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述评

梵净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梵净山虽然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但是其名早就见诸史册。关于梵净山之名，历朝都有变更。最早见于东晋史学家黄闵游梵净山后写下的《武陵记》，书中描述金刀峡和万卷书：“岩中有书数千卷，人见而不可取。”汉书《地理志》称为三山谷。《水经注》里也称为三山谷。唐朝称为辰山。宋代称为思邛山。明代称为九龙山、饭甑山。

清代梵净山又有月镜山、卓山之别。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992年版）记载的“梵”，其意有两种。一曰：关于古代印度的。比如梵语（印度古代的一种语言）。二曰：关于佛教的。比如梵宫（佛寺）。而“净”有五种意义。其中一种为“清洁、干净”之意。佛教认为佛、菩萨等居住的世界，没有尘世的污染，所以叫净土。梵净山之梵净，乃“梵天净土”之略称。“梵天”代表了一种超越，而超越性正是佛教的一大特点。因此，从梵净山这一名称来看，它与佛教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道出了宗教文化是赋予山水内涵的重要原因和手段。在梵净山文化中，佛教文化是其中心这是不可更改的主题。正因为梵净山有着很深的佛教文化意蕴，在短短二十年间，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呈突飞猛进之势。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关于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之文献进行梳理，并作简要的述评。

一、梵净山的定位问题

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梵净山朝拜之风气日渐兴盛，佛教文化也得以重新兴盛起来。与此同时，当下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与探讨不断深入，特别是在开发、挖掘、利用和保护梵净山历史与人文资料的工作中，如何给梵净山佛教文化定位，就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再者，由于梵净山宗教文化现象重建不过半个世纪的事情，然而，由于历史上种种因素所致，梵净山的佛教文化地位在20世纪尚未得到应有的认可，因此，针对这一现象，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路平研究员率先在《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上发表了《贵州第一佛教名山梵净山佛教考述》，作者在文中认为，黔东梵净山号称贵州第一佛教名山，是全国名山中唯一的弥勒菩萨道场。并从宏观的角度，对梵净山的佛教缘起及其兴盛、佛教的衰落和复兴、佛教传灯、寺庙沿革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考述。这是近二十年来第一篇给梵净山佛教文化定位的论述，可以说，该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继2000年发表《贵州第一佛教名山梵净山佛教考述》之后，王路平又于2005年在《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上连续两期发表了《贵州第一佛教名山梵净山佛教考论（上、下篇）》，该文除了认定黔东梵净山是贵州第一佛教名山，全国名山中唯一的弥勒菩萨道场之外，还详细地阐述了梵净山佛教的历史、特点及其佛教宗派源流。在佛教传入之前，居住在梵净山地区的少数民族长期固守在比较封闭狭小的生活空间里，信奉原始巫教，远离中原文化；佛教在元明时期传入梵净山少数民族地区，进入他们的生活后，则意味着当地少数民族开始与中原文化和佛教文化发生了联系。因此，佛教在当地少数民族社会中的传播，不仅仅是宗教的传播，也是文化和文明的传播。过去国内不少的文章大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谈论宗教的影响，很少涉及宗教与文化和文明的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路平于2010年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上报告了《梵天净土·弥勒道场——论贵州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 ^[1] ，文中依然认定梵净山是贵州第一佛教名山，全国名山中唯一的弥勒菩萨道场。2012年王路平等人撰写出版了洋洋三十余万字的《贵州佛教文化典型图像：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该书绪论中写道：“梵净山不仅为贵州第一佛教名山，而且也是继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浙江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安徽九华地藏王菩萨道场之后的第五大佛教名山，是我国佛教名山中著名的弥勒菩萨道场。”随着时间的推移，王路平先生通过学术研究与考察之后，与许多大家一样，也经过了勇于否定自己的过程。正是有了这样一种优秀学术品质，使得王路平先生的学术水平又升华到了另外一个高度。

二、梵净山佛教探源

自古以来，梵净山的出名源于佛教文化在这里传播，因此，探讨梵净山佛教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在这一方面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主要有这样一些论文：

杨曾文《贵州梵净山佛教法系试论》 ^[2] 根据梵净山现存《敕赐重建梵净山金顶序碑》、《梵净山天池院海阔慧惺禅师正觉塔铭》、《脉源宗谱碑记》三碑等资料，阐述了明代佛教与贵州、关于梵净山开山妙玄和尚、梵净山佛教传承法系三个问题。

张明《明清时期土司与贵州佛教关系考论——以贵州梵净山地区郎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为例》 ^[3] ，从梵净山地区现存碑刻摩崖及文献中，考察贵州郎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在明清两代参与梵净山佛教的重建活动，田氏土司加强地方管理，大力扶持佛教，借以教化民众，推动了当地佛教发展。同时在《梵净山史实考证》 ^[4] 中考述梵净山佛教开山建刹历史。该文长于文献的引证与史料的分析，但对于开山建刹何时则不作结论。

