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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梵净山佛教的“巫佛”特色
所属图书:《铜仁生态美 梵净天下灵》 出版日期:2015-06-01 文章字数:7702字

试论梵净山佛教的“巫佛”特色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与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相融合,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在不同地区,中国化的佛教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贵州铜仁梵净山佛教就是独具地方特色的宗教文化现象。

一、民族的迁徙与原始巫术信仰

梵净山位于贵州省东部的铜仁市。铜仁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大多是从荆楚和巴蜀迁徙而来。铜仁地区聚居着苗族、侗族、土家族、仡佬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他们各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如苗族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蚩尤,在炎黄大战后,苗族迁徙四荒,其中南迁的蚩尤遗民先后到达长江流域,建立过“楚”、“吴”等政权。楚自称蛮人,“不与中国之政”,松桃和印江苗民大约在战国末期和秦汉之际,为逃避战乱先后从荆襄经由湘西或经由巴蜀进入铜仁地区。苗族的迁徙史在松桃苗族世代相传的古老歌谣中有所叙述。侗族秦时称为“黔中蛮”,汉代又称“五陵蛮”或“五溪蛮”。土家族的先民是古代的巴人,以白虎为图腾。巴曾为周封的“子国”,战国时楚国进攻巴国,巴国战败,一部分巴人逃到五溪流域后称“五溪蛮”。“改土归流”之后,汉族人才大量迁入。这些古老的民族迁入铜仁梵净山一带后,也带来了自己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其主流信仰是巫术。

巫术起源可追溯到伏羲、神农时代。巫的法术是偶像崇拜仪式。《竹书纪年》记载:“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 [1] 黄帝曾作“蚩尤形象”的画像或图腾,是绘制或雕刻在木板上的仪仗;黄帝的偶像是圆雕的木偶,左彻有“借尸还魂”的用意。《拾遗记》记冀州之西有一个曾为黄帝所表彰的“孝养之乡”,是蚩尤的后代,其风俗是“有亲死者,刻木为影,事之如生” [2] ,为天下万国钦佩仰慕。

偶像多是为死者所作,象征死魂灵,供生人祭拜。祭拜的偶像既有族团的英雄,也有战士形象,更多的是祖先偶像。偶是鬼神,神秘不可测、神圣不可辱。

巫术的主要仪式是傩仪。周代即有“大腊”和“大傩”的国祭大礼。“大腊”与神农祭祀有关。“大傩”是由专司祭祀的巫师“方相氏”主持的驱鬼逐疫、消灾除难的祭祀活动。这两种宗教活动在当时是全国性的全民狂欢节。

“傩”从“人”。“难”的繁体字左边是“人牲”,是古代以人为祭品的遗迹,右边为“鸟”;“亻”指从事傩事的巫者。“傩”就是祭祀“挚鸟(雕)”的巫师。傩也称“鸟傩”,傩事的源头应该是祭祀少皞鸟图腾、也就是炎帝的巫祠活动,是“傩”的滥觞。

傩是祭祀的活动,用祭品享神。商人有“人牲”的陋习。殷墟遗址博物馆有一件青铜甗,甗内有一完整的人头骨。甗是蒸煮器,上层为甑,炊具,下层是鬲,即灶,中间有算子。甗是蒸煮人头用于傩事中献祭的专用礼器。殷墟同时展出了一件青铜面具的复制品,当是商代司傩神庖的面具。《宋史》记载,淳化二年(991)湖南麻阳、凤凰一带的土家人仍有杀人祭祀鬼神的风俗,“朝廷以其远俗,勿令问。” [3]

考察古今傩面,大多不是写真人的面孔,而是更具威慑力和神魔力的虚拟的“鬼”的形象,狰狞的面目或许来自“牲人”被宰杀时的灵感,目的是要感动生人,威慑更多的敌人和厉鬼。

苗族地区盛行“还傩愿”,在苗族东部方言中称作“撬奴”,流行于湘西、湘西南、黔东及渝东南、鄂西等广大苗区。凡遇人口欠安、五谷不丰、六畜不旺、财运不佳、口角纷争、怪异现象及其他灾异,经巫师卜知犯了傩神,就要举行酬傩祭典,所谓“一傩冲百病,一愿了百神”。所祭之神为始祖神傩公、傩母,也称东山圣公、南山圣母。按所求内容分为消灾愿、求子愿、求福愿、求寿愿、平安愿、桃花愿等傩礼。

