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夫役之争
夫役之争是茅坪等“三江”内部争江斗争的外延。
要知道，茅坪等三寨获得“当江”特权并非完全是张广泗等的无偿恩赐，三寨在享受“当江”特权的同时，除了每年向黎平府缴纳不菲的规费之外，还得承担繁重的徭役。
“开辟”苗疆行动开始后，茅坪、王寨、卦治三寨因处于当时新辟的两大战略通道的十字交汇处，一是东西沟通湖南—贵州的清水江水道，二是联系南北的古州—黎平—天柱—镇远—贵阳的驿道，于是成为战略要地。
张广泗等的“开辟”行动，受到苗疆人民的强烈抵抗，战事不断。这种战争状态持续了40多年，直到乾隆中期才基本结束。贵州是个贫弱省份，武力“开辟”所需的兵力和粮食、武器弹药等大多得从湖南和广西两省调援。如，雍正十一年（1733）和十三年（1735），先后两次从湖南调15万石、13万石粮食运进贵州用作军人食用和赈恤因战争而出现的灾民。
大规模武力“开辟”行动，军用物资运输人力均从运输道路沿线村寨强征民夫，一寨一寨地接力送递。“开辟”行动开始，征调民夫均为无偿性的，民夫服差役所发生的费用由该夫所在村寨承担。
“开辟”行动开始后，这两条通道变得繁忙起来。通过清水江上运的主要是粮食和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通过驿道由镇远等地运往古州等战区的主要是武器弹药，从古州运往镇远、贵阳的多是战场上抓获的“重囚”。嘉庆二十年（1815）王寨王克明等向官府反映其夫役情况时称：
陆上驿道运输，南面来的从锦屏（铜鼓）送至秀洞，秀洞送至大腮，大腮送至茅坪或王寨，茅坪或王寨送翻黄哨山至天柱县邦寨；北面来的，从天柱县邦寨送至茅坪，茅坪送至大腮，大腮送至秀洞，秀洞送至铜鼓。其中最难者，当为黄哨大山。
水路沿江上运的粮食等物资，沿江各寨均被派及，即茅坪负责上送到王寨，王寨负责上送到潘寨，潘寨上送到卦治，卦治上送交平略。从茅坪送上王寨，中间要经过亮江滩、烂龙滩和王寨门口蛇尾滩等；从王寨送上潘寨，经过瓦厂滩、潘寨寨脚滩；从潘寨送上卦治，中间得经过枫木滩、下料滩；从卦治送上平略，中间得经过大官滩、小官滩。这些滩中，以卦治负责的大官滩最为艰险。每次重大夫役，全寨男女老幼倾巢出动，苦不堪言。卦治在向黎平府陈述负担时说：“男人水夫，女人旱夫，男人帮篙，女人拉纤，一切大小夫役，一寨送一寨，不敢违误。”“至蚁寨有四大凶滩，又男女辛勤帮篙拽纤……其蚁寨烟户钱粮照旧上纳，外有府属一切差徭，路达清江者，蚁寨接替潘寨上交平略，从无误公漏役，是以有‘清江夫’之名。”
其实，茅坪等三寨之所以获得“当江”特权，与这里地处交通要道，承受夫役繁重不无关系。雍正之前，茅坪等三寨属湖南省的“边疆”，国家在这里的影响甚微，所承担的徭役也较轻。雍正五年（1727）实施“开辟”苗疆后，这里成为交通要道，徭役一下子繁重若干倍，人民怨声载道，于是集体要求官府予以相应补偿。雍正九年（1731），茅坪吴世英等以夫役沉重而向黎平府要求“因夫立市”，以收取江利作补偿。贵东道方道台在审该请求时批道：
此报告呈到曾任黎平府知府、开辟苗疆行动的总负责人、贵州省最高行政长官张广泗那里，他也觉得这里人民的负担的确偏重，但路线不能更改，物资等不能不从此经过。于是出于怜悯，张广泗便做了个看似随意的决定，免除三寨人所应承担的粮税（只当夫不当粮），并允许三寨人开木行当江以收获些小微利，以作为承担繁重夫役的补偿。
嘉庆二十一年（1816），王寨王克明在向贵州省按察司诉述时说得明白：
从上可知，各级官府同意在茅坪等三寨开设木市，允许三寨轮流值年“当江”，均沾木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三寨人额外承担繁重国家徭役的补偿。
然而，由于茅坪、王寨、卦治三寨所处的位置不同，所承担的夫役负担也就不一样。茅坪居下游，水陆两路夫役皆不能避免，特别是要送越险恶的黄哨山，负担最重；王寨居中，离驿道主线四五里，但也需要送上黄哨山交天柱之邦寨。不过，它是古老侗款组织九寨之一，只要有繁重的夫役任务，往往分摊到上面的小江、魁胆、平秋、石引、黄门、瑶白、高坝、皮所8寨去，负担相对稍轻；卦治居上，不当陆路，没有旱运负担，但有大官滩、小官滩两大险滩，还要协助相邻的大腮寨负责陆上夫役，负担也不可小视。
三寨各有难以言尽的苦情。然因都享受“当江”之利，他们不敢埋怨徭役负担繁重，却十分计较彼此之间的不均。于是只有互相推诿、躲闪，进而互相指控，以求减少自己的负担。最先是，雍正九年（1731）三月茅坪吴世英等在向黎平府知府滕文炯等反映茅坪、王寨、卦治三寨夫役负担不均问题：
因而要求官府取消上游王寨、卦治的“当江”特权，将“江”统归茅坪独当。对此，非但王寨、卦治坚决反对，就连黎平府和贵州东道都认为“于理不可”，“悯其因夫之累，而立市以补之，窃恐享利不久，结怨沿河。”于是，一方面给承担夫役者给予一定的“脚价”补偿，同时居中协调均衡三寨的负担，勿使过大悬殊：
黄哨山古道
官府的这种均衡协调，未能平息三寨之间在夫役问题上的矛盾。以后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70多年中，三寨间就夫役负担问题一直争讼不休，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茅坪生员龙现奇等因“苦乐不均”而向黎平府控告王寨王文政、王文彬等九寨人“横抗夫役”，大腮杨银海等以夫役“苦累难堪”向黎平府开泰县控告卦治、潘寨等寨“闪躲夫差”。每次争讼，官府都不厌其烦地调解。乾隆三十六年（1771），茅坪与天柱县邦寨又为运送人犯夫役问题互控，锦屏县的刘知县又出面作调解：
嘉庆二十一年（1816），王寨王克明等与卦治文秉仪等在黎平府和贵州布政司互相攻讦。先是王克明控卦治“诡随渔利，蒙官抗差”：
卦治文秉凤等人答辩道：
三寨在诉讼中，都尽可能地为自己辩护，强调自己夫役繁重，而对方有意躲避夫役，目的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所以，他们所言不乏夸大和歪曲之处，不足全信。但从他们的这些哪怕是夸大和歪曲的言辞中，不难感受到当时人民的痛苦与无奈，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民是多么的不易。
至今，卦治村民间仍保存一本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由卦治有心人龙士昌抄录的《夫役案》，该抄本将雍正至嘉庆年间茅坪、王寨、卦治三寨为躲避夫役而互控的诉讼词，对研究当时清水江一带的民众负担颇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