温金玉《二佛并世·日月同辉——梵净山佛教信仰结构解析》 ^[5] 文章从“梵天净土：梵净山佛教的肇始”、“二佛并世：梵净山佛教信仰核心”和“僧俗共建：信仰铸就的梵净山”三个方面来阐述。这是一篇关于梵净山佛教信仰结构方面很有分量的论述。

童群《建设“梵天清净”的净土世界》 ^[6] 从“以梵净山为价值基准”、以“梵天清净”为超越象征和“以弥勒信仰为核心建设人间净土”来阐述：作为重要佛教名山，梵净山的佛教文化建设离不开“梵净”和“弥勒信仰”的主题，此主题的最终目标指向都是人间净土的建设。王路平《破山法嗣与梵净传灯》 ^[7] 从“梵净山临济禅宗灯系溯源”、“破山法嗣与梵净传灯”和“梵净山临济宗禅法”来阐述，作者最后认为：晚清以来，梵净山佛教的上扬门日益枯寂，使梵净山佛教在教义推广、思想展开方面蒙受重大损失，梵净山佛教日益世俗化、功利化，流于形式，杂人儒道，甚至民间巫教，致使梵净山佛教呈现衰落之势。

张明《论梵净山在贵州佛教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 ^[8] 从五个方面来阐述：梵净山是贵州开发最早的历史文化名山，具有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底蕴。梵净山拥有一千多年的佛教传承史。梵净山是贵州境内最重要的一处佛教道场，在西南乃至长江以南地区都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梵净山历代高僧云集，宗派众多，留下了贵州佛教史上时间最久和最完整的佛教传承世系。梵净山佛教得到历代地方各级官员的大力护持，经过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梵净山佛教文化已经融入当地各族人民的民俗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张明《梵净山佛教源流兴衰考》 ^[9] 从“山名沿革流变”、“宋代佛教的传入和辟支道场”、“明末两次重建和五大皇庵”、“康乾之盛和法派宗谱”、“清末三次兵灾，两次重建”和“梵净山新生”来阐述梵净山佛教源流的历程。

方平安《浅谈梵净山佛教文化地位及衰落原因》 ^[10] 从“梵净山佛教文化地位”、“梵净山佛教文化衰落原因”和“重振梵净名山”等三个方面来论述。龙云清《一山明月一山玉 万树菩提万树花——梵净山佛教的基本源流及传播特点》 ^[11] 从“梵净山佛教发展概述”、“梵净山弥勒道场”、“梵净山净土宗”、“梵净山临济宗”和“临济宗在梵净山的传播特点”来论述。邱桂兰的《梵净名僧与梵净山佛教》 ^[12] 和肖忠民的《梵净山佛教的发展及其影响》 ^[13] 。

三、梵净山与弥勒信仰

弥勒是古印度罗来国人，与释迦同时代，因释迦成佛于弥勒之前，他便事师释迦做一名弟子。于是，释迦就成了现在佛，弥勒菩萨则是未来佛。弥勒大度宽容，不计较是非爱憎，肚量大、心胸宽，遇到冤家也能与之和平相处。开道场，建寺庙，建立有形物体不无重要，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引导大众的内心走向健康文明之路。所以，开发梵净山宗教文化，专心弘扬弥勒精神，这样才是真正传播与弘扬宗教文化，弘扬梵净山弥勒文化，也只有朝着这个方向迈进，“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才不愧成为中国佛教的形象大使，也是中华民族的形象代表。

