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文明的四个和谐关系

引言

1.梵净山佛教文化的特质：

梵净山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它起始于唐，初兴于宋，鼎盛于明中后期，辉煌于清初中叶，衰落于清末。梵净山是全国著名的弥勒道场，是与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道场、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齐名的中国佛教名山。作为全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著名的弥勒菩萨道场，供奉天冠弥勒是它有别于其他弥勒菩萨道场的显著特点。从梵净山佛教发展历程来看，这里既是辟支道场，也是弥勒净土道场；就宗派脉络而言，梵净山既有临济宗，也有净土宗，其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是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又一特点。

2.梵净山生态文明的定位：

梵净山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特质，无论是从静态角度还是从动态角度去观察和评价，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健康状态和良好趋势，绿色生态文明如此，人文生态文明亦如此。这是长期以来梵净山人的生态意识文明、生态行为文明，以及日益完善的生态制度文明等因素相互促成的综合效应，是梵净山良好的生态结构模式与铜仁大环境中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3.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文明和谐关系模式：

梵净山佛教文化是铜仁市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但它不是唯一的文化资源要素，因此，要构建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模式，就不能把佛教文化看成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更不能把佛教文化与铜仁市境内其他生态文明诸要素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看待，而是要大力促进佛教文化与黔东北民族文化、梵净山自然生态环境、铜仁市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梵净山历史文化大遗迹等生态文明形态相融相依、共存共荣。

推动这种理性关系的不断完善，需要铜仁市各族各界共同努力，实施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文明和谐，需要正确处理四个对应关系：

一、梵净山佛教文化与黔东北民族文化和谐共生关系

在黔东北地区，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出现远远早于佛教文化，其影响范围和深度也远远大于佛教文化，境内世居民族的口碑文献反映：仡佬、苗、土家等民族先民早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就先后进入梵净山区。千百年来，各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传承至今分布在铜仁市各区县的土家族花灯、傩堂戏、薅草锣鼓、茅古斯、唱山歌、祭风神、求雨等，苗族高台戏、傩特技、椎牛、颇果、花鼓舞、刺绣、银饰、接龙、滚龙、六月六、四月八等，仡佬族毛龙节、木偶戏、敬雀节、祭树神等，侗族的咚咚推、唱大歌、赶坳、吹箫笛、屯锣表演等就是本区域民族文化的代表。这些民间文化艺术形式，是各民族劳动大众一代又一代人创造和总结出来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重要的物质财富。

梵净山佛教文化自传入之时起，就与黔东北境内民族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涌现过大量有关僧俗众生相濡以沫的事迹，当中既有各族民众协助僧尼弘宣法教，甚至牺牲生命护卫著名僧侣、保护梵净山佛教财物的故事，也有僧尼慈悲为怀救助黔东北各族民众的感人故事。在文化交流方面，由于佛教的传入，梵净山区域各族民众的许多宗教信仰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方面，在某些程度上还保留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内容的原始多神崇拜形式，另一方面，吸取了佛教作为典型宗教在仪轨程式化、神灵系统化、音乐规范化等方面的优点，从而极大地增强了铜仁市境内民族民间艺术的表现力和震撼力；另一方面，世俗大众作为佛教活动的重要服务对象，僧尼人士除了在固定的宗教场所内开展常规的礼佛课诵之外，还根据信众的要求有针对性地施行以超度、皈依、洗涤、劝诫、赦免、祈福等为目的的各种佛事活动，由于一些僧尼人士本身就来自于铜仁市内乡间，他们与来自于外地的僧尼常常就黔东北各地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交流切磋，因而在施行上述佛事活动的过程中，僧尼人士主观上不会做出违背民众意愿、突破民间禁忌的事情，有的佛事活动还主动加进了一些与当地民间信仰相关的行为，这种佛教活动世俗化的现象，满足了当地民众原有精神信仰和民俗习惯的需求，这就使得信众的生活焦虑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疏导并走向缓解，也使得少数民族群众的原有信仰受到应有的尊重，这不仅体现了佛法包容万千的宏大气度，也展示了僧尼人士高尚的人品法德，从而提升了广大信众对僧尼人士的信赖度，使民众感受到佛教文化的感染力及佛教从业人员的特殊亲和力。由是，人们的思想行为从佛教精神中受到感化，这使得佛教文化与民族文化和谐相处、宽松包容的环境氛围在黔东北广大民间十分浓烈，这在客观上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缩短了不同群体之间信仰认知的差异，淡化了民间信仰宗教体系之间的界线，形成了具有黔东北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人文生态景观。