苗族地区称一尊大傩神为“东山圣公”,是指太皞伏羲氏。荆州战国时期楚国的木鸟人也是“傩”的形象;傩面具与三星堆“铜头铁额”同出一源,都是蚩尤的面具。文献释“傩”为驱疫活动,是傩事的本质;傩的道具“傩面”在唐代社会仍十分流行,但已经淡化了宗教意义而赋予了更多的娱乐色彩,后来演化成舞台上粉墨涂抹的“脸谱”。中国戏剧脸谱今天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透视出傩文化的丰富多彩,是炎黄时代巫鬼教的活化石;民间称作“蚩尤戏”的“杂技”和“魔术”之类的表演,是适应人们信仰需要而逐渐增加、丰富和改造的傩的内容。傩事中众多职司的傩神的参与,如菩萨傩面、佛教护法神等,反映了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层面的诉求。

“傩”事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遗存。铜仁地区的德江、松桃、江口以及相毗邻的湘西凤凰、花垣等地是侗族、土家族和苗族聚居地,这里就是“避秦时乱”的武陵桃花源,至今保存着完整的传统“傩堂戏”。傩堂戏表演的是驱疫、避邪、祈福、纳吉的歌舞,这种歌舞是原始祭神仪式戏剧化的表现。

古文字学家普遍认为两个“工”呈十字交叉的甲骨文图形是“巫”的雏形,是由筮草、桃木和玉石之类的灵物,制作或排列而成的特殊工具,用于巫事活动。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上就发现过这种图形,郭沫若先生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4] 然而田野考古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使用器物。最早的巫的图形很可能象征面具(或纹面,或头饰的动物皮上的花纹,如虎皮),与文字形成后的“田”字表意相类,也与“工(壬)”、“王”、“卍”等的功能相似,表示抽象化的“巫”。这些对称的几何图形是在巫事活动中用于刻划或图画的“符”,是巫的重要标识,指事,而不一定是具体的器物。如铜仁地区的苗族大巫师在水面上虚空划“十”字,以示施符。

巫者交通鬼神,是鬼神的化身和代言人,是“以舞降神”和“绝地天通”的通灵的人,掌握着祭祀、医药、预测、决疑、建工和文化传承等特权,帮助氏族成员实现如生子、健康、丰收等愿望。巫者纹面或纹身扮演鬼神,最初由部落首领“王”或“帝”担任,之后衍变出许多专门的职业“工”,并为巫工家族的人所世袭。巫又分“祝”、“史”、“医”、“亚”等,即所谓“百工”,都是巫者的具体职分。陈梦家谓:“祝既是巫,故祝史、巫史皆是巫也,而史亦巫也。” [5] “太史”也是巫的一种“分工”。

伏羲是大巫。伏羲称谓很多,如“虑羲”,“虑”的甲骨文作,图形上部是“巫”,后演化为“虍”,取巫者的头饰。梵净山土家族的白虎崇拜应该是对伏羲的纪念。

《九歌》即楚之巫歌。巫的仪式除了巫舞,还有巫的道具“符”、巫的唱词“咒”和“颂”、巫仪式的进行“曲”和配乐、巫者的肢体表演“戏”、巫者的法术,即“巫术”。巫术是不同目的的巫事内容,有娱神、请神、解梦、祛灾、求雨、治病、算命、走冥、招魂,等等。巫的唱词在贵州土家族、仡佬族聚居区的村寨中仍有部分的保存。“哭嫁”是一例。哭的名目很多,尚有诅骂媒婆和婆家的“巫咒”。今天的汉地农村也广泛流行“哭嫁”的风俗,即是“巫歌”的遗存。

巫的表现形式很多,如“巫蛊”。“蛊”是“谷”之生虫,谷化飞虫乃不可思议之迹,古人神异其变,遂以为害人之术,即“放盛”术。“蛊”的甲骨文就是杯中有虫。应劭《风俗通义》有“杯弓蛇影”的故事,反映了东汉时人们对“蛊”的恐怖心理。汉代的“巫蛊”多在布偶或木偶上书写仇家姓名或生辰,用针扎或埋于地下诅咒,极其恶毒恐怖。今日民间仍有巫蛊的遗存。在湘西苗区,“蛊毒”无形无影,传说放蛊术由“蛊婆”家族世代传承,且蛊附女巫自体,被施以蛊毒的人如不能及时解除会肠暴而亡。如寨中有人患病,病家会指桑骂槐诬赖“蛊婆”下蛊。“骂词”似乎也是“巫词”,蛊婆因惧怕骂词而收回蛊毒。