关于梵净山与弥勒信仰研究论述主要有：刘先和《弥勒净土及梵净山》 ^[14] 、葛君《论梵净山金玉弥勒佛像的佛学及世俗意义》 ^[15] 、王吉飞、张元清《梵净山弥勒道场初探》 ^[16] 、罗同兵《“弥勒道场”的宗教内涵及其现代意蕴：以太虚为例的分析》 ^[17] 、朱光磊《佛教弥勒信仰与梵净山文化建设》 ^[18] 、王雪梅《弥勒“下生经”异同研究》 ^[19] 、郭文《略论弥勒净土思想的“人间”本怀及其现代意义》 ^[20] 、张明的《清代贵州巡抚岑毓英与梵净山弥勒道场的重建》 ^[21] （“纪念铜仁建府600周年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和吴恩泽《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考略》 ^[22] 等10余篇。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张明的《梵净山弥勒道场〈敕赐碑〉研究》 ^[23] 一文根据明代贵州发生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同时结合地方史志和碑刻文献，对梵净山《敕词碑》进行了比较深入地考证和研究。本文指出：明代中后期梵净山地区发生一系列大规模苗民起义，促成了梵净山在嘉靖至万历年间的两次大规模重建。明王朝为稳定梵净山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武力征剿，另一方面又在此大力推崇佛教，兴修庙宇，敕封加冕，籍以强化佛教对少数民族的教化功能。万历四十六年，明神宗任妙玄为钦命僧，重建梵净山金顶古寺，赐镇山之印，梵净山逐渐形成“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四十八大脚庵”的格局。明代梵净山佛教的鼎盛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必然结果，为清代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敕词碑》透露以上众多历史信息，是为梵净山镇山之宝。该文是近年来梵净山弥勒道场《敕赐碑》研究颇有分量的力作。邓子美、孙群安《梵净山与弥勒精神》 ^[24] 主要从梵净山特色——弥勒净土、弥勒精神的发掘发扬、弥勒和尚和弥勒佛等方面来阐述弥勒精神。王路平《梵天净土·弥勒道场——论贵州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 ^[25] 主要从弥勒信仰与贵州佛教、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与四大名山和弥勒根本性德来论述。昌莲《梵净山弥勒道场文化初探》 ^[26] 主要就“弥勒道场”这一赋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信仰内涵的立场为出发点，对梵净山弥勒文化作一解读与探源。王路平、释行愿在《论贵州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 ^[27] 中认为，梵净山号称贵州第一佛教名山，是全国名山中唯一的弥勒菩萨道场。在明代就已形成弥勒菩萨道场，被视为与四大名山并列的第五大名山。山中供有弥勒之佛像、菩萨像和比丘像，具足弥勒全部之净土，即兜率净土、人间净土以及道场净土，同时与唯识学（慈氏学）又有殊胜因缘。因而不仅形成提升道德、净化人心、走向解脱的一大庄严神圣的净土世界，而且为天下学人学佛修身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真正的道场。杨再荣《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考略》 ^[28] 主要从梵净山的地理位置、过去以来的影响、弥勒与释迦的关系以及弥勒道场的来历与影响等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唐亚娟在《弥勒道场知多少——兼论梵净山弥勒道场》 ^[29] 文中认为，梵净山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名山，辟支佛在梵净山活动时期就有“古佛道场”之谓；净土宗传入梵净山后，弥勒道场建立；明万历年间，钦命僧妙玄重开梵净山，把临济宗带到弥勒净土道场，使梵净山禅净双修盛极一时。“弥勒道场”不止一个，是因为各地与弥勒因缘甚深，古有“天下不平，弥勒出世”之说，中国古代多动荡，所以弥勒现世的地方就很多。梵净山被称为“天下众名岳之宗”，可见梵净山弥勒道场的地位及其影响。作者借助历史文献对弥勒其人、弥勒道场知多少、梵净山弥勒道场和梵净山弥勒道场的形成过程以及梵净山弥勒道场的名分在当代的确立进行了阐述。黄尚文在《梵净山弥勒道场地位之挑战》 ^[30] 中别开生面地提出，梵净山佛教文化有三方面的不足：梵净山佛教文化历史底蕴之欠缺、梵净山弥勒道场证据之不足和其他弥勒道场之挑战。故梵净山佛教弥勒道场地位的确立，还需从历史以外的角度着手。这是一篇具有学术挑战性的论文。

四、梵净山开发研究

梵净山在历史文献里早有记载，作为很早就名列史籍的梵净山必然有个逐渐开发的过程和规模开发的历史。但是，对于它在何时进行开发尚未有确切的文献记载，有鉴于此，张明的《梵净山开发历史与佛教的兴衰》 ^[31] 和《梵净山开发史略》 ^[32] 开了梵净山开发历史研究的先河。而铜仁地区印江自治县政协李敦礼副主席在《梵净山开发史考辨》 ^[33] 中通过详细的历史文献考察论证而认定，梵净山在印江人士的倡导下，在省和省以下各级官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由印江县负责，委派杨洪德等人具体施工和集资，于明万历元至三年开始，约经二十余年的艰辛开发，奠定了它作为“天下众名岳之宗”和“古佛道场”的地位，为今后佛教在黔东地区的繁荣和旅游开发莫定了基础。至今四百余年来的各种建设，包括《救赐碑》所载的重修金顶工程，都是在此基础上的维修和局部的修建。因此，作者认为，梵净山形成于鸿嚎太初，开发于明季万历元至三年间，并由民间倡导、官府批准、支持而进行。也是当代第一篇论述梵净山开发史力作。因此，该文是研究梵净山的开发史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之一。

另外，张凤科先生在《梵净山四十八大座佛教脚庵兴衰纪略》（《贵州文史丛刊》）里除阐述了佛教的传入和兴盛、寺院规模及迭经毁建和脚庵衰落原因外，还就近年来梵净山的开发利用进行了回顾。

五、梵净山旅游开发

尽管梵净山在当代被重视的时间不过半个世纪，然而，由于梵净山的自然风景险峻飘逸、气势雄健，更因为它拥有悠久的佛教文化资源，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喜爱。因此，梵净山在当地旅游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一方面的研究达10余篇，主要有：李平《建立大梵净山旅游区的初步构想》 ^[34] 、许淳熙《梵净山与“第五大佛教名山”》 ^[35] 、杨建华《梵净山佛教文化与黔东旅游发展》 ^[36] 、秦秀强《弘扬梵净山佛教文化促进旅游产业发展》 ^[37] 、冉松《浅议佛教文化对梵净山旅游发展的作用》 ^[38] 。而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要数周松柏《梵净山佛教文化旅游价值与可持续开发项目》 ^[39] 、杨兴英的《论梵净山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2005年），禄佳妮的《论梵净山宗教旅游开发》 ^[40] 、张明的《梵净山佛教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 ^[41] ，陶朝英的《关于梵净山乡村旅游开发的思考》（2013年） ^[42] ，等。