弥勒思想的净土观，原本就重在观照人世社会，寻求和营造清净世界，终极目标在于净化人的思想，促进社会和谐，开辟大同乐土。铜仁市委、市政府大力推动的保护民族文化，开发文化产业战略，本身就是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举措。佛教文化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保护与利用在黔东北大地上又一次找到契合点。因此，在推动佛教文化与黔东北地区民族民间文化和谐共和的过程中，不能顾此失彼，既要留足佛教文化拓展的空间，正确引导宗教界人士理直气壮地弘扬佛教中与人为善、与自然为伴的朴素的、合理的哲学观念和人际相处原则，让佛教教规教仪中合理的文化因素成为现代社会人心向善、风气向好的引导能量。与此同时，又要给予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保护、展示以相应的平台，加强民族民间文化挖掘、整理、保护、利用的工作力度，加大对文化产业的研发力度和资金投入，使民族民间文化不仅成为一种精神凝聚力和信仰坚守力，也成为民众增收致富、改变落后面貌的有效途径。

总而言之，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与弘扬正信佛法以引导人心向善、风气向好的佛文化宗旨不仅不矛盾，反而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因此，推行和实施梵净山生态文明和谐战略，大力促进梵净山佛教文化与黔东北民族文化和谐共生，并以此推动梵净山大环境的生态文明和谐发展，不仅完全可行，而且十分必要，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战略工程。

二、梵净山佛教文化与梵净山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依关系

梵净山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成员之一。在当今世界各地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的境况下，梵净山的自然环境和森林生态系统基本上保存了原始的状态，成为地球同纬度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得最为完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这个自然生态系统主要包括：一、种类繁多的动物群体，已经发现的陆栖脊椎动物有300种4个亚种，其中兽类57种，鸟类69种4亚种，两栖类34种，爬行类40种，有不少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种类，仅兽类就有11种是国家列为保护的珍贵稀有动物；二、种类丰富的植物群落，有植物种类277科、795属、1955种，其中不少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这里森林植被生长茂密，覆盖率达90%；三、独特的地质资源，梵净山的地质基础形成于前震旦系，裸露的地层包括各个地质时期的地质构造层，其中，下古生界的震旦系、寒武系、志留系地层，上古生界的泥盆系、二叠系地层，以及中生界的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地层最为完整和独特；四、优越的气候条件，这里年平均气温介于5.0-17.0℃，1月均温-3.1—5.8℃，7月均温15—27.4℃，具有显著的中亚热带季风山地湿润气候特征，气候垂直变化多样，有明显的垂直气候和植被带谱。此外，梵净山的水文条件、微生物系统都各具自身特色。

梵净山作为全国第五大名山，著名的弥勒道场，与它相依相伴的是一个庞大的自然基因库、动物乐园、植物王国、地质宝库、气候标本馆、水文陈列室，造物之神的这种巧妙安排，本身就成就了一组珠联璧合的绝配，是自然遗产和人文遗产的最佳组合。它不仅是铜仁人民、贵州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人类共同享有的珍贵资源！

入山礼佛参禅，随时随地都会际遇顿悟或者渐悟的机缘，不经意间迎面而来的自然造化奇观，会突然给人以醍醐灌顶的警醒，或触发人心灵深处的遐思。面对神奇旖旎的佛光幻影，变化万千的风雨雷电，波涛汹涌的云海雾景，高深莫测的地质奇观，会让人不知不觉地把名山古刹中庄严肃穆的佛界，与个人内心深处境遇迥异的禅境进行交融与互动。深刻体味并融入这一过程，人人都会成为智者、仁者，会真切看到自身的渺小，感悟到自然万物的崇高博大。这时候，思维原野上摆放的一定不会只有无足轻重的小我，而是雄浑壮阔的大我，是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是生机盎然的大自然甚至是无穷无尽的宇宙。

