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故地上的阿吒力教本土化特征分析
佛教于两汉交替时期逐渐从印度通过西域传入中国内地,迄今有2000年历史。佛教传入我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与中国儒学和道教相融合,逐渐中国化。而在南诏故地的云贵彝、白族地区,佛教又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相互浸透,相融发展,尤以阿吒力教的本土化更突出。对此,本文试作初探。
公元7世纪末,佛教阿吒力教从印度、缅甸、西藏和中原多路多向传入云南、贵州彝、白等民族地区,迄今约有1200年的历史。按经典分类,阿吒力教属梵文经典系佛教,又称印度密教。阿吒力是梵文,意为“规范师”或“导师”。其教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礼仪、民俗信仰为特征,主要经典是《金刚顶经》、《大日经》、《苏悉地经》。
印度密教从萌芽到形成经历了初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初期密教,大体上相当于原始佛教晚期和部派佛教时期;中期密教形成于公元7世纪;晚期密教在公元8世纪形成。8世纪,即是唐代南诏统治时期,以缅甸的传入为主线。大约在此时或之前,阿吒力教加速了对云南和贵州西部、北部地区的传播。
南诏强盛时期,其疆域包括今云南全省及其西、其南诸国毗邻地区,其东北包括川西南、滇东北,其西则囊括今贵州毕节、六盘水全部和黔西南州、安顺市大部,至遵义市西境,大致为今遵义、安顺一线以西地区,均属南诏版图,称“东鄙”。大理国之时,其统辖范围与南诏相当。在南诏国,彝族先民乌蛮为王室家族,人口分布其国之全境。白族先民白蛮为左丞右相,聚居“西爨”地区,到大理国时成为王族。因此,彝、白族在南诏、大理时期举足轻重,是当时和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最具影响的民族。自然,探索阿吒力教在云、贵的本土化过程,以彝族、白族地区为个案分析,最具有典型性。在这里,还可看出政治与宗教的互相作用和影响,政权和神权的紧密结合。
据文献记载,印度密教阿吒力传入南诏国境。“赞陀屈多,蒙氏保合十六年自西域摩揭陀国来。”阐瑜伽法,传阿吒力教。 [1] 高观如在《中印佛教关系》一文中说:“公元7世纪间,中印阿吒力师赞陀崛多由摩揭陀来到南诏,传播密教,受到南诏王细奴逻的崇敬,开建五密坛场。他的弟子张子辰、罗逻倚等也由西印度到南诏,相继传播阿吒力教,时称为南诏七师。他们的教法一直到近世还传持不绝。”由此可知,传入南诏最早的佛教是印度密教阿吒力。
南诏阁罗凤自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依附吐蕃,被册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后,西藏密教也给南诏境内佛教以影响。但南诏国的密教主要是印度密教阿吒力,由西向东,先滇后黔。其次是汉传佛教之密宗,即“汉密”或“唐密”,总趋势为由北而南或由东向西,但因南诏中心在云南中西部,汉密之传播往往由汉僧直接带入南诏腹心区。印度密教传入云南最早,是因为古代云南与印度地域相邻近。元初郭松年在其《大理行记》中说:“此邦之人,西出天竺为近,其俗善浮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念珠。”“古滇居民慕善,斋洁茹苦食淡,手捻菩提珠,口诵阿弥陀者,比比皆然。由其地连西竺,与佛国通,理势然也。” [2] 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一条由四川经黔西北和滇东北到缅甸、印度等国的古道,称“蜀身毒道”。公元前122年,张骞看到输入印度的蜀布,得知蜀地商人从滇黔经缅甸到印度去贩卖丝绸品和筇杖等土特产,促使汉武帝从内地广征士卒到滇西一带开辟“博南道”。道经大理过澜沧江至保山,经腾冲入缅甸而至印度等国。汉唐之际,通过“蜀身毒道”,密教僧侣跟随商贩由印度经缅甸到南诏传教,促进了滇黔与印度的宗教、经济文化交流。