龚妮丽在《梵净山体验型佛教文化旅游开发刍论》 ^[43] 中主要本着保护与开发的原则从体验性旅游开发的理念、梵净山佛教文化旅游的特点和梵净山体验型佛教文化旅游开发的可行性分析等三个方面来阐述。纳光舜的《依托梵净山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主要从民俗风情旅游开发、宗教文化旅游开发、名镇古村旅游开发和乡土工艺品开发等四个方面来阐述 ^[44] 。陈政的《梵净山佛教文化旅游经济的思考》主要从佛教文化旅游的兴起与景观、佛教文化的衰兴、佛教文化恢复开放现状和努力打造梵净山佛教文化旅游这张牌 ^[45] 。禄佳妮在《确立大梵净山理念推进立体纵深开发》 ^[46] 中认为应确立大梵净山理念，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宗教旅游、乡村旅游，合理利用自然人文及社会资源，促进黔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张明在《梵净山佛教文化旅游新格局的构想——打造“山连水，水连城”的梵净山佛教文化旅游区》 ^[47] 中认为，梵净山是“贵州第一佛教名山”和“中国弥勒菩萨道场”。朗溪湖位于梵净山西侧，是因为特大地质滑坡而形成的高峡平湖。在铜仁地区大力打造“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和建设“大梵净山旅游圈”的背景之下，本文建议各方依托梵净山，恢复朗溪湖，打造“山连水，水连城”的梵净山佛教文化旅游新格局，使朗溪湖成为黔东梵净山乃至武陵山地区一颗亮丽明珠。本文首先介绍朗溪湖的形成过程，其次从正反两方面分析恢复朗溪湖的可行性建议，最后提出打造“山连水，水连城”的梵净山佛教文化旅游新格局的构想。

六、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

在梵净山定期召开佛教文化学术会议有助于加强多方面学术交流，有助于加大对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宣传与影响，有助于推动梵净山佛教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研究、保护和开发，而且对于推动佛教文化的深入研究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每次会议为整个铜仁地区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将每次会议召开的主要内容与精神进行综合报道既有学术意义，也有社会意义。

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学诚的《弥勒信仰乃人间净土的归趣——在2010年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48] 、桑吉的《贵州铜仁隆重举行2010年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系列活动》 ^[49]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的《在2010年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系列活动开幕式上的讲话》 ^[50] 、《贵州印江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召开》近10篇，而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论述和报道主要有：赵幼立的《梵净山佛教史上的一次盛会——2004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纪实》 ^[51] 、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蒋坚永的《在2010年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系列活动开幕式上的讲话（代序一）》 ^[52] 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的《在2010年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系列活动开幕式上的讲话（代序二）》 ^[53] 、吴应仕的《中国梵净山国际傩文化学术研讨会始末》（2008年）、朱宇杰的《走进人间桃源感悟梵天净土——“2010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系列活动”举行》 ^[54] 、张明的《“2010中国梵净山弥勒道场金玉弥勒开光仪式暨佛教文化研讨会”综述》 ^[55] 报道了会议的七大主要问题：弥勒信仰文化和人间净土建设、梵净山弥勒道场和第五大佛教名山的形成、梵净山弥勒佛教文化的特点、梵净山佛教的信仰结构与弥勒精神的关系、钦命僧妙玄的来历和梵净山佛教与中原佛教的关系、梵净山佛教的传入时间和明清时期的传法世系和专家意见和建议。迄今为止，该文为研究梵净山论文发表在宗教学最高刊物的开山之作。

七、梵净山历代名僧

有佛教寺庙存在的地方必有僧尼在其中，因此研究梵净山历代名僧很有价值，这方面的论述主要有：邱桂兰《梵净名僧与梵净山佛教》 ^[56] ，张明《梵净山历代高僧考略》（《人文世界》第四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年6版），张明《铁肩和尚与贵州辛亥革命》 ^[57] ，王路平等著《贵州佛教文化的典型图像——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6月版）。书中有关于梵净山名僧、碑刻摩崖和诗词文献方面的记载。黄尚文著《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12年6月版）的书中也有关于梵净山名僧和碑刻方面的记载。