置身梵净山，便是把自己安放在一间没有边际的禅房内，山是具象化的佛，呈现出一派庄严与静美，佛是空灵化的山，能感悟到震撼心灵的和谐之美；礼佛，似乎是在膜拜眼前的这座山，看山，却又似在供奉心中的佛。无论是朝佛还是观景，对于身临其境的人来说，有时会是一种巨大的考验，总感觉到是在一面大自然铸成的镜子前，时刻面对着内心灵魂的敲打。这便是梵净山给世人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题，是另一种境界的禅！

自佛教传入梵净山区以来，佛教就是保护梵净山自然资源和构建梵净山生态文明的重要力量。纵观历史，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兴衰与梵净山自然生态的否泰，一直是息息相关的。梵净山僧界对梵净山的自然生态环境一直是呵护备至，关爱有加。著名高僧深持和尚修建天庆寺九重殿堂，不取灵山一木，不取灵山一石，是梵净山佛教人士保护自然环境的典型事例，而保存在梵净山区的碑刻、文书、书籍等类文献资料，便有很多是有关佛教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方面的记录，有的是僧人护林放生的事迹记载，有的是寺庙禁止乱砍滥伐的劝谕通告，也有些由政府制定梵净山山林管理措施由寺庙僧人执行的情况记载。这些文献是梵净山佛教文化与梵净山生态文明能量互动的最好证明，一方面，梵净山优美的自然环境给予了佛教文化栖身、延续、拓展的地域空间，提供了佛教理念外化、本土化的理想场地；另一方面，梵净山完美的自然生态因佛教文化的渗入而注入了一种清新的、唯美的人文因素，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精神力量。“寺缘灵山旺，山因宝刹名”，正是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文明和谐的真实写照。无论是认同“天下名山僧建多”，还是“天下名山僧占多”，其说法本身就已经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僧与山的不解情缘，在其他名山如此，在梵净山亦如此。

时代发展到今天，清晰的政策法规与规范的管理制度，使得“占”与“建”的活动，已不再仅仅发生在僧与山之间，更多的时候成为一种政府引导、民间参与的工作模式，这常常是一种规模较大、力度较强的行为。比如，近期在梵净山区域内正在规划和组织实施的“环梵净山‘金三角’文化旅游创新区”、“梵净山四大皇寺四十八脚庵复建总体规划”等，就属于规划巨大、投入较多、影响深远的特大型工程项目。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能否理性地“占”与科学地“建”，成为梵净山佛教文化与梵净山生态文明是否和谐相融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如何科学合理地“占”与“建”，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大问题。在某些时候，如果有必要，应对一些规划的内容及实施行为进行适当修正和调整。笔者认为，现阶段有必要对梵净山的整个生态环境状况进行再评估，得出接近真实的现状结论，依据这一结论，或可将梵净山自然生态版图大致划分为三个圈层，即梵净山自然生态密封区，佛教文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圈层、文化旅游创新圈层。在自然生态密封区内，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主要目标，不允许有任何的建设开发活动，即使历史上曾有过建设开发活动，亦不允许复建，使这一区域成为人类开发活动永恒的禁足区；在佛教文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圈层内，突出佛教文化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保持和展示佛教“清修”、“静养”、“无争”“绝尘”的本真状态，杜绝喧嚣，拒绝功利，基本保证这里的佛教活动与尘世无太多的牵扯，成为全国顶级甚至具有世界影响的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文化传承基地，梵净山原有的皇寺之一部分，可以摆放在这一区域，但在复建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古建筑复建的原则，坚决杜绝粗制滥造；在文化旅游创新圈层内，可以引入各种文化与非文化的元素，佛教与非佛教的因素，梵净山原有的部分皇寺及全部的脚庵建设、使用、营运活动可分布在这个圈层内进行，主要功能是进行“开发”、“创业”活动，目的是铸造品牌，汇聚人气，开辟财源，解决就业，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总之，促进梵净山佛教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的重点在于保护自然环境，要避免在新建、复建工作中出现“遍山寺庙钢筋铸，满地路道水泥浇”的状况而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三、梵净山佛教文化与铜仁市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谐共荣关系