印度密教阿吒力传入南诏后,逐渐向滇东和黔西彝、白等民族地区传播,宋元之际到达彝族建立的自杞国、罗殿国、罗氏鬼国和乌撒部,即今滇东、黔西南、六盘水、安顺、毕节等市。经过长期的传承演变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派别,并形成了它的一系列特征。
阿吒力教在南诏彝族、白族等民族地区的基本形态及特征是佛教与当地原始宗教相融合,佛巫合一的结果,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宗教色彩。
1.盛行咒术密法
云贵彝、白族地区地处西南边陲,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地域。在世界几大宗教传入之前,各民族信奉的是本民族固有的原始宗教。巫术在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中根深叶茂,应有尽有。土生土长的巫术文化,正是历代各民族宗教生活的渊源和基础。外来的佛教,要在云贵生存发展,就必然要与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相互融合、相互竞争,并互为消长。“从原始宗教发展到高级宗教,高级宗教能融合和取代原始宗教,但高级宗教也会返回原始宗教,甚至被原始宗教所融合和取代。佛教与原始宗教合流,佛教、道教与“迷信”的浸透,都证明了这种客观规律。” [3]
印度密教入滇、黔之前,南诏国的主要族系为彝族先民乌蛮和白族先民白蛮,另有彝语支民族和越人、濮人族群散居,各民族信奉的是本民族固有的原始宗教。印度密教阿吒力传入南诏后,就与彝、白等民族的原始宗教相互融合,互动发展。阿吒力教吸收彝、白、汉等民族原始宗教的神祇、咒术、礼仪和民俗信仰,不断充实自己的内容和改变自己的形式,适应当地民族的原有宗教,从而逐渐根植于当地民族中。
印度密教阿吒力吸收和融合彝、白等民族的原始宗教是缓慢的和有选择性的。首先,阿吒力僧发挥自己的专长,用各种禳灾祝福的巫术密法,以迎合世俗群众的精神需求,争取信教群众,呼风唤雨,擒龙伏虎。“赞陀崛多神僧,为蒙氏崇信。于鹤庆东峰顶山结茅入定,慧通而神。至天启二年,僧悯郡地大半为湖,即下山以锡杖穿象眼山麓石穴十余空泄之,湖水遂消,民始获耕种之利。” [4] “密教阿吒力,无言和尚,姓李,名无言。邑人俗称阿喳黎。手中常持一铁钵,坐定默咒,欲晴则内火光烛天遂齐,欲雨则钵内白气上腾透明,术能伏虎降龙,蒙氏封为灌顶国师,后不知所终。”又载“元,赵伽罗,昆明人,世精阿吒力教,尤通梵经。大德间,乡有蛟,化为美少年,淫妇女。父老请治之,即遣黑貌胡奴擒至,以水之。蛟见其形,因斩之,胡奴云,即大黑天神也。” [5]
从上述文献记载可知,印度密教阿吒力于唐代传入南诏后,充分发展了它的巫术密法,至宋、元两朝,进一步发展,在黔西和黔西北彝、白族地区广为传播。主要原因是它适应了彝、白等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即求雨禳灾。其次,吸收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祖先崇拜和灵魂不灭的观念,与佛教的因果论相融合,宗教与民俗、巫术与礼仪,二者根植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南诏、大理少数民族盛行火葬,其中以彝语支诸民族为最甚。“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南诏家则贮以金瓶,又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家或铜瓶铁瓶盛耳藏之也。” [6] 与之相应的火葬咒术,多由阿吒力主持,并由他们在墓葬和骨灰罐上书写经咒,让死者解脱罪恶和痛苦,即身成佛。云南大理圭山曾发现一块12世纪的墓幢,石碑正中刻南无尊胜大佛母像,四周刻有梵文经咒,是为宋代火葬的习俗反映。直到元、明两代,阿吒力僧仍在主持丧葬仪式。“人死则浴尸束缚,置方棺中,或坐或侧卧,以方布令有室僧阿吒力者书咒八字,其上曰:‘地水风火常乐我净’而饰以五彩,覆于棺。” [7] 可见阿吒力密教之所以在南诏故地上的盛行,是因为它顺应地方民族的宗教民俗,使自身巫术化和民俗化,从而得到广泛的发展。
