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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贸易兴起
在陆上交通尚未发达的古代，江河即是“高速公路”，是经济和文化传播的快捷通道。
古木材市场亮江口
明代中期，江淮赣等地区封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城镇化步伐加快，一方面，以货币资本为主要形式的商业资本急骤膨胀，这些极具扩张性的商业资本四处寻找扩张繁息之地。另一方面，建筑、生产工具、船舶制造等都需要大量的木材，因而，刺激了木材贸易的发展。康熙《婺源县志》中有一段关于婺源木商的记述：“婺远服贾者率贩木。木商以其赀货寄一线于洪涛巨浪中，称贷措置，极艰难之力而后达长江。至于鬻所终岁，拮据不足以饱债，家甚有变，产犹不足以偿者，盖在昔已有之矣。今则榷关之外，造舟取给焉，漕船、兵船用巨木如用薪也，木商能不欲辍斧斤乎？”
随着皇木采运的持续和深入，江淮赣地区的封建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逐渐从洞庭湖沿着沅江向清水江流域这片自然经济区域扩张。最早将商业资本带到清水江流域地区的是那些受委兼办“钦工例木”采办的徽州、西安和临江等地的巨贾，他们高举“采办”大旗，公私相兼，假公谋私。他们深入到清水江林区边缘茅坪、王寨、卦治三寨，借住于民家，以所住主家为向导在边远深山间寻买伐运巨大杉木，完成皇木采办任务。同时又以采办“护木”为名，在清水江林区大量购买普通杉材，作为自己的生息商品。因有“皇商”身份，加上林区民众对木材的价值尚未充分认识，故收购价格压得极低。公私两木办妥后，便在木材上插竖“采办”黄旗，一路畅行无阻，到指定木厂将皇木按数交解后，随将私木高价出售，获取大利。
锦屏文斗遗存的“皇杉（单洪根摄）
随着“皇商”的深入，徽州、临江、西安（卢隐《南京上清河木业志》认为是山西）三地的木商（后称之“三帮”）亦结帮跟踵而来，对清水江流域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木材贸易由是产生。
清水江的木材贸易由下往上逐渐推进。最初，采购“苗木”的商人多集中于今湖南省洪江市之托口以及天柱县瓮洞等下游沿江村镇。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版《天柱县志》记载，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天柱建县后，颇有经济头脑的知县朱梓即在瓮洞江边建设官店，服务贸易，以致“数十年间募图著聚商客，往来鱼盐、木货舟泊于此。”以后，随着木商的增多，商人们为追求材美价廉而不断向上游地区推进。
明末清初，木材贸易市场又往上推到了天柱的远口、坌处等寨。清康熙初年，经湖广巡抚批准，天柱县在远口下游5公里处鸬鹚设税关，每年完成三十两额定木税。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了吴三桂叛乱后，木材贸易主要市场推到了更上游的“边疆”——苗疆东部边缘茅坪、王寨、卦治三寨。茅坪等三寨以上清水江中上游地区属尚未“王化”的“生苗”区，木材贸易便在这一带停滞和徘徊了起来。茅坪等三寨人利用“本系黑苗同类，语言相通，性情相习”的优势，充当起木材买卖的中间媒介，从而坐享江利。
清水江上行排（单洪根摄）
雍正年间“开辟”了中上游苗疆、疏浚了清水江水道以后，原停滞的徘徊在茅坪等三寨一带的木材贸易就像决堤的洪水，向苗疆深处奔涌而去，清水江流域于是出现了第一次木材贸易高潮。随之，沿江两岸出现一派木商“络绎于道”，砍木之声“铿訇空谷”的景象。此前隐藏在苗疆崇山峻岭间的优质“苗木”，纷纷亮相，在木商们的引导下，在排夫们的号子声中，顺着清水江源源东下，呈现出了“一江木植向东流”的壮观图景。
故宫档案馆存有一份雍正十年（1732）六月十五的贵州按察使方显的奏折，反映当时情景：
稍后道光贵州巡抚爱必达在其编纂的《黔南识略·黎平府》卷中也有这样记述：
山客用称银子的戥秤（单洪根摄）
龙绍讷在其《亮川集》中记述道：
清光绪《黎平府志》中又有记载：
民国时江苏人芦隐纂的《南京上新河木业志》中，根据史料记述清代清水江流域的木业经营状况：
在“一江木植向东流”的同时，湘楚等下游地区的封建经济形态和文化思想也不断溯江上来，逐渐“王化”着清水江流域地区，可谓是“苗木”东向，“楚声西渐”。
木材贸易的不断发展，木材采伐量逐渐增大，没多久，清水江两岸一带的原生杉木很快被采伐殆尽。已明显感受到木材贸易带来经济利益的沿江村寨人民，为使木材贸易能持续发展，便大量植造杉木林。这样，清水江流域大面积的人工植造杉林便应运产生。
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在木材贸易产生之前，锦屏等清水江中下游地区还没有大规模植造杉木林。因为那时这里地广人稀，到处是莽莽原始森林，采伐量极小，还没有造林的必要。清乾隆元年（1736）贵州总督张广泗在向朝廷报告苗疆善后情况时称：“苗人只知耕种水田，所有山土悉皆抛弃。”“往昔苗人，未习种杉。”