《铜仁府志》上说：“天生梵净，地涌两江，福佑黔东，恩惠万民。”点明了梵净山与铜仁境内各族人民的生息、繁衍、发展、进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历史上，梵净山佛教的兴衰，时常成为铜仁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状况的风向标，一旦梵净山区匪患猖獗，寺毁僧逃，与之对应的是黔东北大地必定是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社会状况；而动乱的社会状况，又往往会加剧梵净山区的匪患和对佛教文化设施的破坏程度，同时也对周边民众的生产、生活甚至日常出行造成极大的干扰。可以说，梵净山佛教与铜仁广大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关系。

铜仁建府以来的六百年间，官府在梵净山生态环境和佛教文化的管理、经营力度，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显得不均衡，但从未中断，其中影响较大的活动有四次：一是明朝隆庆至万历年间，梵净山东部腊尔山、苗王城苗民大起义及播州土司（遵义）杨应龙叛乱，祸及梵净山，“既自播乱之后，传闻四方，往来朝觐人稀，非复日盛”（《敕赐碑》），神宗皇帝于万历46年（1618）“以故天哀名山之颓，而赐以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敕赐碑》），并赐佛经两部，责成各级官员亲往督查，使梵净山形成了“一大正殿、四大皇寺环山分布”的格局；二是明末清初之际，部分抗清志士逃逸藏身梵净山，清王朝在追杀和招抚反清人士的同时，对梵净山进行敕封并重建，除扩建明代“一大正殿、四大皇寺”而外，还增建了“四十八大脚庵”，使梵净山与峨眉山、鸡足山共称西南地区三大佛教名山；三是清乾隆、嘉庆年间松桃苗民石柳邓义军开辟了石梁——乌罗——梵净山道路，据险倚隘与官军周旋，在梵净山区坚持12年之久，致使梵净山寺庙遭受严重损毁，道光年间，官府改接引殿为天恩寺，改通明殿为报恩寺，扩建孝慈寺，并重塑金顶弥勒、观音铜佛像等；四是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梵净山区的号军起义及随后的严重匪患，特别是铜仁“红号军”首领赵子隆打出“真主出生，弥勒降生”口号，在梵净山三角庄建立根据地，与思南荆竹园“白号军”呼应，次州掠县，咸丰帝饬令川、黔、湘三路清军“痛加歼洗”。光绪元年（1875），太平天国军余部刘胜率20余人持洋枪入山，自号“黑地大王”，赶杀僧尼，四处劫掠，致使梵净山“寺院及诸菩萨俱为灰烬，尔时僧众风散云流”（《重修朝阳寺碑》），贵州巡抚岑毓英亲往率军督剿，在梵净山隆参和尚引领下，于次年（1881）肃清刘胜匪帮，之后奏请移松桃协“都司营署”至梵净山护国寺，移都司以下八汛环山分守，对梵净山实行长达30多年的军管，又移铜仁县于大江口，控制铜仁上关码头（后改为江口县），还令隆参和尚主持重建梵净山佛事，“于是重新募化，依旧修建。创修镇国、水源、明珠等寺，复修回香坪、明镜山各庵，新开老金顶，整新金顶，九皇洞各殿。斯时庙宇辉煌，神像皎洁，较以前尤甚，信善男妇，朝拜士民，比上年更多。”（《隆参和尚纪功碑》）

