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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江缘起
争江戏的主角是清水江边今锦屏县的茅坪、王寨（县城）、卦治和天柱县的清浪、坌处、三门塘6个村寨。锦屏三寨居上游，从下到上依次是茅坪、王寨、卦治，茅坪至王寨、王寨至卦治距离均约9公里，茅坪、王寨居北岸，卦治居南岸；天柱三寨位于茅坪之下游，从上而下依次清浪、坌处、三门塘，分别距茅坪约3.5公里、5公里和7公里，清浪居南岸，坌处、三门塘居北岸。
天柱县是清水江下游建置较早的县份，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其建县的意义，清康熙《天柱县志》如是说：
天柱自建县后，至清雍正初，均属于湖广省靖州所辖。雍正五年（1727）改属贵州黎平府，雍正十一年（1733）继改属镇远府。
天柱县属三寨中，坌处是清水江沿岸较早接受封建汉文化的村寨之一，其历史似乎比天柱县还早。早在明万历中期，该地头人便以叛闹形式向官府要求“输粮附籍”“建县当差”，对天柱建县起到促进作用。当成为朝廷子民后，又极力摆脱“苗人”身份，融入汉人群体之中。
茅坪等三寨情况与坌处却不一样。有明一代都为“蛮苗”，分别为黎平府赤溪湳洞、湖耳长官司辖属。在平定吴三桂的战争中，赤溪湳洞等长官司表现不佳，以致事后奉命来黔料理土司事务的兵部侍郎库勒纳很有意见，康熙二十三年（1684）将该长官司革除，茅坪、王寨被划归黎平府直属，而卦治仍归湖耳司。在坌处人看来，茅坪、王寨、卦治虽同属一省（湖广），且为近邻，但系极其落后、甚至“不粘王化”的“苗人”，因而耻于与之为伍。
淹没前的清水江（姜绍明摄）
电站淹没前的远口集镇（秦秀强提供）
在木材贸易开始的年代里，下游少数水客只需上到湖南的托口和天柱的远口、坌处等下游一带便可得到所要的木材。后来，随着木商增多，下游地区木材渐不能满足需求，木商们就不断往上游探进，茅坪、王寨、卦治等清水江林区边缘一带于是成了水客采购木材的最佳地点。那时，沿江各村寨均能享受木材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大家相安无事。进入康熙以后，木材贸易的中心逐渐上移到了茅坪等三寨。清水江带来的源源木利就多归三寨人享受。这样就令曾经得吃过肉、但此时只能喝残汤的坌处等下游村寨人不满，他们亦欲瓜分江利。到嘴的肥肉遭别人抢夺，茅坪等三寨岂肯罢休，于是群起捍卫。这样就上演了这场争江大戏。
争江在清顺治年间即已开始，但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在平定“三藩之乱”后不久。平乱期间，沅江流域是重要战场，江道因而塞多畅少，木材贸易停顿。战争结束后，下游皇商、木商蜂拥而至，且纷纷越过木材资料稀少的坌处等寨，径直到位于林区边缘的茅坪等三寨采办木材。对此，坌处等下游村寨十分不满，遂谋求反制。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坌处头人王国瑞、王门塘头人王繁芝等联合清浪以下至湖南托口100多公里沿江18个村寨（天柱坌处、清浪、三门塘、菜溪、新市、远口、鸬鹚、中团、兴隆、牛场、埂洞、白岩塘、江东、金鸡、巨潭、瓮洞，黔阳的金子、大龙、托口）设置关卡，号称“十八关”。凡过关木排，雁过拔毛，按排抽银，令木商叫苦不迭。这是十足的病商行径。“三帮”木商遂与茅坪三寨头人联合赴长沙偏沅巡抚部衙门控告，巡抚部随即令靖州派兵将“十八关”拆除，并对相关首人进行责罚。茅坪、王寨、卦治头人遂抓住官府对坌处等寨有怒气的机会，联合到黎平府活动，请求允许茅坪、王寨、卦治三寨开歇店接待木客，答应每年交“规仪”银十二两，得到府官许可。