除此,阿吒力密教把法术用于战争,为扶持它的南诏、大理王室及后世的统治阶级服务。据唐代史书记载,南诏与唐军交战时,军中有僧人裸体执杖,用魔法鼓励士气。南诏国师阁陂和尚亲自出马,“此二役也,皆凤弟阁陂及凤妃白氏行妖术,展帕拍手而笑,韩陀僧用钵法,以故唐兵再败。” [8] 南诏与吐蕃的交战中,密教阿吒力僧也同样参与战争。“莫残溪,在圣应、佛顶二峰之间,相传五诏结吐蕃,征南诏。南诏请阿古(吒)梨(力)杨陁苏和尚咒此溪水洪流没马。吐蕃遂循,蛮咒莫残谓莫流也,该因此名。” [9] 由于密教阿吒力在战争中有特殊作用,深得南诏、大理统治阶级的青睐,给予大力扶持,大修佛寺,广收教徒,成为主要宗教,在唐、宋时期呈鼎盛状。直到明朝,它仍然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如明成祖还敕令大理北汤天阿吒力到北京给他祝福禳灾,事毕派人送回并赐以“北师府”之匾以示优遇。但到清康熙时,吴三桂在西南的叛乱平定后,清皇朝便把阿吒力视为邪教,限制其发展,批示:“阿吒力非释非道,其术足以动众,其说足以惑人,此固盛时之乱民,王法所必禁者也。”并把明代设置的阿吒力僧纲司从政府职官中撤销,阿吒力教的势力从此被削弱。“非释非道”即是吸纳了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结果。清末到民国时期,阿吒力教总体而言是处于衰弱状态。现今,阿吒力教主要残存在滇、黔民间,其组织、教义、仪轨等都发生了很大的演变,成为地方民族宗教的有机内容。
2.阿吒力教地方化民族化
唐宋南诏、大理时期,彝、白等民族信奉原始宗教,其形态在彝族社会表现为自然神和祖先神,在白族社会统称为本主。祖先神和地域保护神,保佑村寨人畜兴旺,谷物丰产,清净平安。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这些神灵的象征或为山石,或为龙蛇,或为帝王将相,或为佛道神祇,它们都保护本地百姓利益。据王崧《南诏野史》载:“蒙氏平地方,封岳渎,以神明天子为国步主,封十七贤、五十七山神。”足见当时本主信仰盛行。
南诏、大理的佛教造像融合了彝、白等民族的本土崇拜,使祖先神和自然神跻身于佛教诸神行列。剑川石窟里有众多南诏王造像,也有不少印度密宗僧侣造像。其中一窟造像16躯,南诏国王阁罗凤盘膝端坐龙椅之上,侍从武士、密教僧侣清平官陪伴左右,鲜明地表现了南诏、大理彝、白等民族原始宗教神祇佛教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密教阿吒力使自己的主神地方化和民族化,从而使密教神更贴近世俗群众。在阿吁力教中,大黑天神为护法神,亦为战神,礼祭此神,举事能胜。此神在云贵民间备享殊荣,特别在大理、昆明、曲靖、六盘水、毕节、安顺等地的彝、白、汉等民族中,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玉皇大帝听信了耳目神的谎报,认为人间有不少做恶业的人,便命大黑天神到人间散布瘟疫,杀死诸多生灵。大黑天神到人间后,发现人们敦厚善良,不忍加害,于是决计牺牲自己、拯救世人,便一口把瘟疫符章吞吃了。因药力太猛,他的脸被烧得乌黑。人们为感激他,便广建庙宇,祭祀大黑天神。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文物中,有许多大黑天神的画像、雕塑和石刻。从那时开始,云贵就出现了供奉大黑天神的大灵土主庙,延续至今。“云南各县多有土主庙,所供之神非一,而以祀大黑天神者为多,塑像三头六臂、青面獠牙、狰狞可畏。