到了清康熙年间，木材贸易发展到了相当程度、市场对杉木有了大量的需求之后，锦屏等下游地区才开始出现规模性的人工造林。至于最开始的造林是江淮和湘赣等地木商的温馨提醒，还是本地林农自己觉悟出来，目前尚未获得确切的史料信息。但可推断，清水江流域的林业生产方式和造林技术与徽州等木商及其带来的排运工人有很大关联。
徽州当地山多田少，人民素来靠山吃山，早在宋代即形成了种山养山的风习。宋时歙县人罗愿在《新安志》中说：“民以茶、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给。”又说“休宁……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而且，罗愿的《新安志》中还反映出当时即有了为刚出生女儿植杉之习俗：“女子始生则植杉，比嫁斩卖，以供百用。”南宋大思想家朱熹有诗句：“好把稚杉沿径插，待迎凉月看清华。”与朱熹同时代在徽州任过司户参军的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其《骖鸾录》中也记载道：“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赀。”徽州民间栽杉以三十年为一周期，方而采伐，称之“拼山”。浙江开化县盛产杉木，明代中后期，该县的杉木几乎全部为徽商所包。崇祯《开化县志》中说“开地田少，民间惟栽杉木为生……杉利盛时岁不下数十万……然而仰给于徽人之拚本盈。”清康熙时编的《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载：“大抵新安之木，松、杉为多，必栽始成，民勤于栽植。”乾隆时编纂的浙江《建德县志》载：“建德山居十八，田居十二。山则惟植松、杉。植杉者，先募贫民开种杂粮，不取租，三年后，业主以牲酒劳之。”
遑论造林技术传自外商还是这里先人自己觉悟出来，总之，到了清雍正年间，锦屏一带民间的造林技术已相当成熟。从至今保存下来数以万计的涉及林业的民间文书中可以看出，雍乾时期，人工造林已成了锦屏等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维系木材贸易持续发展的手段和途径。道光时，贵州巡抚爱必达在《黔南识略·黎平府》（卷二十）中有这样的记述：
炼山造林
栽杉
直到两百多年后的今天，这种造林技术仍在锦屏等地广泛应用，足见当时已是相当的先进。而且，徽州一带营造女儿林的风俗也传到了这里，至今仍在发挥其特有的功效。
“苗木”出山，木材贸易兴起，给清水江古苗疆带来了四个方面的变化，从而逐渐地拉近了苗疆与中国最发达的江淮等地区的距离，并形成清水江林区特色的风俗。
第一，促使原始封闭的自然经济解体和封建市场经济形成。木材贸易兴起之前，苗疆地区基本上处于封闭的原始氏族经济状态之下。木材贸易兴起之后，江淮湘赣地区的封建商品经济迅速地传播过来，使这里的原始自然经济迅速瓦解，山林土地很快从氏族原始公有制下解放出来，通过契约形式转化为私人所有，并随着木材贸易的发展频繁地进行买卖运动。
第二，给这里带来了财富。木材贸易兴起之前，广大苗疆一派赤贫。原始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人们，守着莽莽山林过穷日子，刀耕火种，结绳记事，不知道金银财富为何物。木材源源不断地走出大山，流向江淮等富庶之区，去构建那一幢幢华美建筑。同时，在市场的作用下，江淮诸富庶之乡的白银，通过木商也源源地流了进来。白银运到这里之后，除了用于购买土地山林和吃穿等生计开支外，有相当部分被转存到了众多“活动银行”——广大妇女的身上。中国产银不多，明清两代都大量从南美等国外进口。这些产在太平洋彼岸遥远国度的白银，通过“苗木”的牵引，万里迢迢，漂洋过海而来，最后化成独特风格的艺术品装饰在了苗疆千万妇女的身上，使她们娇柔之身更加艳美，将这里的苗乡侗寨装扮成了风情万种的柔美国度。
民间收藏的契约文书
第三，促使人工林业的蓬勃发展。木材贸易的发展，对木材的需求大增，从而激发了这里人们营造杉林的积极性，人工林业于是蓬勃发展起来，人工造林于是成为这里重要的生产方式。人工营林的持续不断发展，一方面维持了木材贸易持续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使这里的生态环境一直维持在良好的状态中。同时，也促进了具有清水江苗族、侗族特色的林业生产风习形成。
第四，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如果说皇木采运将汉文化带进茅坪等“边疆”的话，那么，木材贸易的发展，则加快了汉文化“下乡”的进程，“三帮”等木商们不但把汉字以及笔墨纸张等书写工具运送过来，最后还把他们追求和秉承的儒商文化也给输送了过来。康熙以后，沿江一带陆续办起了学校，出现了科举人才。同时，中原地区的契约、碑刻等封建文化形式也很快传播并根植在了这里，进而促使这里逐渐走出原始封闭状态，开放起来。至今，这些契约文书和碑铭仍成千上万地保存在大山里、民户间，成为令国内外学界高度关注的清水江文化元素，成为贵州新学——“清水江学”赖以形成的基础。
所有这些，都是“苗木”之功！
莽莽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