由于历史的局限，官府对梵净山佛教的管护、经营活动，都只是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实施的临时性措施，目的是利用佛教对民众进行安抚和麻醉，以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根本未触及梵净山佛教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领导群众开始了对梵净山自然资源进行有序管理，1954年，总参部全面开展对梵净山地形地貌的实测工作，随后建立了相应的管护和科学观察机构。改革开放后，思想禁锢被打破，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复兴迎来了春天，梵净山佛教与黔东北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当前，铜仁市进入加快全面小康建设的关键期、发展方式转型的机遇期、工业化的提升期、城镇化的加速期，市委市政府大力倡导的“梵天净土，桃园铜仁”理念，以及全力推动的“创武陵之都，建仁义之城”工程，都是促进环境美化、人际和睦、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一系列重要举措，这与梵净山佛教文化特别是弥勒文化追求的精神境界殊途同归。各级各部门在推动这一建设工程有效实施的过程中，要把促进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共荣，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目标。正确面对社会力量在参与梵净山区佛教文化推动和活动中相继出现的修持型、功德型、经济型、文化型、园林型等发展模式，研究解决梵净山佛教复兴、梵净山生态管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梵净山产业经济；对不同阶层、不同渠道、不同方位形成的“信仰共同体”、“功德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建设共同体”、“管护共同体”之间的矛盾纠纷要妥善处理、积极疏导；要充分利用梵净山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成员、“地球同纬度上唯一绿洲”、“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中国十大避暑名山”、“生命遗产保留地”六大桂冠，加之周边聚集着麻阳河、乌江画廊、铜仁锦江、九龙洞、思南石林、石阡温泉、石阡佛顶山等一大批融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着力打造以梵净山为龙头的全市文化旅游产业高端品牌。切实解决佛教文化设施总体滞后，文化旅游发展方式比较粗放；管理的体制机制不顺，投入严重不足，投资渠道单一，文化产品开发力度不够，旅游人才缺乏等综合因素制约的问题；要提升“梵天净土·桃源铜仁”对外形象，加快梵净山文化旅游经济圈的建设进度，加快推进“三化同步、一业振兴”，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突破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壮大经济规模，保障改善民生，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为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把梵净山打造成集生态文化、佛教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养生文化为一体的国际知名国内著名的目的地，使梵净山佛教文化在构建铜仁市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实现梵净山佛教文化与铜仁市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谐共荣。

四、梵净山佛教文化与梵净山文化遗迹群落和谐共存关系

梵净山文化遗迹群落分布广泛，时间跨度大，具有多样、丰富性、密集性等特点。在学术上，人们通常把占地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的范围较大、有居民生活、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可移动的地下文物遗迹群落称为大遗址。在这个意义上说，大梵净山（整个黔东北区域）实际上就是一个特大型文化遗址。如果按照类别划分，这个大遗址所包含的文化遗迹群落，有这样七个大类：一是佛教文化遗迹群落。梵净山山体内分布的寺庙总数达数百处，著名的有天庆寺、朝天寺、天林寺、镇国寺、承恩寺、水源寺、朝阳寺、回龙寺、罗蒋寺、大佛寺、报恩寺、镇国寺、丹霞寺、万佛寺、回香坪寺、天池寺、香山寺、坝梅寺、丹霞寺、万佛寺、回香坪寺、太平寺、明珠寺，等等。这些寺庙历经数百年乃至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加上兵火战乱，绝大多数已经不复存在，大量的是以遗址、遗迹、遗物留存下来，它们中有古刹名寺的颓垣、废墙，散落在野地的断碣、残碑，风雨削蚀中的摩崖、石刻，损毁了的古塔、经幢遗址，年久失修的僧墓、佛龛等等。