八、梵净山的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

梵净山的佛教文化理应是历次研讨会千年不变的最重要的主题，因此，这方面的论述相对比较多，主要30余篇：张勇《梵净山生态与佛教文化产业集聚区异军突起》（2011年）周静《话说梵净山佛教文化苑》（2011年）龙江波、刘汝军、陈玉祥《农行江口县支行放贷4000万支持梵净山佛教文化苑建设》（2009年），吴一文、成嘉廷《梵净山佛教文化苑暨大金佛寺奠基》（2007年），赵玉德、卢国华《江口引资4.6亿建梵净山佛教文化苑》（2006年），张齐《铜仁梵净山佛教文化苑规划通过评审》（2007年），陈政《打好梵净山佛教文化旅游牌》（2005年），胡丽平《专家认定梵净山是中国第五大佛教名山》（2010），之达《贵州佛教名山——梵净山》（2005年），刘应华《梵净山寺庙概述》（2011年），肖忠民《敕赐碑序文浅识》（2011年），秦礼显《明清时期的梵净山佛教活动与环境保护》（2011年），龙国辉、施蕾《梵净山——佛教圣地、人间净土》（2011年），杨孝华、周增强《浅谈梵净山佛教文化与印江土家族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2011年），龚妮丽《梵净山佛教文化巡礼》（2005年），杨笑天《如何挖掘佛教文化的积极因素》（2011年），郭延成《中国佛教“一心”思想与和谐社会建构——以永明延寿〈宗镜录〉为考察线索》（2011年），朱亚楼《佛教伦理对和谐家庭构建的道德价值》（2011年），哈斯朝鲁《梵净山佛教文化与构建铜仁和谐社会》（2011年），聂太广《民族文化与生态维护——以梵净山地区为例》（2011年），李凯《“心灵环保”与“和谐道场”——对梵净山弥勒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2011年），董振华《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保护》（2011年），源量《继承梵净山佛教文化建设和谐人间净土》（2011年），张明《社会性别与朝拜活动：以梵净山地区为例》（2003年），张明《梵净山历史上的几次重建活动》（2009年），张明《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保护》（2013年），孙娟《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2013年），等等。

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论文主要有：张明《梵净山佛教源流考》 ^[58] 文章认为，在宋代，佛教开始传入梵净山，至明初，梵净佛教业已兴盛。明季万历年间，梵净山两次重修，明神宗皇帝敕建皇庵。清康乾时期，梵净山已有“五大皇庵”、“四十八大脚庵”，崛起成为西南佛教圣地，与峨嵋、鸡足鼎立而三，威名远播，宇内奔趋，僧众云集，若水若云。清末至民国年间，梵净山历经数次战乱，屡毁屡建，至解放初，寺宇终于焚毁殆尽，千年名山遂衰落破败。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梵净山朝拜之风逐渐恢复，佛教也得以重新兴盛起来。顺真《〈梵净山天池院海阔慧惺禅师正觉塔铭〉释义》 ^[59] ，杨兴英在《梵净山佛教文化渊源》 ^[60] 文中认为，梵净山佛教在唐代之有就传入，明朝达到鼎盛并流传至今，其对于梵净山旅游开发具有文化资源上的意义。

黄尚文在《梵净山特色佛教文化建设研究》 ^[61] 中认为，通过对湖南常德诗墙和台湾佛光山等成功案例的分析，提出在建设梵净山佛教文化时，应当注意形成梵净山特色的弥勒净土信仰和法相唯识学研究。关于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史实层面的分析，已经有很多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普遍认为只有对梵净山佛教文化进行深入全面研究，才能确立梵净山弥勒道场的地位。黄尚文《论梵净山特色佛教文化建设的方法及其理论和现实依据》 ^[62] 认为，要想建设成功的梵净山佛教文化，就必须遵从常德诗墙和佛光山能够融入一定的文化传统并发扬光大，也就是说，它们能和文化传统中的精髓结合起来并给予适合时代和地域的新的形式。通过创造一个在大众视域融合，使大众能扩大他们的世界经验。这样才能吸引他们，我们自己也才能获得成功。梵净山既然是弥勒菩萨的道场，而弥勒菩萨为法相唯识宗的创始人，那么我们在佛教文化建设上就应该突出法相唯识学的建设。这个就包括文化上和寺庙上两个方面。这是近年来梵净山未来发展研究比较新的一种观点。

余士良、赵幼立在《梵净山佛教春秋》认为，梵净山佛教发展缓慢，甚至低落颓废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远离繁华都市。二是朝廷的引导。教派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的倾斜，皇帝喜好，朝廷支持就发展；皇帝反对，朝廷禁绝就遭厄运。三是战乱。梵净山虽不是战略要冲，但它“山连四府”，属几不管的地方，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而梵净山在当代有希望与生机的原因在于：一是政府把梵净山作为自然保护区，有了专门的机构，这就比历代的行省、道府下几道“禁坎山林”告示进了一步，风水的修培，区域的安宁有了进一步的保障。二是开发梵净山净土文化，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使更多的人接近或接受行善利他的教化。