对于此事，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682—1686）任天柱县知事的贵州普安县人王复宗，在其主编的《天柱县志·风俗》中隐约提到：“余治凤城之明年，为木植之役，纷驰岩壑间，见夫火耕水耨，宛若邠士之遗服。”而道光八年（1828）刊立的清浪“漂流木植清赎碑”则记载稍详：
因“客苗乱行”和茅坪人“财多讼能”而“失江坞”，坌处等寨人不服。过了22年，康熙四十六年（1707）春，坌处等寨人在贪腐知县的怂恿下，以完纳鸬鹚关三十两木税为名，又擅在坌处、三门塘、菜溪、瓮洞等处设关卡，大肆征收木税，中饱私囊。“五勷”木商田金展、伍定祥等于是又跑到长沙向巡抚部院控告，巡抚赵申乔大为恼怒，立即令靖州将诸非法关卡强拆，对有关人员惩处。为杜以后以完纳木税为由再演故技，赵申乔还申请户部同意，将鸬鹚关的三十两额定木税改到辰州关完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一份赵申乔签发题为《禁抽江勒索示》的告示，证明了这一事实：
雍正七年（1729）“开辟”苗疆行动开始后，茅坪等三寨成为扼控苗疆的东面据点和沟通东西南北的水陆交通枢纽，各种徭役较前大为繁重，三寨人遂提出开行“当江”，收取江利以作为承担繁重徭役负担的弥补。加上为筹措“开辟”苗疆的饷资，贵州巡抚张广泗等遂批准茅坪等三寨设立江市，事实上承认了茅坪等三寨的木材贸易主体市场地位。
经武力“开辟”之后，千里苗疆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为恢复苗疆的经济，张广泗等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希望通过贯穿苗疆的清水江和新设“三江”的桥梁纽带作用，将苗疆与下游汉区联系起来，使苗疆丰富的木材等资源得以外销，让广大“穷苗”得以资生。张广泗在乾隆初年向朝廷上的《议覆苗疆善后事宜疏》中认为，苗疆经常生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周边不法汉人和“熟苗”进去滋扰和鼓动所致。为免使刚建立起来的苗疆社会秩序不受破坏，苗民刚得到的些微利益不受到影响，于是实行一系列新政策，取消苗疆所有粮赋，使官吏和苗民无需接触；不许汉苗杂居，不许汉人入苗疆置产业，甚至严禁周边汉人和“熟苗”进入苗疆。这些政策，既是民族隔离政策，也是民族保护政策，目的是让刚“开辟”的苗疆免受外界滋扰，让那里的苗民得以休养生息。
眼看茅坪等三寨“黑苗”一再获得江利，坌处等寨的上层势力坐不住了，于是不顾官府设置“三江”是旨在稳定苗疆的政策，也不理睬国家对牙行的严格限制，继续谋求取“三江”而代之，至少是与其平分江利。雍正九年（1731）“开辟”苗疆军事行动刚结束，坌处人王国良等便以茅坪等“三寨”私设牙行，擅收税费为名，控告茅坪“三江”，要求取消该江市，将江市改设在坌处。控告状呈到省布政司，布政使责成黎平府知府兼古州理苗同知滕文炯调查处理。滕文炯经一番调查后，认为前些年在茅坪等三寨设江市收取税费确系“开辟”苗疆非常时期之需要，“开辟”行动结束后，即不应再设“江关”。加上当时朝廷正在清理整顿地方牙行，严禁擅增牙行以免“苦累商民”。为减少麻烦，滕大人于是干脆“革去当江名色，听从客便”。也即不再刻意保护茅坪等“三江”的木材市场地位，而是由客商自由选择贸易地点，以免坌处等寨借以再起争端。
尽管“革去当江名色”，但买卖客商依然如前聚集茅坪等三寨贸易。茅坪等三寨人于是利用此有利条件，向省请帖开行“当江”。雍正十二年（1734），省布政司衙门正式批准给茅坪、王寨、卦治三寨开行“当江”的牙帖，三寨又正式成为“江市”。
乾隆四十二年（1777），贵州布政使司因苗疆的兵事结束，免去了茅坪等“三江”木税。坌处的游志安等见状，又向贵州布政使司申请开行“当江”，布政使司责成天柱县处理此事，天柱县知事王德龄以前朝即已裁定不许坌处“当江”“与苗争利”为由，驳回其请，还将游志安打了30大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