大黑天神乃阿阇梨教之护法神。盖其教以血食享祀,民间犹敬畏之,村邑立祠,疾瘟祷祝,初谓之大灵庙。后乃目为土主也。” [10] 现今,云南和贵州西部各地佛寺中仍供奉有名号各异的大黑天神塑像。如“西来护法大黑天神”、“五谷大黑天神”等等。大黑天神的功能最多,五谷大黑天神的祭文中称:“人间天上,化现多般,镇乾坤正直无私,降邪怪威灵有赫,三目六臂护宗门,无愿不从,有求必应。大悲大愿,大圣大慈敕封伽蓝本主五谷大黑天神。”大黑天神甚至与南诏王混为一体,“在庙为本主、在寺为伽蓝(大黑天神),在世为国王。”可知,大黑天神已演变为地方民族神了,成为神巫合一政教统一的神祇。
除了大黑天神外,观音菩萨也是云贵阿吒力教供奉的主神,她也同样演变为地方民族神。云贵观音菩萨的名号多、功能多,多到无从统计,因此影响广泛,从南诏、大理时代直到现今,历来是广大群众顶礼膜拜的主神。人们把谷物的丰歉、生育的顺逆都寄托给观世音,使之具有原始宗教中谷物神、生殖神的多种功能,反映出佛教神祇地方化和民族化的特色。各地各族按信仰需求塑造观世音菩萨,因而观音名号及其形象自然千姿百态,有梵僧观世音、送子观世音、真身观世音、救苦观世音、大悲大慈观世音、千手千眼观世音、八面观世音等等。在遍布城乡的观音庙里,有女相观音,也有化作梵僧的男相观音。云贵彝、白、布依、仡佬、汉等民族,每年到约定俗成之期都举办各种观音庙会,朝拜观音,祈求人口繁衍、谷物丰产、风调雨顺、地方太平。届时,人们身着盛装,携带供品,熙熙攘攘,入山朝拜观音菩萨。事实证明,密教阿吒力确实融合了彝、白、汉等民族的原始宗教,同时也使自己的主神演变为地方民族神。这一现象对于宗教演化史的研究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印度密教阿吒力传入云贵后,施展了巫术密法的专长,并吸收和融合了彝、白、汉等民族的原始宗教,取得了唐宋以来历代统治阶级和世俗群众的崇信,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但是,印度密教阿吒力在云贵的传播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在与云贵彝、白、汉等民族的原始宗教的斗争中完成佛教巫化、或佛教地方民族化的。各地“观音斗罗刹”之类的神话,充分反映了印度密教传入云贵地区时与土著民族的原始宗教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博弈中,印度密教逐渐融合原始宗教,使它在教义、教理、仪轨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演变,逐渐成为中国佛教中一支具有地方民族特征的派别。
3.阿吒力教成为统治工具
阿吒力教自传入南诏后,便与唐、宋时期云南和贵州西部的地方民族政权紧密联系,使神权与世俗政权融为一体。7至8世纪,滇西分布着许多地方部族政权,以蒙舍诏的势力最为强大。它借助唐王朝的支持,于8世纪前期吞并其余五诏,建立了南诏国,势力进入今贵阳以西以北的贵州地区。南诏为了击败互不统一的大小政权,利用外来的佛教势力,作为实现宗教和政治统一的精神武器。而阿吒力教为了自身的发展,杜撰大量神话,自诩为开国功臣和神的化身,积极加入南诏、大理的统治集团。传说:古时,观音曾化身为一个梵僧到处化缘,南诏先祖细奴逻慷慨施舍,梵僧就显灵赐福,使之成就了霸业。 [11] 这则神话宣扬了南诏王室的政权是出于神授,把佛教作为巩固南诏统治的神权力量。
阿吒力僧参与南诏、大理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决策和管理,安邦定国,地位显赫。滇西剑川石窟中的南诏宫廷群像,南诏王阁罗凤与僧人并列而座。南诏、大理国的官员,从清平官到一般官吏,多从佛教僧人中选择,授予各种尊号,如“无量神功国师”、“五密栋梁大神通”等,显示出僧人的巨大权力。