吴国瑜《试论梵净山佛教活动对黔东北地区傩文化的影响》 ^[63] 主要从“梵净山佛教对傩坛神系的影响”、“梵净山佛教对傩仪的影响”和“梵净山佛教傩戏的影响”三方面得出结论：由于佛教的传入，梵净山区域民众的宗教信仰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方面，在某些程度上还保留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内容的原始多神崇拜形式，另一方面，吸取了佛教等典型宗教的形式与内容，使得这一地区的内容及表现形式极为丰富、纷繁复杂，从而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永恒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展示历史、宗教、文化、艺术的“百衲衣”。敖以深、史昭乐《梵净山佛教文化与黔东阳明文化互动研究》 ^[64] 主要从“佛教文化和阳明文化在黔东地域传播互动的文化生境”、“梵净山佛教文化和黔东阳明文化的融合与分歧”和“推进黔东地域佛教文化和阳明文化发展互动的思考”来阐述梵净山佛教文化与黔东阳明文化互动研究。

柏怀思在《从梵净山的佛教文化看生态环境保护》 ^[65] 中认为，当前，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等环境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环保还需要从佛教文化中汲取营养，树立全新的环境理念以指导环保实践。要注意佛教的环保理念与环保实践，佛教文化指导生态环保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佛教中的环保理念比比皆是，但其理性与理想化的成分较多，很多都缺乏可持续性。二是佛教文化所表现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陈政在《梵净山与佛教缘》 ^[66] 对佛教圣地梵净山的佛教起源、文化、建筑等方面的兴衰作了一定的探考，该文对于研究梵净山佛教文化以及旅游文化业的开发利用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九、梵净山佛教遗迹考

任何宗教的形成都有与其相匹配的宗教有形物体相印证。学术上对宗教遗迹进行考察与研究有助于推进宗教文化多元化的研究与发展。

在这方面，主要有王晓卫《梵净山梵刹赋》 ^[67] 、吴恩泽《梵净山金顶古庙群》 ^[68] 、章海荣《梵净山佛教开山建刹考略》 ^[69] 、吴恩泽在《梵净山第一古刹——皇庵护国禅寺》 ^[70] 、刘恩元、戴启来《古佛圣地梵净山》、肖忠民《敕赐碑序文浅识》 ^[71] 、顺真《〈梵净山天池院海阔慧惺禅师正觉塔铭〉释义》 ^[72] 、刘应华《梵净山寺庙概述》 ^[73] ，等等。

而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要数黄夏年《贵州〈梵净山天池院海阔慧惺禅师正觉塔铭〉与〈脉源宗谱碑记〉研究》 ^[74] 从两碑文中来研究梵净山海澄研究、梵净山海阔禅师研究和梵净山法派研究。喻帮林先生的《梵净山碑文述略》 ^[75] ，文章认为：梵净山的碑文种类繁多，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禁止碑；二是功德碑；三是记事碑；四是墓碑（这些墓碑由于价值重要，已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该文对于梵净山碑文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与研究。

章海荣《梵净山佛教开山建刹考略》认为：贵州省境内的梵净山曾是佛教名山，但对其何时开山建刹的问题，目前还未有统一的认识和系统的研究。因此，通过详细的查考史书，最后认为，对梵净山佛教开山建刹于何时，可以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结论。梵净山佛教的开山是一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作为山中建刹的背景和基础，梵净山周围的府、县治地最早在唐、宋时便已建有寺庙。至明代佛教在这一地区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明代中叶，梵净山中开始建寺庙，佛教活动由此向山中深入。及至万历初年，金顶起塑庵殿，标志佛教对梵净山的开山已经完成。这篇文章可谓研究梵净山佛教遗迹考比较早并且公开发表在省级期刊的开山之作。

吴恩泽在《梵净山第一古刹——皇庵护国禅寺》 ^[76] 认为：梵净山护国禅寺是明代万历年间敕封的著名四大皇庵之一，也是梵净山最大的寺庙。护国禅寺原有建筑占地达48亩之多，有殿堂三进：前为玉皇殿五间，两侧配殿各两间，中进为正殿七间，侧各三间禅房，中为天井，两侧各有厢房五间，对厅五间，是朝山时香客宿息处，后进为观音殿，两侧耳房分别为厨房和库房。整个寺庙群均为木结构，建筑精美，画栋雕梁，具有典型的南方民族建筑风格。寺内佛像伟岸庄严，雕塑精细，造型逼真，流金溢彩。这为梵净山佛教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可证的坚实材料。护国寺历代都有高僧住锡。护国禅寺由于地处特殊的地理位置，连经战乱匪患，几度毁建。有资料可稽的就有五、六次。护国寺堪称“大山、大寺、大和尚”。该文章比较详细地研究了梵净山皇庵护国禅寺的地理位置、结构、历史变迁与社会影响。系研究梵净山皇庵护国禅寺最有影响的论述。这一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护国禅寺成为当代黔东北佛教文化活动的中心。禄佳妮在《论梵净山佛教文化遗址保护的现代意义》 ^[77] 中认为，梵净山佛教文化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必须珍视它，努力保护它。不仅要保护好佛教建筑遗址，还要注意保护好其所在植根的自然环境。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导致了不同特色的文化景观。建筑遗址脱离了它所植根的历史环境其价值必将受到影响。王路平等著《贵州佛教文化的典型图像——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6月版）的书中有关于梵净山碑刻摩崖和诗词文献方面的记载。黄尚文著《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12年6月版）的书中也有关于梵净山碑刻方面的记载。

