二人以杀戮为主要手段的“开辟”行动，当时即广为诟病。
今锦屏县的茅坪、王寨、卦治三寨在明代即归属湖耳、赤溪湳洞长官司管辖，早已成为“熟苗”。在“开辟”苗疆、疏通清水江水道的过程中，茅坪、王寨、卦治三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茅坪、王寨、卦治三寨地处清水江下游，扼据“内地”与苗疆的交接处，这里往下不远便是早已经进入王朝统治版图、属于“内地”的湖广地区，往上不远即是被视为“化外”的苗疆。在雍正五年（1727）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茅坪一带均属楚以及后来的湖广，系湖广的“边疆”。由于较早有土司官管约，加上明中后期频繁与溯江上来采办木材的汉官、汉商接触，这里人民逐渐受到湘楚汉文化和经济的影响，成为官府眼里的“熟苗”。所谓“熟苗”，即是“本系黑苗同类，语言相通，性情相习”，但又掌握了一定的汉语和汉文化，能接受汉人，并也为汉人所接受的人群。茅坪等三寨“熟苗”对于汉人和官府来说，非常重要。对于官府，他们既是与上游“生苗”冲突的缓冲带，更是沟通联系“生苗”地区的桥梁；对于下游汉族木商，“熟苗”则是溯到上游林区寻逐木利不可或缺的纽带和中介。
“开辟”苗疆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张广泗，颇有军事和行政才能，深得雍正、乾隆两代皇帝的信任。张广泗于雍正五年（1727）四至十一月曾任黎平府知府。在黎平府任内，他曾深入茅坪、王寨、卦治等清水江一带调研，并溯江至毗邻“生苗”区的瑶光等前沿苗寨巡查，对茅坪等“熟苗”情况较为了解。所以，在准备“剿抚兼用”对苗疆实施“开辟”时，张便在茅坪、王寨、卦治三个因木材贸易已与汉人接触打交道上百年、业已成为木材贸易市场的村寨建立市场——“三江”，其目的除了筹措当时“开辟”行动所急需的饷费外，更主要是为“开辟”和“内地化”上游苗疆而未雨绸缪，也即是利用“三江”这个木材集散市场，带动中上游“新疆”的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