“巫诅之词”在战国至秦汉十分流行。道家常用“急急如律令”就是假请神力实现人的愿望的“巫词”。《后汉书》记明帝时楚王刘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明帝盛赞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与神为誓”是巫的咒语,即巫誓,可见明帝实际上是在提倡巫术,佛教最初被视为神仙之术传播。《后汉书·西域传》记:“楚王英始信其术(佛教),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祠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6] 佛教最初是以巫术的面目融入中国社会的,在汉代曾经有一个“巫佛”的时代。而这一特色在梵净山地区仍然存在。

流徙的部族首领因为同时是祭祀的巫师,于是将巫文化融入到迁徙地的本土文化当中,从而得以发扬光大。而神权失去了政权就形同丧家之犬。在中原,巫者在民间的传播只能靠“江湖卖艺”,凭借世袭的手艺遍走四方,分散独立,行止无定、随缘而居,他们是长期受歧视的另类,被正统的儒家归入职业“下九流”。然而他们没有舍弃这一传统文化,巫在中原民间仍然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今称为巫的地名遍布全国,反映了图腾迁徙的广泛性和巫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湖南有巫州(今属怀化市)、城步县有巫山和巫水,重庆有巫山、巫峡,山东肥城(今为济南市长清区孝堂山)和烟台等地都有巫山。 [7] 巫术在今天的梵净山地区仍然十分兴盛。据说巫师的继承人都是“通灵”的异人,是天生的巫者,无需培训就自然通灵。

孔子对“巫”是极其反感的。按《孔子世家》等的记载,鲁定公十年,齐鲁国君约会于夹谷,孔子以中都宰兼司仪的身份随鲁公赴会。两国君主入席就座后,齐国的司仪为了表示欢迎、营造轻松的会谈气氛,首先安排了土著的莱族女巫上场歌舞,由小矮人配合表演搞笑的节目。孔子看了怒不可遏,斥其夷狄之乐、恶其群魔乱舞,竟下令将女巫当场斩杀肢解,可怜这些女演员不一会儿就“手足异处” [8] 。子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之事敬而远之。孔子整理先代典籍就对巫的内容作了删节,又经秦皇焚书,巫术大部经典荡然无存。汉尊儒术,巫完全退出政治庙堂而走向江湖舞台,从而在民间,特别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延续与发展。今天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几乎都有集体性的大型节庆聚会,期间载歌载舞、昼夜狂欢,是对传统巫文化的继承。

二、凤凰·九龙·梵天净土

梵净山是铜仁地区各民族朝拜的神山、圣山。“凤凰山”和“九龙山”等山名地名,是对炎文化,即伏羲、神农和蚩尤等祖先崇拜的图腾记忆。

凤凰、九龙等名称起源于远古时代的“邹屠之地”。山东济宁任城区有“凤凰台”,是一座高十余米的封土堆。唐李太白长期客寄任城,称此“太昊之遗墟”(《任城县厅壁记》)。1986年考古队进行实地调查与试掘,在台的南侧发现龙山文化至商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层,出土少量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片和大量的鹿角。

“凤凰台”也称“风皇坛”,是太皞风姓四国之一的任国的祭祀坛。今台下有任姓、龚姓、巩姓等人家,或是古老的主祀太皞的原始居民。邻近的巨野县也有“凤凰台”,南旺镇阚城附近有“凤凰岭”,东平县亦有“凤凰岭”,是“风皇陵”之讹。梁山、嘉祥、泗水等县还有“凤凰山”。这些“凤凰”都是指“风皇”。邹屠之地称作“凤凰”的地名很多,这些遗存大多是蚩尤及其后人祭祀炎族始祖太皞伏羲氏的古迹。

湖南益阳桃花江畔有凤凰山,山上有“古天问阁遗址”,相传屈原放逐过此山下“凤凰祠”,见壁画山川神灵,是以作《天问》。屈子所见凤凰祠当是楚子祭祀祖先炎皇诸神灵的祀祠。屈原乃楚之同姓,也是炎裔的巫师。