十、梵净山佛教宗派研究

大凡世界上有人群存在的地方就有宗教的存在，而任何信仰宗教的主体又是人，人与人之间因着生长的环境、所受教育的背景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都不尽一致，即便是信仰同一种宗教的人除了信仰的主要内容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以外，也会对所崇拜的对象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就世界几大宗教情况来看，佛教、道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伊斯兰教等都有不同的宗派。佛教宗派的形成主要与两个方面的问题有关：第一，学术观点的分歧。第二，寺院经济的兴起。寺院经济的兴起，催化了宗派的兴起。佛教由原来的讲经论经逐渐发展到建立起各种宗派，有禅宗、律宗、天台宗、净土宗等等，其中禅宗一派，又分“南能北秀”、“一花五叶”等支派。

有关梵净山佛教宗派研究问题，《贵州佛教史》作者、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王路平研究员在《黔东梵净山临济禅宗灯系考述》 ^[78] 文中认为：黔东梵净山临济禅宗法脉正宗，源远流长，自明代即直接传承破山法脉，与梵净山妙玄一系合二为一，形成妙玄、天隐、圣符三枝灯系，自成梵净山临济禅宗传灯系统，代代相传，直至晚清以后，仍绵延不绝，直到民国后期。因之梵净山临济禅宗的风格亦带有破山临济禅法的特点。铜仁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龙云清先生在《梵净山佛教宗派探析》 ^[79] 文中认为：梵净山佛教自唐朝传入，兴盛于明清。明清以前，学术流派难以考证；明清以后，存在有净土宗的莲社，但不成为系统。梵净山佛教有明确谱系的学术流派是禅门临济宗，承袭破山海明一系。梵净山的佛教流派与弥勒道场并不冲突。在梵净山区域，宋元以前，宗派源流难以考证。明清以后，多数寺院都是以“禅门正宗”、“潜溪正脉”、“临济正宗”等自居，甚至于许多位置极其偏僻、规模极小的寺庙，也都自标“正宗”。宗派世系，虽然表面看来只是佛教内部的师承问题，但是它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均有关系，对于梵净山的佛教理论和宗风规模，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者认为，探讨和研究梵净山佛教的宗派源流，有助于全面了解梵净山与中国佛教的基本关系和历史概貌。

十一、散文诗歌中的梵净山

以散文游记的形式描述梵净山的文章有：张克《属于未来的山》，戴振华《武陵仙境——梵净山》，王欣的《静心怡身走走梵净山》，未名篇《名岳之宗梵净山》，张明《梵净山诗辑》 ^[80] ，王路平等著《贵州佛教文化的典型图像——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6月版）的书中有关于梵净山诗词文献方面的记载。

比较有影响的文章主要有：欧阳昌佩在《金顶争辉梵净山》里以散文游记的方式描述了梵净山上丰富的生物资源 ^[81] 。贵州省知识产权协会会长、贵州省律师协会副会长陈世和，以散文游记的形式发表了《弥勒佛睡卧梵净仙山蘑菇石陪读万卷书崖》 ^[82] ，作者感叹梵净山的巍峨俊美。戴明贤的《神奇梵净山》 ^[83] 认为：梵净山在明朝中叶即以西南佛教名山而著称。万历年间，香火鼎盛，山中寺庙达五十余所，来自本省各地和川湘赣诸省的香客络绎成线。现存碑文形容当时盛况说：“仙洞灵台，咸棋布而胪列；奇峰古刹，俱凤翥而鸾翔……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近二十年间，梵净山更是名播海内外，中外慕名来游者与日俱增。许多学者、专家、艺术家为梵净山留下大量观感文字。著名学者启功先生诗曰：“梵呗传三界，潮音净六根；众山眼底小，南国此峰尊。”香港摄影家陈复礼先生题词说：“集五岳之奇险幽秀而大气磅礴则雄视天下。”

杨锋兵在《明清诗歌中的佛教圣地梵净山》 ^[84] 文中论述：明清以来围绕梵净山展开的诗歌创作十分兴盛，现存四百多首，诗歌作者主要包括入黔客籍文士，入黔官员，但主要以贵州当地的文人为主，此外还有佛门中的僧人。他们的诗歌中展现的梵净山是自然人文景致壮丽优美的圣地，是佛教信众参禅访道的圣地，是登山游客叩问心灵的圣地。

十二、梵净山研究著作述评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梵净山研究著作有近十部，包括内部出版和公开出版两种。

由于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位于贵州省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交界处，为了扩大影响，松桃、印江、江口三县都各自内部出版了一些关于梵净山的专集。例如龙云清著《梵净山纪略》、《2004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政协印江文史资料选辑·梵净山专集》、《政协江口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梵净山专辑》等。