二是远古先民活动遗存。松桃木树虎渡口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沿河洪渡等地的汉代墓葬及砖窑、锦江流域马岩施滩遗址、岩董遗址等地的商周文化遗存，都说明了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以降，梵净山区就有各族先民在活动。三是交通运输遗迹群落。它们中有古道遗迹、驿站遗址、古桥梁、古航道、古码头、涵洞等。《松桃厅志》（道光）云：“每岁夏间，朝礼者远近几万余人，川楚之民咸在焉。”《思南府续志》（道光）云：“六月中，远近男妇烧香顶礼者不下万人。”这些朝山人士从不同方位上山，他们有的沿袭古道，有的自行或出资开辟新路；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出于运送梵净山区土特产如兽皮、木材、蓝靛、药材的需要，人们往往要开道路，架桥梁，疏航道，修码头等，当这些土特产耗尽之后，这些交通运输设施就废弃不用而成为遗址、遗迹了。四是商业文化遗迹群落。它们中有梵净山名产特产种植养殖园地、加工作坊、采集场地、经营销售场地（古商号、码头、仓库等），古街道等。据民间反映，金顶正殿承恩寺一带，每当进入朝山季节，人流如潮，山民在此卖食、占卜、出售药材，宛若市井，故承恩寺附近被称为“老街”。梵净山东南麓冷家坝曾经“赶百日场”（天天有集市），就说明了梵净山区商业的繁荣。五是战争军事遗迹群落。它们中有古城堡、军事管理衙门遗址、碉楼遗址、哨卡遗址、攻防掩体遗址、兵营遗址、枪械修造遗址、弹药采集遗址，等等。梵净山区曾长期发生战乱，给佛教文化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特别是明年中后期松桃及湘西的苗民起义、黔北播州（遵义）杨应龙的叛乱以及清朝中后期太平天国余部刘胜入山为匪等事件，此外还有大革命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期间，都留下了大量的战斗遗址和军事遗迹。六是民众日常生活遗迹群落。梵净山山体内大量分布着各个历史时期梵净山民众生息、繁衍、生产劳动、劝导教化、休息娱乐的遗址。这些遗址的产生，主要原因是历史上频年不断的匪患所致，“寺院及诸菩萨俱为灰烬，尔时僧众风散云流”（《重修朝阳寺碑》）。“环山居民遭此劫杀，杀绝者不下七百户，杀葬者何此四千余命”（《镇国寺碑记》）。由于匪患干扰、猛兽侵袭、自然环境恶化等原因，原生活在梵净山区的民众迁徙他处，留下了大量的生活遗迹。七是红色文化遗迹。梵净山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山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贵州高原上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即1934年由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创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黔东特区，就屹立在梵净山麓的周边的印江、松桃、江口、碧江区等区县，红军以及后来的人民解放军梵净山区进行革命斗争，留下了大量的遗迹、遗物。此外，还有大量的自然地理遗产群落，如上古生界的泥盆系、二叠系地层，中生界的三叠系、白垩系地层；珍稀动物群落，如国家保护动物黔金丝猴、红腹角锥、红腹锦鸡、白冠长尾雉和大鲵等特种生息群落；珍稀植物群落，如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珙桐等21种，这些作为世界上罕见的生物资源基因库，是非常稀缺的自然遗产。

这些遗存、遗迹群落，构成了梵净山历史文化与自然地理大遗址，成为梵净山珍贵的实物资料和信息源泉，不仅在研究梵净山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自然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们自身同时也是梵净山佛教文化、民俗文化、社会资源、自然景观的重要部分，是旅游开发、科学研究、社会教化、审美观赏的重要对象。

基于此，我们在推动弘扬梵净山佛教正信佛法、挖掘宗教信仰正能量，打造梵净山文化旅游品牌的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历史、敬畏自然、延续文化脉络，不能把佛教文化和与之长期依存的梵净山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大环境割裂开来，甚至不顾珍贵文化遗址、遗迹的存在，强拆乱建，做出一些类似于“拆除旧寺建新庙，挖开古墓建新阁”这样的愚蠢行为。实际上，这些遗址、遗迹，本身就是梵净山大文化包括佛教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固化了的历史，是封存了的民俗，是浓缩了的大自然。它们与深邃的佛教文化，生动活泼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具有上下承接、互为表面、相互补充的作用，能够让现存文化形态及自然景观的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影响更加深远的有力工具。

要促进梵净山佛教文化与梵净山历史文化遗址、遗迹的和谐共存，首先要做到“摸清家底”，就是要把不同类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不同自然环境中产生的遗址、遗迹调查清楚，将掌握到的资料进行科学分析，得出可靠的信息数据和结论；其次要做到科学规划，就是要按照弘扬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基础设施扩容需求，在保护大遗址及珍贵遗迹的前提下，提出建设和保护构想，并多方征求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统一制定观念新颖、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规划方案，然后精心组织实施，使在梵净山内推行的每一项计划，实施的每一个工程，都要成为保护历史文化，促进生态文明的优质工程。

结语

综上所述，构建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文明和谐，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程，需要荟萃民众智慧，集中社会各界力量，精心准备，合力推动，通过在梵净山实施四个对应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四轮驱动”战略，形成一种梵净山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机制，促进佛教文化与黔东北民族文化和谐共生，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依，与铜仁市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谐共荣，与梵净山历史文化大遗址和谐共存，以此构建一个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文明和谐的新铜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