“凤凰”的初文是“风皇”,“风”字从虫,是指一种有翼的、会飞的神蛇,是“天龙”;“风”通“凤”,《初学记·鸟部·凤第一》叙事:“凤,火精” [9] ,凤又是“火龙”,“龙”和“凤”初为一物。“皇”通“光”,甲骨文形象为一跪坐的人头上生火,是“火神”。少皞之立“有凤来仪”,是说少皞得太皞的传位、“风”图腾的人民着羽衣盛装,载歌载舞、欢呼雀跃、热烈祝贺。“风”、“凤”相通,两皞是同族同宗。

《山海经》说蚩尤桎梏化为“枫林”,“枫”是“风”的神木,说明蚩尤也是“风”族之神。《路史·后纪》注引《宝椟记》云:“帝女游于华胥之渊,感蛇而孕,十二年生庖牺”;《绎史》说“炎帝”神农氏感神龙而生,感神龙即是感太皞。“神农”也是“神龙”。太皞之蛇身、少皞之凤爪、蚩尤之牛角,逐步建立起炎皇一脉的龙图腾系统,少皞之“鸟”和伏羲、蚩尤之“蛇”都是“卵生”,苗人至今自认是“卵生”的龙凤民族。炎皇时代的百余年间曾是一个“龙凤呈祥”的时代。

凤凰台或凤凰山在全国尚有许多遗址或地名遗存。除了山东地区,在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河北、辽宁、黑龙江、河南、甘肃、浙江、安徽、云南、四川、贵州、广东、海南等地都有遗存。郑州二里冈遗址的凤凰台被考古学家认定是汤都毫城所在;在“天涯海角”的三亚,有黎苗民族世代居住的凤凰镇;深圳凤凰岩一带民间有“舞麒麟”的风俗;南京“凤凰台”因李太白《登金陵凤凰台》而闻名,今唯存地名;洛阳偃师缑氏镇陈河村有一“凤凰台”,台近二里头文化遗址,暗示这里曾是蚩尤遗民的徙聚地;“梵净山”最高峰称“凤凰山”就是“凤凰”迁徙的遗迹。

“九龙山”也是炎族的印记。“九”通“勹”、“句”,于省吾释“‘勹’即‘伏’字的初文。” [10] 指太皞伏羲氏,“九”是最早的炎皇民族,也指他们生息的国土。“句”、“九”古音同,故“句”得借为“九”。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解“九”云:“象曲钩之形。钩字古作句。” [11]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一:“(九)其状正为圆环,下有物如蛇状,尾上曲为钩。” [12] 甲骨文“九”、“虫”图形近似,如红山文化“玉猪龙”形象。“玉猪龙”是今天考古学的命名,称之为“九龙”、“句龙”或“蚩尤钩”更准确,这些龙蛇形器包含火神崇拜的寓意,是炎民族的徽记,其实用功能实同“钩弋”,春秋时期出现的大量铜制蛇首“带钩”,即由此发展而来。

“九”是“虫”、“蛇”的图腾演化,“九”也是“丩”,即“虯龙”。蚩尤的“尤”字也源自“九”。隶书化“九”为“冂”,从“冂”的字多与虫蛇有关,即“伏”,如禹、禺、禼、禽等。作为地名的“九”也写作“陡”(《宋世家》),徐旭生先生推测“阜部九”即九黎之“九”,“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界处的一个氏族,蚩尤为其酋长,所以他败死以后就葬在他那属地的东境。” [13]

《归藏·启筮篇》记蚩尤“登九淖以伐空桑”;《路史》:“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炎)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 [14] “九淖”、“九隅”何谓?一直难以索解,关键在于对“九”的不解。“淖”即“涿”或“浊”,“九淖”指“九”和“涿”、或“九”和“蜀”,即指九黎;“登”是“得”的音转,是说蚩尤征服了九黎大部,占有了九蜀之地;“伐”是“败”的音转,是打败、毁坏的动意。“九隅”指“九”的疆土所极。

黄帝居中土,炎民居“九州”。“九州”最初实指九黎民散居的中原之四方,“州”如“邹”,非后之所谓禹定九州,也非今天争辩的天下分九州。近年有研究者“发现”与蚩尤有关的数字规律都是受后出文献之误导,把“九”当成数词而衍生的错误。如:《国语·楚语下》韦昭注:“九黎,黎氏九人”,是望文生义 [15] ;蚩尤“八十一兄弟”或“七十二兄弟”等九的倍数的说法,多属牵强附会。