公开出版的梵净山研究著作主要有以下六部：

文志高著的《梵天佛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全书分17章，首次全面介绍了梵净山佛教的传入、发展及寺庙建设、著名僧人、佛教文化等。

贵州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铜仁地区佛教协会副会长吴恩泽撰写的专著《名岳之宗梵净山》（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9月版），全书12万字，分九章，全方位介绍了梵净山历史、梵净山弥勒道场的由来与兴衰、高僧大德、皇寺觉庵、佛教的地域化、佛教传奇、佛教文物以及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影响，是当前系统研究梵净山佛教文化的一部力作。

龙海碧主编《梵天佛地——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11月版），是一部全面研究论述梵净山佛教文化的专著，收录论文及梵净山相关文献资料58篇，计65万余字，分“梵净山佛教探源”、“梵净山与弥勒信仰”、“梵净山的佛教文化”、“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梵净山旅游开发”和“贵州宗教文化六部分。

政协铜仁地区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系统地研究了梵净山佛教文物的特点，收录了梵净山丰富的佛教文化史料，包括寺院、佛像艺术、经书法器、碑碣摩崖、僧墓佛塔、弥勒文化、禅宗法脉、诗词文献等八大部分。

黄尚文的专著《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12年6月版），从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现状入手，理出不足及存在问题，以史料为据考察梵净山山名、佛教入山的源头及佛教兴衰的缘由等集成简史。再以此为据阐明文化旅游理论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梵净山佛教文化旅游的建设性设想和意见。在建设意见中独居新意地提出：“高端之路——唯识研究和普及之路——净土理想”的主张，实为可取之举。

王路平等著《贵州佛教文化的典型图像——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6月版），全面展现了梵净山佛教的缘起、发展、鼎盛、流变的历史面貌，系统考察了梵净山弥勒道场兴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征，深入梳理了梵净山禅宗的传灯系统和禅学特点，具体展示了梵净山佛教的寺庙文化景观，深刻分析了梵净山佛道儒巫混杂的现象、特征和原因。

十三、梵净山研究课题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关于以梵净山为主题而立项的科研项目主要有以下5项：

张明主持的“梵净山开发历史与佛教兴衰研究”（独立完成），“贵州师范大学首届学生科研项目”，1991年；张明主持的“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主持人），2011年贵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课题；“贵州宗教学的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张新民教授主持），贵州省教育厅重点社科调研课题；张明主持的“梵净山弥勒道场的形成研究”（主持人），2012年贵州省哲学社科规划课题；张明主持的“梵净山佛教文化与旅游开发研究”（指导老师）“贵州大学学生SRT研究项目”（2013年）。除了张新民教授主持的“贵州宗教学的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外，其余关于梵净山研究的科研课题均是由张明主持，可以看出，张明是当代学术界研究梵净山佛教文化方面很有影响的后起之秀。

十四、二十年来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之特点

第一，从研究梵净山佛教文化成员所在地区来看，不仅有铜仁地区的专家学者，随着定期在梵净山召开学术会议，研究人员波及到省城贵阳、北京地区、上海地区和南京地区等地。

第二，从研究梵净山佛教文化人员的学历和职称层次来看，不仅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还有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有讲师、副教授，还有研究员、教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

第三，从研究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学科来看，不仅有从宗教学的龟度，还有从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角度来研究梵净山佛教文化。

第四，从研究梵净山的课题立项情况来看，不仅有地方高等院校的校级课题，还有贵州省教育厅社科课题，甚至省部级贵州省社科规划办课题。盼望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在今后五年内力争申报立项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成功。

第五，从研究的队伍来看，如今有着一支跨地区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梵净山研究队伍，老一辈的在铜仁地区以杨再荣为代表的还有赵幼立、吴恩泽、刘先和等，在贵阳的以史昭乐为代表的还有周松柏等，中年以《贵州佛教史》作者王路平研究员为代表的还有龙海碧、纳光舜、顺真、龚妮丽、吴国瑜、龙云清等，青年以张明为代表的还有黄尚文、禄佳妮、陈政、杨兴英等。

第六，从研究梵净山论文发表的刊物情况来看，不仅有发表在地方文史资料上的，还有发表在地方高校学报上的，还有发表在《贵州民族研究》和《贵州社会科学》等省级刊物上的，还有发表在核心期刊《佛学研究》，甚至国家级权威刊物《世界宗教研究》上的。从这可以看出，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论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影响在不断扩大。

第七，从多学科研究梵净山的情况来看，近年来研究梵净山旅游文化开发方面的文章比较多，但其中很有分量的文章寥寥无几。研究梵净山佛教文化历史人物还很欠缺，更是寥寥无几。研究梵净山碑刻方面的文章还不多，今后还需要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加大研究力度。

第八，从研究的内容来看，梵净山的定位问题、梵净山佛教探源和梵净山与弥勒信仰等方面发表了好些有分量的论文。在梵净山佛教宗派研究方面文章总的来说不多，不过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论文。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不多，目前所知的仅仅有两部，今后这方面还需要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同仁们加大研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