南诏自中期以后,王室成员多皈依佛法,谕民虔敬三宝,恭诵三皈。“劝民每家供奉佛像一堂,诵念经典,手拈素珠,口念佛号。”“劝民每岁正、五、九月持斋,禁宰牲口。”南诏王劝说丰佑的母亲出家为尼,用银五千两铸佛一堂,蒙世隆之母段氏信佛,今川西南西昌白塔寺就是他母子所建。据传现存弥渡铁柱,也是世隆为他母亲信佛而建铸的。世隆“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维持。于是建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三千,谓之迦蓝,遍于云南境中,家喻户晓,皆以佛教为首务”。隆舜“以黄金八百两,铸文殊、普贤二像,敬于崇圣寺。又用金铸欢者一百八像,散诸里卷,俾各敬之”。南诏之后,大长和国王郑买嗣铸佛万尊,为他杀绝南诏王室八百人忏悔。大理国段思平得国,也靠佛力维持,为感佛恩,岁岁建寺,铸佛逾万尊。自段思平至段兴智,共二十二主,其中七主禅位为僧,一主被废为僧,将占十分之四。大理国的官员,从相国到一般小吏,多从佛教徒中选拔,可知南诏大理时期密教阿吒力之盛势。 [12]
4.佛儒相融现象
阿吒力密教传入云贵之前,中国传统的儒教思想早就深入到西南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意识中了。宋以后,从士大夫到一般百姓都很强调中国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如此,当密教阿吒力备受南诏、大理国当政者的推崇,上流社会和民间皆皈依该教之时,佛、儒二教也互相渗透,互相交融。“佛教得儒教而广,儒教得佛教而深,”二者互为依存。阿吒力教徒除读《金刚经》以外,亦读儒书;设坛讲佛经,亦讲“三纲五常”,成为二教集于一身的僧侣,故而民间又把阿吒力僧称之为“儒僧”,表示密教阿吒力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南诏野史》载:“段氏据云南二十二主,三百十六年。段氏有国,亦开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读儒书者,以僧道为官,属亦以佛法为治,称之为佛教国,亦未始不可。故其民咸知佛法,易于治理,而不尚军旅。”可知南诏、大理统治阶级亦支持佛儒合流。
阿吒力传入南诏后,与当地民族宗教相结合,与儒教和汉地佛教相融合,形成地方和民族特色很浓的佛教流派。蒙元统一中国后,汉地佛教各教派陆续传入云贵,其中禅宗势力较大,也受到当政者的支持,因而逐渐排挤或融合阿吒力教。同时,阿吒力教内部也出现分化,一部分被禅宗融合,成为禅宗的附庸;另一部分则失去自己的庙宇和教徒,被迫从城市转入农村,娶妻生子,世代相传。然而,南诏故地的云南和贵州西部,终归以阿吒力教最有根基,直到近现代。近三十年来,阿吒力教十分活跃,有所发展,但其教义、仪轨、法术等已非8世纪从印度传入的密教阿吒力,而是演变为中国佛教的一支,成为具有显著云贵地方民族特色的佛教。
汉地佛教则主要盛行于贵阳以东的湘黔川渝鄂桂边区,此不赘述。
[1] 《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鹤庆府《仙释》。
[2] 述律杰:《重修大胜寺碑》。
[3] 杨学政等著:《云南境内的世界三大宗教》,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1页。
[4] 《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二。
[5] 《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二。
[6] 樊绰:《蛮书》卷八。
[7] 郑颙:《云南图经志书》卷四。
[8] 《增订南诏野史》卷下。
[9] 黄元治辑:《荡山志略》卷上。
[10] 《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
[11] 见《南诏图卷》文字卷。
[12] 木芹:《南诏野史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