九黎最终在历史上消失了,代之者“夷”。如南夷就是所谓“苗蛮”,和东夷一样,都是蚩尤之后九黎遗民新的族称和迁徙聚居地。《白虎通·礼乐》:“东方为九夷”,“九之为言究也”。 [16] 明确说明东夷也称“九夷”是自然延续。

孔安国谓蚩尤乃“九黎之君”。“黎”通“利”,从甲骨文字形结构分析,“利”从“禾”从“刀”,“利”的原始意义是收割农作物,是说蚩尤部落种植粮食作物、用镰刀类的工具收割庄稼。《云笈七签·轩辕本纪》所谓“黎山之丘”、“凶黎之谷”之“黎”,指蚩尤所率的炎族九黎民,“凶黎”是诬称,喻炎蚩人民凶顽好战、穷凶极恶。今鲁西南称作“黎”的地名尚多,如黎山、黎塘、黎村、黎桥、黎行、黎丘、黎阳、黎水、黎寨等等。黎族就是九黎遗民之一部。梵净山一带土家族追其远祖为“廪君”,“廪”也是“利”或“黎”的演变。九黎是炎皇治下的人民,九黎族就是炎族。蚩尤战败被杀、九黎瓦解,蚩尤的遗族被称作“黎民”,意犹“虫奴”。

苗族西部方言区流传“格蚩尤老”的传说。“格蚩尤老”为苗语的音译,“格蚩”为爷爷、老人的意思,“尤老”是英雄的意思。“格蚩尤老”是苗族自谓英雄的祖先——蚩尤。

《山海经·大荒南经》上说:“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郭璞注:“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云笈七签·轩辕本纪》:“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其械后化为枫木之林。”《述异记》言枫木老而成精,直呼曰“炎枫”。蚩尤桎梏化为枫木者何?“枫”从“风”,是“凤”、“龙凤”,炎皇的主图腾。

“赤蛇”者,炎龙、赤帝也,是谓炎皇伏羲、神农,也谓蚩尤。

湖南城步的苗族有六月六祭“枫神”的习俗。祭师扮作牛角蚩尤神形象,反披蓑衣,脚穿钉鞋,手执圆木棒驱除“鬼疫”。《枫木歌》记述枫树生十二个蛋,其中一个蛋里孵出了苗族的祖先姜央(炎)。龙伯亚《苗族简史》记载川南、黔西北一带有蚩尤庙,苗人和枫树有关的传说很多。苗族自认为蚩尤的后人,枫树是他们的神树、祖木。

贵州地区佛教的大规模展开是从明季开始的。这是因为明王朝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成为行省,朝廷实行土流并治政策,卫所遍设,这为移民的大量迁入与佛教在更广泛范围内的传布提供了条件。九龙山改称梵净山,是佛教最终比巫术占据优势地位的表现。

按《贵州省志》,梵净山自明朝开山建刹,广修梵宇,可追溯到万历年前,后毁,万历46年(1618)重建,此后逐渐成为西南佛教名山,“是川、湘、黔三省佛教圣地,其间几经兴衰变迁。” [17] 梵净山佛教寺庙仍存在民间巫祠祭祀习俗,呈现了中国佛教的多元性与圆融性,巫佛合一是梵净山佛教发展的主要特征。

今天的梵净山已成为一座佛教名山、弥勒道场,这里是当地各族人民的精神家园。梵净山佛教的“巫佛”特色是中国化佛教的一只奇葩。


[1] 范祥雍编:《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6页。

[2] [晋]王嘉撰,[梁]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页。

[3] 《宋史》卷四九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777页。

[4] 郭沫若著:《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1页。

[5] 陈梦家著:《商代的神话与巫术》,载《燕京学报》第20期,第534页。

[6]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22页。

[7] 孙作云先生认为,“太山玉山即巫山神女”本出一源。参见《孙作云文集(第3卷)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9页。

[8] [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15页。

[9] [唐]徐坚撰:《初学记》,载于《四库全书精品文存》,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页。

[10] 于省吾著:《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4页。

[11]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1页。

[12] 罗振玉编纂:《贞松堂集古遗文》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13] 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14] 贾二强校点:《逸周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15] [春秋]左丘明撰,鲍思陶点校:《国语》,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75页。

[16]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45页。

[17] 唐莫尧主编:《贵州省志.名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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